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御街的邻居们
迷迷糊糊地来到康定，木斧度过了自己的孩提时代、童年生活。五年之后，他又怀着明确、深厚的留恋之情告别康定，回到了成都。这对木斧来说，是告别自己朝夕相处的小朋友和熟悉的山山水水，又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这不是他所情愿的事情。成都虽然是他出生的地方，也曾生活过四年多，但在他离开的时候还太小，成都给他留下的印象还不足够清晰；而离开康定回到成都，却是告别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到一个并不熟悉的地方去生活，他是有点不愿意的。但是十岁孩子不可能决定自己的命运。更何况，听父母亲说起成都的繁华，成都的街道和青羊宫、武侯祠、文殊院、杜甫草堂、薛涛井……都无疑增加了木斧的一种新的向往、新的期待。无论如何，他是怀着一种既留恋康定又向往成都的复杂心情起程的。
回到成都，木斧全家人居住在西御街一条小巷子的院子里。
西御街是成都一条十分著名的街道。位置就在现在天府广场西面，整个范围属于清朝时期的少城区域，也是成都回民居住较为集中的区域。西御街是一条历史悠久的老街，它东起人民南路一段，西止东城根街。全长近五百米，宽三十米。西御街因与明代蜀王宫的外保护城相邻而得名。很早以前，西御街就是成都皇城官宦人家出入地，因此又被人按照北京人对于皇城周边城墙外的称呼，把这里称为成都的“皇城根儿”。因为历史久远，这里有说不尽的故事与传说。
西御街还有一座四川最大、最完整的清真寺。这座清真寺因此成为四川省和成都市伊斯兰教协会所在地。它始建于清康熙年间（1666），1917年大部分毁于兵火，后又重建。清代至民国年间，这里是著名的穆斯林阿訇培养基地，那时四川各地很多阿訇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自古以来，西御街都是成都一条十分繁华、整齐的街道。街道两边梧桐掩映旧时的青砖瓦房，沿街老式商店都是一楼一底，商铺的命名和商品都很有讲究，表明这里的商户经营的档次和身份。
值得提起的是，西御街还是抗战时期中共川康特委的所在地。西御街西南面有一栋很不起眼的黑色小院子，门口挂着“成都聚荣投资有限公司”的牌子，门前立着一块白底红字的大理石纪念碑，纪念碑上写着“中共川康特委活动旧址”，昭示着这里与中共四川地下党组织一段光荣的历史。当然，当时生活在西御街的人们，是不会想到，与他们相邻的那个小院子还潜伏着中共川康特委这样一个重要机构吧！
木斧回忆：“1941年以后，我家从康定迁到成都。在西御街马静娴老太太那里租了几间房子居住。”因为父亲杨伯康在康定学会了鉴定麝香的手艺，并且在康定就开始经商，家里的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回到成都后，父亲就继续经商，开设了同昌贸易公司，主要还是经营药材。
木斧在他的回忆录中，多次讲到他的父亲杨伯康在新中国成立前多次掩护李止舟的事情。李止舟，四川荥经县人，1936年在上海读书期间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中共华北局青年委员、宣传部部长、康定特支书记、川康特委宣传部干事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在吉林做青年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调回四川，任重庆市团工委书记、青委书记，四川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旅游局局长、党组书记，第五届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外办顾问等职；1987年离休；2004年2月9日在成都逝世，享年八十八岁。李止舟与杨伯康的交集，应该就是始于杨伯康在康定和回到成都这几年；他们以后的交集，当然应该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李止舟调回四川在重庆工作期间。杨伯康长期掩护李止舟，为他办理了“商人证”，表明杨伯康老先生的思想那时就很具进步性了。当然也可能杨伯康对于李止舟具体从事的事业并不了解，只是把他作为一个很好的朋友来对待，但是长期掩护，即使从事地下工作的人再怎么守口如瓶，也不可能不让掩护他的人感觉到一些什么吧！
那时的杨伯康经营的麝香生意已经很有起色了，又受聘担任中原银号的经理，经济上较为宽裕，他又性格豪爽，喜欢结交朋友，尤其是文艺界的朋友。他不仅掩护了中共地下党员李止舟，还自己捐助经费，支持了一些进步的文艺刊物。比如，1944年，著名作家陈翔鹤和李华飞一起创办《文境丛刊》，大部分经费都来源于杨伯康的支持；他还从经济上资助《文境》《海燕》等进步刊物，这些刊物的出版发行对于在成都这个抗战大后方和国民党统治区域中宣传进步思想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杨伯康还冒着极大风险，在皇城坝东鹅市巷宴请了陈翔鹤、邹荻帆、李华飞、张帆、谢冰莹、王冰洋等人，鼓励他们努力把刊物办好。当时李华飞年轻力壮，自然也就成为居中联络的枢纽人物，同杨伯康成为很好的朋友。后来又成为木斧的朋友，他们是世交，两代人的友谊，确实值得珍视。
