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总是似箭，不会因为谁的伤口还没有痊愈就停下来等他。大家的伤口，最后都变得好像破瓷器上的裂缝，积累了经年累月的灰尘或茶渍，变得愈发难以修复，只能遮遮掩掩。
在不肯停歇的光阴里，圆圆大学毕业了。她没有留在大学所在的城市里，而是再次出走了。她将要去工作的城市，位于这个国家的边角上，距离大学所在的城市很远很远。她喜欢这种遥远，因为她可以正大光明地同她所有的、相处了四年仍十分陌生的同学们失去联系，彻底消失。她选择的工作，是军工的，是保密的，这为她不与妈妈联系创造了一个最好的借口——况且这座城市距离冬瓜城也是那么遥远。她可以以工作为理由拒绝任何她不想做的事情！
但她喜欢这份工作的真正原因，还不在这里。
大学时她曾经几度为校外培训机构担任夏令营、冬令营辅导员的角色。这是勤工俭学的一种，职责是带领孩子们游览参观，组织他们参加游戏，帮助他们排练节目。这些孩子总是大小不一，而且来自于全国各地。圆圆的性格内向，话不多，但这却为她在孩子们当中赢得喜爱创造了天然的优势——她从不喋喋不休，更不会咄咄相逼。
就是在其中一次的冬令营里，圆圆认识了一位阿姨。圆圆当时所带的学生里面，有几个已经读高中了的女孩子。年龄差距大的男孩子也许还能玩到一起，但女孩通常很难。所以，这几个高中女生总是待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小团体。她们的这个小团体，虽然排斥着那些年纪小的孩子，但却对圆圆敞开着大门。
这些女孩让圆圆大开了眼界，她们是真正的城里孩子，从作风到姿态都与圆圆所理解的世界大相径庭。比如，她发现，她们会化个妆再出门，至少也要抹点儿红色的润唇膏。比如，她发现，她们谈论起男孩子们是那样落落大方，并不如她那般难以启齿，朱唇未启脸先红。再比如，她发现，她自以为深沉的、于上大学之后从图书馆里得知的许多知识，她们竟然心安理得地什么都知道一点。再往后，她又发现，这些女孩子们都多多少少有几样拿得出手的特长，譬如画画或书法或钢琴等等。她甚至发现，就连那些年纪小得多的孩子们，无论男女，都有自己正在培养中的专长！
圆圆的自卑宛如被春风唆使过的杂草一般，在她的心底生长蔓延。
在为期三周的冬令营的最后几天，圆圆见到了其中一个高中女生的妈妈——一位即将对圆圆有深远影响而不自知的阿姨。
漂亮，甚至美丽这种词用来形容她根本不得要领。乍看之下，她的外貌是那么普通，不会让谁生出想要紧盯着她不放的冲动。但是，只要她说话、做出任何哪怕最简单的动作，甚至只是站起来或坐下去，她就自然地抓住了你的眼球——当然，是圆圆的眼球。那不是成熟，不是妩媚，不是任何一种有做作嫌疑的东西，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亲和力。
阿姨坐在椅子上，小口喝着一次性杯子里的水，而圆圆，无法把她的眼光从阿姨身上扯下来。她甚至，连自己的失态都完全没有察觉。
阿姨是来这座城市出差的，刚好有了空闲时间，所以来看看自己的女儿。这对母女完整地站在圆圆面前的时候，她从女儿身上找到了太多肯定是从妈妈那儿得到的优点来。譬如她的精致的鼻梁，譬如她的大而闪亮的眼睛，譬如她修长手指上有棱角的关节（那是双弹钢琴的手啊！）……
阿姨和女儿的亲密远超出了圆圆的预期，之后的几天里，女孩频频离开朋友们去找她的妈妈。阿姨住在离这所学校很远的地方，往返需要换乘地铁与公交，单程都要两个小时。但是，义无反顾奔向妈妈的女孩，同圆圆道别时却是那么兴高采烈！
圆圆不明白，这世界上居然还有这么喜欢着自己妈妈的女儿！
但她隐约又明白，妈妈和妈妈是不一样的。
毕业季找工作时，圆圆也义无反顾了一次。
她只知道一个名字，知道那是一个军工单位，位于一座很遥远的城市里。这个名字，是她假装若无其事地向那个女孩打听来的。当然，作为临时的辅导员，她曾有过女孩和女孩的紧急联络人的联系方式。她想，等她到那个城市安顿下来了，她会与女孩联系。女孩是那样热情开朗，一定会给予她最热烈的欢迎。
只要想想这些，圆圆就觉得开心。她就好像向日葵，找到了自己的太阳一般喜气洋洋。
