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美籍德国人的处境是令人羡慕的。大体来说，他们都过着欣欣向荣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已被社会所接受和敬重，因为他们已进一步美国化了，他们的文化也有许多东西被其他美国人所接纳。牛肉香肠、德式巧克力饼、啤酒、幼儿园、体育馆和大学，现在都已成了美国国计民生的一部分，美国学校里也广泛地教授德语。然而当第一世界大战爆发时，席卷全美的反德情绪就粗暴地使这些良好的发展趋势产生了变化。
甚至在1917年美国作为交战一方直接介入之前，美国就被洪水般的反德宣传所淹没，特别是来自英国的宣传，因为英国具备语言优势，可以用美国多数人懂得的英文来阐明自己的观点。美国人当中存在的反德情绪，还不仅局限于厌恶德国本身，并且殃及日耳曼文化和美籍德国人，因为不少美籍德国人同情自己在欧洲的故国。德国书籍从图书馆的书架上被撤下，德语教学在公立中学里被取消，读者和广告商抵制德文报纸。连门德尔松和瓦格纳创作的《婚礼进行曲》也从结婚仪式的节目单上被砍掉了。所有的德国人都被称为“匈奴人”（虽然匈奴人实际上并不属于日耳曼民族）。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曾轻蔑地说过，那些“带破折号的美国人”可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这句话影响到美国的许多种族群体，后来使他们对于用破折号称呼他们的做法一直耿耿于怀。
美籍德国人对这些攻击，采取了许多回应的办法。有些人坚称自己忠于美国；有些人改名换姓；有些美籍德国人的组织，在其名称上抹去了与德国的联系。例如，凡名称中带有“德裔”字样的银行，都把这两个字改成“北美”。纽约的“日耳曼尼亚人寿保险公司”改名为“卫士人寿保险公司”。美籍德国人办的报纸开始销声匿迹。
当美国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德国交锋时，事实证明美籍德国人并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千千万万的德裔子弟加入美军与德军作战。而指挥美军的约翰·J·潘兴将军（John J. Pershing）就是一位德裔，其族姓原来在德文里就拼为Pfoerschin，也就是英文化的Pershing。
20世纪早期，美籍德国人慢慢地被社会同化，其速度后来更有所加快。根据来自全美各地的统计资料，在20世纪20年代多数德裔是和本族人通婚。1908～1912年，纽约市的德裔是有2/3以上是和本族人结婚的，在同时期的威斯康星州，有4/5稍多的德裔是和本族人结婚的，在这一时期的内布拉斯加州，情况也大体相同。这并非因为其他种族的人少造成的。在纽约市，德裔只占人口的10%。到20世纪20年代，异族通婚的比例开始增高，所以在内布拉斯加、威斯康星和纽约3个州，只有3/5的德国人和本族人结婚。纽黑文市到1930年时德裔的婚配状况也是如此，但在其他地方，大多数德国人和本族人结婚的情形一直保持到20世纪60年代。就全美来说，到1969年就只有大约1/3的德裔男子娶德裔女子为妻了。
20世纪有一位美国人可谓家喻户晓，但却很少有人想到他是德裔，尽管他是在一个主要讲德语的家庭里长大的。这家伙小时候是个调皮鬼，到处闯祸，父母只好把他交给一家天主教会办的收容孤儿和无可救药者的教养所。在这里，他在几年时间内就成了一名职业棒球运动员。他这时仍然是个年幼无知的孩子，队友们管他叫“娃娃”。他的真实姓名是乔治·赫曼·鲁斯。作为波士顿红袜棒球队的左撇子投球手，他曾让对手在美国棒球季度联赛中一分未得--这个纪录至今尚未被打破。但使其名声达到巅峰的，还是后来当他加入纽约扬基队，并与另一位德裔棒球运动员卢·格里格联手，组成令对手闻风丧胆的最佳击球手搭档之时。在一个季度的赛事中的10次最高的安打率中，就有7次是鲁斯和格里格获得的。在一个季度的比赛过程中，一个棒球运动员取得10次跑垒总分最高值的，6次是这两个人拿下的，而且是成绩最佳的6次。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两个人击球得分与击球次数的比值，任何人都望尘莫及。他们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扬基队处在鼎盛时期的核心队员。扬基队在他们二人加盟之前，从未赢过一面锦旗。
