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众多的温州投资者纷纷撤离时，一位温州女商人却成为了“最后的守望者”。就在2009年，她投资3亿元买下迪拜5块地，每半年首付6000万元。如此庞大的项目，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接盘者，这位温州女人只有期待“守得云开见月明”。
之后，又有媒体曝出一条让投资者恐慌的信息，“世界第一高楼”迪拜塔已经在打“三折”出售。截至2009年第三季度，数据显示，迪拜的现楼价格同比缩水超过45%，楼花暴跌57%，新房空置率超过四成。
就此推算，温州人在这次迪拜危机中，蒸发掉的资产达20亿元。还有一种说法是：“温州民间投资迪拜楼市被套的资金达30多亿元人民币，这并不包括在迪拜经商的温州人购买的自住房的缩水资金。”
楼市全线崩溃
2010年楼市的高价持续，导致温州炒房客的再次疯狂，楼市泡沫堆积如山。
2011年伊始，新一轮国家宏观调控重拳出击、步步紧跟，房市迎来全国性“拐点”，泡沫全线崩溃。
从10年前开始发展至今的温州炒房团主力——“太太炒房团”在2011年史无前例的出现歇业。在限购令的阻拦下，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以及省会城市都被炒房团划入了“黑名单”。
温州炒房客迅速做出反应，降价抛售，以防被套。温州总商会的一项针对地产投资的调查显示：有8成的温商放弃一线城市的住宅投资，转向商业地产。用官方的表述则是：“住宅投资已经失去了金融杠杆的支持，投资回报率已经从前几年的15%下跌至5%，普通住宅已经丧失了投资属性。”
不仅全国各地不时传来温州炒房团崩盘的消失，就是在炒房团的“大本营”——温州，也是市场凋敝，跌声四起。
每年的5月是楼市的黄金周，但2011年温州的5月打破常规，新房成交状况异常凄惨。相关数据显示出连续几个“个位数”的成交量，在近几年来温州房产史上实属罕见。“5月6日，温州全市新房总成交量为5套，成交房源同样来自乐清市；5月7日，温州市新房总成交量为6套，成交地区均为乐清市；5月8日，温州全市新房总成交量只有1套，为苍南的房产。”
在温州炒房客中，有两种现象：真正有实力的炒房客紧握手中的楼盘，不急于撒手；依靠借贷炒房者，则因利息过高负担过重，资金难以周转，唯有选择挥泪抛售。种种迹象都指向同一个结论：“越来越多的温州投资者正在撤离住宅市场。”
2011年年中，在温州市内的中介门店里，在当地媒体的广告版面上，“资金周转急卖”、“白菜价出售”、“大降价”等字眼，非常醒目刺眼。急于抛售的房子通常会在单价上降下3000～5000元，但吸引力依然不够。
温州二手房市场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1～6月，温州主城区二手房交易量4849套，而去年同期成交量是5980套，前年同期是7253套，今年比去年同期减少了近4成。而进入7月份以后，整个楼市掉进‘冰窟窿’，甚至出现零交易量的情况。”
2011年下半年，各地二手房市场房源突增，细探之下发现，都是温州炒房团抛售在作祟。“钢运置业”是重庆市规模最大的二手房中介，其负责人坦言：“从9月起就比较明显，有的客户一人就拿出了10套。光在我们“钢运”，温州客挂出的房源就有七八百套，全市挂出的房源起码有数千套。”同样，在浙江、江苏、福建、广东、湖南等地，温州客投资性房源纷纷露出水面，抛售套现成为普遍现象。2011年底，江西南昌也传出消息：“浙江‘炒房团’一次性抛售160套红谷滩新区房源，而且价格方面也‘好商量’。”尽管如此，2011年的二手房市场并不理想，成交量下降，价格回落，低迷状态大有持续之势。
新浪网在2011年中国楼市年报中如是总结：“2011年，全国房地产市场在全方位的限制性环境中生长。这一年，央行总共3次加息，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信贷日益紧缩，致使房地产行业运行整体放缓。这一年，全国超过120个城市出台了房价调控目标，46个大中城市出台了‘限购令’，10个城市出台了针对楼盘的强制‘限价令’。‘限价’、‘限购’和‘限贷’等多样限制手段，致使房地产市场流通全面受阻。在诸多限制性手段的作用下，调控效果日渐显著。3月起，在全国重点城市范围内，商品住宅成交量迅速下滑，至11月份，全国范围内几乎所有大中城市无一幸免地遭遇寒潮。”