与文艺界的朋友交往，也增强了杨伯康从事文艺创作的愿望。那时，他也常常在《工商导报》上发表一些短文，文章的内容出自他丰富的社会阅历的见闻感受和评论。据木斧说是“颇有愤世之慨”（《李华飞和我和我的父亲》，见《木斧短文选》第146页）。新中国成立后，杨伯康即使担任了繁重的行政事务，如市民政局副局长、西城区副区长之类，还常常为西城区曲艺队编写一些曲艺作品供他们演出。1965年，他还写出川剧历史剧本《浣花夫人》，描写唐代西川节度使崔盰的夫人任万珍在泸州刺史杨子琳发动兵变、重重包围成都的危急之时，挺身而出，率兵大败叛军，保卫了成都的故事。这出戏由群生川剧团在川内巡回演出过多次，因为题材的新颖，又适应了歌颂女性英雄、鼓励妇女参与社会事务的时代需要，取得了巨大成功。还得到了中央戏剧学院的高度肯定，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齐燕铭还专门来信表示赞赏。
关于父亲杨伯康的文艺创作活动，木斧认为，同李华飞的影响密不可分。“特别是曲艺和川剧剧本”，明显是受到了李华飞的影响。
李华飞是重庆巴县人，1914年生，1998年去世。他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1935年就开始创作并发表作品，1938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新中国成立前担任过《春云文艺》《诗报》《新蜀报》副刊的主编。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巴县师范学校校长、西南人民广播电台文艺组组长、《凉山文艺》副主编、《文史杂志》编委，是四川省文史馆馆员，并出版著作多种。李华飞还是郭沫若的朋友，但是他本人从不提起。他不愿意借助名人来抬高自己的身价。木斧说：“20世纪30年代左翼老作家李华飞是一位多面手。一生著述甚丰，诗词、散文、小说、剧本门门都写，并且都产生过代表作。他热情、诚实，交游甚广，待人宽厚。”（《李华飞和我和我的父亲》，《木斧短文选》，第146页）因此，李华飞与木斧父子两代都成为极其要好的朋友。木斧一直把李华飞视为他们父子两代人的知己。
木斧一家租住的房子的房东马静娴老太太，是一个很有身份的人，家里肯定很是富裕。木斧回忆说：“马老太太是我们大院里唯一家有包车的阔人。不是小汽车，是黄包车。每当马老太太坐在黄包车上踩响脚铃出门的时候，我们都要肃然起敬，这铃声也曾是我们的音乐享受。”（《生活在小说的素材中》，见《木斧短文选》，第69页）马老太太家人丁可能不太兴旺。如果人多，就不会有那么多房子出租的。她有儿子、儿媳，在木斧一家居住在此期间，还添了一个小名叫作“坨坨”的孙儿。木斧家在这里居住几年后，就搬出去了，这个马老太太以及她的家人的情况，长期不得而知。只是到了四十多年之后才又联系上，这当然是后话了。
马静娴老太太这个院子中还租住了几户邻居。木斧记得，小巷子的门口居住着一家做篾箱的人家。马老太太待人宽厚，可能看到这家人做篾箱收入不多，生活并不宽裕，也就不收这家人的租金，但是要义务守护这个院子，可谓各得其所，所以双方都很满意。
这户人家的全部人口就是夫妻二人，还有一个学徒，年龄不大，十来岁。要是今天的话，就是童工了。他们是穷苦的劳动人民，十分勤劳。在木斧记忆中：“成天都在砍竹子，划篾条，做篾箱，从早到晚忙个不停。最可怜的是十多岁的小徒弟，除了做活以外还要做饭，倒马桶，累死累活到晚上，关了铺板以后，师傅还要喊他过去，总要挑他一天干活中的几个漏洞，总要打他二十个竹板才能收场。打竹板还有两条规定：第一，要他自己趴在长板凳上；第二，要他自己报数，否则打了不作数，还得重打。竹板打得很重，每打一个痛得要命还要报数，院子里的人都很同情他，于同情中听出了他喊得有规律的优美的节奏：‘哎哟一、哎哟二、哎哟三……’后来的声音和节奏又有变化，‘哎哟哎哟哎哎哟十八、哎哟哎哟哎哟十九、哎哟哎哎哟哎哎哟哟哟二十！’声音到此为止。”这也可能是篾匠教徒弟的一贯方式，也可能他的手艺也就是这样学来的。今天看来，这种体罚的教育方式实在是很不人道。但是那时的穷人家里对于“黄荆条下出好人”的教条还是十分信奉的，教孩子如此，教徒弟也如此。
木斧的邻居中还有一户叫作彭铁珊的。夫妻二人，开了一家诊所。“在我家对门，挂着一个木牌，上书‘专治花柳，专割包皮’几个字。那边是彭铁珊医师的住房兼诊所”。在木斧记忆中，彭医生是一个常常穿着西装的秃头小个子，成天忙进忙出，很少说话。那时木斧年龄尚小，对于挂在极显眼位置的牌子上写的那两种病名，究竟是什么病不了解，问长辈，长辈们似乎在掩饰什么，只说“怪病”，就不准再问了。木斧和几个小孩几次想进屋去看个究竟，都被彭医生的太太给赶出来。
说到彭医生的太太，那是一位还很年轻的女性，大概也就二十来岁吧。和她先生的性格完全不同，她话多，整天说不完的话。说话也完全没有顾忌，该说不该说的，想到啥说啥，满嘴怪话连篇。也许是对于自己的婚姻有所不满，一次她对木斧的母亲说：“你信不信，我只消出门走一圈，五分钟就能勾引一个男人跟我进来？”彭太太对自己形象、魅力有一种自信，也透露出对于自己这朵鲜花的自爱、自惜、自恋。但是话语却是很粗鄙的、无所顾忌的。所以，木斧母亲连声说：“我信我信，彭太太，快莫说了，我的娃儿这么大了，你讲话也不晓得避一避？”
木斧记忆中，西御街这个院子外的小巷子隔壁，“就是当时成都有名的中央电影院。地点就是现在的新声剧场（原新声剧场已于2008年整体拆除，现改建于抚琴西路）。那时的电影院没有空调，也没有通风设备。就在电影院内两边的高墙上开了一排小窗户。我们这一群小娃娃想去看电影又买不起门票。一位篾匠师傅同情我们，给我们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竹梯，搭在小型的墙边，到了晚上，偷偷地爬上窗户，便可以看电影。于是每天晚上娃娃们便分别轮流上梯子去一饱眼福。等待看电影的就留在下面执勤。不准任何人走过来干扰。偶尔有大人经过，吓得惊呼：‘快点下来，谨防跌死人呀！’到了第二天晚上，我们仍然要爬上梯子表演这些惊险动作”。木斧后来说：“我们运气好，从来没有人摔跌过。”（《生活在小说素材中》，见《木斧短文选》，第67页）