在其他美籍棒球明星中，最出名的是何纳斯·华格纳。他通常被认为是棒球史上最佳游击手。1917年退休时，他一生当中在投球、跑垒和偷垒方面的成绩是当时任何人不能相比的。不过，就参赛运动员的人数来看，德裔却从未像爱尔兰裔在这个地区或黑人在另一个地区那样主宰着整个棒球运动。德裔擅长的是竞技运动项目，尤其是游泳。
具有德国血统的美国人士，不断地在政界跃居显赫的位置，但是人数不多，其身份也不是代表种族的。赫伯特·胡佛是第一位具有德国血统的总统，离我们时代最近的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则是第二位。出身德裔的参议员威廉·E·波拉因反对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第一世界大战后推行的外交政策而闻名于世，参议员老罗伯特·F·瓦格纳则在1935年通过的基本劳工法案--《瓦格纳法案》--上留下了自己的大名。他的儿子小罗伯特·E·瓦格纳因为当上纽约市市长而名噪一时。
随着希特勒和纳粹于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的崛起，德国掀起了向美国移居的新浪潮，其中包括某些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学者、艺术家、科学家和文人。他们多是犹太人（最杰出的当推爱因斯坦），但是也有像托马斯·曼和保罗·蒂利希这样一些卓越的德国人，他们并没有犹太血统。还有些人后来注定要在美国变为出类拔萃之辈，其中之一就是那位名叫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德国犹太难民。在人类历史上，知识天才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这可能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爱因斯坦一个人的转移，就有重大历史意义，因为这使得美国成为世界上获得核能的第一个国家。
正如1848年革命流产之后的难民一样，20世纪30年代的这批难民也是情系自由和民主的有识之士，给美籍德国人及至整个美国社会带来了一股冲击力。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些德国移民不同的是，这批德国人来美时对德国已没有认同感，相反却满怀着激烈的反纳粹情绪。不管是因为这一点还是有别的什么缘由，美籍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并未像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那样，表现出强烈的亲德情绪。一个亲纳粹的小团体--德裔美国人联盟--确实存在过，主要在纽约活动，但它代表不了作为整体的美籍德国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在美国掀起了一股反德情绪的浪潮，但其规模却远不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那股浪潮相比拟。再也没有人像伍德罗·威尔逊那样提出过美籍德国人是否忠诚这样敏感的问题。和上次大战一样，这次指挥美军在欧洲登陆以帮助打败德国的又是一位有德意志血统的将军--艾森豪威尔。他是宾夕法尼亚德国人的后裔。“二战”时美军还有其他许多高级军官是德裔，包括海军上将尼米兹和空军上将卡尔·斯帕兹，后者执行过将德国城市夷为废墟的轰炸任务。
今天的美籍德国人
经历过世世代代的同化之后，今天仍然向人口调查局认定自己属于德意志民族的人，究竟是否具有德国先民子孙的特征，是很难说的。无论如何，自认为是德裔的美国公民，在1972年大致占美国总人口的13%，其收入高出美国全国平均数的11%。不像他们大多务农的先人那样，现在只有8%的德裔男子是农场主或农业工人。就平均年龄和受教育的程度而言，美籍德国人与全美平均水平几乎保持一致。
美籍德国人的真正历史，不在于他们为自己获得了什么，而在于他们对美国工业、科学、文化、军事实力和娱乐活动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因为有了美籍德国人的这许多贡献，由各种不同肤色和种族组成的美利坚民族，才是一个不同的民族，而且是更为兴旺发达的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