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思想的人，实践的人”
弗兰茨·梅林在他的《马克思传》中曾这样评论马克思，认为他是思想的人和实践的人的完美结合。他认为，如果只看到马克思思想家的一面而看不到他作为战士的一面，那就错了。无论什么肘候，只要有参加革命实践的机会，马克思便立即停下他的研究，搁下笔来，去参加实际的斗争。正是这些斗争的实践，使马克思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走向共产主义者；也正是对这些革命实践的总结和研究，使马克思创立了人类最伟大的学说。实践能改变人的世界观，实践能创造革命的真理，马克思的一生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博学多才的青年马克思曾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中坚分子，也是费尔巴哈学说的信徒，这时的马克思的思想还多少具有自由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真正使马克思转向革命民主主义和完成向共产主义的转化的决定因素，还是他参加革命斗争的实践。1842年4月，马克思因生活所迫需要找一份工作。后来他接受了《菜茵报》主编的工作。正是这一工作，使马克思有机会接触广大贫苦人民的生活，了解他们，同情他们，揭露那些剥削人民的贵族地主。理论和精神的研究降到了次要地位，马克思所关心的更多的是经济利益和实际问题，他从精神世界回到现实社会。在《莱茵报》的5个月使马克思的世界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马克思经常深入到工人中间，参加他们的集会和斗争。他不再象以往那样从精神出发去研究问题，而是从实际出发去进行思考，并试图以社会存在去说明社会意识的实际状况，从而大踏步地迈向历史唯物主义。深入基层，深入实践，不但使马克思完成了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而且使他成为科学共产主义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
要做思想的人，更要做实践的人。青年人只有到基层去，投身于实际生活的锻炼，才能了解社会，了解人民；才能对客观世界有正确的看法。正如马克思在谈到青年职业的选择时说过的：“较多研究抽象真理，而不深入生活本身的那些职业对青年来说是最危险的。”
列宁——我的帆永不弯折
1887年5月28日，列宁21岁的哥哥亚历山大因刺杀沙皇遇害，这极大地启发、激励、坚定了列宁把投身推翻沙皇黑暗统治的革命作为终生选择的信念。
同年8月，列宁进入喀山大学法律系学习。他之所以选择法律专业，一方面是因为法律系是当时喀山大学唯一研究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的系，另一方面是考虑到司法活动将对自己未来的革命活动起到一种合法的掩护作用。他说：“现在这样的时代必须研究法学和政治经济学。在别的时代，也许我就选择别的学科了。”不久，列宁因积极参加学生的革命活动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和同志们讨论今后出路时说：
“今后在我面前只有一条道路——为革命事业而奋斗。”当时年仅18岁的列宁就这样经受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革命冼礼，从此把自己的全部生命与反对沙皇独裁专制制度、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压迫、解放劳苦大众事业紧密结合到了一起。
后来，列宁被放逐到喀山市界。这期间，他因为有了奋斗目标而更加刻苦学习。他按照大学学法律系的教学大纲，顽强地进行自学，同时广泛涉猎，深入钻研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俄国伟大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等著作。
1891年，经过反复要求和多方面争取，列宁终于被允许以校外生资格在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应试，结果他以全部考试科目的最高分获得了优等毕业证书。此后，他开始在萨马拉地方法院担任律师助理，一面进行秘密革命活动，一面忠实地充当贫苦农民的法律辩护人。
1893年秋，列宁开始在彼得堡进行革命活动。他除印传单、做演说、写文章外，还经常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进行政治鼓动。他在工厂车间或工人宿舍向工人们讲解《资本论》，为他们指出受剥削、压迫的根源，鼓励他们起来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他常和工人们高唱一首《船夫》歌。
毛泽东——到实践中探寻真理
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特别注重深入社会实践。1913年初，20岁的毛泽东在经历了6年私塾、3年务农、半年当兵、半年自学的复杂生活后，带着对祖国、民族前途的忧虑与思考，在湖南第一师范渡过了5年半的时光。他非常好学，而且讲究实践，不但善于读“死”书，还善于读“活”书，读社会这本书。1916年夏天，他利用暑假，邀同窗好友蔡和森，一把雨伞，一条毛巾，一双草鞋，徒步游历了浏阳、湘阴、岳阳几县，历时一个多月。途中，他们风餐露宿，与农民交谈、劳动，了解地主的剥削和贫农的痛苦。毛泽东将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写成文章寄湖南《通俗日报》，用深刻又流畅的文笔揭露社会中的丑恶现象。对中国农村的实地考察，更坚定了他改造中国社会的信念。