工作的事情很快就敲定了，虽然专业不对口，但圆圆的文凭是一块很不错的敲门砖。毕业典礼之后，圆圆直接把东西打包寄去单位所在地里，在那里，她已然在单身公寓里有了个自己的房间。就算包裹比她先到，公寓的管理员也能帮她接收。
但实际并不存在包裹比圆圆先到的情况，因为当天下午，圆圆就坐上了开往遥远西疆的火车，次日傍晚，她就能到达她的新家。
一切都是新鲜的，也都是热情的，圆圆忙碌在初来乍到的奔波之中。她有许多的手续要办理，比如户口、档案之类的，她还要办新的手机号码，开设新的银行账号，置办必需的生活用品之类的。她异常忙碌，但又异常充实。久违地，她夜夜都能睡好觉了，时不时还能做一个香甜的梦。
到了七月中旬，圆圆的生活和工作都已稳定。
在一间宽敞明亮的大办公室里，有一张她的办公桌。每天早晚，有上班车、下班车帮她在办公室和单身公寓之间移动。如果不小心错过了，她也可以步行，单程只需要20分钟。她已备齐了基础的锅具和碗筷，在房间的窗户边开辟出一块地方自己做早饭和晚饭，而午饭就在单位的食堂解决。她在窗台上养了两盆花，一盆是栀子花，一盆是茉莉花，其中后者正在开花。闲暇的时间，她开始画画了。她买了几本简笔画入门、彩铅入门的书，从容不迫地学了起来。她的工作内容，照例是不该透露的。总的来说，她的工资不高，但是单身公寓的租金低廉，而她的生活水平又不高，所以她存款的金额渐渐累计起来。
这个阶段的一切，似乎都是刚刚好的样子。她以为自己逃脱升天了，以为自己可以在废墟之上一砖一瓦筑起自己精神的家园来。
但是到了七月中旬，圆圆发现大家都被一种无心工作的兴奋包围着，她这才知道，还有个叫作“高温假”的长达半个月的假期！她发现同事们都在兴奋地讨论着回一趟老家或是去哪里游玩，而她自己绝没有回一趟老家的打算。
上班之后的日子里，圆圆几乎已经与花姐断绝往来。
这件事是圆圆有错在先，花姐想让她回冬瓜城去工作，而圆圆是如此倔强。因此，花姐常常打来电话，唠叨些有的没的，给她讲谁谁谁家的女儿给妈妈买了啥啥啥，带妈妈去哪哪哪旅游，给妈妈多少多少钱，说着说着就开始数落圆圆——表达她不能被“承欢膝下”的不满。要不就是摆出一副见多识广的长辈的姿态，叮嘱圆圆一定要搞好办公室关系，甚至一定要穿高跟鞋之类的……
圆圆不胜其烦，开始拒绝接电话。于是，花姐开始发信息，时间很长很长的语音，圆圆不想听。于是变成了穿插着许多错别字的大段大段的话，可想而知，内容自然不是“我女儿真乖真漂亮”之类的话。
圆圆没有要去的地方，她还没有适宜结伴出游的朋友，也还没对本地熟悉到胆敢独自游荡的程度。但是，如果半个月都自己待在屋里，不是太可怜了吗？
圆圆决定联系那个女孩，如果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能见到她妈妈。
事情的进展远远超出了圆圆的预期，使她愈发惊讶于她所不熟悉的世界的精彩来。
圆圆顺利同女孩取得了联系，她的名字叫沈怡（圆圆喜欢她的名字）。沈怡现在已经是圆圆的师妹了，她已经在圆圆的母校里就读了一年。原来，当年的冬令营时她就已经取得了几所高校的保送资格，冬令营寓学于乐是假，考查才是真。
沈怡组织了一群学生，正要出发去支教！像她这样沐浴着爱长大的孩子，总是既有活力又自信十足——两者结合就几乎所向披靡。她还是低年级学生，不具有申报组织素质拓展项目的资格，但她就是有能力找到学姐学长帮她当旗帜。她的队伍已经筹措完毕，物资也全都到位了。她是以先遣部队的身份回到老家来的，目的是同支教的对象取得联系，安排一应事宜。那个据说极偏远的山村，就在他们这座城市的辖下。
圆圆的联系很是时候，她立刻就被沈怡热情地邀请了。
作为一个一贯内向的女孩，圆圆是想拒绝的，但她又无法说服自己放弃同沈怡亲近（以便接近她妈妈）的意愿。几千公里的距离，她都来了，怎么会放弃摆在眼前的机会呢？
