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公博呢？他带着新婚太太李励庄住在大东旅社，本来是可以去嘉兴开会的，但他却没有去嘉兴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的闭幕会。
陈公博未去嘉兴，有三种可能性：
叶永烈采访王会悟
或许因为他单独住在大东旅社，又带着女眷，夜已深，而翌晨出发又早，无法通知他。
或许因为考虑到他和李汉俊曾受过法国巡捕的审问，已经引起警方注意，不便去。
陈公博自己则说，大东旅社突然响起枪声，使他再度受惊，决定不去嘉兴……
大东旅社发生凶杀案
真是多事的夏夜。
等包惠僧走出李公馆，过了一会儿，陈公博也起身向李汉俊告辞。
李汉俊把他从前门送出，闩紧，回身又锁上后门，进屋之后，连忙找出一些文件，在小天井里焚烧。
陈公博出了李公馆，从望志路拐入贝勒路，转弯时回头扫了一眼，见有一个黑影相随，便知来者不善。
他走得快，黑影跟得快；他走得慢，黑影跟得慢。不言而喻，密探想探清楚他究竟住在哪里。
他不敢径直回大东旅社。这时不过晚上10点多，他步入霞飞路一爿灯光通明的大商店，一边佯装观看商品，一边思索着脱身之计。
他忽地想起去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广州路过上海时曾到大世界游玩，知道那里即使入夜，也很热闹，人多的地方，最容易甩掉跟踪者。
他叫了一辆黄包车。身后的盯梢者，也喊了一辆黄包车尾随。
当陈公博在大世界下车，“尾巴”也在那里跳下车。
陈公博以悠闲的步子进入书场，走入戏场。当他来到屋顶的露天电影场，走入那幽暗而人头攒动的地方时突然加快了步伐，顿时消失在黑压压的人群中。
陈公博从另一个门下楼，赶紧又叫了一辆黄包车，朝北驶去。他从车上回头望着，没有发现跟踪的车子，才松了一口气。
他在南京路下了车，等黄包车离去之后急急闪进英华街，来到那挂着“天下之大，居亚之东”对联的大东旅社，乘电梯来到四楼。
穿白上衣、黑长裤的茶房为他打开41号房间的房门。灯一亮，他的太太醒来了。他关紧了房门，用力擦拭出了一身的大汗。他悄声叫妻子李励庄把皮箱打开，取出了几份文件，然后倒掉痰盂里的水，把文件放在痰盂中烧掉。
他这才松了一口气，把刚才惊险的经历讲给李励庄听……
洗完澡，汗水仍在不断地溢出。酷暑之中，那大铜床上像蒸笼似的，陈公博索性把席子抽出来睡在地板上。
下半夜，那积聚在天空的乌云终于结束了沉默、僵持的局面，雷声大作，电光闪闪，下了一场瓢泼大雨。凉风习习，陈公博总算得以安眠。
然而，清晨突然发生的一桩命案，把陈公博夫妇吓得魂不附体，睡意全消。
陈公博在他当年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中，如此记述：
这次旅行，最使我终身不忘的，就是大东旅社的谋杀案。我到上海住在大东旅社41号，那谋杀案就在隔壁42号发生。7月31日那天早上5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续便闻有一女子锐利悲惨的呼叫……
像这样一起凶杀案，发生在市中心大名鼎鼎的大东旅社，立即引来好几位新闻记者。
上海报纸报道了这一社会新闻：
翌日（1921年8月1日），上海《新闻报》便刊登报道《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
同日，上海《申报》在第14版刊载新闻《大东旅社内发现谋命案，被害者为一衣服华丽之少妇》。
8月2日，《新闻报》刊载文章《大东旅馆中命案续闻》。
就连在上海用英文印行的《字林周报》（创刊于1864年7月1日），也在8月6日发表报道《中国旅馆的奇异悲剧》。
综合当时的这些报道及陈公博的回忆，案情如下：
7月29日，星期五，一对青年男女来到大东旅社，在四楼开了一个房间。
