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了一个新世界”
1950年1月初，木斧从郫县花园场回到了成都。早在1949年5月，木斧就在《献给五月的歌》中表示“相信这一天/很快就要到来！”他高兴地看到，新中国建立，成都解放现在都已成事实，他自然是欢欣鼓舞。在这春暖花开的季节里，他有满腔的激情要倾吐，有满腹的歌要纵声歌唱，有许多的欢乐要尽情地抒发。
1950年3月写的《小姑娘》，通过一位小姑娘为解放军战士洗军衣的细节，描写了新解放区人民对于解放军亲人的爱戴和获得解放的喜悦之情，也表达了军民共同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的强烈愿望：
小姑娘
洗衣裳
棒捶在石板上军衣在竹竿上笑，在姑娘脸上一浪又一浪
小姑娘
洗衣裳
二哥在田里忙
解放军征战忙
小姑娘也闲不住呀忙着洗衣裳
小姑娘
洗衣裳
衣裳洗得白净
穿上万感凉爽
不要嫌我小呀
我的心思同你一个模样
这首诗三节，层层递进，层层深入。第一段勾画出一位刚为解放军战士洗完军衣，晾晒在竹竿上那一刹那间的表情，“笑，在姑娘脸上/一浪又一浪”十分生动传神。第二段，再深入一层，把小姑娘洗衣的行动置于“二哥在田里忙/解放军征战忙”的背景下，小姑娘也闲不住，也要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末段写小姑娘更深层的内心世界，“不要嫌我小呀/我的心思同你一个模样”，这就是她的内心，这个同“你一个模样”的“心思”是什么呢？联系上节，同二哥一样，同解放军战士一样。二哥在田里忙，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生产粮食；解放军战士征战忙，是为了歼灭残敌，保卫新政权，为人民的和平劳动生活创造一个安定的环境，他们都在为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小姑娘虽然小，也要为保卫和建设共和国出力。通过这一个生活场景，木斧集中概括形象，表达了新解放区人民对新中国、对为建立新中国而努力奋战的解放军的一腔深情。
在艺术上，这首诗以小姑娘为解放军战士洗衣服的一个小场景，展现了她生动、丰富的内心世界，语言朴实、平易，以小见大，在那时多以激情的宣泄为主调的大批诗歌中，无疑是一首很有特色、不可多得的作品。
《爱我们的祖国》是木斧于1951年7月作的一首抒情长诗。这首诗集中地表达了木斧对新中国，对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的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感情。
第一段，作者用滚烫的语言，欢迎共和国的诞生：
亚细亚辽阔的大地上，光辉照射着人类的希望。阳光照耀的东方，
有一颗红星在闪亮。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鲜红的旗帜迎风招展，雄壮的歌声四面飘扬。呵，共和国，我的母亲，我张开臂膀将你拥抱。
紧接着，作者以概括的语言描绘祖国具有辽阔的疆土，丰富的物产和悠久的历史文化，歌颂了光荣的具有优秀品质的人民和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所做的巨大的贡献，接着，作者写道：
呵，共和国，我的母亲，
你就是我们的骄傲和希望。
第二部分，回顾革命历史，缅怀和告慰革命先烈：
我们，中华的儿女，
生长在苦难的中国，
曾经在这块土地上战斗，曾经在这块土地上流血。我们是热爱自由的人民，我们为争取自由而斗争。不能忍受黑暗阴森的统治，我们没有终止过斗争，
为了迎接共和国的诞生，我们不吝惜流尽鲜血。我们是热爱自由的人民，我们反对过暴君的统治。
作为一个1949年以前就参加革命的青年革命者，木斧经历过国民党镇压革命者的腥风血雨，感受到革命胜利的艰难。但是，革命者的斗争没有停息，他们从先烈们的尸骸旁边，拿起了先烈们遗留下来的战斗武器，前仆后继，继续英勇地与敌人开展着顽强、殊死的战斗，终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他深深地知道，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是无数先烈的鲜血染红了胜利的旗帜，才化为美丽的彩虹！
我们的祖先，用鲜血，
写下了共和国诞生的历程。
一个英雄倒下去，
千万个英雄站起来；从革命遭受的损失里，吸取经验和教训；
从先烈的尸骸旁边，拾取留给我们的武器。
在血筑的彩虹中，
终于迎来了共和国的成立……
