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20世纪80年代的温州民营经济创业史，不论是叶文贵、吴祖宗还是赵章光，他们都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泥腿子”，他们创办的企业与70年代 “家庭作坊式”的创业已有截然区别，其生产规模、技术含量、组织形式等都不可相提并论。
到1986年，全市有股份合作企业10 413家，年产值13.61亿元，上交税利9124万元，分别占乡村工业企业户数、产值、税收额的71.3%、71.5%和69.6%。
当时前往温州考察的经济学家费孝通在叶文贵的厂里转了三圈，赞叹：“了不起的新型企业家。”加拿大著名机电学教授不远万里跑来看叶文贵：中国农村想不到有你这样的奇人。
同时，叶文贵的经营思路已形成了企业管理体系：培养后备人才，选送职工去同济大学、浙江大学培训深造；企业内部开办电大班、阅览室，组织职工知识更新和升级。
赵章光不为吃饭穿衣而创业的事迹更是打破了“贫穷是催生温州民企崛起的原动力”温州创业的固定模式。其研发的“章光101”在第十六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会上，获得个人发明最高奖——奥斯卡发明奖和产品金牌奖，之后又陆续获得了11项国际大奖。
南存辉、胡中成、陈敏、郑元忠等人也在80年代创办了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是今时今日温州名企正泰、德力西、庄吉等的起源，至今依然是温州民营经济的中流砥柱。
温州模式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中期，温州经济一片繁荣。据当时的数据统计，温州永嘉桥头镇的“万元户”已占到80％；温州农村每百户自行车拥有量近60辆。而且，年轻人追求品牌高档的自行车，还掀起“摩托热”；宜山、金乡、龙港、柳市的农民纷纷盖上新房，大理石、抽水马桶等现代家具设备成为新房必有之物；少有问津的呢绒、绸缎等高档衣料和服装普遍进入人家；西装、连衣裙、风雪衣、健美裤开始流行；当时初中三年代培费1000元，高中三年2000元，费用高得令人咂舌，不少企业家还是不惜代价地把子女送往上海、杭州学习；致富光荣的意识已经深入到千千万万温州人的内心。
从1978年至1985年，温州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13.71%，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高达21.14%，人均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也达到12.97%。
特别是农村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中引人注目的是13.3万个家庭工业和联户工业的发展，它们的年产值占农村工业产值的60%以上。
全市有415个专业市场，年成交额在8000万元左右的达到10个，1985年某市贸易成交额10.6亿元，为社会商品零售额的57.28%。
在温州经济一片火热之时，全国各地和社会各界对温州的关注度也骤然提升。
1983年底到次年年初，《人民日报》围绕温州农村商品生产问题，先后比较系统地组织报道和发表评论文章。从那时起，温州步入了专家学者的视野，关于温州经济问题的理论研究性文章逐渐增多，也因此引起了中央的关注。
1985年被称做“温州年”。在这一年，“温州模式”的民营经济成为继“苏南模式”集体经济之后的又一全国性典型。
是年3月18日，林业部部长杨钟、国务院农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象以及参与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杜润生等一行专程来到温州。他们先后视察永嘉桥头纽扣市场、瑞安塘下家庭工业，乐清北白象村镇建设、柳市五金电器市场。视察结束后，他们评价：“温州商品经济搞得活跃、有特色。”
3月下旬，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本想从上海赴温州考察，却病倒在了上海。袁芳烈得知此事，立即委派农委副主任李仁续，带了一盘《温州农村商品产销基地》的录像带，火速赶往上海汇报。
万里看了录像后很高兴，对李仁续说:“我今天在这里什么人也不见，但你是例外。这么远赶来，成绩这么大。你们的录像我看了，我不还了，我准备送给小平同志看一看。你回去带话，叫大家继续大胆干。只要革命，只要前进，工作中总会有不可避免的缺点。但总得走出来才对啊，这里不许走，那里不许闯，哪能走到四个现代化。”
4月，《人民日报》登出文章《温州的谜——浙江农村采访札记》。记者用大量篇幅记载温州私营经济的成就，感言：“温州是个谜，不少到过那里的人都有这种感觉！”
这里不像苏南、浙北，有较雄厚的乡镇企业的底子，而是很不相同的另一种模式——异军突起的家庭工业挑大梁。
家庭工业的发展速度快得惊人。三四年前，家庭工厂还只是寒星点点。现在，如同江南金灿灿的油菜花似地涌出了一大片。瑞安县塘下乡，三千农户中就有一千五百多台织带机。塘下小镇上，前店后厂比比皆是，几乎家家机声“哒、哒”。别看小镇不起眼，全国有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要向它订购松紧带呢。每台机器一年能净赚四千元。
在可以搜寻到的当年对“温州模式”的报道中，这一篇算是意识较早的文章。不过，由于体裁限制，文章重描述轻评论，作者对温州模式仅仅点到为止。而仅仅20天后，《解放日报》才给“温州的谜”找准了答案，文章把谜底精确地浓缩到四个字——温州模式。
5月12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肯定温州个私经济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员文章：
地处浙南的温州广大乡镇，这几年走出了一条发展经济、治穷致富的新路子，这条路子的独特方式，就是乡村家庭工业的蓬勃发展和各种专业市场的兴起。它同乡镇工业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相比，具有鲜明的不同特色，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被拿出来公开讨论，质疑声掀起了些许微澜。1986年2月，乍暖还寒，全国政协副主席费孝通来到温州，决心对温州模式一探究竟。
