“我日渐衰老而学习不辍。”
这是梭伦[2]在晚年反复吟诵的一句诗。从某种意义而言，我晚年也是可以这么说的。然而二十年来所经历的一切却教给我一个十分可悲的道理：也许无知倒更可取。逆境无疑是位好老师，但这位老师收取的学费着实太高了。我们从中得到的通常不及我们为此所付出的。况且往往我们尚未从这姗姗来迟的教训里学到些什么时，运用的机会就早已错过。青年是修习才智的时候，而晚年则是实践的时候。经验总是给人以教益，我不否认这一点，然而只有在余日尚存时，才会起作用。难道我们还有必要在垂死之时去学习如何生活吗？
唉！我历经苦难才掌握这门学问，才对命运以及造就我命运的人的感情有所认识，可这对我来说还有什么用处呢？我是学会了更好地认识人类，但这只能使我对他们浇铸在我身上的悲惨命运更为敏感；我是学会了看清他们布下的所有陷阱，但这不能使我得以避开其中任何一个。为什么不让我继续怀有那微弱却温暖的信任呢？这么多年以来，这份信任使我沦为我那些喧哗一时的朋友们的猎物和玩偶，而处在他们的种种阴谋之中，我竟未产生过一丝疑云！是的，我是上了他们的当，受了他们的骗，可我总想自己是被他们爱着的，我的心陶醉在自己这份由此而生的友情里，以为他们也对我怀有同样的一份。但这些甜蜜的幻觉都破碎了。时光与理智所揭示的这个悲凉的事实真相令我痛苦不堪，我从中看到的只是我那无可挽回的命运，于是只有顺从这一安排。就这样，我在这个年纪所获取的这些经验，对我而言既无补于眼前，亦无益于将来。
我们自来到这世上之日起便犹如进了赛马场，一直要到死时，才能够脱身。而已然抵达赛马场的终点，再学成功驾驭马车的技巧究竟又有什么用呢？那时唯一有待考虑的，就是如何走出这赛马场。如果说一个老人仍需学点什么的话，则他唯一要学的就是怎样去死。这恰恰是在我这个年龄的人想得最少的，除此之外倒似乎什么都想到了。所有的老人都比孩子更吝惜生命，与年轻人相比，往往是他们更不愿舍弃生命。这是因为他们所有的辛苦都是冲着生命本身去的，而临近生命的终极他们却发现是白辛苦了一场。他们的挂虑、他们所有的财产、他们所有那些经过多少辛勤劳作的不眠之夜才得到的成果，在离去之时都得抛诸脑后。他们从未想到过要留取些什么在死时带走。
我还算是及时地悟出了这一切。倘若说我没有很好地利用这番思考的结晶，这并不是因为已为时过晚，或者说我还没来得及好好消化。从童年时代起，我就置身于社会涡流之中，我早就亲身体会到自己并不适合在这个社会里生存，知道自己永远也不能达到我心渴盼的那种境界。我那热烈的想象，放弃了在这人间寻觅我早就觉得无法找到的幸福，跃过我刚刚开始的生命，仿佛是飞往一个全新的境地一般，在一种我得以安居下来的宁静状态里休憩。
这种想法，源自童年所受的教育，之后又在我整个多舛的一生中，为一连串的苦难与不幸所增强，这就使得我把全部的时间都用来研究我自身的天性与用途，并且以任何人都未曾有过的兴味与仔细。我见过许多人，他们研究的哲理远比我的要精深，但他们的哲理可以说与他们自己都是不相关的。为了显得比别人博学，他们研究宇宙的结构，就好像出于单纯的好奇心去研究他们所撞见的某部机器一般。他们研究人性，只是为了在谈话时可以洋洋洒洒、头头是道，而不是为着了解自己。他们为教育别人而工作，却不是为了使自身受到启发。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只是想写一本书，只要能出版，随便什么样的书都行。而他们的书一旦写成发行，书中的内容对他们来说便无关紧要了，除非是要使旁人接受或在遭到攻击时借以自卫，剩下的事他们自是不管，反正不是为了自己有所获益，只要不被驳斥，内容的真伪也没多大关系。但是对我而言，当我渴望学些什么时，我只是为了了解自己而不是为了教育别人。我一直以为在教育别人以前，首先应当做的便是为自身去探求知识。我一生在人群之中所尽力完成的学业，几乎没有一样是不能够拿到我预备了此残生的荒岛上去独自研究的。我们应该做的，除了本能的需求以外，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我们信仰什么，我们的信念就是衡量我们行动的尺度。我恪守这一原则，因此我经常、持久地寻找生命真谛，以便用以指导我的一生。而当我察觉到不该在这样的世界里找寻这个真谛时，我很快就不再为自己处世的无能而苦恼了。
