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会就能有赢得财富的可能。怎样才能把商机变成财富呢？李嘉诚善于发现时机，抓住时机，并把各种时机变成一笔一笔财富。这是他极具商家之眼的表现。
只要具备本事，就可另起炉灶
李嘉诚做大生意的能力
人生的机遇总是无形的。你不知道它藏在什么地方，所以很难感觉到。但对有心人来说，机遇则在自己的眼中和手中。对于李嘉诚来说，他有这样一个观点：一个人能否把握住自己的机遇，往往可以少走许多弯路。为什么有些人总是在不明之处徘徊，关键就是缺乏把握自己机遇的能力。李嘉诚是这样做的：只要自己具备了本事，那么就等于有了另起炉灶的机会。
潮州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虽在社会的底层，却总是不肯被环境所压倒，越是在艰苦的环境中，越想改变环境，越有青云之志。这其实也是有成大事者的共同特点。
这个特点在李嘉诚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他总是在辛勤工作的同时，怀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将来做一个大生意人。
在当时，他的眼界还比较有限，他心中榜样就是他的舅父庄敬庵。
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虽然在茶馆堂倌这个职务上尽心尽力，却日夜梦想着学得一门技术，作为将来安身立命之本。他知道，仅仅做一个堂倌，而没有一门技术，是很难在社会上立足的，更难求得今后的发展。他知道，美国早期的产业巨子，汽车大王福特、钢铁大王卡耐基、波音飞机之父波音等，皆是制造家或发明家，这些商业巨子是他心中的榜样。
因此，在茶馆工作了一年后，李嘉诚辞去茶楼的工作，去了舅父的中南钟表公司。
他已经熬过最艰辛的一年，老板给他加了工钱，他能够像其他堂倌一样，轮流午休或早归。茶楼工作出息不大，但他感谢茶楼老板，老板成全了李嘉诚养家糊口的基本愿望，给予他极好的人生锻炼。
为去舅父的公司，李嘉诚犹豫了好些天。
李嘉诚迈向社会，曾谢绝了舅父的一番好意。现在李嘉诚又觉得，他似乎不应再有太多的顾虑。自己是在社会闯荡和磨炼过的人，进舅父的公司，不是接受恩赐，而是为舅父做事。
庄静庵回忆少年李嘉诚时说：“阿诚的阿爷谢世太早，故阿诚少年老成，他的许多想法做法，就像大人。”
李嘉诚进了舅父的公司，舅父不因为嘉诚是外甥，而特别照顾。李嘉诚从小学徒干起，初时还不能接触钟表活，做扫地、煲茶、倒水、跑腿的杂事。李嘉诚在茶楼受过极严格的训练，轻车熟路，做得又快又好。
开始，许多职员不知李嘉诚是老板的外甥，他们在庄静庵面前夸李嘉诚，说他“伶俐勤快”，“甚至看别人的脸色，就知道别人想做什么，他就会主动帮忙”。
李嘉诚进中南公司的目的，是学会装配修理钟表。他利用打杂的空隙，跟师傅学艺。他心灵手巧，仅半年时间，就学会各种型号的钟表装配及修理。
舅父对嘉诚的长进心喜不已，但他从不当面夸奖他。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黑暗的日治时代结束，但香港的殖民地位依然不变，只是太阳旗重新换成米字旗。战前，香港人口163万，日治时期锐减为60万。大批的房屋遭破坏，英国接管香港，有17万人无家可归。战时逃出香港避灾的人，以每月10万人的数量回流香港。食品短缺，燃料不足，住房匮乏，港英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市民供给，复兴香港经济。
庄静庵预见香港经济将有超常的发展，扩大公司规模，调整人事。李嘉诚被调往高升街钟表店当店员。
李嘉诚在茶楼，已学会与人打交道；进中南公司，经过装配修理的学艺，对各类钟表了如指掌。他很快就掌握钟表销售，做得十分出色。与李嘉诚同在高升钟表店共事的老店员，日后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道：