他十分注意在实践中锻炼自己的组织能力和办事能力。从1915年起直到1918年毕业为止，他一直担任校学友会（原名“学生自治会”）的领导工作，或作文牍，或作总务（即总干事），并兼教育研究部部长。在任学友会总务时，学友会工作开展得非常活跃，经常召开成绩展览会、体育运动会、自由演讲辩论会以及各种专门问题的学术研究会，引导学生刻苦钻研学问和锻炼体魄，做到强毅有为，任重致远。学友会的工作，使他组织群众的才能得以充分发挥。
毛泽东一贯同情和热爱劳动者，痛恨工农不能求学的不合理现象。1917年，他满腔热情主办工人夜校，亲自教课，提任“管理”，筹划有关办学的大小事宜。通过办夜校，他取得了联系工人的初步经验，同工人阶级建立了最初的感情。
1918年4月，他和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正式成立了对湖南以及整个中国的命运影响很大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1918年6月，他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成为那时许多青年向往的事情。毛泽东在湖南发起了留法勤工俭学活动，为中国革命准备了一批干部。但他觉得中国有许多事情需要深入的研究、调查，因此决定自己不出国，留在国内从中国现实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周恩来——光辉的选择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黑暗的年代。当时辛亥革命已经失败，袁世凯窃夺了胜利果实，军阀混战，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加紧勾结，对中国人民实行更加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出身于破产的封建官僚家庭的周恩来同其他先进的中国人一样，为使国家复兴，不断进行艰苦的探索。
早在沈阳求学期间，周恩来就为自己的一生做了第一次选择——确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学习的目的。1913年进入天津南开学校后，他更是发奋读书，他的各门功课都取得了优异成绩，是品学兼优的学生。他不仅学习勤奋，而且以研究各种学问、团结同学和宣传新思想、新事物为目的，积极热情地从事大量的课外活动，为挽救“积弱不振”、“外侮日逼”的祖国大声疾呼。
1917年，周恩来的中学时代结束了，他怀着救国济世的志向和研究新思潮的急切愿望东渡日本，寻求真理。在留学日本期间，他开始接触和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还积极投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卖国的斗争。
五四运动是在我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兴起的。周恩来回到祖国后，立即投入这一场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伟大斗争，他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进行革命宣传，还发起组织了革命团体觉悟社，学习和研究新思想，讨论各种社会现实问题，尤其是社会改造和中国的出路以及青年运动的方向等问题。
为了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了解和考察欧洲无产阶级的状况的斗争经验，寻求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根本道路，1920年11月，23岁的周恩来远渡重洋，赴欧勤工俭学。他先后到法国、英国和德国度过了将近4年时间，他实地考察欧洲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工人的劳动、生活情况，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参加和领导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斗争，从而思想上发生了新的飞跃。1921年3月，周恩来在巴黎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首批党员之一。1922年9月，中共旅欧组织成立，周恩来是领导人之一。1924年7月，周恩来奉党组织的命令，离开欧洲回家，投入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可以说，周恩来的青年时代，是在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中进行了第二次选择的过程。在经历了艰苦的学习和斗争的锻炼、经过了长期的探索和反复的比较之后，周恩来确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这一光辉的选择，使他终于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家和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
邓小平——伟业的起点
1920年秋，抱着“一面做工、一面求学，学点本事回国”的满腔热望，邓小平和八九十位年轻的同胞一起，坐在“盎特莱蓬”号轮船的货舱里，在海上航行了40多天后，抵达法国的马赛港。
那时，邓小平刚满16岁，在同船的中国青年中，是最年轻的。
