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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响应(3)

刘伯垂在“老虎窝”旁边——湖北省警察厅背后——的武汉多公祠5号挂起了“刘伯垂律师事务所”的牌子。那里,成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们经常聚会之处,而“老虎”们居然没有发觉这眼皮底下的红色目标。

一个多月,这个“小组”增加了两名成员:

一位叫越子健,又名云诩,董必武的同乡,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据云是董必武介绍的。

另一位叫赵子骏,是武汉的青年工人,由郑凯卿介绍加入小组。

张国恩由于律师事务忙碌,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大兴趣,在小组成立三个月后声明退出。

在1921年春,又有刘子通、黄负生加入武汉共产主义小组。这两个人曾创办《武汉星期评论》,都是湖北黄冈人——陈潭秋的同乡。

李汉俊在1920年冬曾由上海回鄂探亲,途经武昌时,曾与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们见面,向他们讲解过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学说。

另外,维经斯基的秘书马马耶夫和他的妻子马马耶娃,还有北京大学的那位“中国通”鲍立维,曾访问过武汉,都住在张国恩律师事务所里。马马耶夫本来想以教英文作掩护帮助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开展工作,无奈三位高鼻碧眼的外国人,在外国人不多的武汉毕竟是太惹人注意了。他们只是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利群书社参观了一番,不得不离开那里。

[1]《董老忆潭秋》,《楚晖》第1期,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陈独秀回北京后经天津再去上海。

[3]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包惠僧回忆录》,第365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山东的“王大耳”

共产主义之火,也在山东点燃。

山东虽是中国旧文化发源地,但讲到现在的新文化,却是幼稚得很。别的不用说,单就专门学校而论,还是被一班贩卖日本古董的客商在那里专利,很带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色彩。

从去年10月间,省议会议员王乐平组织了一个齐鲁通信社,附设卖书部,专以贩卖各项杂志及新出版物为营生。通信社虽以人的问题未能十分发达,卖书部却是一月比一月有进步,头一个月仅卖五六十元的书,到最近每天平均总可卖十块钱。卖书部创设的本意,固然非以营利为目的,但营业扩充,即是证明山东学界想着研究新文化的也很有进步……

这则题为《山东新文化与齐鲁书社》的报道,发表于1920年10月7日的北京《晨报》。这表明孔子的故乡,也飘起了新文化的旗帜。

这位在山东举起新文化大旗的王乐平先生,是中华革命党党员。在五四运动中,他是山东的活跃人物,曾作为山东省议会的代表前往上海,吁请上海各界支援山东人民的斗争——因为五四运动的斗争焦点之一,便是要求从日本手中收回山东主权,收回青岛。

王乐平在他住宅的外院创办了齐鲁书社,推销《新青年》《每周评论》《资本论入门》《唯物辩证法》《俄国革命史》等,在山东播撒马克思主义种子。

王乐平

王乐平在赴京时跟陈独秀相识,彼此间开始通信联系,当陈独秀在上海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曾致函王乐平,约他在山东组织共产党。

王乐平虽说是进步的开明人士,却不愿加入共产党,更不愿出面组织山东共产党,于是把此事转交给了他的远亲、同乡王尽美。

王尽美是山东莒县大北杏村人氏(今属诸城县枳沟镇),年纪比王乐平小得多,出生于1898年。他原名王瑞俊,字灼斋,天生一对大耳朵,得了个雅号“王大耳”。毛泽东在1949年曾这样谈及王尽美:

王尽美耳朵大,长方脸,细高条,说话沉着大方,很有口才,大伙都亲热地叫他“王大耳”……[1]

其实,“王大耳”在20岁之前,耳朵里听见的只是一个小小村子里的声音。这位佃农的儿子从小在依山傍水的大北杏村长大,12岁进了私塾,一边种田,一边学点文化,17岁便与李姓女子成婚。倘若他安于那小小的世界的话,可以在那祖祖辈辈生活的小村子里过一辈子男耕女织的生活。

然而,望着滔滔潍河水,望着葱葱乔有山(即南岭)树木,他心潮起伏,赋诗言志:

沉浮谁主问苍茫,

古往今来一战场。

潍水泥沙挟入海,

铮铮乔有看沧桑。

在20岁那年,他终于告别故乡热土,告别老母贤妻,前往省城济南,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师范学校不仅不收学费,还免费供应食宿。

他来到了一个大世界,他的“大耳朵”听到了时代的呼声,听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呐喊。

进校才一年,正遇五四运动,他成了学生中的积极分子,成了山东省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同时跟王乐平有了密切的来往。