这里说的篾匠，就是木斧的邻居。可见，这也是一个热心人，并不只是一个专打徒弟屁股的恶人。
在这样的环境里，少年木斧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也感受到了穷人生活的艰辛，对于社会上的形形色色，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他的阅历丰富了，他认为这段时间他是“生活在小说素材中”，并不是一句没来由的话。我们在他后来的一些小说中也还可以看出这段时间木斧生活的一些痕迹。
回民学校的读书生活
回到成都，木斧先后进入了明远镇小学和西北中学读书。位于成都皇城坝的明远镇小学是一所回民小学，校长也是回民，因此对回民孩子特别照顾。所以这里没有康定康化小学里的那种民族歧视。他也少了逃学的冒险和攀登跑马山的荒唐的乐趣，好歹读到毕业，于1943年考上了成都市唯一的一所回民中学——西北中学，又在那里顺利毕业了。因为这两所学校的校长金鼎铭、韩怡民也都是回民，所以尽管木斧并不认真学习学校课程，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到读课外得到的新文学书刊去了，甚至每学期的考试都不及格，都能通过补考升级，顺利读到了毕业。所以，木斧对这两所学校的校长还是充满着感激之情的。至今，他对这两位校长的名字都还记忆犹新。
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北中学，是国民党著名将领、桂系首领之一的白崇禧亲自创办的回民学校，抗战时期由北京迁入成都。学校位于成都市西北郊的土桥镇乡下，坐落在一所名叫“西来古刹”的破破烂烂的古庙里，学生全部住校。在当时，这所学校并不是成都的好学校，甚至连二流学校也算不上，所以，稍有名望的老师都不愿来这里教书。加上当时社会动荡，抗日战争也已进入了极为艰苦的年代，愿意在学堂里专心读书的人更是少见得很。木斧在这时进了中学，也自然不会成为书斋里的人物。他回忆说：“那个时代，社会是动荡不安的，我的家庭生活同样是动荡不安的。所有的学校都是采取强制的办法，把学生关起来读书，不准过问政治，在我幼小的心灵中，一切都是枯燥无味的：国文（课）是个干瘪古板的老头子，公民（课）是个欺世盗名的伪君子，数学（课）是个冷酷无情的陌生人。我对这些功课都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恰恰是学校不允许接触的课外书籍。我读书的地点相当僻静，就在成都市郊土桥乡的西来古刹庙宇内，一到自习时间，老师不敢来查夜，我便埋头看课外书去了。能找到什么文学书籍就看什么，鲁迅的、茅盾的、巴金的、郁达夫的……一读起来了，就感到同现实挨得很近，周围死气沉沉的空气顿时变得清新了。就这样，我开始对文学发生了兴趣。”（《学诗，在严冬季节》）这决定了木斧人生道路的方向。
在西北中学，木斧还开始了他最早的编辑生涯。他回忆说：“1947年冬，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统区的成都，出现了一些简便的不定期的进步文艺刊物《泥土》《荒原》《蚂蚁》《荒鸣》等。全是一模一样：一个印张或半个印张的新闻纸，折叠几次，变成了一个十六开的刊物，没有封面封底，第一面上端印着刊名和出版日期，接着编排正文，刊登各种体裁的文艺作品。这些刊物，都在中学生中推销和传播。”因为要躲避当局的查封，这类型的刊物印几期就停了，再换一个刊名继续出版和发行，以这种方式和国民党成都当局打起游击战，弄得当局很是恼火，而又毫无办法。
这就是由后来被称为“七月诗派”的朱声（方然）、林祥治（罗梅）、罗泽甫（罗洛）等人首创的以文艺传播革命思想、与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的新方式。这些人中，方然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因此也可以说，这就是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开展的灵活有效的新型斗争方式。木斧回忆说：“1946年8月，我给地下党公开发行的报纸《学生报》投稿，同方然、罗梅取得联系后，我的任务就是在中学生中推销和传播《学生报》《荒鸣》和《泥土》等报刊。我除了自己直接在我就读的西北中学推销外，还委托了一些我熟悉的学生朋友为我代销。”
不仅是销售这些进步刊物，木斧等人还自己办起刊物《荒原》来。木斧记得：“在我就读的西北中学高中同学中，我同曾光烈（方向）、陈新德（陈冼马、肥地）都酷爱文学，我们几乎是同时起步，在《光明日报》《民风日报》相继发表了一些文艺作品。后来，我们受到了《荒鸣》《泥土》的启迪，便热烈地讨论了一番，在同学和亲友中募捐，筹足了一期的钱，便办起《荒原》来了。”
由这几位十多岁的中学生办的这本《荒原》文艺刊物，一共办了四期。第一期《荒原》的《发刊词》是由木斧写的。多少年后，当时的同事马宝元还能记得其中的一部分内容：“这里是荒原，是无声的世界。风，阴霾的风，示威地呼啸着；雨，刻酷的雨，偏偏倒倒地落着。这里，没有人的声音，没有火把，没有旗；有的，是狗的狂吠，枭鸟的叫声，女人的大腿……反民主的黄色书刊普遍地流行着。我们并没有把这偌大的城市完全看成荒原。荒原的角落，有初生的新草，新花，而且正在成长呢！”（《忆荒原》，见《木斧短文选》，第163—166页）
在第一期《荒原》上，还重新刊登了陈新德以“肥地”署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放下你的鞭子》，内容是抗议国民党当局查封当时的进步报刊《大公报》《文汇报》《新民晚报》。还发表了陈新德以“冼马”署名的一篇论文《释知识分子生活几点》，还有曾光烈讽刺当时国民党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的选举的小说《选举》，木斧也发表过短篇小说《赶场》和抒情诗歌《壁报》。
