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走了，李汉俊着手起草党章。李达记得，党章草案“由李汉俊用两张八行信纸写成，约有七八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用下列的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一、劳工专政，二、生产合作。’我对于‘生产合作’一项表示异议，陈独秀说，‘等起草党纲时再改’”。
这个党，叫什么名字？叫“中国社会党”，还是叫“中国共产党”？
又引起一番争论。
连陈独秀也定不下来，于是，写信跟李大钊、张申府商量。
张申府又名张崧年，北京大学教授，与李大钊关系甚为密切。据张申府回忆：
信写得很长，主要讲创党的事。信中说：“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大意如此）。”为什么呢？一是因为陈独秀在北大当过文科学长，认识的人很多，但有些人不搞政治，不适于谈，而建党的事是秘密进行的。二是陈独秀在北京时，他和守常以及我经常在一起，他常到北大图书馆李主任办公室来（在红楼一层靠东南角的两间房子里），观点一致。他办《新青年》，我们经常写稿。民国七年十一月底办《每周评论》又在一起。每期刊印是在宣武门外一个报馆里，我曾与李大钊同志去校对，彼此很了解，所以陈独秀说“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不是偶然的。当时建党究竟叫什么名字还没有确定，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我们回了信。
这样，党的名称定了下来。
作为建党的第一步，1920年5月在上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负责人是陈独秀，小组的成员有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沈雁冰、邵力子、杨明斋等。稍后加入的是施存统。
[1]包惠僧：《党的“一大”前后》，《“一大”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
[2]包惠僧：《党的“一大”前后》，《“一大”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
[3]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4]袁振英此处所回忆的名单有误，有些人是在5月后才参加座谈会的，如李达、刘少奇等。
[5]《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6]即沈雁冰，笔名茅盾。
[7]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平报社1942年初版。
[8]邵力子：《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9]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10]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陈望道“做了一件大好事”
就在酝酿、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那些日子里，一本薄薄的小书的出版，如同下了一场及时雨。
这本书比如今的小32开本还要小，封面上印着一位络腮胡子人物的半身水红色坐像（再版本改用蓝色），一望而知是马克思。在马克思坐像上端，赫然印着五个大字——“共党产宣言”。
最初版本在1920年8月出版时，印颠倒了书名。连书名印颠倒了都没有发觉，这表明当时人们对于共产党极度陌生，从未听说。这一印错书名的书，迄今只存两本，被确定为《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最早版本。这一珍本现存于浙江温州图书馆，上面盖着“荫良藏印”的藏书印章。荫良，即戴树棠的字，此人在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
《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初版本的另一本，1975年在山东广饶县刘集村发现，书名同样错印为《共党产宣言》。这个村子在1925年便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支部，书上盖着“葆苣”印章，表明是山东早期中共党员张筱田（又名张葆苣）的。这一珍本现藏于山东广饶县博物馆。[2]
在1920年9月再版时，错印的书名得以纠正，印为《共产党宣言》。
现存于北京图书馆的《共产党宣言》珍本是这一再版本，但是封面损坏，而上海图书馆保存着完整的《共产党宣言》再版本。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保存着1920年9月所印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再版本。
在《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封面上还印着：“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这“马格斯”即马克思，“安格尔斯”亦即恩格斯。中译本全文共56页。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名著，是他们在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纵观马克思、恩格斯众多的著作，这篇短小精悍的《共产党宣言》概括了其中的精华。可以说，欲知马克思主义为何物，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政党，第一本入门之书、第一把开锁之钥匙，便是《共产党宣言》。尤其是此文写得气势磅礴，文字精练，富有文采，又富有鼓动性，可谓共产主义第一书。世上能够读懂读通皇皇巨著《资本论》者，必定要具备相当的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而《共产党宣言》却是每一个工人都能读懂、能够理解的。
