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和社会压力有武力做后盾。存在于中国和其他海外华人社区的秘密社团或堂，也存在于美国的各唐人街。19世纪，秘密社团的杀手用斧头做武器去行凶，于是美国英文里出现了“斧手”一词。这个词现可指代进行各种罪恶活动的人。但秘密社团的斧头，渐渐演变为左轮手枪和机关枪，这也可算是被美国社会同化的一部分吧。
各个堂具有划定的妓院、赌博和吸鸦片的势力范围，早期唐人街的大多数居民无家可归，身边也没有女人，所以赌嫖和吸食鸦片在他们中间十分盛行。各堂之间不时爆发零星的暴力冲突。19世纪唐人街爆发的“堂战”尤其血腥。进入20世纪后，堂战仍不时打响，一直延续到1931年。尽管发生过轰动报界的耸人听闻的堂战，但大多数美籍华人素来是文静而平和的。
社会状况
也许早期中国移民的最大悲剧，就是这个如此重视家庭的民族被剥夺了在美组成家庭的可能性。1882年，美国单方面地降低中国人移美的数量，结果造成华人两性比例失调，其程度之严重，超过任何别的种族。1860年，在美华人的男女比例约为20∶1，到1890年更上升到27∶1。时至1930年，这个比例仍为4∶1。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早期的华人无从繁衍后代。这意味着，华人作为一个种族群体，融入美国文化的时间被耽误了。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华人几乎没有，直到1940年大多数华人仍然不是在美国出生的，所以无从通过学校来学习英语和美国习俗，更谈不上像其他种族那样有第二代孩子来帮助其父母去适应美国文化了。华人男子常被困在美国，既不能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又因为贫困而不能返回祖国。在一个既不为人所需而他们自己也不想待下去的国度里，数以千计本来就没有打算终生留居美国的华人，孤独地度过了他们的一生。
犹如在中国一样，家族在美国的华人中势力很强大。家族的首领既有经济实力又有社会影响。一个华裔商人通常掌握着一个家族的领导权，在商店附近为其族人提供住宿，给他们以接济、关照和庇护，也帮他们打开门路。因为在美国华人人数比较少，一些家族就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大家族。家族保守生意上的秘密，并限制新商店、洗衣店和餐馆的开办。不同的家族统治着不同城市的唐人街。
除了家族之外，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互助组织。这些组织起到就业介绍所、轮流借贷协会、调解机构和社会团体的作用。因为这种互助组织有多项功能，所以它能赢得华人的尊重或认可。没有这种组织，这些流落异国他乡的苦命人就将失去许多必需的服务和享受。各种华人互助组织最后终于合并为华人慈善总会，一般称做“六公司”，形成唐人街的统一声音，并为在美国的所有华人说话。
来自家族、六公司和堂（既独立又能管教本堂成员不违反其他华人组织的规矩）的道德、经济和政治压力，使美国的唐人街成为高度自我封闭的社区。
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里，唐人街不仅对华人，而且对那些醉心于嫖娼、赌博和吸毒的白人来说，都是罪恶的渊薮。华人把鸦片引进美国。经常光顾唐人街红灯区的白人，都是些流氓和恶棍。唐人街帮派的暴力行为本来就随时可能爆发，这批白人歹徒再来，就进一步加剧了那里的危险性。当时，唐人街那种破旧不堪、藏污纳垢和暴力横行的状况，恰好被反华分子用来作为限制华人入境的口实，尽管在实际上，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正是当时实施的排斥华人移民的政策。
华裔移民的后代
随着岁月的推移，为数不多的美籍华人女性生养了第二代。这第二代人数量仍然有限，他们长大后稍微缓解了华人两性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但从那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种男多女少的状况一直没有根本改观。还有一批数目不详的中国女子被偷运到美国（其中一些人明显是作为妓女被贩来的），混杂在一大批于排华时期被偷运到美国的华人当中。大家都知道，许多唐人街居民直到1960年还有意躲避人口普查员，害怕其非法移民的身份被发现，一些华人富商千方百计不让他们的妻子抛头露面，更不准许她们和华人男子接触。结婚的华人男子所占比例甚小。20世纪初在纽约，华人男子结婚的本来就很少，且过半数是与异族联姻的。只有在此后的几十年里，由于华人妇女逐渐增多，这个比例才有所降低。随着已婚华人男子数量的增加，和异族通婚的比例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逐步降到1/4左右。娶来的异族女性大多是白人。