后来《荒原》又办了两期和新一期，共四期。当时是经费难筹，只能是筹足一次经费办一期刊物。因为筹款困难，虽然《荒原》在当时中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传到了杭州，还被当地刊物推荐。但它的发行数，却始终只有五百册至一千册。编辑和作者人数也增加了，除陈新德、曾光烈和木斧以外，还增加了校内的同学马宝元、其他学校的刘邦澍（流浪）和外地的徐名拙等。这段时期的《荒原》主要由当时在成都县青龙场小学教书的陈新德经办，木斧和曾光烈过问得就很少了。
这时候，《荒鸣》《泥土》都停办了，罗梅便办起了小报《同学们》。木斧将《荒原》给罗梅看，罗梅对于木斧的诗作表示赞赏，并且写了一篇评论木斧诗作的长篇书信，让木斧在《荒原》上发表。这是一种有力的支持和鼓励。于是木斧又全力主持办了一期《荒原》。在木斧记忆中，这就是《荒原》的最后一期。
1948年以后，木斧同曾光烈分别参加了革命工作，陈新德下乡了。其他几位同志也各奔西东，《荒原》的短暂生命就此结束了。但《荒原》的人员与川大的《瀑布》《最强音》合流而又成立了“棘原社”，出版了《棘原丛书》第一辑《春天的想望》。木斧自己留存的《荒原》一直保存到“文化大革命”，终于毁于一旦，再也无处寻觅。
木斧他们从为刊物写稿，到自己几个中学生出版刊物，是很有勇气的。这也是木斧做编辑工作的成功尝试，为后来他从事出版编辑工作准备了基本条件。
难以忘怀的启蒙老师：王育民
在木斧的心目中，王育民是他走向文学、接受新文学新思想的第一位启蒙老师。他一直把王育民视为自己人生的引路人。他说：“我参加革命和从事文学创作，几乎是同时进行的。王育民和方然是我的两位引路人。”
先说王育民。王育民是西北中学的一位国文教师。
前面讲过，凡有名望的教师，都不愿到位于郊区的西北中学来教书。愿意到这所学校任教的，大都是一些“借房子躲雨”的人；也都是为生活所迫，又一时找不到职业，不得不到这里来“屈就”的人。王育民就是这样的人。他是湖北沙市（今湖北荆州）人，抗战中入川，在成都的一所大学里读书，但家中贫困，无力继续上学，只得退学教书。在中学教员中，他是一个激进派，主张教白话文，因此受到了所有国文教师的讥笑。但他却坚持他自己的见解。
木斧和王育民的相识和相交，说来是颇带戏剧性的。
新学期开始了。这天是第一堂国文课。上了初中，又是一门新课，同学们的兴奋和期待是自不待言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王育民——这位国文教员上场了，走进了木斧和他的同学们的记忆里。木斧这样描述王育民“一开头便砸了锅”的那堂课：“他大约只有二十多岁，瘦骨嶙峋，不修边幅，穿一套常年不换的黑灰布西服，没精打采地走进教室，清清喉咙，翻开了书本，说：‘现在开始教第一课《蔺相如与廉颇传》。’”他认白了一个字，把“蔺”字读成“兰”字了。
“立即有学生站起来报告：‘蔺相如不姓兰，姓蔺！’”
“王育民很机智，立即用双手捂住耳朵，连声说，‘耳痛，耳痛’，然后放下来，平静地说，‘蔺相如当然姓蔺。你们没有看见我耳痛吗？耳朵痛起来很难讲话，可是再难，难，难，我还得讲课呀，哪个在说蔺相如姓兰嘛！’”（《诗的求索》，第14页）
这就是王育民，既不备课，又心不在焉，一上课就闹笑话。于是，大家背后就大不恭敬地送他一个极带侮辱性的外号——“草包”。
其实，按照王育民激进的观点，他对白话文的推崇，他是不会去热心钻研古文的。以一个国文教师，对自己据以吃饭的国文不去下功夫，反而主张教与古文对立的白话文，自然要引起当时比较守旧的国文同行的讥笑，引起了一场关于古文与白话的论战。
木斧以一个初中学生的身份，当然对这些论争一无所知。他只会跟着别人的身后喊王育民为“草包”。为了显示他的顽皮与大胆，有一次他竟然与王育民面对面地站着，叉着腰，昂着头，挑衅性地，大大咧咧地喊了一声：“草包！”
果然，这位一向随和的老师被激怒了。他走到木斧面前，解嘲似的说：“哼！草包！草不好吃？牛奶好吃吗？我是牛，好不好？我吃的是草，而挤出来的都是奶！”
王育民说的这句名言，可惜木斧从未听说过，他感到十分新鲜有味道。于是他追问：“什么什么？”
轮到王育民来反击了，他讥嘲地说：“这是鲁迅先生讲的，你懂吗？什么什么？草包！连鲁迅的名字也不晓得！”
不打不相识，这次交锋，反而密切了他们的关系！鲁迅，木斧这位十几岁的少年，第一次从一个他一向看不起的教师那里听到了这位一代文化巨人的名字和名言，他就被吸引了！而王育民这位进过大学的教师，也孩子气十足地和木斧有了深交。他们没有师生间的隔阂。王育民向木斧这位小兄弟敞开了自己的心扉：他在课堂上教古文纯粹是为了混饭吃，他对古文不感兴趣，平时读的全部是白话文。
王育民在木斧的眼前推开了一扇新奇的窗户，使他感受到一种强有力的新奇的吸引。“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他带我到他家去。他独身一人，租了三桥楼上一间小屋。他的书占了半个房间，全是现代文学作品和翻译文学作品。我开始向他借书阅读，他给我看鲁迅的《呐喊》《彷徨》，茅盾的《子夜》，巴金的《灭亡》……这些书，在我的课堂上是读不到的。我躲在我昏暗的小屋里贪婪地读着，每一本书都是一个明亮的窗户，我从这些窗儿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诗的求索》，第16页）