我出生在一个道德高尚、信仰虔诚的家庭里，又在一位智慧超群、笃信宗教的牧师那里长大。从幼年开始我就接受了别人称之为偏见的种种信条与准则，并且从未真正将之丢弃过。还是个孩子时，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我，为爱抚所吸引，为虚荣所诱惑，为憧憬所蒙蔽，迫不得已地入了天主教。但我后来一直是个基督教徒，并且很快出于习惯，我真心诚意地恋上了新教。华伦夫人的教诲和她自身的榜样更加深了我的迷恋之情。我的青春花季在乡间的清寂里度过，那会儿我全心投入地读了不少好书，这一切都使我更倾向于一种深情挚意的态度，使我渐渐成为费内隆[3]那一类的虔信之士。隐居生活里的沉思，对自然本性的研究，对宇宙万物的思索使得一个生性孤独的人马不停蹄地冲着造物主奔去，带着一种既柔和又热切的心情去研究他所目睹的一切真谛以及他所感受到的一切的起因。而当我日后终被命运抛至尘世的急流之中时，就再也找不到一点儿东西能让我的心得到哪怕是片刻欢愉了。我总是无法放下对往日种种快乐的追惜，这使得我对周围那些所谓能带来功名利禄的一切只是淡漠和厌恶。我也不知道自己那么急切地在找寻什么，我希求的并不多，得到的却更少，即便是在瞥见那一抹成功的微光时，我还只是觉得就算我得到了认为是自己正在寻找的一切，我依然不会得到内心渴盼的那种不甚明了的幸福。就这样，一切的一切都早已让我不再对这世界怀有什么感情，随之而来的那些灾难更让我完全与之脱离关系。一直到四十岁，我就在这贫困与富有、理智与无常之间摇摆不定，虽然心中实在没有一点作恶的倾向，却已形成满身的恶习。我没有理性原则地误打误撞，总是不尽本职，但我并不是出于蔑视，而是因为对自己应该做的事不太清楚。
自年轻时候起，我就把四十岁当作一个界限，在此之前我努力工作以期达到目标，并且怀有各种理想追求。一旦到了四十岁，不论处在怎样一种状况里，我都决定只顺其自然地度过余生，不再为摆脱什么而挣扎，也不再担忧未来。时机一到，我就顺顺当当地执行起这项计划，虽然在那会儿我的命运似乎还应以某种更为巩固的方式定下来，我还是丝毫不觉遗憾地放弃了这份挂虑，并由衷地感到一种真正的快乐。从这一切陷阱、这一切徒然的希望中脱身出来，我一心一意地过起一种漫不经心的生活，使我的精神得到充分休息，而这才是我最大的兴趣和最持久的爱好。我远离这尘世以及它种种强有力的诱惑，摈弃一切赘饰，佩剑、手表、白色长袜、包金饰物、漂亮的发型。我只是顶一团假发，着一身床单般的宽袍。更妙的是，我从心里根除了贪婪与垂涎，就是这种欲望将我摈弃的那一切衬托得极为珍贵。我放弃了那时所占的职位[4]，因为我根本无法胜任。我开始誊抄乐谱，按页取酬，许久以来我都对这种职业怀有莫大的兴趣。
我的改革绝不仅限于外表。我感到改革本身所要求的就是一种更为艰巨的，但也是更为迫切的革新，那就是观念的革新。我下定决心要一次便见彻底，我着手于严格审查我的内心，在余生把它校准到生命终结时所需的那种状态。
我内心刚刚经历过一场巨大的变革，另一个道德世界在我眼前展开，我始觉人们那些怪诞的成见有多么荒谬。不过那会儿还没料到日后我几次三番就成了这些成见的牺牲品呢。我也厌倦了那如烟云般飘至我处的文坛浮名，我知道自己需要的是另一种财富，我更希望我的余生可以走一条比过去的大半生更为可靠的道路……所有这一切都迫使我做一个深刻回顾，并且我早就感到有此必要了。我就是这样开始了内省，为了好好地完成，只要是取决于我的，我都不会忽略。