虽然大多数华人男子只身独居，但他们实际上并非光棍汉。1910年，生活在美国的华人男子已婚的超过单身的，只是大多数人的妻子不在美国罢了。
尽管嫖妓、吸鸦片、赌博在唐人街盛行，华人男子也还是给撇在中国的老家寄回了可观的汇款。由于大多数美籍华人来自中国一个省的特定地区，从美国寄回来的汇款就集中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台山，台山因而成了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该地铺起了马路，安装了电灯。这里的教育设施直到20世纪中期中国共产党政府接管时，一直是广东省最好的。这些学校就是用美籍华人汇来的钱修建和维持的。台山民政项目的资金也是从美籍华人那儿募集来的，洗衣店老板、餐馆工人和其他人士都掏过腰包。按照美国标准，这些人仍处在贫困之中，但按中国标准，他们已经很富裕了。1938～1947年，每年从美国寄往中国的汇款平均达700万美元。
随着滞留在唐人街的华人旅侨年事渐高而去世，另有一些较为幸运的人筹集了足够的钱而返回祖国，他们的亚文化也就逐步瓦解了。由于这些落魄者人数的减少，唐人街的犯罪率开始下降。1900～1927年，在美国被逮捕的华人，有2/3所犯下的是与旅侨密切相关的三种罪行，即嫖妓、吸毒和赌博。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在肯塔基州莱克星顿吸毒治疗中心接受治疗的华人，有70%出生在中国，90%以上的人在美国的洗衣店和餐馆里干活，60%的人年过50。同期旧金山华人的自杀率，是全美平均数的3倍，死者几乎全部都是出生在中国的华人。这只不过是美国法律和歧视行为导致华人付出悲惨代价的一部分而已，这些法律和歧视行为使第一代华人几乎没有任何办法在美发财致富，又无从回到中国和亲人团聚。
1930年，美国政府对移民法进行了修改，允许少量仍在太平洋彼岸的妇女来美和她们的丈夫团圆。1943年，美国撤销了1882年的《排华法案》；1945年，新通过的立法允许数量有限的中国移民来美，这些措施减轻了性别比例的不平衡状况，使得这个注重家庭的民族能过上比较正常的家庭生活。大多数新来的移民是女子，这些女子又多处在适婚的年龄。短短几年，8000多名华人男子把妻子接来美国。其中一些人经历了几十年的分离之后重新团聚，时常相对无语，未料此生还能见面。许多男子回中国结婚，按照传统的方式，请媒人说亲。甚至这个时期在美国结婚的华人，由父母或媒人选择对象的也占了很大的比例，当然均在不同程度上征得双方的同意。
经济状况
尽管早期美籍华人的就业机会十分有限，唐人街仍能照顾自己同胞中的贫困者。甚至像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这样一些浩劫，都没能迫使华人向公共救济伸手求援。虽然1906年强烈地震之后的大火烧毁了唐人街，造成许多人无家可归，但旧金山华人得到的接济远远低于按人数应得的份额，而申请公共援助的人甚至更少。该地的华人社区组织从其他城市的华人那里筹集资金给受灾户提供救济，使其重建家园。
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初，当大萧条达到顶峰时，也极少有华人接受联邦政府的失业救济。1933年，芝加哥的白人有10%接受联邦失业救济，华人则只有4%。在纽约，白人接受这种援助的有9%，华人却只有1%。其他城市的情况也大体相仿。一些华人家庭协会在门厅放一桶米饭，以便挨饿的成员前来自取他本人和家人所需的分量，并在他的情况好转时再自动送还一份。
19世纪华人与白人直接竞争时的那种猖獗的反华情绪，在华人退缩到自己的土地，既不进行竞争也不加以反抗之后，白人不可能永久地保持其狂热的势头。唐人街此后成了旅游胜地。华人的内部组织谨慎地保持着唐人街的观瞻，尽可能地自己处理贫困和其他问题，几乎没有再触发过政治抗议。
个别的华人，特别是那些在美国出生因而属美国公民的年青一代，被送往高校深造，悄悄地进入一些专门职业领域。这些开拓者以自身的事例，有力地回击了美国人普遍存在的那种认为华人是不可同化的异族的世俗偏见，并证明华人应当更大程度地被接纳。华人这种静悄悄的渗入战术，加上美国种族主义普遍退潮，尤其是反华情绪的低落，致使华裔专业人员的数量有所增加，不管是从相对比例还是从绝对数字来看都是如此。1940年，加利福尼亚州只有3%的美籍华人是专业人员，而白人则为8%。到1950年，华人的比例翻了一番，增至6%，白人比例增至10%。在其后的10年里，华裔专业人员数字提高3倍，达到18%，超过了白人15%的比例。奇怪的是，夏威夷对华人的敌视程度从不像在美国本土那么严重，但华裔在夏威夷的进步和白人相比，不管从相对或绝对的角度来看，都要逊色得多。在1900年，华裔和日裔的专业人员比例尚低于黑人，东方人充当家仆的比例也超过黑人的一倍多，由此可见华人后来的进展是何等可观。