作为此行的成果，费孝通在《瞭望》上发表了1.5万字的《小商品大市场》文章，为温州正名。文中激情澎湃地写道：“无论是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或其他群众创造的模式，评价的唯一标准应当是视其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提高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这些模式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人类发展史上都旷古无师……”
费孝通前后三次考察温州。第二次是在8年后。他走访了市区、瑞安、苍南等地，以《家底实 创新业》为题写了再访温州的调查文章，连续发表于《瞭望》周刊。文章中，他得出结论：“正在温州发生的历史事实说明，市场经济是可以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发展生产力的。”1998年10月，费孝通第三次到温州。当年全国“两会”期间，市长钱兴中带着南存辉登门拜访费孝通。钱兴中介绍了温州的变化，费孝通十分高兴，表示要再写一篇反映温州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文章，当场敲定题目《筑码头 闯天下》。
有“温州模式教父”之称的费孝通的考察，不仅为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使人们免费享受温州模式所带给他们的种种优惠，还让温州模式有了示范全国、扬名天下的机会。
1985年10月，温州产品展销北京，6万多顾客光临。遐迩驰名的正宗海味、地方小吃、系列配套的“擒雕”奶品、韧度均匀的“隆山”松花彩蛋、味美醇厚的甘露酱油、气味芳郁的“老酒汗”酒，以及价廉质高的温州鞋，都受到首都人的欢迎。展销期间，专柜前水泄不通。展销结束次日，8天时间，零售额达100万元，批量额达700万元。
正是在这种声名鹊起中，温州人“敢为人先”的劲头更加充分，财富欲望也更加膨胀。
躁动的爆发年代，是对财富的追求和炫耀达到鼎盛的年代。两手七八个金戒指的人比比皆是。但这根本不算什么，因为还有做得更出色的温州人。在那里，有派头的人请客，必上两道汤，一道海鲜大盆中飘浮一只百元美钞折成的小船，是为“一帆风顺”，另一道海鲜大盆中再浮一小盆，上面有规则地摆了十只进口手表，在座各位一人一表，是为“表表心意”。
发展的“生死时速”，近乎畸形的财富观，为之后几年的温州变故埋下了伏笔。
1986年的金融大灾难，温州货被大火烧得声名狼藉，柳市突如其来的激荡之殇……具体到个人，赵章光遭遇商标危机，求精开关厂的南存辉、胡成中经历“合作之痒”……无一不说明：欲速则不达，失控则忘形。
驰 名
很多民营企业家眼中，甚至认为1992年的每天都是春天。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民经商的时代。
温州，更是如此。
第二次创业蜕变
经过改革开放10多年的时光，从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温州度过了第一次创业阶段：温州民营经济从实力上而言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温州整体上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到1990年，民间金融资本合计超过了100多亿元；市场经济形态日趋成熟，由市场调节的商品达到97%以上；在农村，“一乡一品”和“一村一品”的块状经济布局基本定型，总产值超5亿元的乡镇1994年有20多个；一批饱受市场磨砺的民营企业家的素质逐步提升，其领导的企业表现出了强劲的生命力。
江湖风雨十年灯。第一次创业，在草根中起家，在打击中发展，存在的形形色色的问题和弊端，都让温州上上下下无法回避：由家庭作坊发展而来的企业没有蜕去规模小、档次低、质量差的积垢，没有品牌化；企业形式上，受地域局限大，影响力不够，外向型经济发展缓慢；从经济发展环境来看，基础设施滞后，地区差距拉开，精神文明建设亟待加强。
在80年代末，温州经济发展过快，而问题频出，之后又经历“1989年风波”以及三年治理整顿，一时间陷入黯淡的温州经济似乎在等待一个柳暗花明的新春天。
1992年2月，邓小平用四天时间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讲话”。“讲话”中，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随后，一篇名为《东方风来满眼春》的长篇通讯文章被全国各大报纸纷纷转载。充满诗情画意的描述中，人们不得不由衷地感叹：春天真的来了！
春风从南方吹到了温州。稍有沉寂和收敛的温州立即回暖，“让改革来得更猛烈些”成为共同的心声。这一年，温州正式获批成立经济技术开发区。
温州人不再掩藏自己的锋芒，个体户、小老板、企业家纷纷抛头露脸，放开手脚准备大干一番。各地取经的人更是络绎不绝，来温州考察的访客一度达到50万人次。温州全城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在热火朝天中展开，期待已久的金温铁路正式开工。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让一个叫王均瑶的温州商人终于实现了自己“胆大包天”的创业梦想。
常年在湖南忙于推销业务的王均瑶每逢春节前夕，都会为购买回温州苍南家乡的火车票伤神。在同乡“飞机快，你包飞机回家好了”的一句嘲笑中，王均瑶种下了一个创业的金点子。
1990年，温州机场正式通航，王均瑶决定将“点子”付诸行动。经过9个月的准备沟通申请，这位24岁的温州青年，怀揣着身份证和温州市政府开具的证明，第一次迈进了湖南省民航局的大门。在盖完100多个图章后，一架从湖南飞来的“安-24”银鹰降落在温州永强机场，王均瑶首开中国民航史私人包机先河。
第一年包机为王均瑶带来20万元的利润，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更坚定了王均瑶的信心。这年春天，他请人设计了一个“龙头”商标，正式成立了国内第一家民营包机公司——温州天龙包机有限公司。
1992年4月6日，《温州日报》报道了王均瑶的创举：《手中无飞机却能搞“空中调度”——苍南农民创办天龙包机业务公司》，引起一时轰动。在第二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一道新生的谜语出现，谜面——“胆大包天”，谜底——“王均瑶”。美国《纽约时报》更是做出极高评价：“王均瑶超人的胆识、魄力和中国其他具有开拓和创业精神的企业家，可以引发中国民营经济的腾飞。”
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大，温州上下感到了来自国内外的压力，要想温州模式得以持续，必须否定自我，超越自我，进行第二次创业。
1992年1月5日，温州市委、市政府发出《关于开展“第二次创业”的决定》，明确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