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周恩来“解放”大使们
1971年11月初，就在中美巴黎秘密渠道的使命接近尾声的时候，黄镇再次被国内急电召回。中央告知他，准备派他率团出席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的第一次联合国大会，并在联大发言。然而，等他回国之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代表团团长已有新的人选，改由乔冠华率团去纽约。
几位老战友纷纷鸣不平：“叫你回来又不叫你去，这太不像话了！”
黄镇倒是笑着开号他们：“无所谓。谁去还不是代表中国。”“你是中央委员，外交部有几个中央委员？”
“中央委员更得听从中央调遣，再说我还是个大使，大使就干大使的工作嘛。”
黄镇觉得闷得慌，就去北京医院检查身体。吴杰副院长对他说：“有领导同志问起你，说你这么胖怎能没有心脏病，虽然现在查不出来，还是戴上心脏病的帽子好。”
黄镇觉得无所谓。他知道，总有一些人在他背后说闲话。后来，连周恩来也问他：“黄镇，你心脏怎么样？”
“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多少岁了？”
“60出头了。”
周恩来点点头，若有所思地说：“过了60，心脏一点问题没有也不可能。我看你的气色不错么。我老了，该去见马克思了……”黄镇望着周恩来苍白清瘦的脸，感到心口一紧，眼窝发热。“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以来，外交部的工作遭到极大的冲击和破坏。陈毅被造反派“打倒”；除驻埃及大使黄华外，所有驻外大使都被召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接受批斗。1967年8月7日，造反派砸了外交部的政治部，封了部党委，篡夺了外交业务大权，外交工作几乎陷于停顿。周恩来可谓单枪匹马，在外交战线上与极左路线作斗争，努力把偏离了轨道的外交工作恢复正常。他还亲自出面，保护了一大批受到冲击的外交干部及他们的家属。黄镇也受到周恩来的无微不至的关怀。
3月间，朱霖被揪回国，一下飞机就被造反派拉到外交部，勒令“老实交待，低头认罪，不准串联，交出黑材料……”接着就和参赞宋之光等人被拉到台上接受批斗。
黄镇当时向国内请示：“是否一起回去？”周恩来回电指示：你不要回来。不久西哈努克要到巴黎，你还要认真和他交谈……小儿子老六被当作“反革命组织”的头头给关了起来，也是在周恩来的亲自关心下才被放出来。他还叮嘱韩念龙转告朱霖：“把孩子们管住。现在情况很复杂，让他们不要乱跑、乱说。”
驻法大使馆的人是分两批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7月，黄镇再次向国内请示，说自己“跟不上形势”，要求回国“受教育”，获得批准。造反派要他“打倒陈毅”，他不干。第二天就被打成了“耿（飚）、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天天上台挨斗，又被勒令去刷厕所。两个多月下来，黄镇心灰意冷，身体几乎垮下来。
就在这时，9月18日，军代表通知说：“毛主席让解放黄镇。”原来，那时法国使馆又闹起了“政治风暴”。连毛泽东都急了，要周恩来：“快让黄镇去管一管呀。”周恩来趁此机会把黄镇的处境告诉毛泽东：“他还没解放呢。”
“快让他解放呀！”
1969年春节后，周恩来催促外交部向国外使馆派遣大使，并指示无论新任或返任的大使，要以阿尔巴尼亚、越南和法国等为第一批。
任命很快就下来了，黄镇仍回法国当大使。5月19日晚7点40分，周恩来在国务院小会议厅接见了即将返任的黄镇等人。那时候，驻法使馆的大部分人员，包括朱霖，都还没有“解放”，与黄镇同行返回法国的只有宋之光和韦东两人。周恩来知道了这个情况，就问黄镇：“驻法使馆现在有多少人搞研究？”
黄镇叹了口气，说：“现在根本没人搞。”
周恩来听了有点光火：“大胆提一批嘛。光黄镇同志一个人，没有手足也不行。”
军代表连忙插话：“运动告一段落后还要去一批。”
周恩来接着让黄镇和宋之光提问题。黄镇心里明白，每次赴任，周恩来总像一个兄长一样左叮咛右嘱咐，他知道，将在外领受“君”命的困难，所以每次都话不厌细。
黄镇请示了几个问题以后，宋之光问：“使馆的任务，部党委曾经有指示，说首要的是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怎么掌握？”“根据实际嘛，跟戴高乐怎么宣传毛泽东思想？就是搞间接同盟军，同意他抗美，不同意他压迫人民。怎么能要戴高乐接受毛泽东思想？这不等于要蒋介石接受毛泽东思想吗？但是戴高乐在台上总比别的党派在台上好一些。”
