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年底，身在俄罗斯的温州商人惊闻噩讯：从第二年4月份开始，俄罗斯政府不再允许任何外国人在当地市场从事零售经营。在如此强制的逐客令面前，温州商人唯有尽快甩卖库存，撤离“不相信眼泪”的莫斯科。
2008年11月初，捷克布拉格亚洲商业批发中心大火蔓延，50多家温州商户聚集于此，从事服装、鞋、小工艺品等生意，是主要的受灾群体，每户损失上百万美元，几近破产。2008年，泰国局势动荡，从事毛毯、礼品和旅游商品为主的数千名泰国温商经营大滑坡，甚至还有商人丧身暴乱中的流弹。年底，大水淹没威尼斯，当地1000多家温州商铺、酒吧、咖啡馆受海水入侵浸泡，据估计当地温商受损超过百万欧元。
在温州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时，到海外欠发达地区投资建厂，成为温州众多投资密集型企业的选择。
2000年，非洲低廉的人力成本颇为诱人，于是温州哈杉鞋业在西非尼日利亚设立工厂，之后几年发展迅速；2003年，温州永嘉的李汇祥在越南河内建立了一家服装厂，一切技术和面料都来自国内，80多名越南工人仅负责加工，之后将成品出口欧美。
2004年11月，在首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曾鼓励温州企业带头进军东盟市场。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出口通道被打通，温州有更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对外转移。人力成本、土地成本相对较低的越南、老挝、柬埔寨等东盟国家成为温商投资的热土。据统计，2005年，温州商人在越南生产的轻工和原料产品的产值，一年要达到5000万美元。
在山西、新疆等地积累了丰富采矿经验的温州人纷纷开始懂得整合全球资源。东盟、非洲、南美等国家矿产丰富，但开采和加工能力偏低，温州非常敏锐地捕捉到这一信息，海外能源行业投资成为热门。
2003年年底，温州青年企业家卢伟光为了稳固国内建材生意的材料来源，在巴西亚马逊河旁1.5万公顷的原始森林，雇佣当地工人开设了两家木材加工厂。
2005年，越南浙江商会会长邹青海在越南青化省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获得一座铬矿20年的开采权。同年，山西煤老板——温州苍南林云华在非洲加蓬获得2000平方千米锰矿详细勘探权，第二年又获得2000平方千米的铅锌矿勘探权，一跃成为加蓬的第三大矿业企业。
2006年，温州民企广寿集团跨过鸭绿江，撬开朝鲜矿产之门，投资605万美元“大广合营会社”，经营钼矿选址、开采、加工与销售。
同样是山西煤老板，温州平阳人魏昌会在柬埔寨成立中天日矿产资源有限公司，投资300万美元，开采金矿，并经营加工、销售工作。
海外采矿，海外掘金，一片火热的背后，温州人的海外投资也有鲜为人知的惨痛经历。
2007年，温州瑞安人黄建忠远赴非洲刚果（布）开采有色金属矿。非洲是矿业的处女地，来自全球各地的矿商都汇集于此，竞争激烈、投入巨大、前期工作漫长，“从申请探矿权证到拿到该证就花了三四个月，期间自己申请的一个矿山还被人‘抢’了，之后又花了整整两年才找到了矿的走向，目前矿山已经进入详勘期，等到探矿完毕，又需要申请采矿权证，采矿完毕，把矿卖出去又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黄建忠不得不承认，赢利还遥不可及，采矿的回报无法估量，风险更是难以预测。
还有血本无归的案例。2000年，温州乐清商人朱文奇创办的虹丰粮油集团为取得进一步发展，在他人的牵线搭桥之下，远赴地广人稀的俄罗斯比罗比詹犹太自治州，获得7500亩的10年开发权。
“最初我们考虑到俄罗斯土地和劳动力价格都很便宜，估算出比罗比詹州一亩地的年利润在300元左右，但实际上‘潜伏’着巨大风险。”头几年，虹丰粮油集团在俄罗斯种植玉米、大豆，但由于运回国内成本奇高，只得在当地销售，收益却不尽如人意。同时，国内的种子、化肥入境俄罗斯也异常麻烦。经过五六年的挣扎，最终只得以转让作罢。