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彻底放弃了这尘世间的一切，对孤寂生活抱有强烈的兴味，甚而再也不想离开这种生活。我从事的工作只可以在绝对的遁世状态中进行，它所需要的那种平和持久的冥思，恰是社会的喧嚣所不许可的。这就强迫我在某段时间内采取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不久我就觉得这种方式真是好极了，虽然稍后不得不中断过一会儿，可是一有可能我就立即全身心地重新投入这种生活，再无杂念。后来人们迫使我生活在孤独之中，把我隔离出人群，以为这样就能使我陷于悲惨境地，我反而觉得他们是成就了一桩以我一个人的力量无法成就的好事了。
有感于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出于我的需要，我一心一意地沉迷进去了，虽然在开始时我还不曾完全投入。那时我与几位现代哲学家[5]生活在一起，他们与古代哲学家真是有着天壤之别。他们不是要消除我心中的疑团，使我不再彷徨犹疑，而是要动摇我对自认为是必须了解的一切观念的执着，因为他们是无神论的狂热的卫道士，是专横的教条主义者，他们无法容忍别人在任何一点上与他们存有歧义，他们会因此愤恨不已。我讨厌吵架，也不会吵架，所以通常我没有为自己辩解的能力，但我从来没有采纳过他们那些令人不悦的观点。我对那些令人难以忍受的人的反抗——他们自然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不失为他们仇恨我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们从未说服过我，但他们令我感到不安过。他们的那些论据的确从来没有战胜我，但搅乱了我的思维。我一下子根本找不出什么有力的回击，虽然我觉得回击是应该有的。与其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倒不如说是愚蠢更恰当些，因为我的心对他们有本能的反击，只是理不清罢了。
我终于对自己说：难道我就永远听凭自己在这些能言善道之人的诡辩中摇摆不定吗？而我甚至还无法确证他们大肆宣扬、热衷于让别人接受的那些观念是否是他们自己的看法！他们的感情支配着他们的理论，他们总是怀着莫大的兴趣让别人相信这个或那个，这种感情、这种兴趣真让人怀疑他们自己到底相信些什么。难道我们能在政党领袖们的身上发现什么诚意吗？他们的哲学是为别人的，而我需要的是属于自己的哲学。现在正是时候，我的余生还需要某种确定的准则，就让我尽一切努力来找寻吧。我已臻成熟，理解力也还强，但我已接近迟暮。如果我再等下去，我会在思考时无法集中精力，我的才智就会失去活力，我现在尽力做好的事情，到那时候就可能没法做得这么好了。还是好好抓住这有利时机吧，这既是我外表的物质变革的好时候，更是我内心的精神变革的好时候。让我一劳永逸地确定我的观念、我的原则，让我在余生里成为我深思熟虑后认为自己该成为的那一种人。
这项计划几经周折、进展缓慢，然而我尽一切可能全力以赴、专心致志。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余生的安宁和我整个命运就取决于此了。起初我好像置身迷宫一般，有那么多的阻挠、困难、异议、曲折和阴影，我曾多少次想要通盘皆弃，不再做徒劳的探索，按照那种常人共有的谨慎法则去思考问题，不再寻找虽属于自己但根本弄不明白的原则。但是这种谨慎法则对我而言是如此陌生，我一点儿也没有遵循它的欲望，拿它来指导我的生活就仿佛是只身穿越暴风雨中的大海，没有舵，也没有指南针，只有一盏无法触及、不能把我带向任何港湾的信号灯。
