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师、120师开赴抗日前线后，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129师按兵不动，迟迟没有出发。这个举动，决不是中国共产党有意保存实力，而是为了在国共谈判中争取到更加完整的抗日权利，采取的一个充满艺术性的战略步骤。
129师是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手里握着的一张牌。
等待谈判结果
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时间表：1937年7月14日，“七·七”事变后一个星期，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要求红军以10日为限，以军为单位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编制，同时搞好出征前的军政训练。
7月22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在陕西三原县云阳镇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讨论红军改编以及开赴抗日前线的问题。
8月22日，在敌不断增加兵力，华北战局危急的情况下，八路军不待改编完毕，即以115师主力由陕西省三原地区誓师出征，8月31日，经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沿同蒲铁路北上。9月3日，120师主力由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出发，随115师之后北上。4日，八路军总部指挥部由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东进。
从上面的时间表可以看出，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为了配合友军作战，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心情是多么迫切。八路军没有等待，“不待改编完毕”，就将两个师的主力开上了前线。
但129师没有动。中央军委在等待着国共两党的谈判结果。
国共两党的谈判实际上早在1937年2月就开始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初步实现了国内的和平，初步形成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实现全国抗战，中国共产党自1937年2月开始同国民党当局举行了多次谈判。中国共产党方面是以其1937年2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为谈判的基础。五项国策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果国民党接受五项国策，共产党为表示团结御侮的诚意，愿向国民党作出下列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中共的五项国策、四项保证，实际上主要要解决陕甘宁边区政权、红军改编、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及共同纲领问题。围绕着上述问题，国共间的斗争是激烈而复杂的。
在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上，国民党各派围绕中共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展开了激烈的争论。2月15日，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在会上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的三大政策案”。提案说：“近半年来，迭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迫于全国人民一致对外、团结抗日的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接受中共提出的方案，通过了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决议案。
但斗争并未就此停止。
漫长而艰苦的谈判
国民党当局也明白，在抗日这个大的问题上限制中共已经不可能了，只有通过合作来“消化”中共。国民党在谈判中在“合作”、“统一”上大作文章，企图通过“合作”、“统一”达成削弱、控制甚至取消中共和红军的目的。为此，在边区政府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坚持要向边区政府派人并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在红军改编问题上，国民党当局的想法是借此机会把红军全部消化掉，让中共成为水上浮萍。所以，国民党当局开始就不同意保留红军建制，想把红军全部分散到国民党的各个部队中，让红军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在中共的抵制下，又坚持中共只能保留1万余人，余者遣散。这种明显损害抗日大局的做法，不仅中共不同意，真诚抗日的各界人士也不答应，在中共的据理力争下，国民党才同意红军改编为3个师，保留4、5万人。
同时，还有一个附加条件，改编后的部队不能设独立的指挥部，国民党还要派
人在其中担任要职。
在谈判中，从抗日的大局出发，中国共产党作了重大让步，为早日建成抗日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政权问题上，中共主动提出改变苏维埃制度，成立陕甘宁特区政府，接受南京国民政府指导，特区政府行政官员经民主选举产生，由南京国民政府委任。但中共也清楚，和国民党打交道，无原则的让步，无限制的让步，其结果只能使自己无容身之地。和国民党打过多年交道的中国共产党坚持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设立总指挥部，拒绝国民党当局派人来控制红军的做法。其间有一个小插曲。中国共产党曾向国民党提出，我们可以交换干部，互到对方的部队中去任职。但国民党深知中共的厉害，“国”军的干部派出去后，恐怕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共军赤化。对于中共的这个提议，国民党没敢答应。
由于在几个关键问题上国共双方达不成协议，谈判未能完全达到目的。
最使中国共产党不能接受的是国民党为了将共产党的影响控制在最低限度，严令五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决议案不准发表。冯玉祥后来回忆说：“案子通过了，但不准发表。”相反地，却在会上通过了《关于根除赤祸之决议案》。虽然在决议案中，反共的调子比以前低了，但即使如此，仍然不能不让共产党失望，也不能不让共产党有所防备。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日军进攻上海，威逼南京，蒋介石在华东的统治受到直接威胁，国民党当局才被迫和中共达成协议。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同意设总指挥部，下辖3个师，每师1.5万人。随后8月25日，红军即发布了改编令。
8月31日115师东渡黄河。9月3日，120师也挥师北上。
但国共的谈判还在继续。
早在7月15日，周恩来在庐山上亲自将中国共产党的《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了正在休假的蒋介石。《宣言》中提出了抗日的三项基本主张：