邓小平到法国后，那里的实际情况同他的愿望相反，大部分时间只能用来寻找工作，挣钱饣胡口，而且所做的都是学不到多少技艺的苦力工。他首先去克娄梭钢铁厂做杂工，以后又去巴黎比扬古雷诺工厂当钳工，还到饭馆里干过活，在火车头上做过司炉，收入极其微薄。他只有短时间在当地的语言学校学习。
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法国的经济的十分萧条，就业格外困难，中国人即使是到那些较好的大工厂去的，工资也只有普通法国工人的一半。邓小平家中也已无力再寄钱给他，这使他度日更加艰难。
60多年以后，他在回忆中说：“（那个时期，）每当我能买得起一块羊角面包和一杯牛奶时，我总是感到很高兴。”冷酷的现实，使邓小平原有的出国留学的愿望顿时化为泡影。
然而，一种新的理想却越来越强烈地吸引了这位年轻人。当时的法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社会主义思潮广为流行，一批先进的中国留学生相继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走上革命的道路。
在同各国工人同甘共苦的日子里，邓小平深刻地了解了无产阶级；在较年长的中国革命家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的影响下，他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开始从事各种共产主义的政治宣传活动。
1922年，邓小平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两年后，他又转为中共党员，不久便被委以重任，在里昂领导党团工作和华工运动。
从16岁到21岁，邓小平在法国生活了5年多，由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由一个留学生成长为一个职业革命家。
如今，邓小平已然成为当代世界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而60多年前他在法国的那段经历，正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的起点。
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
一个革命者被满清政府绑赴刑场斩首示众了，他的鲜血又被蘸在馒头上拿去当作治病的药卖钱。观看他临刑是老百姓，吞食那涂满他的鲜血的馒头的，也是老百姓。
凡是读过鲁迅的短篇小说《药》的人，都会记得这个故事。小说里写的人物是虚构的，但鲁迅在现实生活中的确经历了这样的惊心动魄的事实。
那是1904年，他进入日本仙台医科专门学校医学科求学教师使用幻灯机放映细菌形态进行直观教学后，放映风景或时事画片给学生看。有一回，画面上出现了一群中国人，一人被绑在中间，其余人分立左右，据解说，绑着的那个中国人是替俄国刺探日本的军事情报而正要被斩首示众，那分立两旁的看客都是中国人。看到这里教室中发出了“万岁”的欢呼声。这使鲁迅大为震惊。他原以为学得医术可以治病救人，可以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这时醒悟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十分健全，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首要的是要改变他们的精神，而最好的途径当从文艺入手。于是他毅然放弃了学医的计划，而从事于文学运动的提倡和写作了。
鲁迅的人生道路发生这样巨大的转折决不是偶然的。他在来日本求学之前早已从现实生活中痛切感到祖国的贫弱和落后，形成了反抗满清政府腐败统治的思想，向往维新富强之路。
刚到日本时他勇敢地割掉了头上的辫子，并赋诗明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以这种对于祖国的坚定不渝的爱，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反帝反封建的一系列斗争，和人民大众紧密地站在一起，从爱国主义，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以他一支如椽大笔成就了辉煌的事业。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其作品是中华民族极其丰富极其珍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巴金——走出深宅大院
一座前后五进的公馆，门深似海，墙高如城，架上是经史典籍，阶前是婢仆下人，往来有高官，相交无白丁。这样一个封建思想统治严密的仕宦之家，却出现了叛逆者——杰出作家巴金。
巴金家有一个轿夫，姓周，年老瘦弱，有悲惨的经历。他的妻子跟别人跑了，他的儿子当兵死在战场上，他孤零零地活在世上也只是痛苦地捱日子而已，但他保持着一个坚定的信念：
忠实地生活。他主张“火要空心，人要忠心”。这“忠心”并不是指奴隶般地服从主人，而是忠实地照自己的信念生活下去。他向年幼的巴金，叙说了自己悲痛的经历，实际上教育巴金憎恨这个社会，树立正直的生活态度。
然而这样的启蒙教育在巴金的公馆里是随处可得的。他也曾傍着黯淡的灯光听衰老的仆人绝望地倾诉他们的悲哀以及没有希望只是忍受苦刑般地生活着的人的凄惨的故事，它们在他心上投下了阴影。他还亲眼看到周围发生的残酷的事实：一个仆人偷了字画被逐出门外做了乞丐，每逢过年过节偷偷地躲在门前石狮子旁边寻找机会央求从前的伙伴向旧主人讨一点赏钱，后来终于冻饿而死。一个老轿夫出去当了一家的仆人，被诬偷了主人的财物，在一个冬夜用裤带在门上自缢而亡。这使年幼的巴金“心里起了火一般的反抗的思想”，他发出誓言不要做少爷，“要做一个站在他们一边，帮助他们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