宋之光又问：“使馆工作对象问题，总理曾指示面向上层，侧重中下层。有人说宣传毛泽东思想重点是中下层。”
“中下层是下面的同志去搞，不能大使、参赞去搞。对下层倒可以把全套毛泽东思想告诉他们；对上层是利用，纯粹是外交。对中下层也要看对象，中下层进步人士多，这主要靠记者、秘书去搞。外交的主要任务还是对上层；宣传工作对中下层侧重一点，也要看对象。过去留学生中有些激烈的，要大使天天讲毛泽东思想，这怎么行？”
说到这里，周恩来看看表：“就说这些吧，我要到中央开会去了。现在是天天搞到东方红。”
2.毛泽东给黄主任定级
11月8日晚上8点，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即将去参加联大的中国政府代表团，黄镇也参加了。会见中，毛泽东看见黄镇，便问他：“听说你不愿当那个大使，想回来？”
“快8年了。”黄镇解释说。
周恩来补充道：“在国内二三年。”
“嗯，那就要挨整了。”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声音里充满着亲切与幽默。
黄镇记得驻法使馆的造反派组织战斗队的小冀告诉过他，毛泽东在外地视察接见干部时，都要问是否挨斗，如果回答是挨斗了，毛泽东就说：“很好”，如果回答说没有，就说“还缺少一课”。
毛泽东一直关注着黄镇。早在1964年，他就专门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陈毅提到过黄镇：“黄镇是个好干部，善于搞调查研究，他写出来的报告我爱看。将来可以到省里工作，使他有机会得到全面的锻炼……”
黄镇终究没有获得这样好的机会。然而，共和国的又一项重大的外交使命落在了他的身上。1973年3月22日，中美双方达成了在对方首都互设联络处的协议。30日，中央通知黄镇，他将由驻法大使调任驻美联络处主任。
“你从法国调到美国去当联络处主任，是升了官还是降了呀？”4月12日晚毛泽东接见黄镇，他开场白体现了惯有的幽默。会见在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的书房进行。在座的还有周恩来、驻美联络处副主任韩叙以及赴日友好代表团正副团长廖承志和张香山。黄镇被毛泽东的话逗乐了，他笑了笑，没有回答。
毛泽东接着风趣地说：“我看是升了，联络处比大使馆还大使馆，啊！联络处主任么，chief，元首也是这个字呀。”
周恩来在毛泽东身边坐着，笑着补充道：“是部长级。”
“十年前任副部长，又当了近十年的驻法大使，现在当主任，为部长也毫不过分，而是理应如此。美方的布鲁斯是著名外交家，前辈，比部长声望还高。”
毛泽东的兴致很高，谈了赴美和访日问题之后，又谈文字，最后以他写的《鸟儿问答》结束了谈话。
“鲲鹏展翅九万里
试看天地翻覆”
3.尼克松焦头烂额，黄镇沉着赴任
5月29日，黄镇率领去驻美联络处的第二批工作人员飞抵纽约。在美方保安部门的护送下，他们随即转乘去华盛顿的飞机，到那儿与韩叙为首的先遣人员会合。
黄镇大概没有想到，他这一去又是4年半。人们原来期望，趁着中美关系的发展势头，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将会比较顺利地解决。尼克松曾经表示，要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解决中美建交问题。然而，1972年6月，“水门事件”东窗事发。从此至1974年8月8日尼克松被迫辞职的两年多内，随着对事件调查的不断深入，尼克松卷入共和党政府在1972年总统选举中非法活动的内幕陆续被揭露出来，“水门事件”愈演愈烈，成为美国内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尼克松面对政治丑闻曝光的强大压力，只能疲于左遮右挡，真可谓焦头烂额。解决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的迫切性已经让位于如何保住他的政治生命；中国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实质上依然如旧。黄镇的美国之行，任重道远。
上午11点半，黄镇一行的飞机降落在华盛顿机场。美国政府给予了不寻常的礼遇，晚上，美国务院为中国使团的成员举行了外交礼仪的晚宴。第二天上午，尼克松在白宫耸立着白色圆柱的北门迎接黄镇——《华盛顿邮报》登出消息：
他（黄镇）是中国大使中唯一的中央委员（其实还有耿飚），到达后不到24小时，他已经坐在椭圆形办公室内的金色装潢的扶椅上，他同尼克松总统的会见，安排得这样迅速是不寻常的，同美国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的大使，有时还得等上一二个月……