不久,他来到更大的世界——北京。在那里,他知道了什么叫马克思主义,迅速地站到马克思主义的大旗之下,成为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通讯会员。

王尽美,又写作王烬美

罗章龙曾这样追溯往事:

早在1919年下半年以后,五四爱国运动的中后期,我们北京国立八个院校的学生会和外省的学生会建立了联系。起初我负责做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工作,山东的学生会经常有人来北京联系。我们北京大学学生会也经常派人去上海和南方,因为济南是沪京往来的必经之地,因此常中途在济南停留。我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同山东学生会的代表王尽美同志认识的。那时候,我们北京学生会的办公处设在校本部,王尽美同志为联系学生会的工作曾多次到西斋来找我。1920年3月,以北京大学为主,由国立八个院校联合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以后,王尽美同志又来到了北京。我领他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教室、学生宿舍等处转转看看,还去看了一些外面来旁听的学生,同时,向他介绍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情况。

在北京念书的学生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是北京的会员,在北京以外各省市念书的学生或工人被吸收入会的叫作通讯会员……王尽美同志对这些都很感兴趣,他登记作为通讯会员加入了北京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那时我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书记,他回去之后经常和我通信联系,交换刊物……[2]

成为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讯会员,使王尽美的思想发生了跃变,最终成了一位马克思主义者。

于是,在济南内贡院墙根街济南教育会那里,居然挂出了一块非同凡响的大木牌,上书:“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挂出这牌子的时间大约是1920年9月光景,创建这个研究会的主角是王尽美。参加者最初十来人,后来发展到五十余人,其中的积极分子是山东省立第一中学的学生邓恩铭、育英中学的国文教师王翔千。

王翔千比王尽美年长十岁,原名王鸣球,山东诸城人。王翔千跟王尽美也有一点亲戚关系——王翔千妻子的姑母是王尽美的婶母——所以他们早就相识。

王翔千肄业于北京译学馆,但古文底子颇好,擅长诗词歌赋。受他的影响,王翔千的弟弟王象午也加入了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王翔千的女儿王辩(后来改名黄秀珍),也很早加入中国共产党。

就在陈独秀给王乐平去函,希望他在山东组织共产党的时候,李大钊从北京派来当时北京《劳动者》编辑陈为人找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商议如何在山东建立共产党。可见,“南陈北李”都关注着山东。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召开了欢迎陈为人的茶话会,陈为人在会上介绍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

在“南陈北李”的帮助下,1921年初,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秘密成立。最初的成员除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外,据查考,可能还包括王复元、王象午、王用章、贾乃甫等人。

[1]王乃征、王乃恩:《怀念我们的父亲》,《王尽美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罗章龙:《我对山东建党初期情况的回忆》,《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水族青年邓恩铭

下大雨,

涨大河,

大水淹到白岩脚,

掩住龙脑壳,

鲤鱼虾子跑不脱。

这首儿歌的作者,便是邓恩铭——王尽美的亲密战友。

邓恩铭比王尽美小三岁,生于1901年1月5日(《辞海》1979年版“邓恩铭”条目,曾误为1900年生,到《辞海》2002年版时才纠正。邓恩铭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冬月十五,换算为公历即1901年1月5日),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最年轻的党员之一。

邓恩铭不仅年轻,而且是水族人。他出生在贵州省荔波县水族聚居村寨水浦村的板本寨,那里离荔波县城大约二十公里。

水族是中国人数甚少的少数民族,到1990年,中国的水族只有34万多人,聚居于贵州三都、荔波、榕江、从江、都匀、独山一带和广西北部毗邻地区。水族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

“水家的山歌唱不完,夜连夜来天连天。”邓恩铭从小说水族话,唱水族山歌。他的奶奶是水族歌手,教他学会一支又一支水族山歌:

邓恩铭

砍柴一刀刀,

担柴一挑挑。

谁知一餐饭,

多少眼泪抛。

如此朗朗上口的水族山歌,绝不亚于唐朝诗人李绅的诗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邓恩铭从小在这些水族山歌的熏陶下,懂得人世间最质朴的爱与憎。

邓恩铭出生在医生之家,祖父邓锦庭、父亲邓国琮都以行医为业。邓恩铭原名邓恩明,字仲尧,6岁时进私塾,16岁时入荔泉书院。

识字知书之后,他写起山歌来:

种田之人吃不饱,

纺纱之人穿不好,

坐轿之人唱高调,

抬轿之人满地跑。

据《邓恩铭烈士专集》[1]查证,这是邓恩铭15岁时的作品。可见,当时这位水族少年的爱憎已很鲜明。

16岁那年,邓恩铭的命运发生了变化,他走出了世世代代生活的村寨,作千里远行。那是他的二叔黄泽沛热情来信,邀他到山东济南上学,他便与叔母、堂弟一起,经香港、上海,抵达济南。