紧接着，诗人以激昂的情绪，歌颂了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歌唱首都：
第一颗太阳从东方升起，被压迫的民族心向黎明；五星红旗从天安门升起，千万万人的心向着北京。
末尾以胜利的喜讯告慰先烈英魂：
安息吧，先烈的
血，没有白流，
斗争已经取得胜利！
第三部分以复沓的艺术表现手法集中抒发对于祖国的热爱。诗分几个层次抒发了这种感情：
爱我们的祖国——
他有壮丽的河山，他有辽阔的土地；爱我们的祖国——他有悠久的历史他有勤劳的人民；
爱我们的祖国——
他从被压迫的国度解放过来，他拥有广大人民的信任；
爱我们的祖国——
自由地呼吸，尽情地歌唱，为了世界的各族人民。
不仅仅是祖国有这些可爱的地方，更是因为：
爱我们的祖国——
党的阳光照耀着我们，
指引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
爱我们的祖国——
这土地上的一草一木都喷着芬芳，我们的爱，浸透了每一寸土地！
这样反复地铺陈吟唱，就把对祖国的爱表达得十分集中。似乎诗人还觉得“我们”是个概数，还不足以抒发作为“我们”中一员的他自己的感情，所以在这部分的末尾，单独地表达自己个人对于祖国的情怀：
抓一把湿润的泥土，
饮一口香甜的清泉，
祖国呵，母亲，
我一步也离不开你！
你教育了我，哺育了我，你使我懂得爱，也懂得恨，我从你的身上，
看到了幸福的生活，
看到了灿烂的明天，
看到了社会主义远景。
当然不是说这部分写得怎样的好，在艺术上又如何的高超。在颂诗中是否适于随意变换抒情主人公，那是从诗艺角度探讨的问题。但对于木斧来说，这种表达方式却无疑是诗人个人对于新生的祖国的满腔热情！
诗的最后部分展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祖国的大地上，社会主义祖国的欣欣向荣的召唤：
工厂
机器在转动；
农村，
收割在进行；
四面八方，
向着社会主义进军！
这就更加激发了作者的对祖国的爱恋之情，他宣布：
我骄傲，
我生长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我骄傲，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并向祖国表示：
我时刻准备着，响应祖国的号召，把希望变成力量，把爱情化为行动。
诗人“要用最鲜的色彩”“最美的语言”来描绘祖国、赞美祖国！由衷地祝愿祖国“永远年轻，永远前进！”
这首诗，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大批新中国颂歌中的一首，从颂诗的角度来看，艺术上当然也有弱点，但是感情的真挚却毋庸置疑。那正是长期生活在严酷的黑暗中，为光明奋斗的人们突然迎来了光明天地后的真情实感的集中喷发！从另外角度考虑，一位写惯了暴露、控诉黑暗诗篇的不到二十岁的年轻诗人，从他发自肺腑的感情激荡中喷发出来的颂歌，那种感染人的力量也是不言而喻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木斧因忙于参加实际工作，写诗的时间不多了。但写出来的诗歌作品，都以歌颂为主调。就这样，在春暖花开的新中国里，木斧用诗唱出一曲又一曲对于新国家、新社会、新生活的颂歌，倾吐着对于心爱的新中国的热爱。诗风也为之一变。如流沙河所说，新中国成立后“两三年间，木斧发表了不少作品，短篇小说啦，活报剧啦，快板啦，乃至通讯报道啦，等等，诗却很少很少，而且不太动人。显然他已经转变诗风了”。（《写序的故事》，见《木斧诗选》）这种转变，不仅仅是木斧一个人的特点，而是属于时代的要求。看看当时一大群诗人、作家不也是在自己的创作中主动地在适应新时代的新要求吗？这一大批的新中国、新时代、新生活的颂歌，作者们所表达的情感绝对是真诚的。我们不应该仅仅以艺术的尺度来衡量人们真诚感情的表达。
新中国成立了，木斧的感受是“进入了一个新世界”，在这个崭新的属于自己、属于人民的世界里，木斧不仅要歌唱，而且投入实际的革命工作中去，开始了人生的新历程。
广汉五年
1950年2月，成都解放不久，川西区征粮工作团成立了。木斧参加了征粮工作。木斧记得，川西征粮团由川西区党委书记、川西行政公署主任李井泉亲任团长，在成都市东丁字街剧场召开了热气腾腾的动员大会。李井泉在大会上发表了充满激情的讲话。他还与木斧进行了热情友好的交谈。
李井泉拉着他的手，亲切地说：“小同志，你好年轻呀！怎么样？如果你遇到了困难，会不会哭鼻子？”被李井泉亲切平易的话语所感动，木斧真的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笑了起来，他紧紧地握住了李井泉的手，一股暖流流遍了全身。是啊，一位从未见到过的如此高级的党的领导人，川西区党的最高领导人，他又是那么的亲切，那么的平易近人，甚至还有几分慈祥，怎么能不让木斧感动呢！