黄镇在华盛顿正式拜会的第一个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是基辛格。在巴黎的那一段秘密交往，使这两位老资格的外交官成了老熟人。
黄镇将一份事先草拟的会见名单和往访地点的计划递给基辛格，说：“博士（这是他对基辛格亲切的称呼），希望美方能为我的这些拜会活动提供方便。”
基辛格扫了一眼名单，用赞赏的口吻说：“我十分欣赏黄大使爽朗的办事风格。嗯，我将在48小时内给予答复。”
黄镇试探性地问道：“但愿我的名单不会令博士为难。”外交语言总是包含着微妙而丰富的意义。基辛格立刻领悟到黄镇话中的含义。他略为沉吟，便决定道：“您可以会晤您愿意会见的任何人，可以访问除核武器试验场以外的任何地方！”
黄镇哈哈大笑：“博士不愧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趁势向基辛格发出到联络处赴宴的邀请。
“很遗憾，我有规定，任何使馆的晚宴都不去，因为一开头，就要跑遍一百五十个使馆。”基辛格面露为难之色。
黄镇机敏地接住基辛格的话：“我们可不是大使馆，而是联络处。”
坐在他们之间的翻译止不住笑出声来。
以反应灵敏著称的“外交博士”基辛格也不禁要佩服黄镇的机敏。这种智力游戏一般的口舌交锋也是他擅长的。
“对，驻华盛顿的联络处的邀请，我都接受。”
基辛格显然对与黄镇的交谈很感兴趣，谈话临结束时，他告诉黄镇，如有要事商量，可随时找他或尼克松总统。
黄镇以自己的外交风度和特有的魅力，很快就赢得了众多朋友，联络处的工作迅速打开了局面。除尼克松和基辛格外，白宫的许多其他官员，国会两党领袖以及很多议员都成为联络处的客人。
4.白宫，再见！
历史匆匆地跨进1977年，在白宫不到四年已三次更换它的主人。尼克松、福特、卡特。
中南海里，对中美关系起决策作用的三位最高领导人也先后去世：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他们为中美友谊之花种下了苗子，却没有看到她盛开的时候。
岁月如梭，黄镇主任也快到了离任的时刻。中美的交锋仍集中在台湾问题上。
1月8日中午，基辛格在国务院他的私人房间内举行卸任招待会（从1973年9月22日起，基辛格任国务卿）。
黄镇穿一身深色的中山装，站在基辛格右边，在他身旁的另一边，站着即将担任特政府国务卿的万斯。
镁光灯频频闪动。基辛格面对着记者说道：“我有机会同下届国务卿谈改善中美关系和正常化问题承担的义务，而他建议我们同联络处主任、我们的老朋友黄镇大使进行交谈，探讨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正在这里见面的原因。”
哥伦比亚电视记者卡尔布把话筒伸到黄镇面前，问他对中美关系的看法。
“多次谈过，政策一贯。”黄镇微笑着说，举起手来做了一个很干脆的手势。
基辛格和万斯都会意地笑起来。
黄镇接着原话对基辛格说：“老朋友是非常清楚的，”又回过头，“我相信万斯先生也很清楚。”
“卡特政府如何对待正常化问题？”卡尔布追问。
万斯熟练地回答：“就对华关系而言，双边关系将继续遵循《上海公报》，我想我现在应说的就这一点。”
基辛格将黄镇和万斯引进餐厅。
席间，基辛格饶有兴趣地向万斯介绍他第一次秘密访华的情况，谈到《上海公报》的起草过程。
黄镇称赞道：“有些措词是博士想出来的。”
基辛格高兴地提起了周恩来：“我对周的印象最深，是关于一个中国的提法。”
黄镇趁机插话：“是啊！在《上海公报》中，美国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你们也了解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的图谋。鉴于博士是老朋友，万斯先生也访问过中国，我不得不坦率地指出，《时代》杂志刊载的一篇卡特先生的文章，把台湾称为中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提并列，这可是违背《上海公报》的原则啊！”
黄镇一口气把他早就想提的问题摆出来。
万斯发现基辛格在看着他，马上用餐巾擦擦嘴，说：“我完全接受一个中国的主张。我保证，卡特总统总的来说，是主张坚定地执行《上海公报》的。”
基辛格也说：“美方曾多次明确表示，不支持‘两个中国’或其他类似的方式。问题就算解决了。”基辛格以征询的目光看着黄镇。
“中方的立场很清楚，三条：断交、撤军、废约。”
2月8日上午10时，新上任的卡特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内阁会议室接见黄镇，这是卡特亲自邀请的。
在总统办公室里，卡特向黄镇介绍副总统蒙代尔。黄镇与他握握手，笑道：“我们早就认识一副总统曾到联络处作客。”蒙代尔回答：“那是一次很好的宴会。”
