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共党史,张闻天是一个令后人既感到熟悉,又感觉陌生的名字。
从一个才华初露的“少年文学家”到党的“总负责人”,从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到“里通外国”、“反党集团头目”,张闻天的一生历经坎坷和磨难。
但是他始终保持着对革命的忠贞,对党的忠诚,对工作的认真,对科学和真理的执著,丝毫不计较个人的名义地位、利害得失。在长征和遵义会议前后,他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坚决支持和维护了毛泽东的地位和主张。在延安时期,他主动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总书记,确立起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在建国后的外交战线上,他以外交部常务副部长身份配合周恩来开创外交大业。
我们要叙述的,就是这位学者型领袖在外交战线与周恩来携手共进,开创新中国外交事业的故事。
1950年1月19日,共和国刚刚诞生三个月,正在东北解放区工作的张闻天,从播音员纯正的声音中听到了这样一条消息: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派遣张闻天同志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会议、以及参加联合国工作包括安全理事会会议及其工作的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张闻天顿时感到十分意外,一时竟愕然不知所措。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为任命张闻天为出任联合国首席代表致联合国的照会以及张闻天的简历。这消息来得这般突然和意外,张闻天事先竟一无所知,毫无思想准备。原来这是为了适应新中国同外交斗争的需要而作出的紧急决定。事情是这样的:
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一项声明,明确表示美国无意保护退踞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力量。
苏联外交部迅速抓住了这个信息,1月7日清晨,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紧急约见当时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苏联方面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给联合国安理会去一个声明,否认前国民政府代表蒋廷黻作为中国代表的合法地位;在中国发出这项声明后,苏联将采取一个配合行动,如果蒋廷黻继续留在安理会,苏联就以拒绝出席安理会作为威胁。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又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经作出决议,否认国民党集团出席联合国的合法性,周恩来也已经代表外交部致电联合国,要求取消所谓“中国国民政府”继续代表中国的一切权利。
1月8日,周恩来应苏联的建议致电联合国安理会:“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代表留在安全理事会是非法的,并主张将其从安全理事会开除出去。”
周恩来的声明在安理会引起了喧然大波,苏联与美英法集团进行了紧张的外交斗争。为了争取主动,毛泽东于1月13日决定致电联合国,要求派遣我方代表出席联合国。毛泽东电告刘少奇,迅速挑选组织出席联合国的代表团。
刘少奇考虑后提名章汉夫为首席代表。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了一下,认为章汉夫在资望方面还不够,可以做副手,首席代表由张闻天来担任比较合适。这样,毛泽东于1月18日下午五时电告刘少奇他们的决定,并嘱咐在次日就公开发表。毛泽东还特意嘱咐刘少奇:这次决定“惟未事先征得洛甫本人同意。请你于发表之同时去一电洛甫,说明同时间之关系不及征求他同意,请他谅解。”
这便是开端那条意外消息的来源。其实张闻天对国际问题素来十分关心,而且做过很多研究。早在1923年2月,张闻天游学美国的时期,他就对国际问题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并且发表了长篇论文《赔款与战债》,对一次大战后的国际经济政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在苏联留学期间,他是中山大学《国际一周》编委会主席。在长期担任党的理论宣传教育工作期间,张闻天时刻都不放松对形势的观察。在延安期间他亲自创办了用外文印发的《中国通讯》。1944年他主持中央政治材料室主编《参考资料》后,张闻天更是大量研究和撰写了美国对华战略、美英远东战略、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以及关于顿巴敦橡树林会议的一系列论文。即使在东北从事地方工作期间,张闻天也还坚持做系统的国际问题大事记。
