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平|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小说评论》主编
很高兴参加第三届中原作家群论坛，正值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这个论坛特别有意义，我表达几点：
第一，中原作家群是当代文学重要的研究对象，为当代批评提供了重要资源。
这些年来，我们刊物会收到许多中原作家、文学豫军的评论文章。有时也是幸福的烦恼。杂志也在不定期地做若干河南文学或个案的河南作家的评论小辑。我们说中原作家群是现象级的，这也是一个侧面，就是关于文学豫军的研究评论持续走热，几乎可以撑起一本刊物，几乎可以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学科。中原作家群和文学豫军是一个个性话题，也是一个共性话题，它不是一个地方性话题，而是一个全国性文学话题，社会批评和学院研究都被它吸引，说明什么？说明中原作家群的实力、实绩、质量、高度、纵深感和影响力。这其实也构成了中原作家群、文学豫军现象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作家群，有历史的谱系性，有群体特征，也许以后可以归纳为一股思潮、一个流派特征。
我不相信作家是不关注文学批评的。不关注文学批评的作家上升的高度一定是有限的。甚至狭义的那种针对自己的批评，大作家都是能面对、接受批评的。我们回忆一下，河南作家遭遇的、迎接的批评并不少，例如李佩甫，例如阎连科，但是，他们正是在接受批评中有所修正，有所坚持，继续提升、前行的。
一个区域的创作如果行，那么它的文学评论、文学研究也一定行，大略应该成正比。成正比是正常的，不成正比是不正常的。河南的文学批评和创作的关系应该也是文学豫军的有机构成。有时文学创作领跑批评，有时文学批评激活创作，有时候相互发现，相互赋予生命，彼此呈良性的启迪带动关系。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河南几代批评家的声音，河南文学达不到今天这样的高度。这个有时显性，有时隐性，但实际上都是发生的、存在的，在中原作家群和文学豫军这个概念中呈互文性的。
第二，这个概念看似空疏，实际并不空疏。既是背景，又是命运；既是爹娘，又是自己。这就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如果我们考察中原文学的传统，除了中原传统文化之外，两个源流——“五四”以降的新文学传统，延安以降的革命文学传统。但是真正打开河南文学的，给予河南文学上升空间的则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这是河南文学最大的滋养。这个从思想层面和艺术层面上都是可考的。上午我们看到周大新，看到刘庆邦，看到李洱，我们对改革开放和中原作家的关系应该有直观的、真切的感受。如果说我们今天研讨中原作家群，如果说他们有什么感念，除了感念自己的劳动、家乡的人文地理之外，恐怕最大的感念应该是改革开放打开的世界。中原作家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敏感的感应者和呼应者，是这个时代命题的形象展开和践行。所以改革开放，应该是中原作家群的大命题、大母题。
如果再说一个层面，新时期文学几十年，也已形成了一些优良的传统，河南作家以自己的思考、作品加入到了这个传统的塑造之中。有些传统还很脆弱，还会受到干扰，但是值得珍惜。如果我们读河南作家的作品，觉着很珍贵，比如现实主义精神的坚持，比如不回避创伤——历史创伤和结构性创伤，个体创伤和集体创伤，对民族大进程的忧患、关切和呼应。
第三，我举一个例子。前几年，阎连科有“神实主义”的命题或想象，这是一个作家的命名，学理上会遭到质疑，这再正常不过。最近，阎连科又有“苦咖啡文学”一说，似乎遭遇冷遇或回避。这是一个作家的思考和判断，包括他的体味和认知，这在文学意义上再正常不过，是他对作家格局和境界的认识。你不能低估它的影响性、启发性。如果一个作家没有独立思考了，如果一个作家没有自己的言说方式了，文学的独特性在哪里。我们今天讨论，因为是在一个“群体”语境下，谈论规律，谈论特征，谈论共性占主导，其实河南作家共性之下，每一个作家都是个人，都是典型，都是同质中的异质，刘庆邦是一种气质，周大新是一种气质，李佩甫是一种气质。文学是自身感受，是感性表达，一切的思想、生活、对象，都是经过自己的对象化，它天然是反抽象的本质论、统一论、一元论的。
讨论河南作家群，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切口，或者，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空间。
2018年10月16日于郑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