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商人总是把自己的人生平台制定在高处，力图做大自己的商势。李嘉诚有经商三大，即找大处，建大台，唱大戏，为此他运作了一次次大的的手笔，在各种实战中强化了自己的经营工夫。这是他善于经商的本领之所在。
把积累及时地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李嘉诚做大生意的能力
大商人善于把自己的生意经从量变过渡到质变。以便扩大自己的商势。在李嘉诚看来，任何事情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如果没有很厚实的积累，所有的变化过程都会成为一个空壳。因此在真正的变化——“起跳”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积累，并把这种积累及时地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事业的发展方面，李嘉诚有一个独到的见解。即不过分看重朝夕之间、一步到位式的发展方式。而十分重视在稳健基础上、通过量的积累而造成发展上的飞跃。这是他最擅长的“扩展术”。
在某种意义上，任何事业的发展都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以小心经营为特征的渐进式，可以比作量的积累；第二种是跳跃式，可以比作质的飞跃；第三种是通过渐进的积蓄一定的能量，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快速发展，可以比作由量的积累而质的飞跃。
量的积累往往是缓慢的，因此往往不受重视，人们大都期望一夜之间达到理想的规模的跳跃式。然而这种发展方式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如古人所说，“其兴勃焉，其衰也忽焉”，缺乏稳健的特点。只有第三种方式，既稳健又快速，兼有二者的优点，缺点是不能一朝而至，只有在渐进的发展方式的基础上才有可能。
李嘉诚所特别推重的发展方式，是他关于“在稳中求发展，发展不忘稳健”的方针的一个具体体现。
1977年，是李嘉诚事业上不寻常的一年。
香港境外的大气候由萧条转为兴旺，世界性石油危机已成为历史；中国内地已从十年文革动乱中走出来，提出四个现代化口号，显现出改革开放的端倪。
香港经济以11．3％的年增长率持续高速发展。百业繁荣刺激了地产的兴旺；地产的兴旺，又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地产成为香港的支柱产业，举足轻重。
不过，李嘉诚仍未被业界和传媒视为地产巨子、商界名人。长实说到底，仍是家中型地产公司，是五虎将中虎气生生、但从不大啸大吼的一员虎将。
香港传媒界，曾流传这样一个故事。
当年，有个新人行的记者问旁边的人，“那个额头高高，头发微秃，频频举手应价的中年人是谁？举一次手加个几百万，好像很平常？”
旁边的老记者说：“他叫李嘉诚，长江实业公司的老板，当年靠做塑胶花发迹，还被捧为塑胶花大王。近些年投资地产，拥有多间工业大厦，还在赛西湖发展高级住宅楼宇，在地产界已小有名气，看他在拍卖场的气度，实力不可小觑。”
这位老记者解释了好一番，才使新记者知悉李嘉诚其人。
如今，李嘉诚名声如雷贯耳，家喻户晓。若有哪位记者认不出李嘉诚，那定是天大的笑话。
在1973年大股灾前，官地、私地拍卖场上，风头最劲的人物数老船王赵从衍的公子赵世曾。兼有花花公子之名的赵世曾，是众人心目中的地产强人，只要他出现在拍卖场，除洋人外，似乎无人敢与其竞投争锋。股灾翻船后，赵公子淡出拍卖场。人们渐把目光投向华资地产五虎将。五虎将中，除低调的陈曾熙，人们更关注的是郭得胜、郑裕彤、胡应湘等人。