男的叫瞿松林，在一个英国医生那里当侍役。女的叫孔阿琴，是一家缫丝厂的女工，22岁。
这个瞿松林过去因私用客账，曾坐牢四个月。这次趁英国医生去青岛避暑，便偷了他的一支手枪，和孔阿琴上大东旅社开房间。瞿松林在旅馆“循环簿”上写了假名字“张伯生”，职业写成“商人”。
两个人不知为什么不能结婚，相约同死。这样，在7月31日清晨5时，瞿松林用三二式手枪朝孔阿琴射击。一枪未死，又用毛巾勒死了她。他本想与她同死，后来却下不了决心。
上午，瞿松林只身外出，意欲他往，茶房因他未付房租，向他索钱。他说他的妻子还在房里，不会少你房租的。说罢，扬长而去。
到了下午7时光景，那房间仍紧闭房门。茶房生疑，用钥匙打开了房门，大吃一惊，见那青年女子倒在地板上，鲜血满地，已死。
经警方查验，孔阿琴左臂、大腿被枪弹击伤，并有一毛巾缠在脖颈。
地板上扔着一支三二式手枪和几粒子弹。
桌子上，有瞿松林所写的五封信，说自己要与孔阿琴同死云云……
在十里洋场、纸醉金迷的上海，像大东旅社这样的凶杀案，三天两头发生，原本不足为奇。
然而，此案过去几十年，却引起历史学家们的浓厚兴趣。最早查考此案的便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慕庭。远在太平洋彼岸，他从英文的《字林周报》上查阅那篇报道《中国旅馆的奇异悲剧》。他所关心的不是案件本身，却是案件所发生的时间——因为它是一个时间坐标，确定了案件发生的时间，便可确定法国巡捕骚扰中国共产党“一大”闭幕的时间，以便大致推定开幕的时间。
《字林周报》的报道明明白白的写道：大东旅社凶杀案发生在“7月31日”。
此后，李俊臣所发现的陈公博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也明确地写道：“7月31日那天早上5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一声很尖厉的枪声……”
接着，为了考证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会期，邵维正也查阅了当时上海各报，都一致表明，此案在7月31日发生。
另外，在陈公博1924年所写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文中，也有一句：法国警察突然出现在李公馆，是“在大会的第一周周末”。
7月30日正是周末——星期六！
由此，历史学家们准确地推定了法国巡捕闯入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场的日子是7月30日！
陈公博在一夜之间两次受惊，不敢在上海久留。虽然他清楚听见枪声，却没告诉茶房，生怕警方在侦查此案时会要他充当证人。他并不怕当证人，只是在作证时，警方势必会盘问他姓名、从何处来、来此何干之类，万一把他与李公馆联系起来，那就麻烦了。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大东旅社的总经理郭标，是陈公博的同乡。“广东人和广东人总容易说话”，他跟郭总经理打了个招呼，把行李暂且寄存在大东旅社，便带着太太李励庄到杭州散心去了……
匆匆转移嘉兴南湖
7月31日早上7时35分，一列快车从上海北站驶出，朝西南进发。
在各节车厢里，散坐着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们。只是他们仿佛互不相识，各自独坐。他们之中有张国焘、李达、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周佛海、包惠僧。何叔衡是否去了，尚是一个待解之谜。据有的当事人回忆，何叔衡提前回长沙了。
