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种族在美国的进步道路上都曾遇到过障碍。但是，他们在来美之前所遇到的障碍和所遭受到的痛苦，通常都要超过他们在美国所遇到的任何艰辛。
人们有时相信，出身书香门第并得益于父母课余辅导的孩子，才能在学校里出人头地，就像犹太人家庭所树立的那种风范一样。但日裔移民的家庭根本不具备这些条件，然而他们的子女在学校里却是拔尖的。
ETHNIC AMERICA: A HISTORY
美国种族具有超出种族本身的内涵。在一个重视个人价值的社会里，种族史提醒我们，每个人都生在世代相传的特定文化模式之中，这种文化模式有着深远的影响，此点不可忘记。一位著名的史学家曾经说过：“我们并不沉湎于过去之中，但过去却纠缠着我们不放。”此外，种族史还反映出人类相处是何等的困难--不仅在他们作为广义上的美籍犹太人、华人或墨西哥人时相处很困难，就是在这三个种族或其他种族内部，因为分裂为许多支，族内相处也是困难的。
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而非我们想要它发生的事情，也不是某种学说或意识形态认为已应当发生过的事情。相反，历史有时能帮助我们估量我们对过去或对目前或对未来的信念。
捕捉历史的因果关系，与寻找自我辩解和谴责别人的理由是大不相同的。进行因果分析和道义分析，要做到二者互不混淆，哪一项都是够困难的。例如，一个种族的偏见造成另一个种族贫困的程度问题，乃是一个因果关系问题，而不能因为偏见在道义上令人反感就认为这是一个早有定见的结论。持有偏见的人，在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被他们所仇视并诬蔑为低下的人赶上或抛在后面的情况，并非没有发生过。此种情况有时会发生，有时不会发生。究竟会不会发生，又是一个因果关系问题。但是如果有人说，仅偏见就足以解释因果，那么，美籍犹太人和日本人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成为美国最富有的两个种族。
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说，捕捉推动或阻滞种族进步的因素，绝不是在品德上或其他方面给各个种族划分优劣等级。每个人都出生在一个他尚未参与创造的世界里，不管他属于哪个种族。一个人如果出生在价值观念和技术造诣都使生活易于应对的种族里，那是他的运气好，而不是他个人有什么了不起。最大限度地洞察到这些价值观念和技术造诣可能是些什么，它们又为什么如此关键，这才是极为重要的事情。
尽管钱财明显是一个重大的因素，但某些在经济上最成功的种族--犹太人可谓这方面的典型--当初踏上美国土地时，却是白手起家的。尽管人们都认为政治上的凝聚力是成功的先决条件，然而某些故意避开政治的种族，恰恰面对逆境而获得了惊人的发展，美籍华人和日本人就是明显的例子。反过来看，在具备肤色和语言优势的种族当中，爱尔兰的起飞是最缓慢的，但他们的政治成就却是无与伦比的。尽管在美国历史上就机会而言，边疆是个关键因素，然而某些最成功的种族却从未贴近过边疆，甚至在边疆开发完毕从而堵死了向上流动的门之后也从未见过边疆是什么样子。苏格兰—爱尔兰人在早期边民中是响当当的，但他们的后代在阿巴拉契亚山区却是当今美国最贫困的群落之一。犹太人、华人和日本人的历史证明，认为教育“包治百病”的观点也是可疑的，这三个种族都是依靠体力劳动和商业意识开始发家的，只是到了后来才有本钱把自己的子女送进高校读书。
然而毕竟有某些一般的模式呈现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确定这些一般模式的成因及其内涵，将有助于我们理解种族问题、美国社会乃至更为广泛的人类活动。
模式
美国各种族呈现出的最引人注目的模式，也许要算是伴随时间而来的那种经济状况的普遍提高了。在美国，进步是如此广泛地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以致有必要澄清，进步不是自动到来的。在世界的许多地方，人们当今的经济生活水平，比起他们的祖先好不到哪里去。然而美国各种族群体却不然，他们除去在生活水平、政治代表权和寿命诸方面都有绝对意义上的提高外，在相对意义上一般也都有所提高。美籍意大利人在20世纪初期，其收入所得还不到全美收入平均值的一半，但现在却已经超过全美平均水平。19世纪末曾经是一贫如洗的犹太人，现在的收入已压倒其他任何一个种族，包括盎格鲁—撒克逊人。美国各种族的进步，在速率上虽然千差万别，但进步本身的覆盖面却很广。