同时，各地降价潮“捷报”频传：杭州主城区内首次出现万元以内房源，北京通州楼市出现单价近万元的跌幅，深圳新房成交量年底较年初下降21%。在国家统计局，2011年最后一期房价指数表示：“全国70个大中城市，仅有两个城市出现上涨，其中北京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涨幅连跌19个月，二手房价格同比下跌2%，创下年内最大跌幅。”
久经沙场的温州炒房客并不是风声鹤唳，温州炒房团的大撤离，有资金链紧张的缘故，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温州人根据多年的经验判断，2011年的情形已截然不同于2008年的楼市低谷，这场寒潮不会很快结束。
告 急
“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
温州有大大小小45万家民营企业（个体户），这个庞大的群体每年的更新换代的规模和速度也非常庞大，几乎每年都会有近万家新企业诞生，与此同时，还有六七千老企业死亡。如同生态圈一样，适者生存的法则也在温州的企业圈中适用，有效的更新换代有利于维持经济体的活力。
不过，随着危机的发生，温州的民营企业倒闭的速度开始明显加快了，大量的中小企业死亡了。
此事，绝非偶然。
逃之夭夭
2011年4月5日，清明节，位于温州龙湾区的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的全体员工放假一天。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假就这样一直放了下去。
很快，“黄鹤一去不复返”的消息开始在温州中小企业主之间传得沸沸扬扬。江南皮革的员工这才知道，公司董事长黄鹤及其全家在清明节已经神秘“失踪”。
成立于2002年的江南皮革从事高档PU的开发、生产与销售，经过近1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温州地区的一家知名企业，厂房面积达4万多平方米，工人300多人。
江南皮革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在金融危机凶猛来袭的2009年，江南皮革依然逆势上扬，销售额2.82亿元，利税总额达1800万元。因此，不论是在工人心中，还是在外界眼中，江南皮革都是一派意气风发、欣欣向荣的景象，前程似锦。
直到东窗事发前，江南皮革的掌舵者黄鹤都把一切粉饰得非常完好。正因为如此，黄鹤才能凭借江南皮革的雄厚实力与优质信誉获得民间大量融资与银行的巨额贷款。
更为荒唐的传闻是：在清明节的前一天，一家担保公司的老板还向黄鹤主动放贷，当时黄鹤在电话里回复，银行转账是来不及了，除非明天把现金送到机场来。第二天，黄鹤在“销声匿迹”之前，还从该担保公司老板手中接过500万元的现金，一同带上了飞机。
很快，由温州龙湾区政府各部门联合成立的清产核资工作组介入江南皮革事件。
一个月不到，江南皮革的“画皮”被全部掀开，风光无限的背后是负债累累：江南皮革所牵涉的银行与担保公司债务约2亿元，民生、中信、农业、建行、兴业等都与之有直接贷款或间接借贷关系；除此之外，截至5月5日，持有关凭证前往工作组登记的债权人已达101家，民间借贷负债金额达1.37亿元。
如此斑斑劣迹，所有人始料未及，也深感疑惑——巨额负债从何而来？
此后，坊间开始议论纷纷，黄鹤因赌博欠下巨额赌债的传言不断：“江南皮革董事长黄鹤受国际赌博集团引诱，参与大额赌博，欠下巨额赌资后外逃，造成公司经营整体瘫痪。”
在温州中小企业危机中，黄鹤肯定不是第一个“出逃”的企业主，他只是引起媒体集体关注的第一人而已。黄鹤之后，温州企业主“逃之夭夭”者接踵而来。
温州市龙湾区有一家名叫“巨邦”的制鞋厂，曾几何时，这家制鞋厂是让龙湾区倍感骄傲的招牌利税企业，而进入这家制鞋厂工作是很多来到龙湾的打工者的幸运。
“‘巨邦’鞋业的工资总是比其他厂高一些，而且这里的工资总是很准时”，这是所有“巨邦”员工的心声。
但是2011年，“巨邦”的工人们却忽然发现，到了发薪水的日子，老板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按时把工资交到他们手上，取而代之的，是大批在门口聚集的虎视眈眈的追债人。
