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巨石如果落在一堆棉花上，则会被棉花轻松地包在里面。以刚克刚，两败俱伤，以柔克刚，则马到成功。
俗语说：“牵牛要牵牛鼻子，打蛇要打七寸处。”应以己之长，克彼之短。对待刚烈之人如果以硬碰硬，势必会使双方共同失去理智，头脑发热，做事不计后果，最终各有损伤，事情也必然搞砸。
倘若以柔和之姿去面对刚烈火暴之人，则会是另一番局面，恰似细雨之于烈火，烈火熊熊，细雨蒙蒙，虽说不能当即将火扑灭，却有效地控制住了火势，并一点点地将火熄灭。但若暴雨一阵，火灭去，又添泛滥之灾，一浪刚平又起一浪，得不偿失。
杜月笙，是旧中国上海滩著名的流氓大亨，十里洋场的“第一号闻人”和“工商界巨子”。其权势之显赫，甚至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
1948年夏，为扭转全国严重的财政经济危机，蒋介石特派儿子蒋经国督导上海地区经济管制，并组成了逮捕不法之徒的“打虎大队”。恰在这时，杜月笙的三儿子杜维屏因私自套汇港币45万元，被蒋经国查获。蒋经国大怒，立即下令逮捕了杜维屏，这在上海滩引起了巨大震动。
对杜月笙来讲，从来只有“损”人，没有被人“损”过。对于蒋经国的下马威，杜氏门徒建议“老师”给蒋经国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上海滩不是新赣南。但杜月笙却不动声色，既不向主管方面求情，也不跟亲朋故旧诉苦，反而一本正经地说：“国法之前，人人平等，杜维屏果若有罪，我不可能也不应该去救他。怕什么，我有八个儿子，缺他一个，又有何妨？”其实，杜月笙暗中却在窥探着反击的机会。
一天，蒋经国把各业巨头约到浦东大楼，准备对杜月笙施加新的压力。杜月笙明知是蒋经国摆的“鸿门宴”，却不便“拒邀”，会议一开始，蒋经国即正色道：“对这次币制改革，上海各界人士热烈赞助者很多，但有少数不明大义的人，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兴风作浪，影响国计民生。本人此次进行经济检查，若囤积物资逾期不放，一经查出，全部没收，并予以法办。”
蒋经国的话显然是讲给杜月笙听的。岂料他的话音刚落，杜月笙立即发言：“我儿子违反国家的规定，是我管教不严，我把他交给蒋先生依法惩办。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也可以说是今天到会各位的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扬子公司’的仓库去检查检查。扬子公司在囤积货色方面尽人皆知，是上海首屈一指的。今天我亲友的物资登记查封，也希望蒋先生能一视同仁，把扬子囤货同样予以查封，这样才服人心。”杜月笙还软中带硬地说：“倘若蒋先生吃不准，我可以陪你检查。闲话一句，我身体有病，不能多坐了。”说完离座而去。杜月笙的发言犹如一颗重磅炸弹，语惊四座。工商界巨头们不禁暗中佩服这位大亨。杜月笙竟然软硬兼施，蒋经国自然也不会示弱，他立即表示“扬子”如有犯法行为，绝不宽恕。
顿时，“扬子囤货案”弄得满城风雨，街谈巷议，纷纷嘲讽蒋氏家族的丑闻。扬子公司原是一家“皇亲国戚”公司，孔祥熙的大公子孔令侃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孔少爷凭着他是蒋介石的外甥，根本不把“打虎大队”看在眼里。但杜月笙先发制人，蒋经国又不能按兵不动，遂下令查封了“扬子”之仓库。孔令侃立即向小姨妈宋美龄求援。哭诉蒋经国自相残害手足的举止。宋在调解未果的情况下，又搬出了蒋介石。蒋介石听罢原委后，不禁埋怨起儿子来，认为他毕竟出道不久，怎么假戏真做，打“虎”打到自己家族头上来了，结果，“扬子”一案不了了之，杜月笙的三公子也早在此事了结之前出了监狱。杜月笙这招软硬兼施，以牙还牙，实在是“辣”。
事实上，软硬兼施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借荆州就充分运用了软硬兼施的手段，而且运用得非常高明。诸葛亮是运用武力占据了荆州，但是他非要和东吴说是暂借荆州，这就是软的一手，用这一招给东吴以幻想，让他们以为还能够通过和平手段取得荆州，所以难以下决心和刘备、诸葛亮动武。可是当东吴催讨荆州的时候，诸葛亮又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面赖着不还，另一方面又威胁动武，把东吴弄得打不是，不打也不是。运用这一手，诸葛亮达到了长期霸占荆州的战略目的。
所以，软与硬，作为一种策略，或者作为一种交际手段，无论何种场合，不可偏颇。从理论上讲，软，体现友善、涵养、通情达理；硬，则显示尊严、原则和力量。还要根据形势变化，灵活运用。只要运用得当，还是有助于我们构建和谐、美好的工作和生活氛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