木斧就这样参加了川西区的征粮队伍。他被分配到什邡县征粮，后来又分配到广汉征粮。至于木斧在征粮工作中有什么突出的表现和业绩，木斧没有说过，也没有写过，作为一位诗人、一位作家，他也不愿意去多说——炫耀自己的革命经历，为自己脸上贴金，他是不愿意的。但是，一个刚刚跨入二十岁门槛的青年，参加极其艰巨、随时面临生命危险的工作，是需要巨大勇气的。那时的报刊上经常刊登征粮队员被杀害和平定暴乱的战斗消息，像木斧这样具有革命经历、抱负和英雄情结的青年，不仅不认为危险，反而视为考验、锻炼自己，为革命奉献力量的大好机会。不惧艰险，献身征粮的行动本身就值得我们这些晚辈敬仰，何况木斧是参加了川西征粮后续的一系列运动的全部过程。
不过，从后来的一些情况看，可以说木斧在征粮工作中也是十分认真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他十分熟悉征粮政策，改革开放后，我国著名作家沙汀要写作反映新中国成立初期家乡的那段生活，还专门致信木斧，让他提供川西农村征粮的具体政策和当时农村生活、农民态度等情况，丰富了沙老的创作内容。后来沙汀还据此写出和完善了他“文化大革命”后复出的两部比较重要的小说《青棡坡》和《红石滩》。这说明木斧在征粮运动中工作的细致认真，成绩也应该是十分突出的。
征粮工作结束后，木斧被留在广汉工作。
从成都出北门，沿着川陕公路，经天回镇、新都、青白江，再往前行三十里，有一座著名的城镇——这就是广汉。
广汉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城市。在汉代，即为广汉郡的治所，元代为汉州。地当川陕要冲，土地膏腴，人口繁盛，金雁河绕城而过，风光秀丽，物产丰富。木斧就是在这一风光如画的地方工作了五年，度过了他人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五年时光。
应该说组织上对木斧在什邡的征粮工作是很满意的，因此，又把他调到广汉县继续工作。这样的工作调动，应该说是组织上对于木斧的培养锻炼。新中国成立之初，到处都需要干部。像木斧这样既具有革命资历，又具有高校学历的青年才俊真是难能可贵了！加上他又具有很高的工作热情，虽然出生于大城市，但不怕苦、不怕累，人又性格活跃，幽默有趣，工作踏实肯干，就更加凤毛麟角了。正是组织上急需的干部，不培养他培养谁？
至于木斧在广汉的工作，他自述说：深入到广汉县的“农村去征粮，接着又参加了农村的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建立基层政权。四大任务完成之后，我留在广汉县，担任了青年团广汉县委书记。”作为一位刚刚二十来岁的青年人，确实是受到重用了。
这个时期，木斧还参加了“减租退押”运动。所谓“减租退押”，就是针对地主收取租种其土地的农民的押金，在农民因各种原因不能交足租子就没收押金这种剥削形式而采取的专项运动。木斧后来解释说：“押金这个词，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只有川西区的农民才懂得，川西区以外的农民，特别是北方的农民并不了解。所以北方的民主改革，只有减租运动而没有退押运动。押金，是新中国成立前川西区地主进行地租剥削的一种特殊方式。这里像刘文彩一样的大地主比较多，他们出租大量的土地，首先要农民付一笔可以作为土地抵押的钱财，以便在歉年农民交不起租的时候从押金中扣除租金。这种押金是很昂贵的，一般农民缴不起押金，交押金租土地的大部分是上中农，甚至包括二地主。因此，许多贫农转租小块土地虽不缴押金，实际上受到了更加残酷的剥削。”（《诗的求索》）也就是说，普通穷困的农民交不起押金，所以不能成为直接的租地人，只能向有能力交押金，因而就能够从大地主那里较大规模地租得土地的二地主、上中农等租地耕种，维持生计。从另一方面说，就是二地主、富裕农民将地租下来，分零转租给贫困农民耕种，农民虽不交押金，但是却要多交租子。这样租土地转租的形式，虽然在一定的程度上，使无地可种的农民有了种地的可能，但却使原本就贫困的农民由此受到双重剥削，这就加重了农民和农村的贫困程度。
我们可以从现在能够见到的木斧当时写作的诗中来形象地感受当时的减租退押的情况。他的《诉押金》诗这样写道：
旧社会的农民翻不了身，杀人不见血的手段是押金。不安押金耕不了地，安了押金出不了气。
押金好比一把锁，锁住干人莫地塌躲。物价涨跌算一算，不对劲就把佃约换。
天干水旱管不了你，缴不起谷子把押金取。取了押金做不了活，一辈子冤仇说不出。
冷透了骨头饿断了肠，掉了地像死了爹娘。死了爹娘儿孙还有，掉了田地无路走。