比起三天前，这趟车算是空的。三天前（7月28日），正值阴历六月二十四日，是南湖的“荷花生日”，四面八方的人赶去庆贺，湖里的船也骤然猛增。那天夜里，湖里举行灯会，波光灯影，美不胜收。
不过，比起平日来，这趟车里去南湖的游客稍多一些。因为这天是星期日，上海方向早去晚归的游客自然比往常增加。
那时的快车，其速度只相当于今日的慢车。小贩们在车上叫卖酱油瓜子、豆腐干、五香豆，旅客们慢条斯理地咀嚼零食，打发着时光。
王会悟小姐紧挨着李达。她今日显得格外兴奋——她是“领队”兼“导游”。她小巧的手提包一直不离身，包里放着这次去南湖的活动经费。
嘉兴是座古城，秦朝时称由拳县。到了三国时，这儿属吴国，设置嘉兴县。嘉兴在大运河之侧，又是沪杭铁路的中间点，也就兴旺发达起来。
南湖是嘉兴胜景，游嘉兴者差不多都是为了游南湖。
南湖与大运河相连，古称陆渭池，雅称鸳鸯湖——因为南湖分东、西两部分，形状如同两鸟交颈，便得了鸳鸯湖之名。
比起杭州西湖来，嘉兴南湖显得小巧而精致。湖面不大，当年虚称八百亩，如今经航空摄影精确测定，南湖水面面积为624亩。它是一个平原湖，放眼望去，湖的四周镶着一圈依依垂柳。
南湖之妙，妙在湖中心有一个小岛，岛上亭台楼阁掩隐在绿树丛中。
南湖原本一片泽国，并无湖心岛。那是在明朝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嘉兴知府赵瀛修浚城河，把挖出的泥用船运至湖心，堆成了一个人工小岛。
本来在南湖之滨，矗立着一座设计独具匠心的南国风格的楼。登楼眺望南湖，在春雨霏霏的日子里，四处烟雨茫茫，得名“烟雨楼”。那是公元940年前后五代后晋时，吴越国国王钱镠第四子广陵王钱元璙所建。
赵瀛在南湖堆出一个人工岛之后，翌年，便把烟雨楼拆移到岛上。这样，光秃秃的小岛上冒出一座飞红流翠的烟雨楼，又栽上银杏、垂柳，顿时美若仙境。
万历十年（1582年），嘉兴知府龚勉又下令在烟雨楼侧建造亭榭，南面拓台曰“钓鳌矶”，北面筑池曰“鱼乐国”。如此这般，南湖如同锦上添花，姿色益增。
南湖名声大震，是在清朝那位“旅游皇帝”乾隆的光临之后。
乾隆爱南湖，尤爱湖心岛上的烟雨楼。他六游江南，曾八次登南湖烟雨楼，前后赋诗近二十首！这样，在湖心岛，四处可见到乾隆御笔：
春云欲泮旋蒙蒙，
百顷明湖一棹通。
回望还迷堤柳绿，
到来才辨榭梅红。
不殊图画倪黄境，
真是楼台烟雨中。
欲倩李牟携铁笛，
月明度曲水晶宫。
这位“旅游皇帝”甚至带走了烟雨楼的图纸，在皇家园林——承德避暑山庄的青莲岛——仿建了一座烟雨楼。不过，乾隆再三叹息，承德的烟雨楼只是形似而已，登楼却不见烟亦不见雨！
打从乾隆御驾多次临幸，南湖声名鹊起，慕名前来游览者日众。尤其是清明前后，春雨潇潇，垂柳初绿，烟雨苍茫，南湖洋溢着朦胧之美。
南湖的另一盛事是在民国元年（1912年）冬，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路过嘉兴，各界人士万余人集结于车站欢迎。孙大总统下车后，来到兰溪会馆，发表了一小时演说，掌声雷动。演说毕，孙中山游南湖烟雨楼，在楼前留下一帧照片：穿一件毛皮大衣，雪白的衬衫领子，系着一根领带……
冒着黑烟的蒸汽火车头拖着一节节车厢，在沪杭线上行驶了将近三个小时，在上午10时25分停靠在嘉兴车站。
李达和王会悟下车后走在最前面，代表们三三两两跟随其后。
两层楼的嘉兴车站，看上去像幢办公楼。走出火车站的正门，王会悟并不直奔南湖，却领着众人朝嘉兴的“南京路”——张家弄（今已拓宽，改名勤俭路）——走去。
张家弄里有个热闹的处所，犹如上海的大世界，叫作寄园。寄园里有假山，有楼阁，唱戏的、变把戏的、说书的，齐聚一堂。那里有一座嘉兴最高级的旅馆，叫鸳湖旅馆，这名字来自南湖的别名——鸳鸯湖。
作者曾经多次来到南湖革命纪念馆采访。1993年8月24日，作者陪同中央电视台《毛泽东》摄制组来到南湖时，正值连日大雨，湖水猛涨，涉水才能登上“红船”
