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1960年冬，银川附近劳改农场的坟场，惨白的太阳悬在半空，风呼呼地刮着，一张口沙子就灌进嘴里。一眼望去坟场密密麻麻地布着数百个小土堆，一块写着死者名字的青砖压在坟头上，方便亲人寻尸。一位中年女人佝偻着背，脸和手指沾满了尘土，正苦苦哀求农场的人。她翻遍坟场的青砖，却找不到写有丈夫名字的那一块。动了恻隐之心的工作人员，找来一块青砖：“喏，人死了，找不着了，就这块砖吧。”
女人带着这块青砖回了家。1975年，当她因煤气中毒去世之后，儿女们将青砖当做了父亲的尸骨，与她合葬在一起。
这个女人，是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的母亲。自丈夫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之后，他们一家就沦落到悲惨的境地。黄怒波的二哥黄玉弟，七岁跟随母亲去了坟场，一辈子都忘不了母亲寻尸的景象……
冰岛“岛主”。
1960年冬，银川附近劳改农场的坟场，惨白的太阳悬在半空，风呼呼地刮着，一张口沙子就灌进嘴里。一眼望去坟场密密麻麻地布着数百个小土堆，一块写着死者名字的青砖压在坟头上，方便亲人寻尸。一位中年女人佝偻着背，脸和手指沾满了尘土，正苦苦哀求农场的人。她翻遍坟场的青砖，却找不到写有丈夫名字的那一块。动了恻隐之心的工作人员，找来一块青砖：“喏，人死了，找不着了，就这块砖吧。”
女人带着这块青砖回了家。1975年，当她因煤气中毒去世之后，儿女们将青砖当作了父亲的尸骨，与她合葬在一起。
这个女人，是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的母亲。自丈夫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之后，他们一家就沦落到悲惨的境地。黄怒波的二哥黄玉弟，七岁跟随母亲去了坟场，一辈子都忘不了母亲寻尸的景象。
黄怒波，1995年创办中坤集团，靠开发房地产起家，现公司主业为旅游地产。中坤集团曾开发位于北京市西直门的长河湾住宅区，旗下持有大钟寺中坤广场、中坤大厦等商业地产。大钟寺中坤广场位于北京北三环，总建筑面积43万平方米。自中坤转型做旅游地产以来，已在安徽黟县宏村、安徽桐城、湖南岳阳、北京门头沟及延庆、新疆南部，以及美国田纳西州、日本北海道等地拥有产业。其最新开发的旅游项目是，投资一亿元重建的唐代名刹黟县梓路寺，以及黟县奇墅湖五星级大酒店。在2010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黄怒波以59亿元的财富身家排名161位。2011年9月6日，黄怒波宣布购置冰岛300平方公里土地，打造生态旅游帝国。
距离北京西直门地铁一百米的地方，坐落着黄怒波的中坤大厦。这是寸土寸金的地方，大约三万元一平方米。黄怒波的办公室位于大厦十六层，是复式结构，分上下两层，约两百平方米。
办公室外，安着一个细密格子的铁笼。笼子两米多高，占地约七平方米。笼子里立着一棵枝干光秃秃的树，两只十几厘米高的小猴子在上面跳来跳去。黄怒波进办公室前，先笑眯眯地轻轻挠挠猴子的下颌，猴子将整个脑袋都埋进他的手里。
一跨入他的办公室，一匹狼的标本赫然立在角落里，龇着白森森的牙齿，眼睛露出凶光。多宝格占了整整一面墙的位置，上面摆满西藏佛像、和田玉、动物雕塑等各种稀奇古怪的收藏品。复式楼梯转角的墙上挂着西藏高僧亲绘的唐卡。后来，我在黟县梓路寺的墙上看到了同样的图，不过放大了几十倍。办公室上面一层是黄怒波的休息场所，墙角堆着登山用具。三根木桩上立着三只鸟，它们有着长长的、弯曲的、锋利的喙，这些鸟很凶恶，除了黄怒波本人以外，没人敢接近它们。