诗中主要是解释什么是押金以及押金给广大农民带来的苦难。川西区土地改革的第一步，首先必须实行退押。当时，川西区解放不久，正在进行征粮，还没有正式划分阶级成分，对于什么是地主，什么是贫农、中农，大部分农民还不了解，诗中便用了“干人”这个词。“干人”是当时农民自己的语言，泛指受地主剥削的贫农和中农。“地塌”，就是地方，怕听不懂，用了“地塌”两个字。
很明显，这里采用民间歌谣小调的形式来代替农民申诉冤苦，以加强作品的通俗化和地方特色，使农民好懂，其配合当时川西地区开展的减租退押运动的宣传作用和效果都是较为明显的。借鉴民歌的形式进行创作的努力也是应该赞赏的。我们从这些作品中也还可以看出木斧受解放区作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创作的作品的影响。作为国统区走出来的作家，向解放区作家作品学习也是当时的风气。木斧的这篇诗作，就明显可以看出李季《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漳河水》的影响。
木斧还参加了广汉的土地改革运动。
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斗争的胜利，象征着农村基层政权已经掌握在人民手中了。新生人民政权稳定了，广大农村群众真正得到了解放，手中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不再受地主押金的剥削，不再受恶霸的欺压，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
作为一位亲身参与了这场伟大斗争的青年革命者、人民政权的青年干部，木斧是极其喜悦的。他又积极参加了以川西区委副秘书长安法孝任团长的广汉土改工作团，第一期在团部工作；第二期和第三期土改时，他已担任工作队队长，独当一面，领导一个区域的土改了；作为一位诗人，一位作家，他认真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学习解放区作家以通俗化的群众文艺来服务于现实的各种运动和革命斗争，用农民通俗易懂的语言创作文学作品来宣传群众、动员群众。如他的小说《麻痹不得》，诗歌《诉押金》《地主黑心肠》都是这类作品。这些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上的特点，下一节还要谈到。
曲折的写作历程
前面说过，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木斧从参加征粮开始，紧跟着是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参加粮食的统购统销运动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在这期间，木斧这个长期生活在大都市的青年，才第一次真正地深入到了社会的最下层，了解农村生活的真实情况，他后来说：“那时农村‘一穷二白’的面貌是十分惊人的。农民绝大部分是‘睁眼瞎’：不识字，初识字和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极少，一个乡如果能够找到几个中学生，那简直可以中状元了。”（木斧《曲折》，《诗的求索》）面对农村经济困苦、文化贫乏，再联系当年学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对自己以前所走过的诗歌的创作道路，不仅产生了怀疑，而且深感自己写作的“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没有解决。他紧张地思考着，“如果把新中国成立前写的诗交给他们去读，他们谁能读懂？于是我便诚惶诚恐起来，觉得我过去写的诗，不仅语言上有问题，感情上有问题，内容上有问题，乃至整个方向也成了问题”，与《讲话》的精神不相符合。如果要真正为革命而写作，用文笔创作为工农兵服务，那就“非得脱胎换骨不可”。（《曲折》，见《诗的求索》）
按照木斧当时的认识，自己以前的诗歌创作都体现了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文艺观、情趣和爱好。要脱胎换骨，非痛下决心不可。这表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
从写作的体裁上说，诗写得少了，主要是短篇小说、活报剧、快板等，主要是配合政治运动，只要政治需要，就要写，切实地实践政治标准第一、政策需要第一的主张。