我坚持下来了，生平第一次鼓足了勇气，也正是凭着这股勇气我得以在那时已开始围困我而我还未曾有分毫察觉的厄运中挺过来。在做了任何一个常人都无法做到的极为狂热、极为诚挚的探索之后，我决定了这一生里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一切观点。如果说也许到头来还是要出错的话，至少我敢肯定我的错误不该被看作罪过，因为我一直竭尽全力使自己避免犯下任何罪过。我并不怀疑，真的，我不怀疑童年时代积存下的偏见以及我心中暗暗的期许会使天平倾向于能让自己得到安慰的一边。我们很难不信仰自己如此热烈地向往着的东西，而又有谁会怀疑大部分人，他们希望什么，或害怕什么，还要虑及来世的评判，是接受，还是摈弃？这一切都有可能使我在评判时发生偏差。这我承认，但这绝不至于使我的诚意变质，因为在任何事情上我都不愿欺骗自己。而如果一切都归于一个如何利用一生的问题的话，我当然很有必要弄清楚，以便趁为时不算太晚之际，对取决于自己的这一部分善意加以利用，使自己还不至于完全沦为别人的猎物。但是我觉得这世上最可怕的事情，便是为了享受在我看来是没有多大价值的所谓的人世幸福，而将自己的命运永久地置于危险之中。
我承认，对于那些我们的哲学家唠叨了不知多少遍的、也是一直在困扰着我的困难，我并不是总能完满地加以解决。但是，我既然选定了超出人类智慧范围的这些问题来思考，尽管到处都是无法解释的疑团和无法应对的责难，我也并没有在我无能解决的责难面前停下。我在每一个问题上采取在自己看来是完全确定、本身就极为可信的观点，那些责难自会有其对立思想体系中同样强劲的异议去批驳。只有江湖骗子才会在这些问题上采取武断的态度。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观点，并且凭借我们成熟的判断去选择。如果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犯了错，我们完全没有理由为此受到惩罚，因为我们不再负有任何责任了。这一无法动摇的原则便是使我能安下心来的根本基础。
我这番辛苦探索的结果，与我在《萨瓦助理司铎的信仰自白》[6]一书中所记载的大致相仿。这本书也遭到了当今这代人卑鄙的践踏与亵渎。但只要正义与善良还有再生的一天，它一定会在这人世间引起一场变革的。
从那时起，我在自己经长期深思熟虑所采纳的原则中静下心来，这些原则已成为我在行动与信仰上不可动摇的准则。我再也不去操心那些我无力解决、也无法预料、时不时地在我脑中翻新的责难了。有时我也还会为之不安，但思想再也不会被震乱了。我总是对自己说，所有这些责难不过是些玄妙的遁词与诡辩，相对于我那经过理智裁定、内心校准、无一例外地带有情绪稳定时心中默许了的印记的基本原则来说根本算不得什么。在这些超乎人类理解力之外的问题上，难道仅仅一个我不能应对的责难，就可以把这整套如此稳固、如此久经思量、谨慎蹴就，如此与我的理性、我的精神乃至我整个人相吻合的理论体系推翻吗？而这个理论体系，竟是得到了我内心在别的任何问题上从未有过的赞许？不，我发现在我的永恒天性与这世界的构成之间、与支配这世界的自然秩序之间存在着一种契合，这绝不是枉费心机的某种论断就能够破坏的。我便在与之相应的精神秩序里找到了支撑自己度过生活中种种罹难的依靠，而这个精神秩序也正是我长期探索的结果呢。如果换了另外的一种，我会根本无以为生，会在绝望中死去。我将是芸芸众生里最不幸的一个。就让我坚持这个足以使我得到幸福的唯一的体系不受命运的摆布，不受旁人的干扰。
这番思考以及我从中得出的这个结论难道不是授意于天吗？是老天要我对即将降临的命运有所准备，让我挺过去。而如果我不曾有这个栖身之所借以躲避那些残酷无情的迫害者，我所蒙受的一切耻辱依然无可补偿，我还一直处在绝望之中，以为再也得不到理应归我的公正了，我就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一头扎进这世界上任何一个常人都不会遭遇的命运里去，余生也被迫在这恐怖的氛围里惶惶不安地度过。如果这样，我早就成了什么样子啊，又还会变成什么样子啊？无辜的我曾经那么安静，以为自己受到世人的尊敬与欢迎。当我正敞开心扉、满腹信任地向我的朋友与兄弟吐露衷肠时，我竟遭到了背叛，他们早已默不作声地布下了在地狱深处锻造的罗网！我对这最难以预料的不幸深感震惊，这对于一个骄傲的灵魂来说是多么可怕啊！我身陷污浊之中，却不知是谁害了我，又是为什么。在耻辱的深渊里，到处都只是阴森、凶险的东西，要不就是可怖的斑斑黑影。起初我真是惊痛得说不出话来，而如果我不是事先就具有从失败中重新站起来的力量的话，我就再也无法从这难以预料的不幸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了。