王会悟安顿代表们在鸳湖旅馆内开了房间，洗洗脸，吃个粽子，暂且歇息。先在那里开了房间，为的是担心当天会议不能结束，有个过夜的地方。
王会悟像个熟练的导游小姐，在办好代表们的住宿手续之后，便请鸳湖旅馆账房先生代订画舫。
画舫，是文人们对于大型游船的雅称，当地人叫它“丝网船”。
据说，南湖里本来没有画舫，只有小船。小船敞篷，坐三五个游人，如此而已。
“丝网船”也就是大型渔船，本是在太湖里拉网捕鱼的，收入一般。不知何年何月，有一艘丝网船沿南北大运河驶入南湖，在南湖里捕鱼。南湖湖小水浅，鱼不多。这艘船正想沿运河重返太湖，却被游人看中，搭船游湖。大船载客多，船上活动余地大，而且平稳。
阴差阳错，渔船“改行”，干起旅游船这角色，而且收入颇丰，比打鱼强多了。
消息传开，好多艘丝网船从太湖南下，进入南湖，“改行”成旅游船。船多了，彼此间为了招徕游客，展开了一番竞争：各船都纷纷向豪华型发展，船舱里铺上红漆地板，舱壁雕龙描凤，放上红木太师椅、八仙桌。设置精美的卧室，供抽大烟者、玩妓女者歇息。后舱砌上炉灶，供应茶水、热气腾腾的点心。
这么一来，办婚事丧事，包上一艘画舫，在湖里慢悠悠游上一天，酒席招待。
这么一来，找个戏子、歌女，吹拉弹唱，湖上优游，也是乐事。
这么一来，呼朋唤友，围坐在八仙桌四周，筑起方城，逍遥自在。
这么一来，寻花问柳，一艘画舫包几天几夜，尽兴而散，成了水上妓院。
这么一来，不光是外地游客雇船，本地人包船的更多。画舫已成变相旅游船，变出各种各样特殊的用途。
这么一来，画舫不再用带腥味的旧渔船改装，干脆定制专供旅游的新船。只是船的外形还是丝网船的模样，还是由那班建造丝网船的工匠们建造。
南湖水浅，尤其是岸边水浅，画舫无法靠岸。各画舫都附带一艘小船，往来于码头和画舫之间接客送客。为了博得游客青睐，小船往往由年轻俏丽女子驾驶，驾船者名唤“船娘”。倘用“现代名词”称呼，也就是“水上公关小姐”。
除了靠船娘在码头上拉客之外，画舫还在鸳湖旅馆账房设立了租船处。船主们心中明白，住得起鸳湖旅馆的，都是高等客人，自然也就有钱雇画舫。
“租双夹弄的！”王会悟小姐很内行，她对账房先生说出了租船的规格。
所谓“双夹弄”，是指船的中舱与后舱之间有两条过道，表明是大号船。
中共“一大”在嘉兴南湖的画舫上举行闭幕式，图为游船模型
“对不起，小姐。双夹弄的都在昨天被预订了，现在只有单夹弄的。”账房先生答道。
所谓“单夹弄”，是指船的中舱与后舱之间只有一条过道，表明是中号船。
“那就只好将就。”王会悟说，“另外，包一桌酒席，借两副麻将。”
听见“借两副麻将”，账房先生笑了一下。
王会悟给了他八个银元——四元半是中号画舫租费，三元是酒菜钱，余下是小费。
订好画舫，代表们在“导游小姐”王会悟的带领下，来到了湖边码头。
见到来了那么多客人，好几位“船娘”上前吆喝：“南湖去？坐我的船！坐我的船！”
“我们订好哉！”王会悟连连谢绝围上来的“船娘”。
代表们分批登上一艘小船。小船来回摆渡，把代表们送上一艘中号的画舫。
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
从船头穿过小巧的前舱，便来到宽敞的中舱。
这中舱虽然比李公馆的餐厅小一些，不过八仙桌四周一把把太师椅，坐上去还是宽敞的。
嘉兴南湖上的游船
舱里金碧辉煌，就连每一根柱子上都刻着金色盘龙。四壁，刻着金色的花卉、耕牛、人物、飞鸟。横匾上镌“湖光彩月”四字，两侧对联为“龙船祥云阳宝日，凤载梁树阴场月”。
碧绿的波光从窗口射进舱内，轻风吹拂，好一个清凉世界。
八仙桌上放着一套宜兴紫砂茶具。王会悟给代表们沏上龙井绿茶，然后哗的一声，把麻将牌倒在八仙桌上，代表们都会意地笑了。
她到后舱跟船老大打个招呼，递上一包香烟，船便缓缓在湖面上移动。接着，她走过中舱，来到前舱，透过舱门望着“风景”——倘有异常动向，随即报告中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