以诗而言，从题材内容上说，“开展什么运动便写什么题材”；从表现上说，从自由体变格律体，以至快板、唱词、顺口溜等。他初时觉得，这才是创作的唯一正确的方向，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坚持这一方向——也就是通俗化方向。他认为，这样既解决了文艺创作的方向问题，也解决了题材问题和风格问题。木斧以自己当时的创作为例来加以说明：“我曾经写过一首叙事长诗《地主请客》，写了几次都不满意，后来把它改为‘对口快板’，诗中全用地主与长工的有韵脚的方言对话，在《川西日报》文艺版发表之后，许多农村演出队纷纷演出了。后来我写给《川西日报》的一封信也发表了。诗歌——剧本（演唱材料）——通俗化，这便是我当时的经验之谈。”（《诗的求索》）
很可惜，发表《地主请客》的报纸现在不易见到，这篇作品的具体内容我们现在已经难于知晓了。但从木斧的自述中，不难推想出这篇作品比之以前诗歌在风格和表现手法上的重大变化。
关于这封信，木斧后来没有找到。具体内容已经无从得知。但是流沙河还有些印象。据他在为《木斧诗选》所作的《写序的故事》中说：“我还记得他发表在《川西日报·文学副刊》上的一封写给他的三妹的信，心中对自己的创作道路做了真诚严厉的却未必中肯的批判。”从流沙河这段话来看，结合木斧自己的回忆，应该说内容是吻合的。
木斧还有一首《地主黑心肠》，揭露地主阶级的狠毒和对农民的残酷，也较有特色：
地主心，门斗钉，有好长，钉多深。钉一根，又一根，一根钉，一个坑。
钉不死，加块砖，压死我们他喜欢。滴滴血，颗颗汗，喝进肚里才心甘。
整得你，两手空，还要拉你去做工。剩下的，干骨头，还想拿来榨干油。
没有狗儿不咬人！没有地主不吃人！天下乌鸦一般黑，地主个个靠剥削！
这首诗具有通俗易懂、明白晓畅的特点。对于农民方言口语的运用也十分娴熟，具有很明显的川西地方特色。对于当时的农民来说，“易懂、易记”，易于接受，因而成为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中有力的宣传工具。木斧后来回忆这些作品在当时产生的作用：“在那个进行减租退押运动为中心的时期，这些诗引起了农民的共鸣，产生了一定的鼓舞作用，应当予以充分肯定。”（《诗的求索》，第23页）
木斧这是对于这首诗的政治工具作用所做的价值判断，并不是从文艺角度所做的艺术价值判断。
这些诗作大致可以体现木斧当时诗作的总体风貌。
如果概括起来，就是向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的方向探索，走诗歌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对于作家本人来说，正是深入生活努力去克服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意识的行动体现。流沙河比较20世纪50年代前后木斧诗歌创作的情况后，讲了一句很精辟的话：“显然他已经转变诗风了，昨日之木斧被今日之木斧否定了，他正在诚恳地改造着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意识’。”
木斧也正是认为自己并非出身于无产阶级，不属于工农兵，思想够不上“无产阶级”的格，才这样认真、自觉虔诚地去改造自己的思想，同时也改变自己的诗风的。
当然，从现在看来，木斧这时诗风的改变有值得借鉴的经验，也有值得吸取的教训。
从大城市下到农村基层去工作，扩大了木斧这一位青年团县委书记的生活视野，用诗歌创作为工具，有利于推动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因而注重借鉴民歌诗歌宣传作用上通俗易懂的特点，这在当时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革命需要宣传，需要用诗去作为武器，但同时也需要诗成为审美的对象。要能给读者以美的感受，这就必须要讲求诗美艺术，很显然，这二者各有各的作用，是应该共存的，同时，也是相互不能替代的。
几十年后，木斧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认识到20世纪50年代他经历过一次曲折。但他是自觉自愿地跨上这条通向曲折的道路的，没有人强迫，完全出于自己的真情。和人生的道路一样曲折是难免的，而且当举步迈向曲折之旅时，还自以为找到的正是一条捷径！走上曲折之旅显然付出了艺术的代价，但也都得到了回报，这就是人生的辩证法。就木斧来说，他承认有曲折，但并不把这段曲折看成一无是处，一无可取，恰恰相反，他这样认为：“曲折对于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我对新诗的通俗化总算有所领悟。我开始写诗时，对诗的知识知之甚少，正是经历曲折，在曲折中摸索，才逐渐悟出了路子。我逐步意识到，诗贵含蓄，切忌老套，但不可自作高深，高人一等，在文字上去设置种种障碍。诗人要有丰富的生活，求得思想感情上同人民相沟通相交流，道出人民的心里话，这样，诗人的个性、气质、勇气、情怀以及独特的感受才得以充分地发挥。我有我的癖好，我有我固执的地方。在语言上，我至今注意避免用生僻的字和词，一般不用现成的成语，一般不用方言，尽可能多用群众化的口语。也许有人认为我这样写诗太平淡了。别人怎么评说都行。正如一幅写意的山水画，淡即是浓，浓即是淡，各人自己去品味好了。我的这一感受，是从曲折中来的。”（《诗的求索》，第25页）