出发去火车站跟其他学生汇合那天，由沈怡的爸爸开着车送她们，而沈怡的妈妈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他们从自家出来，先来单身公寓接上圆圆，再往火车站去。在圆圆开门上车时，沈怡的妈妈温和地同她打了招呼，而沈爸爸则热情洋溢。之后的短暂旅途里，沈怡像小鸟一样兴奋地叽叽喳喳，而她妈妈只说了很少的话，遣词造句都只让圆圆愈发喜欢她。后来，沈怡提到妈妈很会做饭，还邀请圆圆支教回来后来她家做客。听到这些话，圆圆的心脏简直要从胸口跳出来了。她是多么想知道啊，公主的城堡该是什么样子的呢？公主一家的日常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往后的日子里，圆圆差不多都同沈怡待在一起。或者说，她总是跟着沈怡。她喜欢这群弟弟妹妹们，但她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姐姐，倒像是个没有主张的小丫鬟。
虽然大多数时间眼里只有沈怡（但沈怡的眼里绝非只有圆圆），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圆圆的内心深处展开了。在这个世界里，有坐在柴火堆上抱着吉他唱“春风啊春风你把我吹绿”的青年，有站在山顶摆开画架迎着风涂抹颜料的女孩，有推着铁丝环跑在尘土飞扬中的少年，有把凤仙花的花瓣捣碎了染指甲的少女……
跟眼前的景物比，圆圆出生和长大的地方并不能称为“乡下”。虽然跟像沈怡那样的工薪家庭孩子相比，圆圆又是彻头彻尾的“乡下”。现在，他们都在一起，在这荒郊野外的偏僻的小山村里，倒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平等。
从一开始的不方便、略拘束，到后来的得心应手、顺其自然，时间过得很快。支教还没有结束，但是圆圆的假期快结束了，她该先行出发返回了。
时间走到了圆圆即将离开的前一夜，在她的旁边，沈怡已经睡着了，均匀的呼吸声游进了圆圆的耳朵里。圆圆睡不着，从小到大，每逢第二天有出行安排时她都会失眠。她在脑子里预演第二天的安排，沈怡会送她到乡里，坐老乡的拖拉机去。往后就剩下了她自己，从乡上搭村村通去县城，再从县城搭长途汽车回市里，然后再坐公交车回到她温馨的小房间里……她怕自己忘了，早就把这些行程安排写了下来，正在她随身的记事本里等着她一条条去打钩。
那时八月中旬的一个下午，花姐正在做出摊前的准备工作，把各种预先备好的材料搬上餐车，给装满韭菜碎的大脸盆套上塑料袋，再打上活结。她丈夫白天总是不在家的，他要在自己的手机维修店里待到晚上才回来。他们现在住在花姐和花婶、大黄、圆圆一起住过的这个家里，因为这里是一楼，得考虑花姐的餐车。
活结没有打好，变成了死结，花姐一边把结解开，一边骂骂咧咧了两句。这时候，她扔在桌上的手机响了。
电话里传出的是一个女性的声音，低沉温和，很有力量但又仿佛充满歉意。对方先自报了家门，花姐没听清楚，因为她注意到一只苍蝇正围着她的正在发酵中的香喷喷的面团打转。她一边“嗯嗯嗯”着，一边朝餐车走过去，一边挥舞着手驱赶那只讨厌的苍蝇。
然而，她的手渐渐地放了下来。
电话里的声音说起了“小山村”，说起了“支教”，她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她有点烦躁），而当对方说起“黄圆圆”这个名字的时候，她忽然想起对方自报的工作单位似乎就是女儿非要去的那个，她的精神一下子紧张了，手不由得攥紧了餐车的边缘。然后她又听到些“拖拉机”、“野猪”、“山崖”、“搜救”之类的词，她的心逐渐跳到了嗓子眼。
电话那边已泣不成声，这本该是两个同病相怜的母亲的惺惺相惜，无奈花姐一时还没反应过来。
直到对方已挂断了电话，直到手机的短信音响起，是对方发来的地址和联系方式。花姐这才确信发生了什么，她的身子沿着餐车的边缘慢慢滑了下去，伴随着一声“哇——”没有打结的韭菜盆掉到了地上，一地都是韭菜香。
花姐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她已经步入中老年，不会再有新的孩子了。她的整个的生活，献给了韭菜，献给了丈夫女儿（或者，是丈夫女儿献给了她）。所幸，她还有点老本儿，也还有个老伴儿，还不至于生活得太差，无非是没有希望和盼头罢了。
然而，这世界上谁又有希望和盼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