“嘉诚来高升店，是年纪最小的店员。开始谁都不把他当一回事，但不久都对他刮目相看。他对钟表很熟悉，知识很全，像吃钟表饭多年的人，谁都不敢相信，他学师才几个月。当时我们都认为他会成为一个能工巧匠，也能做个标青（出色）的钟表商，还没想到他今后会那么威水（显赫）。”
但是，1946年初，17岁的李嘉诚却突然离开了发展势头极佳的中南公司，去了一间小小的、名不见经传的五金厂，而且是做一个“行街仔”（推销员）。
同事们大惑不解：阿诚是老板的亲外甥，又是一个不可小觑的青年，在公司里前途无量，他为什么一定要“跳槽”，去做一个“行街仔”？
李嘉诚曾经渴望从事跟复杂钟表打交道的行当。但是，这时17岁的李嘉诚，已学会独立思考，并且有了超前的眼光。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日益看清，正如美国汽车业骄子、曾任福特公司总经理的克莱斯勒公司董事长艾柯卡指出的，本世纪初叶，产业是制造家的天下，社会商品相对匮乏，生产出来就会变成钱。到本世纪末叶，社会商品日趋饱和，厂家竞争激烈，生产出的产品，非得竭力推销出去才能产生效益，因此，执产业牛耳者，由制造大师转为推销大师。艾柯卡本人、松下电器的松下幸之助、索尼公司的盛田昭夫等，莫不以推销见长，并把推销与制造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李嘉诚当时虽然未必知道这些，但他的想法，却与这些相当合拍。因此，经过反复权衡，他决心到生意场的最前沿去磨练自己。
1946年上半年，香港经济迅速恢复到战前最好年景。战时遭破坏的工厂商行都已恢复生产营业，香港人口激增到100多万。市景日益繁荣，入夜之后，港岛九龙的霓虹灯交相辉映，满载货物的巨轮，昼夜不停地出入维多利亚港。
中南钟表公司的业务有长足的发展，东南亚的销售网络重新建立，营业额成几何级数递增，庄静庵筹划办一间钟表装配工厂，再扩展为自产钟表。
李嘉诚看好中南的前景，他更为香港经济巨变而兴奋不已。李嘉诚站在维多利亚港湾边，眺望五彩缤纷的灯光，陷入沉思——今后的路该怎样走？
一条路，在舅父荫庇下谋求发展，中南公司，已成为香港钟表业的巨子，收入稳定，生活安逸；另一条路要艰辛得多，充满风险，须再一次到社会上闯荡。
李嘉诚选择了后者，他喜欢做充满挑战的事。呆在舅父的羽翼下，更容易束缚自己，贪图安逸，要趁现在年轻，多学一些谋生的本领，拓宽视野，增长见识，为的是今后做大事业。
因此，他心念已定，只是不知如何向舅父开口。舅父待他不薄，是李家的恩人。
五金厂的老板，跟庄静庵曾有业务交往，他出面与庄静庵交涉，请求庄静庵“放人”。庄静庵与李嘉诚恳谈过一次，设身处地站在嘉诚的角度看问题。当年，庄静庵也是一步步由打工仔变成老板的。嘉诚眼下还不会独立开业，但他迟早会踏上这一步的。
舅父更深一层了解了嘉诚与众不同的禀赋。
从此，李嘉诚开始了行街仔生涯。
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人们一切行为选择的一个规律。但是对这句话的理解，却可能各有各的看法。
李嘉诚不是看重在舅父的羽翼下可以有较好的前途，而是看重当推销员对自己的商业锻练，认为这样才能有更为远大的前途，这种眼光和志向非一般人可比。
更加引人深思的是，少年李嘉诚的两次“跳槽”，居然是横跨服务、技术和营销三大行业，是意义重大的转轨变型。由此可见李嘉诚思考求变的能力之不同凡响呼。
不让难题成为拦路虎
李嘉诚做大生意的能力
天下最大的“拦路虎”就是难题，因为解决不了它，就会失去许多良好的时机。任何一个有意义的构想和计划都是出自于思考，而且思考得越痛苦，机会就会越多，收益就会越大。一个不善于思考难题的人，会遇到许多取舍不定的问题；相反，正确的思考之所以能发生巨大作用，可以决定一个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每个商人都应养成勤于思考的习惯，善于发现难题、解决难题，不让难题成为人生的拦路虎。李嘉诚在这方面可谓令人敬佩。