木斧对待曲折的态度是辩证的。在他，承认曲折，不是全盘否定自己这段创作历程。木斧也说过否定之否定的话，但那“否定”，不是全盘推倒，而是螺旋式上升，是在更高的层次上认识到了创作的规律！
这就是写诗的辩证法。
这里还应附带说一句，新中国成立初期20世纪50年代文艺创作的曲折历程，绝大部分作家都曾经历过，尤其是从国统区走过来的作家就更是如此了，绝不仅仅是木斧一个人如此。
木斧这个时期不仅积极以通俗易懂的诗歌创作配合征粮、减租退押，他还创作了《汪瞎子改行》《麻痹不得》《老盐工》等一批小说作品。其中，以《汪瞎子改行》最具代表性。在什邡征粮那段时间内，木斧认真观察农村、农民生活，观察乡村社会各类人物面临大时代急剧变化时的心态和表现，为他这时期的小说创作打下了深厚基础。
木斧介绍过《汪瞎子改行》的创作背景：“1950年1月，成都刚刚解放，我们同南下的同志迅速组成了征粮队，分别下到川西地区各个县去。那时各县都成立了县人民政府，乡、保、甲还是国民党的政权，我们便下乡征粮去了。新中国的成立，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但这时的农村几乎还看不出什么变化，广大农民还普遍不敢接近我们。我仔细地观察着，在建立农民协会之前，农村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究竟从哪里显现呢？1950年10月，我到了什邡县马脚镇，我从一个瞎子的身上看到了这最初的变化，于是我便写出了短篇小说《汪瞎子改行》。”
这篇小说，1950年7月22日发表在《川西日报》副刊“川西文艺”上。
小说名叫《汪瞎子改行》，说的是川西马脚镇有个说书的瞎子叫汪道兴，说书是他的本业，同时也用跟一位拉胡琴的李瞎子学来的算命本事给人算命，以之作为谋生手段。那时，马脚镇刚刚解放，新的基层政权还未能建立，征粮等一些地方事务还不得不临时过渡性地利用当地一些出头露面的旧政权人物。那些人在国民党时代，在镇上抓拿骗吃，很有权势。其中一个叫作肖队长的人还以为凭着他能说会道，故意歪曲新政权的政策，就能制造恐慌混乱。镇上还有一个被老百姓叫作“黑心眼”的黄大爷，也伙同起来欺负汪瞎子。待到汪瞎子等人找到县里，弄清楚共产党的政策，就放心地去以说书形式讲述《白毛女》的故事，还自编本地故事来揭发当地地主剥削穷人的事情，激发了穷人对地主的仇恨。汪瞎子的说书，起到了实实在在宣传革命的作用，受到群众欢迎。这篇小说以这个人物心理和说书内容的改变，表现了当时川西农村社会的风貌：这是一个新旧时代转化的临界点以及各类人物在这个时期心理和行为的变化。今天来看，这种变化还是细微的，但可贵的是，木斧抓住了这个细微的变化，以小见大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革命将深刻地改变中国的农村社会，表明由那些有钱人和地痞流氓统治乡村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小说对于各类人物的描写也是很成功的。如肖队长的投机和装模作样；黄大爷的趋炎附势和怯懦的本性；还有汪瞎子的胆小怕事和明白政策后的理直气壮等，都写得栩栩如生，如绘如画，读来令人难忘。
木斧没想到，这篇小说引起了沙汀的关注，他给木斧写了一封短信，邀木斧去谈了一次话。他鼓励年轻的木斧继续长期留在农村工作，写出更好的小说来。
1950年10月，经过沙汀、西戎、洪钟等同志的推荐，木斧加入了成都市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1952年，四川省文联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沙汀在会上的工作报告中，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小说创作的成绩时，他提出了两位新人：木斧和赁质斌。对木斧的短篇小说《汪瞎子改行》做了很高的评价（《人生的最高境界》，见《木斧短文选》，第105—108页）。这篇作品后来还被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少数民族文学卷》，成为特殊时期农村社会生活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