开始几年我还是在烦躁不安中度过的，之后我才清醒过来，回到自我中，才发觉以前自己为逆境积备下的力量是多么可贵。对于必须进行判断的事情，我早已有所决定，把我先前的准则与我现世的处境做了一番比较之后，我发现头几年我是把人们那种偏执的评判以及短暂一生中的桩桩小事看得过重了。其实人这一生，不过是一连串的考验而已，考验是这种或那种类型的，这并不重要，只要能起到注定的效果就行了。因此，考验愈是严峻、愈是沉重、愈是频繁，也就愈有利于成功地锻造人经受逆境的能力。所有一切最深痛的折磨，对于一个能从中发现巨大而可靠的补偿的人来说，也就失去了它们所有的威力，而对这份补偿的肯定正是我从先前的种种沉思中得出的最主要的成果。
是真的，那会儿我觉得自己要被四面八方涌来的无数欺侮与无限凌辱压垮了，焦灼不安、疑虑重重的感觉时不时地要使我的希望破灭、安宁不再。我以前就无法应对的种种有力的责难也在我不堪命运重荷之时再度提出，给予我重重一击，我又差不多要深陷绝望之中了。我的脑袋被那些前赴后继、不断翻新的论据折腾着。啊！我心痛欲裂，于是问自己：如果在这如此痛苦的命途上，我的理智带给我的慰藉原不过是些幻想，究竟还有什么可以使我避免坠入绝望的深渊呢？而如果我的理智竟又破坏了它自己的杰作，把所有它曾给予我的支撑我渡过逆境的希望与信心统统推翻？而在这世上仅仅能哄骗我一个人的幻想又算是什么支柱呢？整整这一代人都认为我独自赖以生存的这些观念全是些错误和偏见，真理和事实是在与我的理论截然相反的体系里的。他们甚至不相信我采纳这些观念是出自诚善之意，而心甘情愿投身其中的我，也觉得碰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虽然不会令我就此放手，却也着实解决不了。如此说来，我也许是芸芸众生里唯一的智者、唯一的贤明？难道只需这世上万物适合于我，我就可以相信它们原本就是这个样子了吗？难道我真可以持有这样的信心，尽管在别人眼里是如此不可靠，并且倘若我的心不能支持我的理性，对我而言它也是那么虚空？难道对待迫害我的那些人，采用他们的处世方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比我固守着自己这虚幻的一套，徒受他们折磨却不做任何反击更好吗？我自以为聪明，而我不过是别人的玩物，是虚妄错误的牺牲与陪葬而已。
多少次，就在这重重疑虑与动摇中，我几乎又要身陷绝望！只要我在这种状况里待上一个月，那么我这一生，连同我这个人就彻底完蛋了。幸而这些危急时刻，在过去那几年固然频繁了些，却总不会为期太长。现在虽然还不能说我已完全从中解脱，但已十分罕见，简直是一闪而过，根本无力再扰乱我的安宁了。这种无法触动我心的微虑有如一片羽毛飘落在河中，哪里会使河流的方向发生什么改变呢？我曾感到对我以前决定下来的那些观点发生质疑也许能给我以新的启迪，一种更成熟的判断，或者说一种对真理更加执着的追求，而这些是我在当初的探索中不曾有的。但上述任何一种都不是也不可能是我的情况，我有什么站得住脚的理由非让自己接受那些在我几乎被绝望压垮时徒增困苦的观点，而去拒绝那些在精力充沛之年、智力成熟之际，经过严格审查，在真正教我懂得真理的生活的幽静时期所酝酿起来的见解呢？而今我是满心悲痛、忧苦重重，想象力受了惊，脑袋也被困扰着我的种种可怕的神秘搅乱了，我的才智日渐衰退，在惶惶不安的岁月里几乎丧失了它们所有的活力。我凭什么要摈弃我早先积备下来的能量？凭什么要抛弃能补偿我不应当蒙受的一切苦难、依然活力充沛的理性于不顾，反倒相信起不公平地陷我于不幸的那种理性？不，现今的我绝不比决定下这些观点时的我更智慧、更明哲、更诚挚，虽然那时我还不曾想过如今困扰我的这些难题。