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奇”和新民学会
其实，早在张国焘、张申府这“二张”来敲上海老渔阳里2号的黑漆大门之前，一位瘦长的湖南青年便已到那里拜访了陈独秀。
这位27岁，来自湖南韶山的精明能干的年轻人，便是毛泽东。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已经结识陈独秀。
毛泽东在结束北京图书馆的工作之后，返回湖南途中，曾于1919年初来过上海。
这一回，是他第二次来上海。那是他另一次去北京之后，返回长沙，在1920年5月5日路过上海。
与陈独秀的谈话，给了毛泽东深深的启迪。毛泽东曾与斯诺这么谈及：
我第二次到上海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
1938年由复社出版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
那时候的毛泽东，确实处于一生的“关键性”时期，他的思想正在处于根本性的转折之中。
就在这次去北京之前，他尚处于困惑之中，如他自己所言，是“睡在鼓里”：
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2]
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即终极的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哪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3]
外边各处的人，好多也和我一样未曾研究、一样地睡在鼓里，很是可叹。[4]
早年的毛泽东，同学们给他取了个雅号，曰“毛奇”。毛奇——（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1800.10.26～1891.4.24），普鲁士帝国和德意志帝国的总参谋长。当年，毛奇和首相俾斯麦、国防大臣罗恩成为普鲁士帝国的三巨头。这位毛元帅，在1870年普法战争的色当一役中，使法兰西第二帝国覆灭而名震欧洲。同学们称毛泽东为“毛奇”，不光因为毛泽东才智过人，有毛奇那样勃勃雄心，而且为人也如毛奇那样沉默寡言、严肃庄重。
毛泽东的早年密友、诗人萧三的哥哥萧瑜（又名萧旭东、萧子升）曾回忆说，他在一个小格子里能写两个字，而毛泽东写两个字则起码占三个格子。毛泽东那奔放不羁的字，那充满豪情、“指点江山”、“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激扬诗句，都表明他是一位壮志凌云、气宇不凡的热血青年。
不过，他也有不如那位毛奇元帅之处。毛奇精通七国语言，而囿于湖南乡下闭塞环境中的他，谙熟中国古文，却不懂外语。这样，他无法像李汉俊、李达、张国焘、刘仁静那样从大量外文书刊中钻研马克思主义学说，只能阅读在当时如凤毛麟角般稀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译本。然而，他一旦读到了，很快就理解了，很快就成为自己思想的指南。
“睡在鼓里”的他，在第二次去北京时，读到了三本使他顿开茅塞的书。他是这样描述的：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5]
这三本书，引起毛泽东思想上的根本转变。只是他的回忆中稍稍有一点误差，那本《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他不是在北京读到的，而是他来上海之后或回到长沙之后——可能性最大是在上海——读到的。因为他在上海度过了近两个月——1920年5月5日抵达，7月7日离开。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一般都以为是1920年8月出版，因为初版本上印着这一出版年月。但是鲁迅却在1920年6月26日便已“得译者陈望道寄赠《共产党宣言》”。[6]毛泽东在上海拜访过陈独秀，结识了陈望道，因此他在上海得到《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可能性极大。
那三本书，以及跟陈独秀的谈话，促使毛泽东转向马克思主义，他从鼓里睡醒了。他的理解力，远远超过他同时代的那些精通外文的青年们——尽管他只能读到极有限的中译本。
如毛泽东所言：
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7]
毛泽东跟陈独秀会面，除了“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之外，还“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8]
毛泽东是一位组织家。早在他22岁油印、张贴“二十八画生”的《征友启事》时，就想团结、组织一班志同道合者。
1918年4月，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岳麓山刘家台子蔡和森家中，邀集一群好友开会，创建了“新民学会”。
那天出席集会的有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萧瑜、萧三（即萧子暲）、张昆弟、罗章龙、陈启民等12人。
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
萧瑜被推举为总干事，毛泽东、陈启民为干事。
萧瑜如此回忆道：
我清晰记得我完成拟定学会规章的那个春日。拟定出的规章有七条，都非常简明。毛泽东读完后，未作任何评论。然后我们又把我们决定是第一批会员的每个人的优点重新核实了一番，我们一致以为他们都是合格的。他们共有10人，再加上我们2人，学会共有12名首批成员。凭着我们年轻人的那股热情，我们自称是12个“圣人”，肩负时代的使命！我们也以为彼此之间是兄弟，有着共同的抱负与理想，有着相互的尊重与友爱。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在第一师范的一个教室里（实际上是在蔡和森的家里），我们12个人聚在一起，十分庄严地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议。我把印好的新民学会规章分给每个人并征求他们的意见、疑问和评论，但没有什么新的意见提出。于是每个人又交了一点会费，我被推选为第一任总干事。我们决定不设会长一职，会议就结束了。新民学会就这样宣告诞生了。尽管没有什么演说，但我们12人之间已建立了更为密切的关系，我们献身运动的雄心和热情有了新的动力。我们都意识到，从现在起，我们的肩上担负了新的责任。