感谢王育民，他把木斧引到新文学的波涛汹涌的大海边！新文学、新世界、新的思想，这一切都吸引着木斧不顾一切地一头扎入这个大海里，去游泳、去搏击！木斧说：“我觉得我渐渐地接近了鲁迅，接近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现代文学语言——白话文的奠基人之一的鲁迅。尽管鲁迅对于古典文学的修养是很深厚的，他却主张青年少读或不读古书，在当时那个封建宗法礼教统治的地方有它的特定的意义。”木斧的理解是：“从‘五四’运动以来，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古体诗与新诗之争，并不是要不要继承古典诗词传统的问题。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要继承要发展的，鲁迅作品本身就有这样的继承和发展，但是青年千万不可再受封建思想的束缚，不可掉进‘国粹派’的深渊中去。阅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以及苏联十月革命以来翻译的文学作品，我的感觉和鲁迅的感觉似乎一样：在课堂上读古文，觉得思想沉寂下去，与现实人生隔开了；在课堂外读白话文，觉得一切都新鲜了，和周围的生活靠拢了。”（《诗的求索》，第16页）
当然，木斧当时对鲁迅先生主张的青年不读古书的主张的理解是有偏颇的。1983年元旦，木斧写作的《学诗，在严冬季节》一文中，十分郑重地写道：“这里附带作一点反省。回忆往事，有些事真是幼稚到十分可笑的地步。我好读书，不求甚解，崇拜鲁迅，看了鲁迅《华盖集》上的《青年必读书》，我居然下决心不读古书（这是由于我片面理解了鲁迅先生的话了吧），这对我早期诗歌创作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
但在当时，木斧是以他所理解的鲁迅、鲁迅精神、鲁迅的视角去观察社会、认识生活的，也是十分真诚的。木斧是不会后悔的。
从此，木斧的兴趣爱好都转向了新文学，转向了诗。到后来他的文章见了报，有了稿费，就去买书。
木斧每天晚上跑青年路夜市书摊，用他的全部稿费购买诗集。凡是诗集，都买，都抄，甚至还要背诵。中国的新诗，从20世纪20年代冯乃超的《红纱灯》，到20世纪40年代袁水拍的《向日葵》，这一段时期的诗人艾青、田间、邹荻帆、绿原、鲁黎的诗，木斧是见一本买一本，买一本读一本。外国的诗，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到歌德的《浮士德》，到拜伦的《唐·璜》；全译的，节译的，缩写的，都看；看得懂的要看，看不懂的也要看。他喜欢普希金、莱蒙托夫、尼克拉索夫的诗，更喜欢马雅可夫斯基、惠特曼那些感情奔放而又风格迥异的诗。为了直接理解原文，木斧猛攻英语，半年之后便能阅读并且翻译一些小诗了。这些翻译作品，1948年4月30日《西方日报·西苑》刊载的《永恒的知更鸟》就是兰波的作品；发表于1949年5月8日《新新新闻晚报·夜莺曲》的美国诗人约翰·奥格森汉的《是的，他疲倦了》，还有美国诗人约翰·柏恩的《家，甜蜜的家》；《水仙花》也是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作品，经木斧翻译后载于1949年5月《新新新闻晚报·夜莺曲》635期。可见木斧学习英语，进而学习英美诗人诗歌艺术的坚定决心和取得的成绩。
读了许多新文学作品，木斧见猎心喜，要自己进行创作了。年终考试的时候，这位胆大包天的中学生不管究竟是什么考试题目，竟然用白话文做起作文来了。他写了一篇叫作《洗衣妇》的小说，写女主人公的丈夫被抓了壮丁，女主人公过着贫困的生活却又幻想着丈夫衣锦荣归，这种希望支持着她活下去。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丈夫开小差逃回家来，却又被抓走，洗衣妇的幻想破灭，病情加重，奄奄一息。这篇小说受到他的语文老师王育民的高度赞扬。但训导主任却大不以为然。他收去作文本，边看边摇头，深感此风不可长，亲自给木斧打了个零分。后来还找王育民谈话，警告他小心饭碗。第二个学期，学校果然就将王育民开除了。
虽然这篇作文得了守旧的训导主任给的零分，但是这篇小说却是木斧的第一篇小说，也是他的第一篇文学创作作品。在木斧的文学创作生涯中无疑占有重要的地位，也种下了他后来小说创作的最早的一粒种子。
就这样，在王育民的引导下，木斧接近了新文学，迷上了新文学，迷上了诗，最终成为一名革命者、一位诗人。木斧对王育民是十分感谢的。他说：“我却要感谢他，是他给我架起了一座桥梁，使我从文言文转到白话文去，使我不再读死书，开始关心周围的生活，开始去探索人生的秘密。”（《诗的求索》，第17页）
第二学期开学，国文教师易人。王育民再也未去西北中学，木斧再也没有见过他。相交的时间虽然短暂，但王育民留在木斧记忆中的形象，却是永远也不会磨灭的。1948年3月，木斧曾写过一首名为《走》的诗，发表在1948年《新湖北日报》，诗中表达了对这位引路人的怀念和对他的关切，但不知王育民是否能读到这首一个真诚的孩子的诗？
王育民“迄今杳无音信。他要是活着的话，该有六十多岁了吧！”木斧在1987年出版的《诗的求索》中这样写道。木斧说：“王育民永远是我心目中有名有姓的无名英雄！”（《再论木斧》，第308页）
方然，革命的引路人
木斧说方然是他第二位引路人。和王育民相比，方然更是身兼革命者和诗歌创作双重导师的身份。
1946年，木斧满十五岁了。他已经是西北中学即将毕业的初中学生，这年上半年，成都的小学教师中爆发了大规模罢教运动，这个运动引起了木斧的强烈共鸣。他拿起了笔，把自己的愤怒和同情倾泻到纸上，写成了小说《胡先生》。这里当然是有原因的。他写道：“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最伟大的人物，莫过于小学教师了，我最尊敬的人物，也就是小学教师了。知识是无穷无尽的广阔天地，我跨过知识的第一栏，就是从他们身上获得的。我同情我读高小时的一位姓胡的老师，他因为偷偷地向学生家长借钱，被校长发现，认为‘有辱校风’，被开除了。”就是这种同情，使木斧写出了“在小学教师罢教的高潮中，街头上经常看见游行的队伍”里，“胡先生正昂头走在这个队伍的最前列”。（《诗的求索》，第20页）
