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商人敢于舍小取大，从长远角度去制定自己的发展目标。李嘉诚即是如此，他不计小利，总是从长远考虑问题，一步一步地把自己的商势做大做好。这种放长眼光的经营方略，确保李嘉诚超出一般人。
不求直线走动，而求曲线挺进
李嘉诚做大生意的能力
经商须从长计议，不可贪近处小利。在商场上也是这样。有时候看似捷径的赚钱办法。实际上却过于冒险。甚至根本行不通。李嘉诚认为，有人说“聪明人走捷径”。这话有些道理。但是应该加上一个注释：大聪明人视捷径为危途。只有那些爱耍小聪明的人。才喜欢走捷径。
李嘉诚进入地产界时，已经有楼预售花，而李嘉诚没有这样做，他将之作为出租物业。
不可否认，卖楼花能加速楼宇销售，加快资金回收，弥补地产商资金不足。卖楼花是霍英东于1954年首创。他一反地产商整幢售房或据以出租的做法，在楼宇尚未兴建之前，就将其分层分单位（单元）预售，得到预付款，即可动工兴建。卖家用买家的钱建楼，地产商还可将地皮和未成的物业拿到银行按揭（抵押贷款），真可谓一石二鸟。
继霍英东后，许多地产商纷纷效尤，大售楼花。银行的按揭制进一步完善，蔚然成风。用户只要付得起楼价的10％或20％的首期，就可把所买的楼宇向银行按揭。银行接受该楼宇作抵押，将楼价余下的未付部分付给地产商，然后，收取买楼宇者在未来若干年内按月向该银行付还贷款的本息。
无疑，银行承担了主要风险。
李嘉诚认真研究了楼花和按揭。地产商的利益与银行休戚相关；地产业的盛衰又直接波及银行。唇亡齿寒，一损俱损，过多地依赖银行未必就是好事。
李嘉诚最欣赏香港最大的地产商——英资置地公司的保守做法，重点放在收租物业。置地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一直雄踞中区“地王”宝座，拥有大量大厦物业。只要物业在，就是永久受益的聚宝盆。
资金再紧，李嘉诚宁可少建或不建，也不卖楼花加速建房进度；他尽量不向银行抵押贷款，或会同银行，向用户提供按揭。
他兴建收租物业，资金回笼缓慢，但他看好地价楼价及租金飚升的总趋势。收租物业，虽不可像发展物业（建楼卖楼）那样牟取暴利，却有稳定的租金收入，物业增值，时间愈往后移，愈能显现出来。
李嘉诚预测无误。据港府公布的统计数据，1959年港府拍卖市区土地平均价：工业用地每平方米104．85元；商厦、写字楼、娱乐场等非工业用地1668．44元；住宅用地164．75元。而到1980年，这三类拍卖地价分别狂升为29549．03元、124379．06元、13728．30元。升幅分别为280．8倍、73．5倍、82．2倍。
地升楼贵，李嘉诚“坐享其利”。他拥有大批物业，储备了大量土地。
1961年6月，潮籍银行家廖宝珊的廖创兴银行发生挤提风潮。廖宝珊是“西环地产之王”，他在西环大量购买地盘兴建楼宇，并在中环德辅道西兴建廖创兴银行大厦。廖宝珊发展地产的资金，几乎全部在存户存款，将其掏空殆尽，而引发存户挤提。
这次挤提风潮，令廖宝珊脑溢血猝亡。廖氏是潮商中的成功人士，深得商界新秀李嘉诚的尊敬。从廖宝珊身上，李嘉诚进一步意识到地产与银行业的风险；但银行挤提事件，并未引起地产银行界人士的足够重视。
1962年，香港政府修改建筑条例并公布1966年实施。地皮拥有者，为了避免新条例实施后吃亏，都赶在1966年之前建房。这股建房热潮是在银行的积极资助下掀起的，银行不仅提供按揭，自己也直接投资房地产。
炒风空前炽热，职业炒家应运而生。他们看准地价楼价日涨夜升的畸形旺市，以小博大，只要付得起首期地价楼价，就可大炒特炒，趁高脱手。大客炒地，小客炒楼（花）。大客大都是地产商，甚至还有银行家；小客多是炒金炒股的黄牛党。
在这股风起云涌的炒风中，李嘉诚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买空卖空是做生意的大忌，投机地产犹如投机股市，“一夜暴富”的后面，往往就是“一朝破产”。
李嘉诚坚定地以长期投资者的面目出现在地产界，同时，他又是长期投资者中的保守派。他一如既往地在港岛新界的新老工业区，寻购地皮，营建厂房。他尽可能少依赖银行贷款，有的工业大厦，完全是靠自筹自有资金建造。公司下属的塑胶部经营状况良好，盈利可观；地产部已由开初的纯投资转为率资效益期，随着新厂的不断竣工出租，租金源源不断成几何级数涌来。
1965年1月，本埠小银行——明德银号发生挤提宣告破产，究其原因，是“参与房地产投机，使其没有流动资金，丧失偿债能力”。明德银号的破产，加剧了存户的恐慌心理，挤提风潮由此爆发，迅速蔓延到一系列银行，广东信托商业银行轰然倒闭，连实力雄厚的恒生银行也陷于危机之中，不得不出卖股权予汇丰银行而免遭破产。
