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圆在高考之前三个月左右，出现了生理上的不适。这种不适，是非常难以启齿的。她的生理期变得很不规律，刚刚才结束没两天，就又回来了。淋淋漓漓，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疼痛仿佛一层膜，紧紧地覆在了她的身上，让她感到呼吸困难，甚至，第一次地，想到自己还是死了更好。
每天早晨，她在周身疼痛中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皱上了眉头。亦或，这眉头即便在睡梦中也没有舒展开过。因为，就是在入睡之前，疼痛也完全没有撒开攥紧她的手。她说不出来，自己为什么这样地难受，也说不出来为什么这里那里明明全都是她自己的身体的组成部分，却如此自作主张地呻吟，一点也不给她这个主人面子。她感到属于她的这具身体，也许从来都不曾属于她过。她曾经以为它属于她，其实不过是她盲目的乐观自大罢了。
圆圆没有办法对妈妈诉说她的疼痛，对她来说，妈妈不是一个值得倾诉的对象。虽然，这倾诉也许能换得妈妈带她去看医生，再经由医生之手解决问题。圆圆没有说，但花姐还是发现问题了。花姐发现圆圆的不正常，不是因为她注意到了圆圆紧锁的双眉（在她看来，女儿一直都是这副闷闷不乐的表情），而是因为她要给圆圆洗衣服，生理期这种事情，因为瞒不了衣服，所以也瞒不了妈妈。
所以，花姐把圆圆领去了医院，在照顾大黄直到去世的过程中，她已经跑过很多趟医院了。如果可以，她再也不想回到这里来了，因为，即便只是路过医院的大门口，她也会心头一紧，脑海里浮现出大黄弥留之际的叹息。现在，当女儿也病了的时候，她不得不把这种顾虑抛到了脑后，而专心地做一个有责任心的妈妈，一个耐心的陪护。
看完医生，她们提着一大堆中药回了家，那之后，好长时间，花姐天天蹲在向房东借来的小炭炉前面，用一把破旧的扇子轻轻地扇风。一早一晚地，黑漆漆黏腻腻的液体代表着花姐的母爱经由那细细的喉管流进了圆圆的身体里。
慢慢地，也许是那些难喝的中药起了作用，不老实的生理期变老实了。
待到考前一个月的时候，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这次，花姐倒是在圆圆之前就发现了问题——因为她自打上次的生理期事件之后，就增加了十倍的注意力来观察圆圆。就连在出租屋外面的雨棚里面洗碗的时候，也时不时透过那扇小小的窗上的玻璃看看她。为了这，她还专程把那块估计装上去之后就再没清洁过的玻璃擦干净了。
新的问题，是圆圆的手在发抖。当她写字或者做其他的动作的时候，这种抖动就被其他的动作替代了，可是一旦没有优先级更高的动作，抖动就在不知不觉之间接管了手的控制权。
花姐很慌，但这算不上需要去看医生的大毛病，她虽然着急，但也完全不知道该做什么好。陪读的几年里，她倒是积累了一些同样的陪读妈妈朋友，跟她们围绕着应试生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展开了数不清的讨论（就连圆圆自己感到难以启齿的生理期问题，也被花姐在这些妈妈们面前“大肆宣扬”了一番）。但是，真有困难的时候，这些朋友是不大靠得住的，一伙子人七嘴八舌，能不把事情搞得更糟就阿弥陀佛了。
花姐还是去找了医生，就是上次给圆圆治好了生理期紊乱问题的那个老太太。在城市里生活了这么多年之后，花姐自然知道城里的医院是不讲什么“人情”与“售后”的，应当一码归一码。不过，她出于一个走投无路的妈妈的心理，还是怀着侥幸心理去找了那位老医生。老医生听完了她的讲述，安慰了她，告诉她很多应试生都有过这样的问题，让她不用太担心。另外，告诉给了她一些食材的名字，说可以缓解压力的，嘱她经常给女儿做一些。
如此这般，花姐满怀着感恩之心从老医生的诊疗室里走出来了，以“尽职妈妈”的自豪感为盾牌，以从菜市场买来的降压食材为刀剑，又硬起头皮朝着那个她不熟悉的领域杀将过去了。而且，按照老医生的嘱咐，她暗暗在心里盘算着，找女儿敞开心扉地聊一聊，告诉她不要有太大压力。
终于熬过了高考，估完分，圆圆和花姐都长舒了一口气。不出意外的话，报考全国最顶尖的大学也完全没问题。而且不会出意外，因为填报志愿要在分数真正出来以后。
母女俩的心情都好，但却不是同一种好法。
花姐的高兴在于她终于可以回家了，这一次，她是荣归故里，和上一次灰头土脸地被赶回来不一样——这一次她扬眉吐气了，可以好好同她的朋友们吹嘘吹嘘女儿的好成绩，传授传授她的教育方法。而且，家里的房子宽敞得多，住起来也自在得多。
圆圆的高兴则在于她看到了希望。再过两个月，她就可以离开家、离开妈妈了。填志愿的时候，她自然会刻意挑选一个距离冬瓜城十万八千里的城市，跑得远远的。崭新的生活照耀着她，使她浑身上下都感到终于从窒息中得救了。只要想想两个月后就能踏上火车离开，她就觉得活着尚有指望，曾经因为疼痛不已而产生的“死”的想法也消失无踪了。眼下，有一段长达两个月的必须与妈妈相处的日子横在她面前，是无法跨越的，但她总能忍过去。忍过去，前面就开阔了。