3名白宫摄影师为黄镇与卡特、蒙代尔拍完照，黄镇与万斯坐在办公室的长沙发上，卡特与蒙代尔坐在长沙发两旁的高背椅上。在黄镇和卡特之间，坐着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和一名中方翻译。
黄镇先开口说道：“上次曾见到万斯先生，国务卿说就两国双边关系而言，新政府将继续以《上海公报》为指导。我们认为：只要双方严格遵守这一原则，两国关系将会继续改善。”
“《上海公报》的原则过去是、今后仍将是美中两国关系的基石。”卡特非常认真地说道。
黄镇点点头：“国务卿曾告诉我，总统是立场坚定地执行《上海公报》的。不久前，洛克菲勒先生到北京访问，他对李先念副总理说，无论全球方面或改善两国关系方面，卡特总统都十分重视中美关系。”
卡特答道：“我们看到中国的力量和影响。自1972年以来，美中关系取得了进展。现在重要的是鼓励文化交流和贸易，发展更紧密的关系，以实现在公报上表达的愿望。”
美国政府一贯企图在中美关系上故意避开最关键的台湾问题。卡特此时又向黄镇提出了那个多年前就被中国政府拒绝的要求。
黄镇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再与卡特纠缠。他作出一副忽视卡特刚才那番话的样子：“自尼克松总统打开对华关系，发表了《上海公报》，福特总统也访问过中国。基辛格博士每年去中国一次，有时两次。两国领导人就世界形势，双边关系阐明了各自的立场观点，增进了彼此的了解。”
黄镇这番话是在暗示卡特应该访华。
精明的卡特立即顺着黄镇的话题说：“我不知是否有可能充当主人，接待你们的领导人访问美国？”
黄镇早已注意到美国政界有一股舆论，认为两位美国总统访问过中国，该中国最高领导来美国访问了。对此，他早有准备。
“如果美国领导人访问中国，我们是欢迎的。但是中国领导人访美问题，坦率地说，在美国同台湾继续保持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前，是根本不能考虑的。美国总统可以去北京，那里没有另外一个美国大使馆。”
卡特讪讪地笑了笑，显得有些窘迫。
10月，回国的调令来了。此时黄镇的心情是复杂的。二十多年的驻外生涯，黄镇回忆起来，有成功，有险阻，有喜悦，有失意甚至委屈，可毕竟对这项工作，他已有了感情……
黄镇和朱霖向卡特夫妇和美国政府主要官员一一辞行。并且特地赶到加利福尼亚向两位前总统尼克松、福特夫妇告别。联络处举行告别招待会，5年中结交的朋友们都赶来出席。
不少朋友为黄镇夫妇举行家宴送别，彼此恋恋不舍。华侨和美籍华人举办盛大的欢送宴会。席间，李振翩教授即席为黄镇回国赋诗一首：
挟旌来美胆气豪，
谈笑风姿惊同僚，
回国接受新使命，
建设声中重外交。
11月3日，白宫国宴厅灯火辉煌，蒙代尔副总统为黄镇举行欢送宴会，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都来了，能容纳140名客人的宴会厅人头攒动，气氛热烈而友好。
蒙代尔致祝酒辞，在结尾时他说道：“中方派了黄镇这样一位卓越人物为驻美联络处第一任主任，使我们美国感到荣幸！”
黄镇致答词：“尽管中美两国关系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但我相信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符合两个伟大国家的外交关系也不会是遥远的事，我对此充满信心。今后我将一如既往继续为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和两国人民友好的增进作不懈的努力！”
在场的美国官员立即把黄镇的话记录下来，随之报以热烈的掌声。
宴会即将结束时，卡特步入宴会厅一美国总统往往以这种形式来适当地反应他对客人的外交礼仪的级别。
卡特向黄镇致意并道别。他接着对在场的记者、同时也对黄镇坦然地说：
“白宫为一位即将离任的外交使节饯行是没有先例的。”
离开白宫的时候，在人群簇拥中，朱霖悄悄地问黄镇：“对中美可能不久建交的看法，你是否太乐观了？”
黄镇听了哈哈大笑，末了，他压低了声音说：
“看不到这一点，那就太不应该了。”果如其言，在黄镇大使回国一年后，中美两国在卡特总统任内实现正常邦交。
1979年1月，邓小平副总理以中国最高领导人身份首次访美，签署建交公报。中美之间30年的僵局终于打破。
邓小平、黄镇，都是周恩来的同事与部下。毛泽东、周恩来1972年打开了中美友谊之路。邓小平、黄镇为这条路铺石加土，最终正式建交。九泉有知，周恩来一定会为邓小平、黄镇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