港府采取紧急措施，才遏制住挤提潮，但银行危机却持续了一年有余，不少银行虽未倒闭，却只能“苟延残喘”。在银行危机的剧烈振荡下；兴旺炽盛的房地产业一落千丈，一派肃杀地价楼价暴跌，脱身迟缓的炒家，全部断臂折翼，血本无归。靠银行输血支撑的地产商、建筑商纷纷破产。
在这次危机中，长江的损失，与同业比微乎其微。它只是部分厂房碰到租期届满，续租时降低租金，而末动摇其整个根基。相反，那些激进冒险的地产商，或“执笠”（破产），或观望。“保守”的李嘉诚却仍在地产低潮中稳步拓展。
1986年1月的长江实业公司市值77．69亿港元，还远远低于置地公司的147．27亿港元。到1990年6月底，长实市值升到281．28亿港元，居香港上市地产公司榜首；第二位是郭得胜家族的新鸿基地产，市值为242．07亿港元；而一直在本港地产业坐大的置地公司以216．31亿港元，屈居第三位；另外，长江全系早在1986年中，已超过怡和全系的市值。
置地的优势，是每单位面积的地皮楼宇价值昂贵。李嘉诚扬长避短，把发展重心放在土地资源较丰、地价较廉的地区，大规模兴建大型屋村，最终以量取胜。
李嘉诚虽然以稳健的做法取得了成功，但并不是说，别的经营方法就一无可取。
李嘉诚不卖楼花，并不说明卖楼花就一定会失败。其实，卖楼花的做法，在今天的房地产界依然被广为推行。正所谓商无定法，条条大路通罗马。卖楼花的始作俑者霍英东今天一样是地产巨头。
问题在于，捷径总是充满了危机，一旦失手，就远不如走正常的途径了。因此虽说聪明人喜欢走捷径，但是走捷径的极少大聪明人。古人说“欲速则不达”，主张“以迂为直”，甚至强调“明白四达，守之以愚”，是很值得借鉴的，而在当今瞬息万变的商场上征战，尤其需要把捷径视为危途的智慧。
在几何学中有一个人所共知的常识，就是两点之间直线最近。但是这个原理只能保证其理论上的正确性，而一旦运用到现实中，就要大打折扣。比如这座山和那座山之间虽然直线距离最近，但是要想从这座山的项峰到达那座山的顶峰，却不能不先下山再上山，如果有人一定要直线到达，那就难免摔下山崖的危险。
做生意不能一下把好戏演完
李嘉诚做大生意的能力
做什么事都有循序渐进的过程，要学会“树上开花”，才能真正地把生意做大做好。也就是说做生意不能一下把好戏演完。需要根据自己的实力慢慢来。李嘉诚经商总是好戏连台。把自己的每一场生意都做到位，手法高明。
李嘉诚退出九龙仓角逐，将目标瞄准另一家英资洋行——和记黄埔。
和黄集团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和记洋行，一是黄埔船坞。和黄是当时香港第二大洋行，又是香港十大财阀所控制的最大上市公司。
和记洋行成立于1860年，主要从事印度棉花、英产棉毛织品、中国茶叶等进出口贸易和香港零售业。初时规模名气不大，远不可与怡和、颠地、邓普、太古等洋行相比。到二战前，和记有下属公司20家，初具规模。
黄埔船坞有限公司的历史，可追溯到1843年，林蒙船长在铜锣湾怡和码头造木船。船坞几经迁址，不断充资合并易手，成为一家公众公司。到本世纪初，黄埔船坞与太古船坞、海军船坞并称为香港三大船坞，具有维修、建造万吨级轮船的能力。除此，黄埔船坞还经营码头仓储业。
二战之后，几经改组的和记洋行落人祈德尊家族之手。该家族与怡和凯瑟克家族、太古施怀雅家族、会德丰马登家族，并列为香港英资四大家族。60年代后期，祈德尊雄心勃发，一心想成为恰和第二，他趁1969—1973年股市牛气冲天，展开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收购，把黄埔船坞、均益仓、屈臣氏大公司和许多未上市小公司归于旗下，风头之劲，一时无两。
祈德尊掐准了香港人多地少、地产必旺的产业大趋势，关闭九龙半岛东侧的码头船坞，将修船业务与太古船坞合并，迁往青衣岛，并将其他仓场码头，统统转移到葵涌去发展。腾出的地皮，用来发展黄埔新村、大同新村、均益大厦等。祈德尊满天开花大兴土木，地产成为集团的支柱产业。
传媒说祈德尊是个“食欲过盛，消化不良”的商界“大鳖”。
他一味地吞并企业，鼎盛期所控公司高达360家，其中有84家在海外。祈德尊虽长有“钢牙锐齿”，“肠胃功能”却太差“腹泻不止”——不少公司状况不良，效益负增长，给他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幸得股市大旺，祈德尊大量从事股票投机生意，以其斩获弥补财政黑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