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与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二、实行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生活。
之后，又重申了共产党的四项保证。8月中旬，蒋介石在南京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等举行了1937年2月以来的第5次谈判。
谈判中，蒋介石企图把宣言中的三项基本政治主张删掉，只将共产党的四项保证加以宣布，以造成共产党完全臣服于国民党的假象。周恩来拒绝了这种修改。其间，蒋介石曾多次催促八路军将部队开往前线。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是很坚决的。7月28日，他在给与蒋介石谈判的周恩来的一封电报中请周恩来转告蒋介石：3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以便指挥作战。同时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要康泽。康泽当时任国民党政府汉口禁烟缉私处主任，蒋介石原准备派他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8月5日，毛泽东又在《红军的作战任务与兵力使用原则》的电报中指出，红军应只承认开拔主力，全部开出去是蒋介石的要求，蒋介石在陕甘宁尚有10个师，蒋介石企图将红军全部开出去，他则稳占后方。8月10日，毛泽东针对蒋介石不发表宣言、不决定政治纲领、不发布指挥部、不颁布番号的情况，指示红军：
因时局紧急，红军不待改编即拟出动，到大同后再行改编。就如同下围棋一样，蒋介石想在抗日的问题上抢个先手，而让共产党落个后手，没有下过围棋的毛泽东，却深谙棋理，招招不让。8月18日，毛泽东在《洛川会议将讨论重大军事问题》的电报中更加明确地指出：国民党阴谋已表现得很明显，他的企图是：
一、将红军全部送上前线。
二、分路出动，使之不集中，强使听命。
三、红军受命出击后即变为蒋之属下，彼以命令行之。彼时党的问题与边区问题，由彼解决，甚至将不许发表宣言并取消苏区。
同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条件给谈判小组的训令中提出的第一个条件便是：发表我党宣言，同时蒋介石发表谈话。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29师待命三原县，暂不出动。毛泽东在9月17日给总部及各师领导的电报《关于敌情判断及我之战略部署》中指出：我四方面军在外交问题解决后，或在适当时机，进至吕梁山脉活动。
根据中央的指示，谈判小组明确向蒋介石表示：129师出动的条件，即由国民党当局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9月下旬，蒋介石同中国共产党代表举行第6次谈判，继续商讨宣言发表问题。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于22日授意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发表时，国民党当局将题目改为《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第2天，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历时半年多的谈判终于徐徐降下帷幕。
9月30日，八路军129师由庄里镇出发东进。
友军间的“细枝末节”
在“围剿”与反“围剿”的反复中斗争了将近10年的国共双方，由于整个民族在日军的铁蹄下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在西安事变的推动下，实现了第二次握手。
于是，原来被称为“反动派”和“匪”的军队，现在统统成了友军。
所以，从当时中国的最高军事统帅蒋介石手里领取被服和军饷也就不能再说“取之于敌”，而只能是“配发”和“领取”的关系了。“取之于敌”的说法只能适用于日军占领区了。
但一个“友”字并不能将所有的矛盾像强酸腐蚀物品一样消融得无影无踪，化干戈为玉帛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
对于蒋介石在庐山的讲话中，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要限共、消共、融共等等属于大局的问题，无须讲得太多，我们只来谈无伤大雅的“细枝末节”。
1937年9月，刘伯承率领129师到达山西太原时，专程拜访了山西省主席兼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
阎锡山对129师入晋是非常欢迎的。他正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忻口会战日益迫近，而他的力量又捉襟见肘。八路军入晋帮助阎锡山守卫山西老家，他没理由不欢迎。“希望贵师配合我们打几仗”这样的话从阎锡山嘴里说出应该说是带着诚意的。
但当刘伯承表示“我们的武器很少，也很破旧，弹药也不多，每人平均不足10发子弹。希望阎长官能给我们补充一些枪械弹药”时，阎锡山故作无可奈何的表示，又使他显得不那么真诚，这时“友”字也显得很苍白了。还有一个和军用地图有关的事件，也属于“细枝末节”问题。
“土生土长”的八路军匆匆从陕北赶到山西，装备之简陋自不必说，就连打仗行军必不可少的必需品——军用地图都没有，使用的竟然是中学生用的袖珍地图。刘伯承到太原后曾向阎锡山要过山西和华北的军用地图。
盘踞山西多年的阎锡山不给武器尚可让刘伯承忍耐，推脱说没有军用地图却让刘伯承十分气愤。阎锡山可以凭着对老家山西的熟悉指挥作战，但刘伯承却做不到这点。
七亘村第2次伏击取得胜利后，在缴获的战利品中找到了129师渴望已久的山西和华北地区的军用地图，刘伯承拿到这两份地图后非常高兴。一向幽默的刘伯承看着地图说：
“没想到日本人用中国印的地图打中国人。怪不得阎锡山说没有地图了，原来跑到日本人手里了。他对八路军很小器，对日本人倒是很大方。”八路军的友军在一些“细枝末节”上虽然不时让八路军感到“窝火”，但八路军作为友军的友军，却经常为友军排忧解难。
八路军在正太路两侧连续的伏击行动，迟滞了日军，为防守娘子关一带的国民党友军安全撤离争取了时间，刘伯承出色的指挥受到了国民党将领的一致称赞。
所以，当汤恩伯奉命率领部队到榆次一带阻击日军南下，而对形势把握不准时，他就想到了刘伯承。
忧心忡忡的汤恩伯给刘伯承打了个电话。他问道：“你们那里的情况怎么样？西河底方向的敌人对我们的左侧背威胁很大。”“汤将军，”刘伯承沉着地答道，“我们师的司令部就设在西河底，你的左侧背没有问题。”刘伯承的话似乎给汤恩伯吃了个定心九，但他仍有些不放心的地方。他又问：
“那么我的右侧有没有情况呢？”“你放心。右边也没有敌情。从六河沟到石家庄，从石家庄到太原市郊，都有我们的部队。”刘伯承的话不仅使汤恩伯定下心来，而且还使他对八路军的游击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八路军的一个师能够摆在如此宽阔的战场里，并且接连不断地打胜仗，他弄不懂。他执意要和刘伯承见上一面。
见面后汤恩伯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的游击战打得好！”和蒋介石内心的真实想法相比，和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国共间“磨擦”与反“磨擦”真刀实枪地动手相比，上面所讲的确实是“细枝末节”。但小事往往能反映事物更真实、更本质的一面，了解了这一面，有助于理解和把握抗战中“两个阵线，多种力量”的错综复杂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