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烈德就这一发现撰写了一篇很有影响力的论文。他在论文中指出，患病器官因为和病毒搏斗而使其功能不断增强。如果人体有两个相同的器官，一个死亡后，另一个会承担起全部的责任，这样的努力使得健全的器官变得更加强大。
除了人体的器官如此之外，费烈德还发现，在人类中间，同样存在这样的现象。他在给美术学院的学生治病时发现，这些学生的视力大不如正常人的视力，有些甚至是色盲。费烈德把这一现象看作是病理现象在社会现实中的重复，从而大胆预测同样的思维模式可以延伸到更广泛的层次上。
为了验证自己的预测，费德烈进行了广泛的调研，结果又一次证实了他预测的准确性。他在对艺术院校教授的调研中发现，一些颇有成就的教授之所以走上艺术之路，取得很高的艺术成就，大都是受了生理缺陷的影响。普通人所认为的缺陷并不是阻碍了他们，而是促进了他们的艺术追求。费烈德称之为“跨栏定律”，他认为横在人们面前的栏杆越高，人才会跳得越高。
这个定律很好地解释了盲人的听觉、嗅觉、触觉比常人灵敏的原因，而失去双臂的人之所以能够更好地掌握平衡也恰恰是同样的理由。
打开门，迎接机遇
如果良机不来，就亲手创造吧。
——欺迈尔斯
杰克大学毕业进了一家设计院。那里的办公条件很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由于每个人在工作的时候都不愿被别人打扰，因此每个人都习惯随手关上自己的门。整个设计院通常都是静悄悄的，上班的时候也像是没有人在一样。
刚走出校门的迈克是一个很活跃很开朗的人，他非常渴望与同事们进行交流。所以，他总是把自己的办公室门打开，希望有人来串门。但是一周过去了，习惯了自己关起门来做事的同事们从未走进来过。尽管没有人来，迈克还是习惯敞开门工作，这样，他至少心理上不会那么憋闷。
一天，同事琳达跑进了他的办公室请求帮忙。迈克很高兴地跟她下楼，帮她把新到的书搬了上来。琳达与他并不熟，只是看到他的门开着，所以喊了他。这件事之后，他们开始打招呼，慢慢熟了起来。
渐渐的，走进迈克办公室的人越来越多。工作中需要有人配合的时候，同事们都会走进迈克的办公室，因为这是一扇唯一开着的门。尽管同事们的到来让迈克多了很多额外的工作，但是迈克总是很高兴地接受。因为对于一个职场新人来说，他最怕的事就是无所事事，被大家排斥在集体之外。迈克很快和大家混熟了,他再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大家需要帮忙时他总是第一个被想到。
有一天，院长史密斯走进了迈克的办公室。他手里拿着一份材料，急匆匆地问道：“那个，你，你打字快吗？我有一份急需的文件，下午开会要用，需要马上打出来。”显然院长史密斯并不太熟悉这个新来的员工，只是因为他的门开着，所以院长很自然地走了进来。迈克迅速地介绍了自己，并按照院长的要求快速地打出了那份文件。
从此，不仅同事们会来找他帮忙，院长也常常会走过来吩咐一些事。有一天，院长的秘书芬蒂请假了，院长立即想到了那个热情开朗的小伙子迈克，打电话让迈克随他出去办事。迈克再次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渐渐的，迈克成为了院里最忙的人。大事小事，都会落到他的头上。院长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做，也自然而然地会找到他。年底，院里要选一位院长助理，迈克当选了。
最后一次机会
谁若是有一刹那的胆怯，也许就放走了幸运在这一刹那间对他伸出来的香饵。
——大仲马
一位想要跳槽的年轻人，去参加了一个企业的面试。他早就听说这家著名的企业挑选人才极其严格，不过他还是准备试一下，他不想浪费任何一个机会。在一间小型的会议室里，他接受了这家公司的面试。他显然有些紧张。