1920年5月8日，部分新民学会会员在上海合影。左七为毛泽东
毛泽东在会上一句话也没说。我们都清楚我们的目的和会员应该做的事情，主张每个成员都应以切合实际的作风行事，而不应空谈高论。学会中只有一个喜欢为讲话而讲话者，那便是陈昌，此人以发表冗长演说闻名。我们这位同学来自浏阳，与我偶然相识，于是成为好友，可即使是他，也没有在新民学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陈昌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组织者之一，1930年2月在长沙就义。
新民学会成立以后，大约每月举行一次会议。尽管不是什么秘密聚会，我们仍尽量少为人注意……[9]
这个新民学会，1920年发展到拥有七八十名会员。
尽管新民学会还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组织，但后来其中很多人成为中国共产党骨干。
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之后，他跟陈独秀谈及的组织“改造湖南联盟”未曾实现，倒是在1920年8月1日组织了湖南“文化书社”。在一篇名为《文化书社缘起》的文章中，作者曾一语道明书社的宗旨：
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民新研究的材料。[10]
文化书社经理为易礼容，“特别会员”为毛泽东。此外，聘请了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等为“信用介绍”。
文化书社在湖南销售《新青年》每期2000册，《劳动界》每期5000册，还销售《共产党宣言》《马格斯资本论入门》《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唯物史观解说》等马克思主义著作。
刚刚创办了文化书社，毛泽东又组织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这个研究会“以研究关于俄罗斯之一切事情为主旨”。
1920年9月23日上海《民国日报》刊登消息，作如下报道：
湖〔湘〕人组织俄罗斯研究会于本月16日开会，推举正式干事，姜咏洪总干事，毛泽东书记干事，彭璜会计干事，并推彭君驻会接洽一切。
[1]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32～133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2]《毛泽东致周世钊信》（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4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
[3]《毛泽东致陶毅信》（1920年2月），《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64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
[4]《毛泽东致陶毅信》（1920年2月），《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66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
[5]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31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6]王观泉：《鲁迅年谱》，第45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7]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31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8]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30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9]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
[10]长沙《大公报》1920年8月24日。
蔡和森从法国给毛泽东写来长信
就在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成立的那天——1920年9月16日——在法国蒙达尼男子中学，一位黄皮肤、黑眼珠的25岁小伙子，正伏案用中文写一封长信。
他身材颀长，门牙突出，有着一头浓黑发亮的头发、一双敏锐的眼睛。他是毛泽东的密友，此刻正在给毛泽东写信。此信竟长达八千余字！
他的这封长信，后来被毛泽东编印在《新民学会会员通讯集》里，这才得以传世。这封信非同一般，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史上一篇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
蔡和森
他是湖南湘乡县人，出生于上海，名叫蔡和森，是一个不苟言笑而又意志坚强的人。