这就是小说《胡先生》创作的动因，也是这篇小说的梗概。小说写成后，寄给哪家报刊呢？左思右想，木斧决定把它投寄给在学生中流传很广，很有影响，同时也最对自己心思的《学生报》。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他在稿纸题目下边写上自己的第一个笔名“默影”，然后寄出。不久，《胡先生》在《学生报》上的显著位置发表了。第一篇文学作品发表了，木斧的那番惊喜，自是不用说的了。
《学生报》是当时地下党南方局青年组和川康特委成都青年工作小组直接领导的一份综合性的报纸。1945年9月创刊，为半月刊，刘文范任总干事，李可风任总编辑。1946年3月，因去重庆参加《民主报》的创刊工作，王宇光即推荐从延安来成都在荫唐中学任教的朱声（方然）担任《学生报》的主编。刘令蒙（杜谷）、苏菲、苏良沛、林祥治（罗梅）、罗泽甫（罗洛）、金绪良等担任编辑工作。这张小报的背景，那时木斧是不知道的，要到他参加了《学生报》的具体工作后才细致地了解了这份报纸的办报思想和编辑指导方针。
木斧那篇《胡先生》的小说，是主编方然亲自编发的。方然发表了木斧的这篇小说，也从中感受到木斧的才华和能力，更加重要的是感受到他思想的进步。于是就写信给木斧约定时间、地点去和编辑部的林祥治（罗梅）先生见面。木斧描述这次见面时他自己的心情和见面的情景说，接到这封信后，他心中非常兴奋，反复地想象：“林祥治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也许，他是一位长着很长很长的胡子，戴着度数很深很深的近视眼镜，有着很高很高学识的一位老人吧？”
“有生以来，这是我第一次撇开我的父母，匹马单枪独自一人出外办一件事，不得不在穿戴上做一番考究，以便摆出一副成人的模样来。我脱去了罩在身上的童子军服装，穿上了一件阴丹士林长衫，头上戴上了一顶灰色的毛呢博士帽（这是我父亲平时不用，拜客时才戴的帽子），因为帽子太深太宽，我把头顶两侧捏了又捏，以防帽檐随时可能从两耳垮下来。
“已经在北巷子一家华丽的公馆门外踱过三次了，心头还在犯疑，‘这真是林先生的家吗？’凭着我这一身打扮，我终于鼓足了勇气，走入了耳门，向躺在藤椅上打瞌睡的看门老大爷说：‘请问，林先生在家吗？’
“‘你会林先生？’看门老大爷显然采取了一种极不信任的目光把我从头到脚注视了一遍：‘哪个林先生？老的？小的？’
“我尽力保持镇静，说：‘他的年龄吗？当然，不会小了，林先生的名字叫林祥治。’
“‘找我们大少爷啊！’看门老大爷向院内喊了一声，随即又躺到他的藤椅上去了，嘴里嘟哝着，‘嗨，找林先生，我差一点把老太爷给你说出来了。’”
木斧记叙说：“林祥治出现了。呵哈，什么林先生？不是和我一样是一个中学生么？他个子比我还要矮小，穿一件麻制服。我们两个人，不过是陌生的大孩子和小孩子的会见罢了。”（《诗的求索》，第21—22页）
这是一次有趣的会见。但它不是木斧人生道路的短暂而充满趣味的插曲。这是一个标志，标志着木斧的人生道路将发生新的更大的转折：这是靠近中国共产党组织的第一步啊！木斧是这样说的：
“这次会见，决定了我的一生。应当承认，方然同志是我走上革命的道路和文学的道路的引路人。”（《诗的求索》，第22页）
“方然不仅引导我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而且引导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方然让我和林祥治取得联系，实际上是使我同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在党的培养下，我参加了地下党所领导的秘密革命青年组织‘民协’。”（《诗的求索》，第31页）
“从此，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和文学的道路。由于我积极完成了报社分配给我的撰稿、组稿和推销报纸的任务，后来便直接参加了报纸工作，担任文艺版编辑（在学校，我仍然是一名挂名学生）。我的工作是十分忙碌的，既是编辑，又是校对员、发行员，同时还是两所女中的联络员。”（《学诗，在严冬季节》）
这里有几点，应该加以解释。
方然于1946年3月任《学生报》主编。半年后，即9月份，他又东下重庆，组织学生参加学生运动。
木斧参加《学生报》编辑工作，指的是后期《学生报》的工作，1945年9月创刊的《学生报》至1947年3月停刊，是为前期；后期《学生报》即《学生》半月刊，一直是在地下党成都市工委领导下开展工作的。1947年夏秋之际，刘文范、贺惠君、邱孝平等研究《学生报》的复刊工作，得到地下党成都市工委支持，并指定苏良沛为报社党的负责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于1947年12月，《学生》半月刊顺利出版。参加该刊的工作人员，除前期的邱孝平、贺惠君、苏良沛、李晓耘、刘令蒙、苏菲、李晓芸、金绪良外，又吸收了颜昆、吴鹏、乐进贤、段惟庸（葛珍）、魏世萌等，木斧也自然成为报社的骨干了。1948年5月，《学生报》内正式建立中共党支部。
《学生报》《学生》半月刊的活动，是通过万余名社员和通讯员、发行员开展的。前后期《学生报》在成都市的许多大中学校建立了社员小组或通讯小组、发行员小组，并以社员为中心，团结一批进步同学，成立读书会，创办壁报，有的还办剧团。木斧即组织过“友谊剧社”，团结广大同学一道罢课，投入民主爱国运动。