首先进来的是营销部经理，问了几个市场拓展方面的问题。凭着自己以往的经验，年轻人对答如流。接着，制造部经理进来了，他问的是关于控制产品不良率的问题。年轻人谨慎做答，也过了关。正在年轻人想要喘一口气时，财务部经理进门，问他对公司的薪酬有什么要求。年轻人按照以往的应聘经验回答：“我没有任何要求。”财务部经理耸耸肩说：“很抱歉，看来你没有诚意为本公司工作。”年轻人一下子愣住了。只听财务部经理接着说：“你不对公司提出薪酬要求，那么公司如何对你提出工作要求呢？我们要招的是人才，是精英，而不是混日子的人。没有薪酬要求的工作者大多是混日子的人。”财务部经理站了起来，准备离开。“等一下，经理，我要求月薪三千美金左右。”年轻人鼓足勇气说。“那好，你还有一次机会。”财务部经理点点头，出去了。
最后一个面试他的是公司的副总经理罗伯斯。罗伯斯坐在他对面之后，开始拿出手机打电话，边打电话边示意他：“请帮我拿一下文件柜里的文件夹，我需要一些数据。”年轻人站起来，走到屋角的文件柜那里，拿出一个文件夹递给罗伯斯，但是他接过文件夹看都没有看就放在了桌子上。罗伯斯停止了打电话，对他说：“很遗憾，面试结束了，你可以出去了。” “可是你什么都没有问啊？”年轻人有些摸不着头脑。
“刚才我让你取文件夹的过程就是所有的面试内容。”
“可是，您能够告诉我我错在哪里吗？”年轻人还是不知其所以然。
“好，我告诉你。你一共犯了三个错误。第一，柜子里共有四个文件夹，是编着号的，你并没有问我需要几号文件夹，而是随便拿了一个给我。第二，你应该快速跑向文件夹以节省对方等待的时间和公司的电话费，而你只是慢吞吞地走过去，并没有在意这些。第三，你拿到文件夹后，应该问我需要哪些数据并快速帮忙找到那一页，而你显然等着我自己来做好这一切，这也浪费了时间。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说你犯了错误了吗？”
年轻人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说：“对不起，我虽然忽略了这一点，但是请你重新考虑一下。我具备一定的管理经验，在拓展市场方面，我还是一个很好的人选。”既然来了，他不想就这么轻易地放弃。
“可是，我们需要的是各方面都好的人，你的行为证明了你并不是最好的人选。纽约人才济济，每天都有很多人来我们公司面试，我们一定能够找到最合适的人才的。很遗憾。”罗伯斯说完耸了耸肩，表示遗憾。
“我可以提最后一个问题吗？”年轻人依然没有放弃。
“当然。”
“我想用行动来证明我是否合适这个职位，从今天起，我在这工作一个月，这一个月我可以不要薪水，一个月后，如果我做得让您不满意，我立即辞职，如果我做得好，请您留下我。相信我一定能做好的。”年轻人坚毅地望着罗伯斯说。
罗伯斯似乎被这位年轻人的执着所打动了，同意了他的请求。年轻人没有让他失望，一个月后，这名年轻人成为了这家著名企业的正式员工。
意外的回信
要想获得成功，应当以恒心为友，以经验为顾问，以耐心为兄弟，以希望为守护者。
——爱默生
乔治·罗拉在维也纳当了多年律师，但在二战期间，他逃到了瑞典，一文不名，很需要找份工作，因为他能说能写好几国语言，所以他希望能够在一家进出口公司谋一份秘书工作。绝大多数公司都回信告诉他，因为正在打仗，不需要这一类人才，不过他们会把他的名字存入档案里。惟有一家公司在给乔治·罗拉的回信中写道：“你对我生意的了解完全错误，你既蠢又笨，我根本不需要任何替我写信的秘书。即使我需要，也不会请你，因为你甚至连瑞典文都写不好，信里全是错误。”
当乔治·罗拉看到这封信时，很想回敬他一封同样的信，目的是想使那个人大发脾气，但接着他就停下来对自己说：“我怎么知道这个人说的不对呢？我虽然修习过瑞典文，可并不精通，也许我确实犯了很多我并不知道的错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想得到一份工作，必须再努力学习。这个人可能帮了我一个大忙，虽然他本意并非如此。他用这种难听的话来表达他的意见，并不表示他就亏欠我，所以应该写封信给他，在信里感谢他一番。”