每一种族在美国的进步道路上都曾遇到过障碍。但是，他们在来美之前所遇到的障碍和所遭受到的痛苦，通常都要超过他们在美国所遇到的任何艰辛。在美国，反犹太主义不过意味着遭人白眼，并在求职方面受到限制而已，犹太人不会生活在可能遭到大规模驱逐和屠杀的威胁之下。甚至就非洲人在历史上受奴役的痛苦而言，倘若他们落在阿拉伯人手里或在西半球的其他地方，其处境也要比在美国来得更惨，在那些地方，奴隶出生的速度比不上死亡的速度。一句话，美国从未幸免于那些世代残害人类的古老罪孽，其不同之处在于，别的因素也都有起作用的余地，而且通常起到使人世变得更加美好的作用。
比较本身的问题
人们常说，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此话不假。但须知“移民”这个笼统的字眼包含着来美各个不同民族之间的许多重大差异。比如说，食不果腹的爱尔兰人和作为大屠杀幸存者的东欧犹太人，实质上是举家逃亡的难民，背井离乡时连桥梁都曾付之一炬，到达美国时是铁了心要当美国人的。而另外一些人来美是属于侨居性质的，大多数是男性，仍然抱有返回故土的打算，所以他们的着眼点首先不在于语言和文化上的美国化，或急着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从意大利、中国、日本和墨西哥来的早期移民，基本上就属于这种情况，今天往返于波多黎各和美国本土的那些人，也大体如此。当然，也有的移民既非难民亦非侨民，而是一些由自己选择其定居美国的时间和地点的人。这样的移民--例如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就很少会“集居”在其登岸的港市，而很可能会选择那些适合于他们自身状况的地区长期定居下来。最后还有一类人，他们来美根本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被捉来的，这就是非洲黑奴。他们在美国的地理分布和所起的职业作用是专为别人提供方便。
撇开评估进步究竟有什么意义这个更为复杂的课题不谈，单纯地比较上述各个不同种族的进步，就够困难的了。一个包含着大量侨居成分的种族，和一个基本上是由意向相同的人们及子孙构成的种族，要找出二者进步的轨迹，其难度是不一样的，前者就更加复杂而捉摸不定。1970年的美籍犹太人和10年之前即1960年的美籍犹太人，大体上仍是同一批人，而1970年美国本土上的波多黎各人却有相当一部分在1960年时还住在波多黎各；反过来说，1960年时住在美国本土上的波多黎各人在1970年时已有相当一部分回到了波多黎各。以在美国本土或波多黎各任何一地收集的笼统数据来衡量一组特定的波多黎各人的进步，都是不得要领的。在美国本土永久定居30年以上的波多黎各人的进步，与形形色色的所有被划为美籍波多黎各人的所谓进步相比起来，实有天壤之别，表现在收入、职业以及与异族的通婚率诸方面。美籍墨西哥人同样也属于这种情况，他们也有大批人在美、墨两国之间不断来回走动。将一个侨居群体与一个难民群体相比较，或与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移民群体相比较，不管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衡量一个种族的进步，还是要弄明白这个种族受别人的歧视的程度，都是困难的。那些只求有个栖身的地方，拼命干活攒钱以便返回故里的男子汉，其生活状况怎能与在美国开办农场并决心世代定居下去的农场主家庭生活状况相比呢？简言之，怎么可能用同一个尺度去衡量追求不同目标的人们的进步呢？进一步说，怎么可以要别人（即“社会”）对这些以一把尺子衡量出来的差别担负起因果关系或道义方面的责任呢？
就黑人而言，连究竟应从何时开始量度他们的进步为宜，都是不明确的。从17世纪他们首次来美量起呢，抑或从19世纪解放黑奴开始量起呢，还是从20世纪他们涌入美国大都市开始量起呢，实在难以说清楚。黑人可以说是最古老的美国人的一部分，也可说是那些正在适应过程中的美国最新种族当中的一员，这要看以什么时间为标准。他们的进步可以说是巨大的，也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这取决于从哪个起点开始衡量。
种族继承关系
任何一个种族都在某个方面有其独特之处，然而从历史上看，一直存在着一种承继模式，即在居住区、职业选择、领导力量方面，或在学校或其他组织里，往往出现一个种族取代另一个种族的现象。