这是一个风格混沌又带着黄怒波鲜明个性的办公室，动物的凶猛野性和西藏密宗的神秘莫测混杂在一起，与外面车水马龙的现代世界隔绝。它清晰地表明，黄怒波是这块世界的主宰。
我问这位身高一米九的大富豪为什么这么喜欢小动物？“小动物很可爱，你可以给它爱，它又不会伤害你。”他在这个象征着权势的殿堂里感叹道，“人那么残忍，一旦环境变了，人比畜生还要坏。”
父亲受冤自杀。
1956年，黄怒波出生于兰州一个军人家庭。他排行老幺，上面有两个哥哥与一个姐姐。他的父亲是副营级干部，转业至银川的汽车运输公司。黄怒波两岁的时候，举家搬至银川。1960年，在宁夏“双反运动”中，他的父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同年自杀身亡。此后，这一家子孤儿寡母，靠着母亲在建筑工地里做活养家糊口。
当时黄家住在银川郊区的三间土坯房。椽子上搭着席子草，席子草上糊着泥，抹平就是土坯房的屋顶。黄怒波的发小说，黄家有个箱子，钻进去，外面的光线都漏进来了，因为箱子满是窟窿。他家就是穷到这个地步。
幼年失怙的黄怒波，对父亲印象寥寥：一次吃饭的时候他淘气，他父亲扇了他一巴掌；还有一次他靠着墙角迷糊睡过去之后，矇矇眬眬记得是父亲抱他上炕睡觉。父亲给他留下的最后印象是五花大绑着被人拉走了。“这是梦还是真实的景象，我分不清了。”他说。
那不是梦。黄玉弟比黄怒波大三岁，清晰地记得父亲被人带走的那天发生的所有的事。屋子里呼啦啦地冲进一群人，上来五六个人抓头的抓头、抓胳膊的抓胳膊，硬拽着他父亲出去。他拉着父亲不让走，被拨到了一边。挣扎中，父亲的一只鞋掉了。母亲抓起鞋追出门。刚到门口，不知是谁一脚把她踹了回来，跌翻在地上，胸口印着一个大脚印。四岁的黄怒波吓得差点哭背过气去，却没人顾得上他。第二天，又来了十几个人，在屋子里翻东西，有什么砸什么，连衣服都给撕碎了。母亲紧紧抱着黄玉弟和黄怒波，被赶在墙角缩着，看别人在自己家里翻箱倒柜，如入无人之境。事后清点，母亲的两个金戒指和银手链都不见了。
悲剧缘于一次小口角。黄父性格耿直，与运输公司的党委书记不对付。书记找碴儿降他工资，黄父骂了书记，责问他凭什么。三天后，黄父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后来，黄玉弟遇到父亲的两位同事，他们说只要得罪了书记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黄父被人硬拽着离开后，就没消息了。没人告诉他们，在哪个地儿劳改。黄母堵在运输公司，天天坐在那里哭，没人理。
半年后，终于来人通知黄家母子看人。母亲带着黄玉弟去劳改农场，走了一天多还没到。第二天一辆马车车主让灰头土脸的母子俩搭上便车。天没亮就出门，直到晚上才到农场。那里有一个大棚子，坐满了过来看亲人的人。当时是冬天，风吹在身上，骨头缝儿里都冒寒气；沙子打在脸上，眼睛都睁不开。农场的人说第二天早晨才准看人。在四面空空的大棚子里，抱着孩子的女人们挤在一起。没吃的，没喝的，干熬着过夜。
早晨叫号，轮到黄家母子，才知道人死了。母亲抱着黄玉弟哭，问怎么死的。农场的人说，“反革命分子”自杀了。他指了个方向：“埋在那儿，喏，去那里找吧。”顺着指点，母子俩去了坟场。一眼望去，平地上密密麻麻的布着几百个小土堆。人埋在地下，和筷子差不多高的小土堆就是坟头了。坟头上放着一块青砖，上面写着名字，供亲人寻尸。这才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就这样，黄母将代表她丈夫尸骨的青砖带回了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