聚集在“巨邦”门口的追债人五花八门，有的是原材料供应商，有的是等待返款的进货商，有的是想要回定金的销售商，虽然身份不一，但是这些人来到这里的原因却都是相同的：听说“巨邦”的老板跑了。
“巨邦”鞋业的主要业务是制造外贸女鞋，在龙湾区，“巨邦”拥有两个厂房、三条生产流水线，是当地规模最大的制鞋企业之一。
2008年，面对金融危机，“巨邦”的表象明显要强上许多。由于引进新的生产技术和款式设计，“巨邦”的生产成本下降了，订单却增加了。
那时的“巨邦”，与当地的其他企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员工福利没有下降，银行贷款按时偿还，原材料商的货款没有拖欠，甚至连上交政府的利税都没有减少。持续稳定的盈利能力、和善的老板按时的还款，这些都让“巨邦”在当地有着极高的口碑。甚至，一些和“巨邦”合作的供货商有时还会主动提出货款晚到一两个月。
2011年7月27日，“巨邦”鞋业总经理王和霞召开管理层会议，宣布车间员工放假7天，8月3日照常上班，期间行政人员照常上班；并承诺放假期间，每天补发每位员工生活费20元。员工们高高兴兴地离开厂区，他们觉得这一定又是老板给予他们的福利。
但是7月28日，当行政人员来上班时，却发现总经理和厂长的办公室房门紧锁，高层领导的电话也都处于关机状态，整个厂区中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的老板王和霞的去向。
2011年8月1日，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事实被龙湾区鞋业行业协会披露了。当天，他们发给所有会员企业一份《内部通报》，其主要内容是“巨邦”鞋业老板王和霞欠债外逃。
8月3日，休假结束的工人们陆陆续续回来上班，在门口，没有了经常热情欢迎他们的老板，更没有早应该发到手上的工资，而是一辆不断巡逻的警车和时不时冒出来的债主。
工人们开始恐慌，他们没有人读到过龙湾区鞋业行业协会的《内部通报》，更没有人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他们只是本能的担心，自己上一个月的血汗钱，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不过工人们还是幸运的，8月7日，在政府的协调下，王和霞的父亲汇了100万元到公司的账户上，大部分工人的工资解决了。
与这些工人们相比，“巨邦”鞋业的各种债主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由于“巨邦”鞋业良好的信用基础，在它的这些债主中，有的从几年前就开始接受“巨邦”鞋业的欠款购货了，对于他们来说，王和霞逃跑几乎是不敢相信的事实。
随着消息的传开，越来越多的债主开始确信王和霞“跑路”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确有其事。惊恐万状的债主们开始翻箱倒柜寻找当年“巨邦”鞋业开具的支票，当他们到银行去取现的时候，如同最后尘埃落定一般地发现：这些属于“巨邦”的账户已经被冻结了。不过直到这时，还是有很多人想不通，为什么这样一个大老板会就这么跑了呢？
表面上看，“跑路”的企业都源于资金链断裂的压力，但真正的原因却是各有各的不幸。
4月19日，温州市内的港尚记酒店、波特曼咖啡厅和莱波特快餐店200多名员工收到放长假的通知，因为他们的老板严勤为陈洁夫妇的电话打不通了。
在员工眼里，严勤为是一个非常勤奋的老板。和很多温州企业主一样，严勤为的财富积累颇为艰辛。20世纪90年代严勤为以一家小卖部开始起家，之后发展到超市，波特曼咖啡厅是在2002年开始创立的。之后经过三四年的发展，波特曼咖啡厅在温州市内已有5家分店，同时，严勤为开始进行扩张，成立了快餐加工厂并设立数十家快餐店。
事与愿违的是，到2008年，新开的快餐店没受到市场追捧，原来的咖啡厅也因各种原因相继关闭。严勤为再次思变，多管齐下，成立了专卖海鲜的港尚记酒店，并开设了几家橄榄油专卖店。
为维持越来越大的摊子，严勤为开始向银行大笔贷款。2011年，银根收紧，企业资金周转困难，严勤为只得向民间借贷伸手求助。岂料，一伸手便回不了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