于是乔治·罗拉撕掉了他已经写好的那封骂人的信，另外写好了一封：“首先感谢你这样不嫌麻烦地写信给我，尤其是你并不需要一个替你写信的秘书。对于我把贵公司的业务弄错的事我觉得非常抱歉，我之所以写信给你，是因为我向别人打听，而别人把你介绍给我，说你是这一行的领导人物。我并不知道我的信上有很多文法上的错误，我觉得惭愧，也很难过。我现在打算更努力地去学习瑞典文，以改正我的错误，谢谢你帮助我走上改进之路。”
没几天，乔治·罗拉就收到了那个人的回信，他邀请罗拉去看他。罗拉去了，而且得到了一份工作。乔治·罗拉由此发现，原谅伤害自己的人也是在避免自己受到更深的伤害，或许还能得到别人的帮助走上成功之路。
怀特的肿瘤
上天给人一份困难时，同时也给人一份智慧。
——雨果
9年前，医生告诉怀特·史密斯说，他脑部那个长了十几年的良性肿瘤已骤然变为恶性。他们说那肿瘤无法开刀切除，史密斯大概只可以再活3个月了。
从医院回到旅馆，史密斯把咖啡厅里的小肉包子吃光了。然后他仔细地衡量自己的境况：现年34岁，正在撰写他写作生涯中第一部重要著作——画家杰克森·波洛克的传记。
史密斯想：“他们说我只可以再活3个月。那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跟盛牛奶的纸盒上标示的保鲜限期那样？如果我好好保养，能不能多撑些时候？”
史密斯把电视当做镇静剂，治疗他沮丧的情绪。忽然间，他豁然醒悟了。气象预报员面带歉疚的笑容报告说：“明天最好把雨伞准备好。”史密斯明白了，他的医生跟气象预报员一样，他们的预测是根据经验，而不是根据铁定的自然规律做出的。气象预报员说“明日有雨”，指的是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性有雨，仅是可能性而已。
史密斯的肿瘤从一开始就令人莫名其妙。有好长一段时间，医生只能无奈地耸耸肩，说他的肿瘤是“自发的”，意思是“我实在弄不懂你怎么会得这个病”。
后来史密斯才想起，他的病是自己读大学的时候开始的。有一次，他不小心将头撞到了游泳池池底，事后头痛了几天，但除此之外他没有别的异常感觉。大约3年之后，他的双脚开始隐隐作痛。史密斯去看足疾专科医生，他怀疑史密斯生了摩顿氏神经瘤——一种常常在妇女脚部发现的肿瘤。史密斯问医生这病是怎么来的，他耸耸肩说：“自发的。”
后来史密斯因为耳痛去看医生，医生无意中找到了罪魁祸首——耳朵里的一个小瘤。他开刀切除了肿瘤，以为问题就此完全解决了，谁知那竟是多次假痊愈的第一次。
4年后，史密斯觉得眼角有轻微麻木的感觉。这小小的症状有多严重呢？医生替他做了电脑X射线分层扫描检查，发现这个“小症状”很严重。原来的肿瘤复生了，而且比以往更大。史密斯又动了一次手术，症状再一次消失了。
又过了4年。这时史密斯已在撰写波洛克的传记了。一天，他去参加圣诞节宴会，端起一杯果汁甜酒举到唇边的时候，那深红色的酒竟顺着下巴淌到衬衫上去了。原来他的右脸麻痹了！
几天后，史密斯在旅馆房间里看电视上的气象预报，考虑如何与命运一搏。同一天，他开始了一个至今尚未停止的学习过程。在动笔写波洛克的传记以前，他和这本书的联合撰写人决定四处采访，广泛搜集资料，设法尽量多了解这位画家。他们找到了各种各样独特有趣的新资料。史密斯想：“为什么我不用同样的做法去对付这个致命的怪瘤？”
史密斯计划的第一步是去找寻国内乃至世界上所有善于医治这种病的一流医生。医生所服务的医院是否有名、他们曾就读于什么学校、治疗过哪些名人，他全不计较。他关心的只是：他们是否治疗过这种病。终于，他找到了这样的医生：弗吉尼亚大学的维恩科·多兰克。经他开刀的病人差不多全部活了下来，史密斯后来也成了其中之一。
手术后几星期，扫描图显示肿瘤缩小了一半，麻痹的右脸也大部分复原了。他继续工作，把波洛克的传记写完，后来还得到普利策传记文学奖。
换一个角度看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