但是这些难题并不就能真正困住我，再说就是再有无法预料的新难题出现，也不过是些狡猾玄虚的诡辩而已，又怎能使在所有时代，为所有智者、所有民族接受的、被镌刻于心永远也抹不去的永恒真理发生动摇呢？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我明白过来，人类的理解力毕竟是有限度的，当然无法全面掌握所有的真理。我只该顾及在我可及范围内的这一些，对于超出范围的也就不需追究了。过去我采用的就是这个方法，非常合理，我在我的心和我的理智的一致赞同中坚持下来。今天有这么多强有力的理由让我继续这个方法，我又凭什么要放弃呢？我放弃了又会有什么好处呢？我假如学会了迫害我的那些人的理论，接下去就是要学他们的道德观了吧？他们的道德观，不是无缘无故地只列在书上大谈特谈，或搬弄到舞台上炫目的闹剧里的那一套，就是另外一套秘而不宣的残酷的道德观，内行拿去做内心指导，成为他们的行动准则，又正好巧妙地用来对付我，对旁人而言却不过是个面具。这样的道德观，纯粹是攻击型的，只能用来寻衅滋事，对自我防卫可起不到一丁点儿作用。我已经沦落到这种境地了，这种道德观对我而言还能有什么意义呢？我的清白便是我在诸多苦痛中的唯一支柱，如果我摈弃了唯一的这个强大的力量源泉，真不知道还会有多么不幸呢。在害人的本领上，我如何又能赶上他们，换句话说，即便有所成就，给他们造成了伤害，又如何能减缓自己的痛苦呢？我什么也不会得到，只是徒然丧失自尊而已。
就这样，在和自己进行了一番论证之后，我终于不再动摇自己的原则了，任那些哄人的论据、无法应对的责难以及早已超出了我的范围甚至超出了人类思想范围的难题去作祟。我的思想正处在前所未有的最稳定的境况中，躲在良心的保护伞下，渐渐习惯了安居的日子。外界的任何理论，旧的也罢，新的也罢，再也无法使之发生动摇，再也无法扰乱它的片刻安宁。我开始衰退迟钝，已经忘了我的信仰与准则是建立在什么样的推理上的，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从中得出的结论，那是得到我的良心、我的理智认可的，从今以后我会永远坚持下来。让那些哲学家们来横加指责好了，他们不过在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在余生里，任何一件事情我都会坚持当初正确选择时就拿定了的主张。
就是在这样安定的情绪里，我找到了在当前境况下所需的希望与慰藉，感到无比快慰。当然，在如此彻底、如此持久、如此自怜自艾的孤寂中，整整一代人又总是对我怀有一种强烈敏锐的仇恨，不停地凌辱我，想要压垮我，我还是会不时陷入沮丧之中。希望再次面临幻灭，那种令人泄气的犹疑也要来扰乱我，令我的心悲哀不已。那时我不可能再思考什么让自己平静下来，我需要的便是回顾过去的抉择。我下定决心时的那种缜密、专心、诚挚的样子重新浮现在记忆中，让我再度树立起信心。如此我摈弃了所有的新观念，那些只会是致命的错误，外表浮华些罢了，只会扰乱我的安宁。
我就这样局限于原有的知识里，不像梭伦那样幸运，可以日渐衰老而学习不辍。甚至我还得竭力避免那种危险的虚荣心，贪求我不能很好了解的一些东西。但如果说我已不再希望得到什么有用的知识的话，修习必要的德行对我而言却还相当重要。现在正是用某种日后带得走的东西丰富和充实心灵的时候，到那时候，它从阻碍它的肉体中解脱出来，看见了未经掩饰的真理，它会感叹我们这些虚伪的学者们所看重的这些知识是多么可悲。而耐性、温柔、顺从、正直、不偏不倚的公正，都是我们带得走的财富，我们可以拿来不断地充实自己而不必担忧死亡会使其丧失价值。我晚年的所有时光都将投入到这唯一一项必要的研究里去。如果通过自身的努力，即便不能在生命终结时显得比生命伊始时更优秀——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至少该在德行方面更加完备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