1977年后，公众焦点聚在李嘉诚身上，只要他出现在拍卖场，记者会盯着他穷追不舍，采访拍照。李嘉诚举手应价，被誉为“拍卖场上擎天一指”。
这一年，他不仅力挫置地，夺得地铁中环金钟上盖发展权，还于挫败置地的当月，通过发行新股和大通银行的支持，斥资1．3亿港元，收购了美国人控制下的永高公司。
该公司拥有香港希尔顿酒店和印尼巴厘岛凯悦酒店的经营权。希尔顿酒店位于中环银行区，占地约3．9万平方英尺，房间达800间；凯悦酒店房间为400问，占地约40英亩，酒店四周是开阔的热带植物园。
这两间酒店，每年为长江实业带来经常性现金收入2500万港元（以当年物价计）。
1977年中期，李嘉诚购入大坑虎豹别墅的部分地皮——15万平方英尺。虎豹别墅为星系报业胡氏家族的祖业，据介绍该家族的一篇文章称：
“所谓别墅，其实不是一座私人花园住宅，而是规模宏伟、饶有特色的公园。有巍峨屹立的七层白塔，红墙绿瓦的亭台楼阁、展览馆，碧波荡漾的游泳池，动物雕塑装饰着崖壁，还有叙述警世故事的泥塑及假山、山洞等，参观、游乐、购物、休息场一应俱全，到过虎豹别墅的人，无不称赞它的丰富多彩，富丽堂皇。”
到此为止，李嘉诚所拥有的物业和地盘已由1976年的635万平方英尺跃升一倍，达到了1020万平方英尺，距置地所拥有的1300万平方英尺物业与地盘相比，只差一步之遥了。
环球大厦和海富中心两座发展物业，为长江实业获得7亿多毛利，纯利近0．7亿。
长实的盈利，低于地产高潮时地产业的平均利润，但李嘉诚获得无法以金钱估量的无形利益——信誉。这也是他参与竞投的主要目的。长实不再只是一间只能在偏僻地方盖房的地产公司。长实中标，为它取得银行的信任、继续在中区拓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最重要的还是，1977年，李嘉诚参与了地铁遮打站、金钟站上盖兴建权的竞投，并赢得了胜利。
据传，凯瑟克家族对纽璧坚痛失中区地王大为不满，这成为凯瑟克家族逼其大班纽璧坚下台的“筹码”。
这一竞标活动又给李嘉诚带来的丰厚的利润：
1978年5月，中环车站上盖建筑——环球大厦分层发售，时值地产高潮，用户购楼踊跃，广告见报后8小时内全部售完，交易总额5．92亿港元，创香港楼价最高纪录。
1978年8月，金钟车站上盖建筑——海富中心开盘，物业总值9．8亿港元，创开盘售楼一天成交额最好业绩。
地铁首期工程，于1979年9月底竣工，中环金钟两站上盖物业发展利润，大大缓解了地铁公司的财政困难。地铁公司主席唐信，对与长实的合作非常满意，他说：“中环、金钟地铁车站上盖地产发展，将为本公司二期、三期工程的车站上盖合作，树立了样板。”
1977年是李嘉诚事业上迅速发达的一年，这种发达不是偶然而至，而是采取正确的发展战略的结果，是多年来由量的积累造成的一次质的飞跃。
李嘉诚重视由量的积累造成质的飞跃的发展方式，值得认真研究。
找人处，建大台，唱大戏
李嘉诚做大生意的能力
大商人经商有三大方略，即找大处。建大台。唱大戏。这是一种搭台唱戏的经商方略。所谓“搭台唱戏”是指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的一种经营方式。李嘉诚在经商的过程中非常善于建搭戏台，这与他的商略有关。李嘉诚在中国内地搞了许多开发计划，其中最引人瞩目、并引发轩然大波的投资项目。是东方广场计划。这与他惯于以“三大”为经商方略的观念密不可分。