1920年9月在上海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版，陈望道译，陈独秀、李汉俊校
《共产党宣言》最初是用德文出版的，1850年出版了英译本，接着，出版了俄文版（1863年）、丹麦文版（1885年）、法文版（1886年）、西班牙文版（1886年）、波兰文版（1892年）、意大利文版（1893年）……《共产党宣言》风行欧洲，倒是应了它的开头的第一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
“幽灵”东行，开始在中国“徘徊”。
1905年，朱执信在《民报》第2号上，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要点。
1908年，在东京出版的《天义报》译载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以及恩格斯1888年为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所写的序言。
此后，《共产党宣言》曾一次次被节译，刊载于中国报刊。
1919年，年仅19岁的张闻天在8月出版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发表《社会问题》一文，文末节录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十条纲领。
然而，《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一直没有全译本。要成立共产党，要了解共产主义，怎可不读《共产党宣言》呢？
第一个筹划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的是戴季陶。他在日本时，便买过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深知这本书的分量。他曾想翻译此书，无奈，细细看了一下，便放下了。因为此书的翻译难度相当高，译者不仅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要有相当高的中文文学修养。
开头第一句话，要想妥帖地译成中文，就不那么容易。
戴季陶主编《星期评论》，打算在《星期评论》上连载《共产党宣言》，于是他着手物色合适的译者。
邵力子得知此事，向戴季陶举荐一人——杭州的陈望道！
陈望道乃邵力子密友，常为《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撰稿。邵力子深知此人功底不凡，当能胜任翻译《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其人，瘦削，那颧骨显得尤为突出，脸色黝黑，如同农夫。不过，他在书生群中颇为不凡，从小跟人学过武当拳，轻轻一跃，便可跳过一两张八仙桌。
他原名陈参一，浙江义乌人，中学毕业后，曾到上海进修过英语，准备去欧美留学。后来未能去欧美，却去了日本。兴趣广泛的他，在日本主攻法律，兼学经济、物理、数学、哲学、文学。1919年5月，他结束在日本四年半的留学生活来到杭州，应校长经亨颐之聘，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当语文教师。
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是浙江颇有声望的学校，校长经亨颐系浙江名流，早年留学日本，后来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其女经普椿为廖承志夫人。经亨颐广纳新文化人物入校为师，先后前来任教的有沈钧儒、沈尹默、夏丏尊、俞平伯、叶圣陶、朱自清、马叙伦、李叔同、刘大白、张宗祥等。
陈望道进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之后，与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三位语文教师锐意革新，倡导新文学、白话文，人称“四大金刚”。1919年底，发生“一师风潮”，浙江当局要撤换经亨颐，查办“四大金刚”。邵力子在《民国日报》上发表评论，声援一师师生，各地学生也纷纷通电声援，浙江当局不得不收回撤换、查办之命令。
不过，经此风潮，陈望道还是离开了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就在这时，戴季陶约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给了他日文版《共产党宣言》，还给了他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作为对照之用[3]。
陈望道先生
1920年2月下旬，陈望道回到老家浙江义乌县城西分水塘村过春节，便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4]这个小村跟冯雪峰的故里神坛、吴晗的故里苦竹塘，构成一个三角形。
浙江义乌分水塘村陈望道故居。中国第一个《共产党宣言》的版本在这里译出
陈望道避开来来往往的亲友，躲进老家的柴屋里。这间屋子半间堆着柴火，墙壁积灰一寸多厚，墙角布满蜘蛛网。他端来两条长板凳，横放上一块铺板就算书桌，在泥地上铺几捆稻草算是凳子。入夜，点上一盏昏黄的油灯。
他不时翻阅着《日汉辞典》《英汉辞典》，字斟句酌着。这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又是一本很难译的书。头一句话，便使他绞尽脑汁，修改再三，才终于译定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
其后，罗章龙曾试图从德文版原著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也深感“理论深邃，语言精练”。为了译第一句话，罗章龙亦“徘徊”良久。如他所言：“对于这句话研究时间很长，觉得怎样译都不甚恰当，‘幽灵’在中文是贬义词，‘徘徊’亦然。”[5]罗章龙反复琢磨，结果仍不得不沿用陈望道的中译文，然后加了一段注解，加以说明：“有一股思潮在欧洲大陆泛滥，反动派视这股思潮为洪水猛兽，这就是共产主义。”罗章龙思索再三，还是采用陈望道的译文，足见陈望道译文的功力和严谨。
江南的春寒，不断袭入那间窗无玻璃的柴屋。陈望道手脚麻木，就请母亲给他灌了个“汤婆子”。