社员小组和通讯员小组还经常组织学习。学习的主要内容，一是时事，包括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学习分析形势。由于社员和绝大多数通讯员都是信得过的进步骨干，因此，可以明确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宣传解放战争的形势和我党在大后方对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部署；二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社会发展史。学习的主要材料是《大众哲学》《新哲学大纲》《思想方法论》，有的还学习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和《新华日报》上的专论等，指导和帮助大家武装思想、认清形势。社员、通讯员还经常畅谈解放，当时的隐语，称解放区为“山那边”，称解放为“明天”，社内还交流学习阅读进步文学作品的心得体会。
正是在《学生报》内，木斧接受了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更加认清了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和腐朽。他的思想在不断进步着。
“走上革命的道路”
木斧说：“鲁迅的小说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在漫漫长夜中，给我振奋，给我沉思。”（《烙印》）引导他的眼光去直面社会、现实与人生。鲁迅作品和其他的一些新文学作品，加深了木斧对旧中国黑暗现实的认识，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燃起了一把愤怒的反抗的火焰。正是由于王育民的引导，木斧接近了、理解了鲁迅，接受了鲁迅反抗黑暗的思想；也正是由于方然的引导，木斧接近了文学，参加了革命。因此，在诸多的场合、诸多的文章中，木斧对于这两位引路人都致以深深的谢意和敬意。
再也不是在跑马山上奔跑的“蛮孩”了！刚跨进青年行列的木斧，眼中看到了那个社会更多的苦难，心中储存着强烈的反抗的情绪，他要抒发他的愤懑，他要宣布他对旧社会的控诉！他站在旧社会的反叛者一边，他要亲手为这黑暗的社会挖掘坟墓了！
1948年2月，木斧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秘密革命青年组织“民协”，开始了他的职业革命者的经历。“民协”全称为中国民主青年协会，是中共的外围组织。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腹地区成都，这个组织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团结带领大批青年学生与国民党统治开展了积极的地下斗争。加入这个组织，就意味着参加了革命。
木斧由此成为一名青年革命者，从此，他就积极投入到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中去了！
当时的进步戏剧运动也是传播革命和进步思想的一个方面。木斧受母亲影响，从小喜欢戏剧，他的演出才能也在这时派上了用场。他说：“我是1948年2月在国统区白色恐怖下参加革命的，那时候的话剧运动和学生运动是紧密结合的，我参加革命前后在地下党领导的剧社演过很多话剧，演过曹禺的《雷雨》（饰鲁贵）、《原野》（饰白傻子），以及陈白尘的独幕剧《冒牌秘书》（饰阿三）等，建国初期排过歌剧《刘胡兰》（饰石三海），都是反派。”这些戏剧艺术的实践活动，为他离休后加入京戏的丑角行当，打下了基础。用他自己的话说，“便顺理成章了”。（《我喜欢京剧的丑角》，见《木斧短文选》，第225页）
1949年下半年，木斧从西北中学高中毕业，到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读书。这就是后来的四川美术学院的前身，是抗日战争时期迁来四川办学的。木斧在这所学校里读书的时间很短。他自己说：“省艺专是一所五年制的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改为四川美术学院，迁址重庆。我是1949年9月入校，只在校内住了一个多月，便转移下乡了。”正是因为这一段经历，“按照中央文件规定，先参加革命后入校读书，后调离学校，应以毕业生对待。所以我后来的学历是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毕业”。
说到木斧转移下乡，那是1949年12月初的事情。当时，国民党成都当局面临着解放大军四面包围，对进步运动的镇压也越来越凶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作准备人才骨干，成都地下党组织主动布置安排一些骨干分子转移下乡。负责木斧转移的萧萸说：“1949年12月初，我到成都打听解放战争的进展情况。我住在小天竺郭子良（木斧记的叫郭良）家，他是地下党员。”“一见面他就说：‘现在成都紧张得很，垂死的时候，敌人发疯了，到处抓人。你来得正好，我们有一个同志，特务要抓他，你带他到乡下躲几天。’”“次日一早，郭子良领来那人，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小青年，看样子稚气十足。我们默默无言地走出了城。这时候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杨莆（木斧）。他爱好文学，爱写诗，曾经读过我在《七月》上登载的小说。他说《七月》上登载的作品战斗性都很强。他周围的人都喜欢读。于是他列举他们的名字，并且告诉我他们在文学上的活动情况。从他的话中，我发现这个十八九岁的小青年不但在政治上前进，而且在文学上懂得很多，并且有他自己的见解。我多么高兴结识这个年轻人！”