东方广场位于北京王府井商业区；邻近的具有古今象征意义的建筑有故宫、天安门、人民大会堂等。1992年6月，北京市政府放出风声，表示可以考虑与外商合作王府井旧城区改造工程。一时，香港大财团，蜂拥而至，试图分得一杯羹。王府井是首都最繁华、历史最悠久的商业区，有如上海的南京路、香港的铜锣湾。在这些黄金地段，想找一间铺面都难似登天，现在竞可望获得以公顷计算的大幅土地租用权。
6月25日，李嘉诚、郭鹤年搞妥了上海闸北一幅土地，旋即联袂飞往北京。26日就与北京市政府签署意向书。签约双方一是香港嘉里发展公司，另一方是北京东城区房地产公司。嘉里主席郭鹤年在香港名气不如李嘉诚，他却是大马首富。他投资内地在李嘉诚之先，与中国高层关系之密不亚于李嘉诚。
李郭二人能如此神速搞掂这么大的项目，是他们多年来在内地耕耘（捐赠与投资）的结果。在香港，他们亦曾竭力鼎助中资（中信、首钢、光大）打天下。所以，如此迅速地签下这一意向书，并非李嘉诚有多么神，而是他长期深谋远虑、有意铺垫的必然结果。而其余香港顶尖级富豪，却在天子脚下悻然败退。这只能怪他们平时没烧好香，临时抱佛脚自然不行。
位于王府井大街南口的这块地皮面积共5．11公顷，可规划建筑总面积14万平方米，计划建成亚洲乃至世界一流的商业中心。
中港双方签署的意向书中并未涉及该项目的地价、投资金额、工期、物业规划等内容，可见合作意向是在匆忙中敲定的，细节有待以后再谈判。消息传来，香港各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人们逐渐把李嘉诚看神了，似乎世界上没有他办不成的事。
意向书签定后，北京王府井商业中心，似乎已成了李家大院的池中之物了。然而，形势却在时刻变化着。
1993年，因经济发展过热，中共中央政府决定加强宏观调控，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这意味着要与北京方面谈妥这一项目，将会异常艰难。面临此境，不大善于谈判的郭鹤年知难而退，留下李嘉诚孤身应对，发展王府井地盘物业的控股权便顺势完全落人长实之手。
李嘉诚的信心依然十足，再一次运用他非凡的智慧与谈判技巧，有关立项、规划等异常繁杂的手续，在1993年间就全部获得市政府的批准。该建筑被正式定名为东方广场。
东方广场建筑高度计划为70多米，地盘面积10．1万平方米，这比当初意向书中的14万平方米要少许多，然而毕竟这一年的形势和去年大不相同了，能达成这一协议，已很不容易。
该大型物业投资预算逾12亿港元，长实负责起楼价，合作伙伴东城区房地产公司负责地价。香港是地贵楼贱，内地则相反。据说李嘉诚用了不到2亿港元就获得了这块50年期限的地皮，在“天子脚下”，京城中心，李嘉诚也能捡到便宜，确实不凡。
最大的难题应属当地居民与商家的搬迁了。李嘉诚把这道难题交给北京市政府去做，即由他负担地价和搬迁费，请市府出面做好原住户和业主的搬迁工作。
北京的地价和香港比起来，其实是很便宜的，李嘉诚并没花多少钱，就把问题解决了。只要有钱，搬迁对北京市政府来说就不算什么大的难题了。结果搬迁出人意料的顺利，很快便完成了。
这些拆迁户从此将丧失在王府井居住的权利，而要迁到离市中心相当远的新住宅区。而那些商家，如果想继续留在王府井商业区，就要向王府井重新申请地皮，但能否获准就很难说了。
据说，李嘉诚曾暗自去王府井探看拆迁状况，看到当地住户纷纷迁走时，他不禁双眼潮润，感叹道：北京的老百姓真是太好了，这在香港，简直是不可想象。
然而，搬迁过程并非完全没有一点波折。全球最著名的快餐集团麦当劳竟成了此次搬迁的“钉子户”。
王府井麦当劳是该集团最大的一家分店，两层楼面共2．8万平方英尺，700余个座位，每天平均有10000多人光顾，在开业之初，顾客排队竟有几里之长，盈利丰厚，自不待言。