烟、茶比往日费了好几倍，香烟一支接着一支，宜兴紫砂茶壶里，一天要添加几回茶叶。每抽完一支烟，他总要用小茶壶倒一点茶洗一下手指头——这是他与众不同的习惯。[6]
1920年4月下旬，当陈望道译毕《共产党宣言》正要寄往上海之时，忽听得邮差在家门口大喊“陈先生电报”。拆开一看，原来是《星期评论》编辑部发来的，邀请他到上海担任编辑。
29岁的陈望道兴冲冲地提起小皮箱，离开了老家，前往上海，住进了三益里李汉俊家。斜对过是邵力子家。
陈望道把《共产党宣言》译文连同日文版、英文版交给了李汉俊，请他和陈独秀校阅译文。
陈望道住进三益里，使三益里又多了一支笔。他到渔阳里见了陈独秀，正在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便邀他参加在新渔阳里举行的座谈会。
当李汉俊、陈独秀校阅了《共产党宣言》，再经陈望道改定，准备由《星期评论》发表的时候，突然发生了意外：编辑部在三楼阳台上开会，“决定《星期评论》停办”！[7]
风行全国达十几万份的《星期评论》，为什么突然停办？
1920年6月6日《星期评论》被迫停刊，并在终刊号所载《〈星期评论〉刊行中止的宣言》之中道出了其中的缘由：
我们所办的《星期评论》，自去年6月8日出版以来，到现在已经满一年了……近两个月以来，由官僚武人政客资本家等掠夺阶级组织而成的政府，对于我们《星期评论》，因为没有公然用强力来禁止的能力，于是用秘密干涉的手段，一方面截留由各处寄给本社的书报信件，一方面没收由本社寄往各处的杂志，自47期以后，已寄出的被没收，未寄出的不能寄出。我们辛辛苦苦作战，印刷排字工人辛辛苦苦印成的《星期评论》，像山一样的堆在社里……
显而易见，《星期评论》的进步倾向受到了注意，还来不及连载《共产党宣言》，就被扼杀了。
此处，摘录1920年元旦出版的《星期评论》第31期上《红色的新年》，便可略见当年《星期评论》的风貌：
（一）1919年末日的晚间，有一位拿锤儿的，一位拿锄儿的，黑漆漆地在一间破屋子里谈天。
（二）拿锤儿的说：“世间的表面，是谁造成的！你瞧！世间人住的、着的、用的，哪一件不是锤儿下面的工程！”
（三）拿锄儿的说：“世界的生命，是谁养活的！你瞧！世界上吃的、喝的、抽的，哪一件不是锄儿下面的结果！”
（四）他们俩又一齐说：“唉！现在我们住的、着的、用的、吃的、喝的、抽的，都没好好儿的！我们那些锤儿下面的工程，锄儿下面产的结果，哪儿去了！”
（五）冬！冬！冬！
远远的鼓声动了！
劳动！劳动！
不平！不平！
不公！不公！
快三更啦！
他们想睡，也睡不成。
（六）蒙蒙眬眬地张眼一瞧，黑暗里突然透出一线儿红。
这是什么？
原来是北极下来的新潮，从近东卷到远东。
那潮头上拥着无数的锤儿锄儿，直要锤匀了锄光了世间的不平不公！
呀！映着初升的旭日光儿，霎时遍地都红！
惊破了他们俩的迷梦！
（七）喂！起来！起来！
现在是什么时代？
1919年末日24时完结了，
你瞧！这红色的年儿新换，世界新开！
如此鲜明的进步色彩，宣传“北极下来的新潮”（指十月革命），《星期评论》遭禁。
前来就任《星期评论》编辑的陈望道，尚未走马上任，就失业了。
幸亏因陈独秀来沪，《新青年》编辑部（其实也就是他一个人）随之迁沪，正需要编辑，于是，陈望道成了《新青年》编辑，从三益里搬到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那里住下。
《新青年》已是在全国最有影响的刊物，居各刊物之首，在国内43个省市设有94个代派处。1920年5月1日，《新青年》推出面目全新的《劳动节纪念号》，版面比往常多了两倍，达四百来页。
这一期刊出了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刊出了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全文，刊出了15个团体、8家报刊热烈赞颂这一宣言的文章——这一宣言是历史性的文件，全称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以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署名，早在1919年7月25日便已发出，郑重宣布苏维埃政府废弃沙皇政府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和不平等条约的声明。由于中国军阀政府的阻挠，这一宣言迟迟未能在中国报刊发表。《新青年》以不寻常的姿态，对这一宣言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这一不寻常的姿态，表明陈独秀明显地倒向苏俄。诚如蔡和森所言，《新青年》最初曾是“美国思想宣传机关”，后来则既“宣传社会主义”，也宣传过美国“杜威派的实验主义”，而从《劳动节纪念号》开始，“完全把美国思想赶跑了”，“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
陈独秀除了编《新青年》外，想方设法把《共产党宣言》付印。随着《星期评论》的停刊，局面已显得紧张，公开出版《共产党宣言》会遇到麻烦。
陈独秀跟维经斯基商量此事，维经斯基拿出了一笔钱作为经费。于是，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租了一间房子，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印刷所——“又新印刷所”。取名“又新”，意即“日日新又日新”。
“又新印刷所”承印的第一本书，便是《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初版印1000册，不胫而走，紧接着，在9月份再版，又印1000册。
为了让读者买到《共产党宣言》，沈玄庐通过邵力子，署名玄庐，在9月30日《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上非常巧妙地发了一则新书广告式的短文——《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
此文妙不可言，故全文照录于下：
慧心，明泉，秋心，丹初，P.A：
你们来信问《陈译马格斯共产党宣言》的买处，因为问的人多，没工夫一一回信，所以借本栏答复你们问的话：
一 “社会主义研究社”[8]，我不知道在哪里，我看的一本是陈独秀先生给我的，独秀先生是到《新青年》社拿来的，《新青年》社在“法大马路大自鸣钟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