受过高等教育的华人，作为首批打入美国社会的楔子，其数量是很少的。1940年，在25岁以上的华人中，他们所占比例不到2%。但在这批为数不多的人当中，有80%进入了专门职业，大部分在科研岗位上。在??之后的20年里，随着接受高等教育的华人青年数目的增加--达到所有就业人数的20%--他们从事的专业领域相对来说一直是稳定的。1960年，半数以上的专业美籍华人在从事科研、财会、工程、制图和高校的教学工作，过半数的大学教员教授工程或自然科学。
然而大体上来说，华人最初的经济起飞，不是借助于普通美国社会的专门化职业，而是立足于唐人街自身的商业活动。华人无法获得美国一般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周转资金，但这并不能阻止华人企业的兴起。一种轮流借贷的“标会”是华南人当中的传统组织，通过它可以筹集资金用来投资。这种筹资方法本身很简单，每个成员轮流使用所有其他成员投入的会款。其成功的秘诀在于赖账的人极少。一种强烈的个人和家庭的荣誉感，使得任何成员都不会拖欠会款，如果某人欠账，他的家庭将会代付。这种集资办法并非华人所独有。关键在于中国人的价值体系--特别是家庭的荣誉感--使这种办法行得通，而赖账则将毁坏整个计划。直到20世纪50年代，“标会”始终是唐人街集资的主要手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劳力短缺，这为华人提供了许多新的工作机会。许多华人抛弃了唐人街的传统行当，转而投身于这些新的工作。勤奋的工作习惯和无须老板监督，这是第一代来美华工的特点。歧视性的障碍一旦拆除，这些品质就成了劳工市场上起决定作用的有利条件。到1960年，华人从事专业工作和经商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数。1959年，美籍华人的平均收入超过了其他美国人。
随着这种明显的经济地位的上升，美籍华人的居住地开始分散开来。大多数美籍华人已不再住在唐人街，唐人街的居民只是那些早期移民当中因无法返回祖国而被困在美国的上了年纪的老华侨，以及那些重蹈早期华人贫困经历的新一代华人难民。这些难民在中国餐馆或轻工业部门干活，工时长、工资低。上了年纪的老华侨和新来的难民的存在，突出了下述两个矛盾的事实：一是尽管美籍华人作为一个整体，工资高于全美平均数，但是唐人街低收入的华人却特别多；二是尽管美籍华人作为一个整体，所受教育的水平（和质量）高于一般水平，但美籍华人当中的文盲比例却远远高于全美平均数（是黑人的好几倍）。
社会状况
和其他种族不同，美国的华人人口在过去几十年呈下降趋势。1890年，美国有107000名华人，而1920年却只有61000名。华人有的去世了，有的离境了，然而却很少有人来填补缺口。但人口下降的趋势最终扭转了过来，因为妇女的比例增长了，越来越多的华人孩子在美国出生。1930年，美籍华人的数目增长到75000人，到1950年，甚至高于1890年华人人口高峰期的107000人。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那种破烂而肮脏的唐人街，随着美籍华人人口组成的变化而开始旧貌换新颜。老华侨上了年岁，有的已经逝世，有的返回中国，从而使唐人街的妓院、赌场和鸦片窝无人光顾。唐人街餐馆的开张和旅游业的兴起，使华人感到有必要压制暴力和清除污秽，因为这些现象会降低华人社区对游客的吸引力。除此之外，缓慢但稳步增多的家庭数目，又形成了一股新成分，他们反对唐人街的犯罪和暴力。这股新成分虽然人数不多，但队伍却在日益壮大。
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唐人街内部的权力平衡，不利于作恶多端的堂。“六公司”责令其成员商家拒绝再向堂支付保护费。唐人街的居民开始和警察合作，追捕和起诉犯罪分子以及那些长期包庇堂的腐败警察。这都是先前闻所未闻的。无法加以根除的有伤风化的活动（赌博已是广东人根深蒂固的陋俗）则被迫转入地下。在那些想吸引观光客的华商的压力下，仍在营业的赌窝被限制在游客的视野之外，也不准对华人社区之外的陌生人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