黄泽沛,清朝进士,后来到山东当县官。他其实姓邓,他的父亲邓锦臣与邓恩铭的祖父邓锦庭是亲兄弟,由于他过继给姑母家,于是改姓黄。邓恩铭到了他家,也取了个黄姓名字,叫“黄伯云”。

离开水族村寨时,邓恩铭赋诗言志:

男儿立志出乡关,

学业不成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间到处是青山。

邓恩铭在1917年10月抵达济南,便进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读书。这是山东的名牌中学,在这里读书,邓恩铭知识猛进,眼界大开。

进入省立一中一年多之后,五四运动山呼海啸般爆发,山东成了全国注视的焦点。18岁的邓恩铭投身于汹涌澎湃的学生运动,被同学们推举为省立一中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兼出版部部长。

就在这时,他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领袖王尽美结识。从此,他俩肩并肩,在济南从事革命活动。

王尽美和邓恩铭等在1920年秋组织了“励新学会”,王尽美被推举为《励新》半月刊编辑部负责人,邓恩铭担任学会庶务。

《励新》半月刊在1920年12月15日创刊。《发刊词》指出,励新学会的宗旨是“对于种种的问题都想着一个一个地给他讨论一个解决的方法,好去和黑暗环境奋斗”。

为着更进一步“和黑暗环境奋斗”,王尽美和邓恩铭组织了山东共产主义小组。这时的邓恩铭不过20岁,而王尽美也只有23岁。

[1]《邓恩铭烈士专集》由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概况编写组编,1983年3月在都匀印出内部参考本。

斯托诺维奇在广州找错了对象

当共产主义之火在中国的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逐一点燃之际,中国南方第一大城市广州,也出现了共产主义“幽灵”。

广州是当时中国的一片热土,共产党的种子最容易在那里萌芽,因为那里是孙中山的大本营,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策源地。

当维经斯基率领那个“记者团”抵达北京之后,便兵分几路:他自己率“主力”前往上海;马马耶夫夫妇和鲍立维去了武汉;那位从哈尔滨奉命赶往北京的大胡子、俄共(布)党员斯托诺维奇,则在上海住了几个月之后,被维经斯基派往广州。

热浪在广州澎湃,只有傍晚时一场豪雨骤降,才能使人舒上一口气。1920年9月,在寒带长大的斯托诺维奇新来乍到广州,真不习惯。对于满街戴着尖顶斗笠的广州人,对于人行道上便于遮雨的过街楼,他感到非常新奇。

斯托诺维奇在广州改了名字,叫Минор,即米诺尔。他与另一位俄共(布)党员Песлин,即佩尔林,一起被维经斯基派往广州。此外,还有一位既会讲法语又懂中文的越南人。斯托诺维奇用法语与那位越南人交谈。

斯托诺维奇此行的目的是在广州建立共产党组织,不过,他的公开身份是“远东共和国”记者。这个苏俄在远东临时建立的缓冲国,给人以“中立”的印象,也就使人们难以想到他会是俄共(布)党员。

他和佩尔林在广州市中心永汉北租下了“光光”眼镜店二楼(今广州北京路太平餐馆对面)。

他真的干起了记者行当,在那里办起了“俄华通讯社”。

斯托诺维奇在广州四处活动,寻找广州的马克思主义者,以便着手在那里组织共产党。不过,他不像维经斯基那么顺利,因为维经斯基在北京找到了李大钊,在上海找到了陈独秀,“扎根串联”那“根”都“扎”得很准。

也许是缺乏工作经验,斯托诺维奇和佩尔林在广州所“串联”的,没有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者:广州女子师范学校的英语教师黄尊生、谭祖荫,国文教师刘石心,当过漳州教育局局长的梁冰弦(他原先的秘书便是刘石心),在报馆当校对的梁一余,他的弟弟、雅号“生意佬”的梁雨川,还有一位北京大学毕业生区声白——这七位,全是无政府主义者。

斯托诺维奇和佩尔林找错了对象,细细探究起来,是因为来广州时找错了“向导”。陪同他们来广州的,是广东台山籍的北京大学学生黄凌霜。黄凌霜是一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曾加入过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后来又退出。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很自然的,黄凌霜引见的是广州的一批无政府主义者。

在那个时代,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同行,都举起了反军阀之旗,都要求民主。但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组织共产党,使斯托诺维奇和佩尔林的计划落空。

当事者谭祖荫在1981年的回忆,十分真实地道出了当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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