麦当劳当然不愿意把这棵摇钱树从聚宝盆里连根拔出，但是，北京市政府早就有了最新文件，责令麦当劳限期搬迁。于是，麦当劳抛出了它的杀手锏，即当年麦当劳集团与北京市政府签署的长达20年的经营合同，营业地区为王府井现址，租期要到2010年才满，现在才经营两年多。麦当劳以此契约为要挟，扬言要与北京市政府对簿公堂。
此时，王府井这幅地盘已快夷为平地，只剩下麦当劳孤零零地站在空旷的废墟上。某外国通讯社记者拍下了这一景象，于是世界传媒上大都出现了这张既滑稽、又可怜的“麦当劳孤立无援”的照片，因而国际舆论变得对麦当劳十分有利。香港民间也有传言，说李嘉诚为了当北京地王，不惜把契约在手的麦当劳撵跑，只许自己发大财，不准他人赚小钱。
其实搬迁只是北京市政府与拆迁户之间的事，李嘉诚并不用承担什么责任。但李嘉诚一直奉行以和为贵，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僵，于是出面与北京市政府协商，表示只要麦当劳答应迁出王府井，日后东方广场将留一个比现在面积更大的铺位给麦当劳。
北京市政府只好与美国麦当劳公司重新进行谈判，除了李嘉诚提出的条件外，又列出了一系列更优厚的条件，例如，批准麦当劳在北京多开若干家分店等等。面对如此优厚的条件，麦当劳当然同意搬迁了，美国佬的“官司癖”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
李嘉诚一出手，立刻化干戈为玉帛，一场全球性的风波就这样平息了，为东方广场的兴建扫清了障碍。
李嘉诚对东方广场计划是颇为积极的，但外界的议论却很不一样。有人说这是在天子脚下搭戏台，戏演得好，龙颜大悦；戏演糟了，连戏台都要给端掉。而香港一位地产分析员则称，谁拥有王府井的一幅土地，谁就拥有了一座大金矿。这两种说法，一个言利，一个言弊，可以说都说到了点子上。那么，李嘉诚是怎样想的呢？
最成功的商人都有自己的“大手笔”
李嘉诚做大生意的能力
我们看到，有许多商人在资本运作的过程中都有自己的“大手笔”——他们靠“大手笔”谋取商势，把该集的资金集在手中，从而为下一个“大手笔”做好铺垫工作。李嘉诚从股市集资方面的例子，最精彩的要属1987年那资“百亿大集资”。这是香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股市集资活动。至今为人们所称道。李嘉诚的这种“大手笔”表现为敢收敢放。
1987年3月，香港电灯宣布该集团进行重组，一分为二，原来集团之电力业务仍归香港电灯集团持有，而其余非电力集团业务分拆交给一家新成立的上市公司“嘉宏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嘉宏国际将于当年6月独立上市，市值达港币100亿元。消息传来，市场轰动。
根据重组协议，嘉宏未来的总发行股数约为24．61亿余股，嘉宏将以每10股港灯股份换20股嘉宏股份的方式向和黄购入其持港灯的23．5％股权。而和黄在完成这次分拆建议后共持嘉宏约13亿余股，相当于嘉宏53．8％股权。连同其以一股换一股方式获配嘉宏股份，和黄未来将控制嘉宏股权52．9％至53．8％之间。余下嘉宏的46．2％股权则由原来港灯股东（不包括和黄在内）持有。分拆后，和黄将从原来直接控制路灯53．5％股权改变为不再直接控制港灯，而只是透过持嘉宏控制性股权持港灯同等股数。嘉宏则变为港灯集团之最大股东。
这次港灯集团趁股市大旺时机进行分拆，是个扩展业务、增强公司新的活力的好办法。一方面给予投资者选择不同业务投资的机会，港灯股东如不愿投资地产风险的便可出售嘉宏的股票，保留或转向港灯的投资；另方面将业务分拆后各自进行独立经营，组织更为科学，管理更为有效，发展更具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