从成都到郫县花园场乡下有四十公里路程。萧萸带着木斧边走边说，在这条坑洼不平的路上从不认识到认识，到结成亲密的朋友。那时的萧萸已经年近五十了，早就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作家了。他二位可以说由此成为忘年之交。
萧萸写道：“傍晚时候到达我们家。我在谷仓前给他搭了一个铺。第二天，进步青年周启志和余元忠二人来，看见木斧，三人一见如故。木斧不多说话，好像小姑娘一样腼腆，而周启志和余元忠却争抢着发言，把地方上的情况一一搬出来告诉他。他们想邀约他到幺店子去。我的父亲对杨莆说：‘你少露面好些，少惹些麻烦。’我父亲的担忧并不是多余的。木斧才来两天，我们全村的人都知道了。特别是那些提起共产党便色变的人。他们奔走相告，一传十，十传百，几天之内，街上的袍哥大爷和乡公所的一伙人都知道了我们家来了一个可疑的陌生人。我只好扬言说：‘这是个大少爷，他父亲是成都的大资本家，听到共产党打来，怕得要命，叫他到乡下来躲一躲。’”
在惊惶不安中躲了几天后，成都和平解放了。萧萸带着木斧到花园场街上看新气象。太阳暖洋洋地照着解放了的人们，不是春天胜似春天。街上那些头面人物都不见了。十字街头站满了人，一堆又一堆，都穿得破破烂烂。他们欢笑、打闹，十分忘形。
这段下乡转移的情况，木斧在回忆中也有相近的说法。在《被遗忘了的作家》一文中，他写道：“一九四九年年底。黎明前的黑暗。成都，解放战争的炮声已经逼近四川，国民党还在做垂死的挣扎，血腥屠杀即将开始。一天晚上，我作为一个‘神秘人物’被介绍给萧萸，时间只有五分钟。第二天，我们便一同上路，到他的家——郫县花园场去了。我对于萧萸一无所知。党的负责人是这样向我交代的：‘一个失了业的中学教师，党的同情者，政治上可靠。你立即转移下乡，住到萧萸家里去，由他保护你。’”这个负责通知木斧转移的就是他的西北中学同学，与他和杨玉煊（笔名向黎）一起建立《学生报》西北中学通讯组的诸葛学肱（后改名诸果）。时隔多年后，诸果才告诉木斧，让他通知木斧转移的，是林祥治（罗梅），因此，木斧一直认为，既是成都地下党组织在那么危险的时刻救了他的命，更是林祥治救了他的命。他在《热泪滔滔忆罗梅》一文中深情地回忆了林祥治对于他的关心和帮助，并表达了无限的怀念。（《热泪滔滔忆罗梅》，见《诗路跋涉》，第176—178页）
“萧萸对我更是一无所知。下乡以后，乡里人向他打听我这个陌生人，他便绘声绘色地说：‘这位杨先生，城里头的大少爷，家里阔气得很哪！城里住腻了，下乡来散散心……’”交谈中，木斧才知道，萧萸是一位早就成名的老作家了。他常在胡风主持的刊物《七月》上发表小说，还是绿原、雪牧、胡天风在湖北恩施高中部的老师。
“他自己清楚这是同我一起诌出来的‘鬼话’，专门哄‘鬼’。对于我的真实身份，他持慎重的态度，从不打听。我们之间的信任，都维系在对党的信任这一点上，只有这一点彼此是清楚的。萧萸的家离花园场场口不远。他自己有两间草房，他和他的夫人刘方——国文教员和数学教员——住一间，他的老父老母住一间。草房门外有口天井，天井旁边搭了个草房偏偏，本来是堆积农具和杂物的地方，临时腾空，让我住了进去。萧萸当时快满五十岁了，和我的父亲同龄，头顶的黑发已开始脱落，瘦小的身子有点佝偻了。他坚持尊称我为‘杨先生’，并且不让我去参加农业劳动。萧萸在参加农业劳动之余，有时陪我上街去吃茶，有时陪我到附近几家农民院子去串门，让我有机会观察当时农民的状况。每次出门，都由他陪同，除此之外，他有大量的藏书供我阅读。我在那狭长的草偏房内不仅读了许多文学名著，还写就了长诗《黎明前的黑暗》。我清楚萧萸当时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掩护我。他随时提防着在这黎明前的黑夜我出什么问题，但是他从来不告诉我他做了些什么工作，费了多少心血，付了多少代价。他总是尽量减少我的烦恼的忧虑。”（《被遗忘的作家》，见《汪瞎子改行》，第231—234页）
关于木斧的这段经历，流沙河在《写序的故事》中也记载了与离开成都时的木斧路遇的情况。“1949年11月末，成都临解放的前一个月，我住在祠堂街华德里。一天早晨出门，在少城公园门口突然遇见他向西门走去，他的脸色显得焦急，说要到郫县乡下去躲一躲。我知道当时国民党凶徒面临末日，正在疯狂报复，捕杀地下党人和其他革命志士，不禁替他害怕。”（流沙河《写序的故事》）三个人叙述的细节有所不同，但是大的方面是一致的。可见当时的紧张状况。今天我们不可能也无必要去把细节都弄清楚了。
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萧萸邀约周启志和余元忠两人到家里来欢聚。大家有说不完的话，抒不完的情，一直到太阳偏西的时候，才把庆祝饭做好，大家围着桌子坐下，每人面前放一个饭碗当酒杯，碗里都斟着酒。木斧首先站起来，第一个向萧萸敬酒。“他说：‘我们素不相识，你冒险保护我。我敬你一杯！’我说：‘我认识了你，从你身上吸取了新鲜血液，我年轻了。我也敬你一杯！’木斧接连喝了五杯，他那白净的脸突然泛红了。他有些醉了，话就更多了。他放开喉咙唱起《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人们……’”（萧萸《初识木斧》，见《再论木斧》，第256—258页）
这是木斧第一次放开喉咙，自由自在地高唱这首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人人都会唱的歌！
新中国成立了！自由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到来了！
木斧、萧萸他们收拾行装，再次走进了成都，也走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