蔡和森又名蔡林彬，常使人误以为姓蔡名林彬，其实他复姓“蔡林”而名彬。倘若追根溯源，他原本姓林——他的九世祖姓林，因过继给姓蔡的舅父为子，改为复姓“蔡林”。后来他以蔡和森闻名于世，人们也就以为他姓蔡了。
蔡家世代经营“永丰辣酱”，颇有名气，只是到了蔡和森的父亲蔡蓉峰手里，家道日衰，“永丰辣酱”易主。[1]
蔡和森有二兄、二姐、一妹。那妹妹个头虽比他矮了一截，可是性格却跟他一样倔强。他的妹妹亦是中国共产党名人，叫蔡畅，中国女杰也。蔡畅后来成为李富春夫人，中国妇女联合会主任。
多子女，家中入不敷出，蔡和森的童年是清苦的。他很小就开始学徒，直到16岁，才得以进入小学。
读书后，他发奋求学，连连跳级。18岁那年，他“跳”入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成为毛泽东的挚友。当年第一师范学校的教师杨昌济视毛、蔡二君为他最为得意的门生。
毛泽东组织新民学会时，蔡和森是最积极的支持者。正因为这样，新民学会的成立会是在蔡和森家里举行的。
1918年6月，蔡和森赴京，住在杨昌济家，商议赴法勤工俭学事宜。他从北京给毛泽东去信，于是，毛泽东率罗章龙、李维汉等人从长沙赴京。
1919年12月，蔡和森终于从上海坐船奔赴法国，同行的有他的母亲葛兰英、妹妹蔡畅以及蔡畅的同事向警予——蔡畅在长沙周南女校任教时，向警予也在那里执教。在船上，蔡和森与向警予朝夕相处，产生了爱慕之情。
到了法国，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曾写道：“我与警予有一种恋爱上的结合，另印有小册子，过日奉寄……开首一年不活动，专把法文弄清，把各国社会党各国工团以及国际共产党，尽先弄个明白。”[2]
蔡和森“猛看猛译”法文马克思主义著作，豁然开朗。在1920年8月13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信，极为明确地提出要在中国组织共产党。
现将此信摘录如下：
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它），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这种预言，我自信有九分对，因此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木斯哥万国共产党[3]是去年3月成立的，今年7月15日开第二次大会，到会代表三十多国。中国、高丽（朝鲜）亦各到代表二人，土耳其、印度各有代表五人。据昨日报，土耳其共产党业已成立。英国于本月1日亦成立共产党。法社会党拟改名共产党。现在第二国际党已解体，脱离出来者都加入新国际党，就是木斯哥万国共产党。我意中国于两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这事关系不小，望你注意……现在内地组织此事须秘密。乌合之众不行，离开工业界不行。中产阶级文化运动者不行（除非他变）……[4]
如此旗帜鲜明地提出组织中国共产党，蔡和森的见解比他许多同时代的进步青年大大超前。就在他写此信之际，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刚刚诞生。
他在9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长信中，又一次明确提出组织中国共产党：
我认为党的组织是很重要的。组织的步骤：（1）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2）普遍联络各处做一个要求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取消治安警察法及报纸条例。（3）严格地物色确实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4）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我以（为）世界革命运动自俄革命成功以来已经转了一个大方向，这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5]
蔡和森的这封长信，由萧瑜带回中国，毛泽东直至1920年底才收到。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复函蔡和森道：
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为“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陈仲甫所为）。[6]
[1]《中共党史人物传》第6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蔡和森致毛泽东》（1920年5月28日），《共产主义小组》，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3]即莫斯科共产国际。
[4]《“一大”前后》第1册，第128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5]《“一大”前后》第1册，第134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6]《“一大”前后》第1册，第164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何胡子是一条牛”
蔡和森写给毛泽东的信末，总有一句“叔衡、惇元、殷柏、启民、章甫，均此”。
列在第一名的“叔衡”，亦即何叔衡。他留着八字胡，人称“何胡子”。
“何胡子”年长毛泽东17岁，在新民学会之中岁数最大。他，1876年5月27日（清光绪二年五月初五）生于湖南宁乡。在湖南，流传有“男子要五不得五（午）”的说法，而这个孩子的生辰中有两个“五”，在堂兄弟之中又排行第五，仿佛命里注定将来前途无量，所以，尽管家境贫寒，家中还是挤出一点钱财供他上学。
何叔衡
何叔衡在26岁那年考中秀才，不过，他不愿在衙门中做事，便在家乡当起私塾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