1958年，李嘉诚的长江工业公司在塑胶业异军突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李嘉诚也由此获得“塑胶花大王”的美称。
也许，他应该在这个行业一心一意闯下去，将这个美称继续发扬光大，争做世界塑胶业的泰斗。
李嘉诚却不是这样想的，他心中的蓝图，岂是塑胶花所能包容？生产塑胶花，只是他赚钱的手段，是他基业的原始积累。他的最终日的，是充分展示人生的价值，看看一个人的能量究竟有多大？跑得有多远？
要衡量一个商人的前途，不能只看到他在一个小天地的作为如何，而要看他有没有开拓市场的胆识，有没有高远的眼光，有没有超前的智慧。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很多关于事物盛衰的哲理，并主张人的行为要顺应这种哲理。例如在被称为“群经之首，大道之原”的《周易》及其阐释中，就有这样的论述：
“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
“日中则仄，月盈则亏，君子尚消息盈虚。”
“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蜇，以存身也；精义人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李嘉诚从小从父亲口中接受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为他日后在商场征战中的正确决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他在企业发展中常常眼光超前，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而且把对行业兴衰的思考和预见，作为开拓新领域，发展事业的重要契机。可以说，后来李嘉诚一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利于这一点。
执全港塑胶业牛耳的李嘉诚，常常思考这样的问题：塑胶花的大好年景还会持续多久？
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塑胶厂遍地开花，塑胶花泛滥成灾。据港府劳工处注册登记的数据，塑胶及玩具业厂家，1960年为557家，1968年增加到1900家，1972年则猛增到3359家。该行业的就业人员，由1960年的占全港制造业劳工总数的8．4％，增加到1972年的13．2％。据估计，该行业的厂家，有半数以上是塑胶花专业厂和兼营塑胶花的。
长江拥有稳固的大客户，销路不成问题。可有不少塑胶花厂家销路不畅。竞争变得日益残酷，终将对长江产生不利影响。
塑胶花业的兴旺，除它自身的优点外，迎合了人们赶时髦的心理，不能不是其中的主要因素。曾几何时，富人穷人，皆以系塑胶裤带为荣，到后来，渐渐鲜有人问津，人们还是觉得真皮裤带好。
塑胶花何尝不是如此，塑胶花就是塑胶花，不可能完全替代有生命的植物花。李嘉诚从海外杂志上了解到，有的家庭，已把塑胶花扫地出门，种植真花。国际塑胶花市场，渐渐向南美等中等发达国家转移，而这些国家也在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力生产塑胶花。香港的劳务工资与年递增，劳务密集型产业，非长远之计。
香港已出现过几次塑胶花积压，原因一是生产过滥，二是欧美市场萎缩。虽未造成大灾难，更未直接影响长江，却引起李嘉诚高度重视。
李嘉诚决定未雨绸缪。
涉足地产，孕育心中有数月之久，塑胶花为他赚得巨额资金，他才将构想付诸现实。
在今天，百亿身家的超级巨富，90％是地产商或兼营地产的商人。可当时并非如此，大富翁分散在金融、航运、地产、贸易、零售、能源、工业等诸多行业，地产商在富豪家族中并不突出——这同时意味着，房地产不是人人看好的行业。
李嘉诚以独到的慧眼，洞察到地产的巨大潜质和广阔前景。
