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沛鸿世界性的教育眼光，首先表现在他对西方教育本体论的深刻体认上。教育的本体究竟是什么？这是美国教育心理学家杜威的开拓领域。他的基本观点是“在广泛的意义上，教育乃是社会生活延续的工具。”而“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就是杜威在教育本体上提出的著名口号。
雷沛鸿充分消化了杜威的社会本体论的思想。但他并不拘囿于杜威的现成结论，而是把它当作一个研究教育的独特角度，即社会学角度，并结合文化学的角度进行双重观照，从内涵上进行了极大的扩充，将它纳人人类文化的传递与创造的总范畴，使它具有新的系统意义。在目标上，使它从属于民族的解放与人类的解放，为重建世界文明培养新人。它将杜威教育科学中的合理成分恰当地纳入自己国民教育体系之中，将“社会—文化—教育”在天下为公的宗旨下融为浑然的整体。这一博大的教育理想，正是美国教育跨越20世纪的目标。
雷沛鸿的世界性教育眼光，还表现在他对西方教育功能思想的深刻体认上。这一体认，主要来自法国大革命中的教育实践。他考察和比较了世界现代革命的历程，发现唯独法国革命所经历的反复最少。究其原因，“与其说一味靠武力革命，一次又一次屠杀流血而成功，毋宁说法国人民是借教育的改革运用，乃能树立共和国的深厚基础。”法国教育改革的核心举措，就是制定政教分离法案，使教育从为神服务的教育改变为以大众利益为指归的社会性教育。这是法国革命运动成功的得力处所在。联系中国现代历次革命与改革失败的经历，雷沛鸿提醒国人深省。
关于教育在改造社会中的独特功能，雷沛鸿还根据德国现代化改革的过程，对此作了进一步的体认。他明确提出，国家之新，社会之新，归根结底依靠国民心理之新。而国民心理之新，从来依靠教育之新。雷沛鸿由此归纳出一条重要的历史规律：建国有道，教学为先。这一论断，已经成为现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明确理念和普遍现实。
雷沛鸿世界性的教育眼光，还表现在他对西方成人教育思想的深刻体认上。他对丹麦教育家格龙维创办的庶民高等学校的办学模式非常赞赏。这种“从民间来，到民间去”的模式，可以真正实现教育与社会的结合，做到社会的教育化和教育的社会化。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教无类教育思想所追求的目标。雷沛鸿以此作为西江学院办学模式的基本依据，构建了“全体、全面、全程”的国民教育体系，在广西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被称为“中国的格龙维”。
雷沛鸿世界性的教育眼光，也表现在他对西方体制思想的深刻体认上。他对英美多渠道、多层次办学体制十分赞赏。所谓多渠道、多层次办学，实际是指办学资金的多渠道化。英美的公立大学，实际上就是社办大学。有些社办大学办得很好，如牛津、哈佛、剑桥，就成了全国高等教育最高水平的代表。他们在学术水平上代表一个国家，在办学体制上并不属于国家。由于他们依靠社会的支持而生存和发展，不靠政府财政拨款吃饭，因此不受政府控制而具有极大的独立办学权力和强烈的独立精神。对真理直接负责，是它们的最大追求。正是这种属性和做法，使它们成了世界一流的大学。西江学院的办学体制和格局，就是向这三所世界名校学习，并进行土化而设置的。他还对英美、德国、丹麦、瑞典、前苏联、菲律宾等国的高等教育，进行过专题性的研究，从中汲取了许多具有规律性的东西，如剑桥、牛津的导师制，哈佛的博通教育，柏林大学的教学与科研并重的教育，前苏联的生产实践教育，丹麦的大学扩张教育，菲律宾的地方文化教育等，为高等教育理论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世界文化基础。
雷沛鸿的世界性教育眼光，也表现在他对西方现代方法论的深刻体认上。雷沛鸿认为“理论在没有实现以前，不过是一种理想。这个理想要它能够实现，则在于如何实现的方法。”因此，他对方法论极其重视。他对唯物辩证法很有修养，在他的教育理论体系中，对唯物辩证方法的基本要领，举凡矛盾法则，动态法则，从实际出发法则，否定之否定法则，两点论与重点论法则，几乎覆盖无遗。难得的是，他还能将唯物辩证方法和系统方法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性的运用。雷沛鸿对系统理论的体认，是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当时正是系统论初创的时候。他及时抓住了这一学术机遇，将它融入了自己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开拓中。当时我国学者中注意到这一学术动态并迅速占领这一学术制高点的，仅寥寥数人。
此外，雷沛鸿还吸收了西方的一些常规性的研究方法：实验法、观察法、调查法、统计法、比较法等。他认为这些方法都是重视客观的，比中国传统的主观主义的内省法要科学很多。他将这些研究方法都纳入唯物辩证与系统方法为主干的方法论体系中，融合成一种具有强大开掘力的兼容性的工具系统，作为开拓国民教育体系的强大杠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