房子的租期到月末，那个时候正式的分数已经出来了。在此之前，她们还住在租来的房子里。花姐仍旧每天兴高采烈地出摊赚钱，而洗衣做饭的事情就交给了突然闲下来了的圆圆。除此之外，圆圆总是不在家。她告诉花姐去找同学玩了（因为从高考结束之后，花姐突然一改往日不许圆圆和同学们一起玩儿的立场，常常叫她出去找同学，而不要一个人闷在家里），实际上钻进了新华书店里，总是一待一天。这段时间，大体相安无事。
往后成绩出了，志愿也填报了（对此，花姐倒是没怎么和圆圆抬杠，因为圆圆所填的是首屈一指的大学，即便离家远，花姐也不能联想到这是女儿为了躲着她才做出的选择），房子的租期也到了，所以她们找了搬家公司把六年生活攒下的东西搬回了家，家里的事情仍旧那么划分——花姐每天出摊做生意，圆圆负责家务以“锻炼独立生活能力”。
豇豆镇是小地方，书店里只有学习辅导书和武侠小说，而且也不许坐在店里看。所以，圆圆只好关起房门，一本一本地读她租来的金庸。读着读着，竟然越来越觉得有意思了——武侠小说里那个快意恩仇的世界，让她觉得如此舒畅，不像现实生活，如此黏腻而焦灼。
一本读完了，她又去换一本，用她自己微薄的零花钱支撑着，但愿能度过剩下的暑假。而有一日，她走在去书店的路上，突然听到有谁叫她的名字“黄圆圆！黄圆圆！”她四下张望，来者竟然是她的小学同学杨玲玲。她已经六年没有在豇豆镇的街头流连过了，小学同学居然还能认出来她！
偶遇的结果，是圆圆被杨玲玲拖去了她上课的舞蹈教室。杨玲玲是个圆圆脸的女孩（感觉她比圆圆更适合“圆圆”这个名字），她像一只小仓鼠一样，嘴里老在吃着东西，也老在说着话，性格倒是特别好，大约咀嚼的动作真能牵动笑肌而使人心情愉快。小学时，圆圆曾短暂地同她一起上学放学过一段时间，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不再继续了（所有在圆圆的生命里短暂出现过的友情，似乎都是这么“无疾而终”的）。
舞蹈教室是一位退休的舞蹈老师开设的，听说她原本在大城市里的歌舞团跳舞，也曾经在专业的舞蹈学校当过老师，现在衣锦还乡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顺便教教学生。圆圆尚没有透露出兴趣来，就被杨玲玲拖去了舞蹈教室。她只答应来看看，可是等见到了那位美丽高贵、举手投足之间都散发着气场的女士时，她震惊了。杨玲玲自然要跟老师介绍圆圆，她说圆圆是她的同学，听说她在学跳舞就也想学，今天姑且先来参观一下。
毋老师表达了欢迎，请圆圆随便参观，自己便依旧投入到教学中去了。
要学自然要交学费，回去的路上圆圆一直在苦恼这一点。杨玲玲是伶牙俐齿的，帮她说了许多话，这其中自然包括大黄的去世、花姐的辛苦和圆圆的好成绩。（圆圆很纳闷，她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呢？或许，豇豆镇这样的小地方，就没有什么能瞒过别人的事情吧！）毋老师也就答应了，她说，如果圆圆能承担一些打扫卫生、整理用具的工作，她能给学费打个六折。这既照顾了圆圆的经济，又照顾了圆圆的脸面——是那种很有涵养的做法。圆圆心里感激着毋老师——她开始以为是“吴”，后来才发现是“毋”，是个很少见的姓氏。
虽然可以打六折，但对圆圆来说，依旧不是个小数目。她如果想学，就得去求助妈妈。她想学，而且她知道告诉妈妈六折的事情妈妈肯定会拿钱让她去学——妈妈喜欢捡便宜。而且，高考之后妈妈除了念叨着要她锻炼独立生活能力，也说了好几遍叫她培养自己的气质（在圆圆缩在房间里读武侠小说的时候，她总是突然出现，然后叫她读些有用的书，比如学一学气质，学一学礼仪之类的，对此，圆圆虽不至于不厌其烦，但肯定也不喜闻乐见），而舞蹈显然是培养气质最好的方法。但她实在不愿意向妈妈开口要东西。她做了晚饭，和妈妈一起吃饭的时候，三度欲言又止，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
一夜几乎没怎么睡，第二天圆圆早早地去了毋老师的舞蹈教室。门已经开了，但还没有学生来，毋老师跪在地上用抹布擦木地板。圆圆轻轻地叫了一声“老师”，毋老师侧过脸来看她。
“老师，对不起。”圆圆说完，弯腰深深鞠了一躬。直起身子后，连道别也没有说，转身就跑开了。“等等”的呼声从身后传来，她充耳不闻，她的眼睛已经整个儿被泪水糊满了。她跑回了家，把自己锁进房间了，蜷缩在床上，抽泣着抽泣着，睡着了。
往后的几十天，陪伴她的只有金庸笔下的侠肝义胆、快意恩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