早在1945年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金山召开的时候,党中央就曾经考虑派张闻天参加中国代表团,后来因为中共七大召开,便改派了董必武。所以这次挑选出席联合国首席代表,毛泽东和周恩来立即就想到了张闻天,也是十分自然的。
1月20日《人民日报》上刊出了张闻天的简历:现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于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1年以后,参加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工作。在1934年秋到1935年冬中共中央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军队举行著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时,张闻天是这一长征的领导组织中的一员”。
2月13日,张闻天告别了辽东省的地方工作同志,登上了进京的列车,从此开始了他十年外交的生涯。在列车穿行关外大平原的途中张闻天对同行的何方同志说:“我们过去搞地方工作的那一套用不上了,今后要研究国际问题和外交政策,不然就没法完成新的任务。”他又鼓励说:“国际问题也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有决心,肯学习,抓住不放,也一定能够钻进去。”
2月14日,张闻天抵达北京。春节后不久,中央从各地选调的干部先后到达,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正式成立。张闻天出任团长,副团长李一氓,主要干部有冀朝鼎,孟用潜、耿飚,秘书长刘贯一以及专员刘彬、陈忠经、钱三强、王铁崖、陈叔亮、郑森禹等。张闻天立刻组织代表团学习和研究外交业务与国际形势,随时为前往联合国做准备。张闻天亲自跑书店,上图书馆,搜集相关的资料书籍。代表团所在的东城南小街赵堂子胡同2号一时间成了一个生气勃勃的研究机构。
就在张闻天在国内积极做准备工作的同时,一场关于中国代表权的斗争正在联合国安理会内激烈地展开。1月12日,台湾国民党代表蒋廷黻被迫辞去安理会主席位置。13日,安理会表决苏联的提案,由于同意美国意见的国家占多数,提案遭否决,苏联代表宣布,只要国民党集团一天未从安理会开除出去,苏联代表团将一天不出席安理会,随即退席。
为响应苏联的行动,波兰、捷克等国代表也退出了联合国安理会、经社理事会等一系列机构。4月22日,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被迫前往欧洲和苏联就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斡旋”。5月18日,赖伊在莫斯科约见了中国大使王稼祥。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7日,美国第七舰队开赴台湾海峡;国际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一项决议,派遣由美国指挥的“联合国军”介入朝鲜内战。8月,为了扭转美国操纵安理会的被动局面,苏联结束了缺席抵制行动,重返安理会。
客观形势的发展已经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的计划在短时间内已经很难实现了。但是新中国仍设法利用联合国这个讲台开展外交斗争。1950年8月24日,周恩来向联合国提出抗议美国军队侵占台湾。在苏联的努力下该项提案被列入了联大议程。9月,安理会又同意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联大关于该议案的讨论。新中国十分重视这次来之不易的在联合国讲台发言的机会,张闻天亲自主持起草了发言稿。11月28日,伍修权作为新中国特派代表站在了纽约成功湖畔联合国安理会的议事大厅里,他的发言用大量的事实控诉了美国对我国领土的侵略,明确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政府的武装力量侵占了台湾,这就构成了美国政府对中国公开直接的武装侵略行为。”伍修权在联合国的发言使全世界第一次听到了新中国的声音,顿时引起广泛的瞩目。
张闻天在国内一面积极组织代表团的学习和准备工作,一面又参与了大量外交决策的研究和讨论。他组织编写了《美国侵略台湾的真相》(发表于苏联《真理报》),《中外知识手册》等一系列文篇,还亲自撰写了1950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社论《美帝国主义在亚洲的败北》一文。
鉴于客观的国际环境,中国显然很难在短期内重返联合国,1951年2月,预备派驻联合国的代表团宣布解散。周恩来征求张闻天的意见,中央准备设立一个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张闻天可以去这个机构,或者去驻苏使馆接替已经旅苏一年多的王稼祥大使。张闻天选择了后者,因为他认为既然走上外交战线,就应该到第一线去参加实践。这也正合中央的意图,当时王稼祥因为生病已经不能续任,而驻苏大使这个岗位是十分重要的。
这样,由于历史的“意外”,张闻天就成了新中国未能赴任的“首位”驻联合国代表。这一“意外”让中国与联合国整整绝缘了二十年,而张闻天外交生涯的起点也就从纽约变成了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