最明显的现象，是人口的增多和经济的发展。1951年，香港人口才过200万，50年代末，逼近300万。人口增多，不仅是住宅需求量的增多，因本埠经济的持续发展，还急需大量的办公写字楼、商业铺位、工业厂房。香港长期闹房荒，房屋的增加量总是跟不上需求量。
香港是弹丸之地，不仅狭小，而且多山。有限的土地，无限的需求，加之政府采取高地价政策，寸土寸金，房贵楼昂。身为一业之主，李嘉诚多次为厂房伤透脑筋。寻找交通便利、租金适宜的厂房有多难。数次扩大生产规模，都是在现有的厂房重新布局。车间里，设备、人员、制品，挤得水泄不通。
香港工业化进程出人意料地急速发展，物业商喜笑颜开，趁势提租。许多物业商只肯签短期租约，用户续租时，业主又大幅加租。用户苦不堪言，李嘉诚亦然。
李嘉诚曾多次构想：我要有自己的厂房该多好，就用不着受物业商任意摆布。
他的构想，经过长时间酝酿，进一步明朗：我为什么不可做地产商？
于是，他毅然作出了把投资和工作的重点向地产业倾斜的决策。从此以后，李嘉诚基本不再插入塑胶厂的事务，开始集中精力于地产业。
后来李嘉诚事业的发展说明，这是决定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可以说不挺进地产业，就没有今天的李嘉诚。
李嘉诚的精明之处，在于他能够看到地产低潮一定会过去，地产的新高潮一定会到来。因此，他充分利用低潮的有利因素，人弃我取，大力拓展，在高温到来时，才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就做生意的通常规律来说，当大家一窝蜂地拥向某个行业，或者潮水般退出某个行业时，获利的是几个在前面引领潮流的人，大部分人会倒霉。所以，在别人后面跟风，是缺乏生意头脑的表现。这时比较好的作法是，逆潮流而动，朝大家相反的方向跑，必有大利。当然，这需要有所谓的“生意眼”。
不能抓住商机的投资都会打水漂
李嘉诚做大生意的能力
商机即财富。商机何在？在判断中。李嘉诚认为经商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抓住商机，敢于投资——不能抓住商机的投资都会打水漂，这一点毋庸置疑。李嘉诚是怎样做的呢？在李嘉诚的心目中，投资环境是否成熟问题上。也有一个抓住时机的问题，既不能在很不成熟时投资。也不能太等它很成熟才投资。假如投资环境不成熟就投资，难免造成手插在磨眼里，欲退不能，不得不忍痛挨下去的窘境。但是假如果投资环境已经成熟而仍不敢投资，则会失去有利时机。因此。如何才能抓住最佳时机，是投资者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李嘉诚则是一位善抓商机的高手。
1992年，李嘉诚在内地搞了许多投资计划。1993年，内地因投资过猛，通货膨胀，紧缩银根，抑制过猛的发展势头，有相当多的发展商陆陆续续折翼内地，李嘉诚的许多计划，包括东方广场计划，也遇到了不少麻烦。于是，有人说李嘉诚头脑发热，骑虎难下；也有人说，李嘉诚赶时机，邓小平南巡那年申报项目最易获得通过，各地让利攀比拉外商。
内地的投资条件或许的确不那么理想。李嘉诚虽然是一个稳健派，说他赶时机还是有几分道理。但他心如明镜，认为投资条件没有绝对的成熟，只要大体成熟就可以了；在向内地投资问题上：赶时机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至于有什么麻烦，不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已经空旷无物的王府井地盘该起楼了。按计划，建成后的东方广场将高达70米，不仅可以俯视昔日皇宫里的一砖一瓦，稍远处的中南海全景亦可尽收眼底。
在香港，已建惯了高楼，不上100米就算不上摩天大厦，这70米，对于香港地主李嘉诚来说，只能算是小菜一碟。然而，这是首都北京，是中国的心脏。要建这么高的建筑，非同小可，逐渐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