今天，人们常用“白人大出逃”这样的夸张说法来渲染街区居民成分的变化。岂不知，早在街区的黑白居民变化成为有争议的问题之前很久，此种模式就已存在了。19世纪爱尔兰人涌入纽约和波士顿这两个城市时，当地美国居民就曾逃离过。当时某个街区一旦出现一家爱尔兰人，“非爱尔兰裔居民就开始大搬迁”。在这种情况下，据当时一位人士的记述，房地产价值就会因“畏惧心理的扩散”而“战栗”，惊慌失措的迁逃现象就接踵而至。在19世纪中期，当移民日趋增多时，由于“老住户迁逃至市郊”，纽约城区就以每10年约1英里的速度向北扩展。在1840年，纽约市北郊的建筑物直到今天的第14街为止，1850年就延伸到第34街，1860年进一步延伸到第42街。“白人大出逃”是一种混淆视听的说法，这不仅因为它的历史眼光短浅，还因为黑人在发现处境不利时也曾迁逃过。在19世纪的纽约，黑人曾因意大利移民步步“跟进”而通通逐街向后撤退。在19世纪的底特律，黑人则因波兰移民的迁入而退出了原来的居住区。首批来到哈莱姆地区的黑人，就是为了逃避曼哈顿中区那些强悍的爱尔兰人，而且因害怕碰上更多的爱尔兰人，所以直到第145街，再向北就驻足不前了。
各种族的社会与经济地位由于时代的前进而发生了变化，逃离街区时种族构成也发生了变化。在19世纪，因爱尔兰人的迁入而使盎格鲁—撒克逊人逃离，后来则是因意大利人的迁入而使中产阶级的爱尔兰人逃离。
当贫困的新居民取代原来的老住户时，房子本身就会被搞得面目皆非。穷人历来就未曾住过专门为他们建造的新房子。他们从别人手里接过来的那些旧房子，本来是为收入高的人家设计的，这种人家住得起十分宽敞的屋宇。所以，穷汉迁入后，现成的整套住房就被分割成较小的单元，以出租给收入低的房客。大套房子分割成小套公寓，现有的公寓则由几人共租，或者是由大家分摊房租，或者是通过转租的办法来凑齐房租。实际上，每个种族曾普遍经历过请进房客以凑足房租的阶段。在1880年，每个意大利移民的家里，平均至少有一个房客。到1905年，情况有所改变，减少到平均每两户意大利人家有一个房客，与此期犹太人住户当中的情形类似。住户请进房客的这一比例，仍然高于20世纪20年代哈莱姆地区的黑人住户，这时居民家庭请进房客已被认为是“声名狼藉”的普遍做法。和其他许多方面的情况一样，请进房客后来竟被视为骇人听闻的怪事。造成这种误解的唯一理由，就是早期历史上存在过的模式被人们忽略或忘却了。
随着住房逐步转向社会底层，住房的维修政策也不同了。19世纪在移民“集居”的贫民窟里，房东普遍不愿修缮楼房而“宁愿让其破败下去”，直到陈旧不堪而倒塌。换句话说，房主是故意让楼房年年失修的，理由是反正现在住的是不知爱惜房子的房客，修房子等于白费钱财。对移民房客的这种评价，倒也不完全属于带有敌意的偏见。对他们持同情态度的一位改革派人士也曾说过：“移民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变成贫民窟。”20世纪的各个种族大体上也是如此。在某些贫民窟，房租经常比原先住着“体面人家”时还要高。然而，贫民窟房地产的赢利额，并不像社会改革家们断言的那样“高得不得了”。原因之一是贫民窟房地产的折旧率很高，更重要的是房租高并不等于赢利，房租拿到手才能赢利。在19世纪的贫民窟，因付不出房租而被下逐客令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贫民窟的房客付不出房租的现象，就是在20世纪也不罕见，尽管地方法规的变化近来已使房东难以向房客下逐客令了。在贫民窟，“漫天要价”的房租并不真正意味着贫民窟的房地产具有比其他方面更高的赢利率。
种族承继关系并不仅仅表现在居住区方面。早期的爱尔兰移民就曾被厂方用来充当破坏罢工的工贼，他们因此而遭到工人的憎恨，结果就被排斥在工会的大门之外。后来，爱尔兰人自己建立了工会，就轮到意大利人、黑人和其他种族的人充当工贼，他们同样也落得遭人忌恨和被拒绝参加工会的下场。再后来，爱尔兰人当上了工会的头目，犹太人和意大利人成了他们的部下。而今天，有的工会是由犹太人领导的，黑人和波多黎各人成了他们的部下。同样，在学校里担任19世纪爱尔兰移民子女的老师的，是信奉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半个世纪之后，在学校里教育犹太人子女的，多为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裔教员，而非犹太裔教员。再过30年，在哈莱姆地区教育黑人子女的，多为犹太裔教员，而不是黑人教员。处在发家过程中的种族的子女，难得有本族充当其“角色典范”。某些最成功的种族，尤其是华人和日本人，几乎从未有本族的“角色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