2001年，乐清市鸿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将花卉基地建到了美国旧金山，由于对美国的政策、法律法规等把握不够，对潜在风险与成本估计不足，花卉基地也以失败告终。
世界各地华人经济都是以传统产业起步，批发零售、餐饮、服装、鞋类等的处境日见艰难，如何实现世界华人经济的成功转型和突破，是海外华商共同关注的命题。
有成有败，还有一种海外投资，属于“勇敢者的游戏”。
在阿富汗战火稍停的时候，一直在巴基斯坦做生意的金向东与方圣平，从巴基斯坦转战到阿富汗寻找商机。当时，阿富汗依旧很混乱，经常有人趁乱打劫，外地人到那里做生意，似乎会更加困难。善于标新立异的金向东与方圣平，以每天每人相当于150元人民币的薪水，聘请了4个荷枪实弹的民兵，专门护送自己做生意。
一般乱世求财是比较容易的，温州人的精明让金向东与方圣平很快就发现了投资项目——为塔利班政府部门提供低压电器，很容易就收到塔利班政府部门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订货单。
当然，他们担的风险也很大，金向东与方圣平由于不经允许对阿富汗路人进行拍照被抓了起来，多亏与客户的关系好，塔利班的水电部长出面，他们这才逃过一劫。即使如此，他们在阿富汗做生意的激情仍然没有消失。在温州商人的集会上，他们甚至得出“阿富汗变成火药桶后，喀什没有出现抢购和囤积生活物资的情况，对做生意影响不大”的结论。
作为勇敢的探索者，温州商人在海外投资上的成与败、得与失，都是华人经济发展史上的历练。
疯狂的“温州团”
在温州，不论是业已身家不菲的企业家，还是白手起家的普通人，都以抱团的形式笃信着“投机者总有天堂”。
温州人具有超强的购买力。当年的日本被称做“可以买下整个美国”，而今天的温州人有相似的说法：“温州能买下整个中国。”
炒房：龙港农民城
上世纪80年代初，温州苍南县有一个叫“方岩下”的渔村，是一片人烟稀少的海边滩涂，“方岩下，方岩下，只见人走过，不见人留下”。
方岩下属于苍南县，而在鳌江河对岸的鳌江镇，人头攒动，车水马龙，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同样的地理条件，一边是繁华城镇，一边是荒凉的渔村，形成鲜明的对比。1984年初，“方岩下”与鳌江镇划为一体，进行集村建镇——称为龙港。
在龙港建设的会议上，苍南县钱库区任区委书记的陈定模建言献策，他提出发动先富起来的农民到龙港投资落户。建议得到认可后，回到前库区，陈定模便发动本区900多名“两户”到龙港投资落户。“两户”在当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有技术有资金，自然是最适合的人选。但是由于户籍、就业、教育等相关配套政策的问题，落户问题一时并没有定夺。
当时，县领导正准备将陈定模调到县城乡建设指挥部任主任，思考了一个晚上，陈定模主动向县长请缨——任职龙港镇委书记。
6月，另外8个干部与陈定模一起组成了龙港镇的领导班子，怀揣着3000元的经费，陈定模决定不依靠政府把龙港镇建设好。
让农民买地建房或建厂，落户龙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陈定模翻遍了中央文件，找到了这样一条——“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
有了政策上的依据，陈定模和他的团队来到周边的地区“打广告”做动员，陈定模苦口婆心：“想到大舞台发展的乡亲们，到龙港去，你们不是老埋怨乡下耳目不灵？龙港敞开大门等你们去，那里靠着青龙江，对面就是鳌江镇，水陆交通方便，你们可以开店办厂，做生意，跑运输……”
之后陈定模又从马列经典中找到了“土地有偿使用”的理论工具， 1984年9月25日，龙港镇政府(84)19号文件《关于本镇农民、居民建房的有关规定》正式颁布。《规定》中提出：
龙港辖区内的土地，按照不同地段征收不同的市政设施建设费，其中最贵的是金钗河至方岩老街每间(一间相当于八分之一亩，包括门前道路)收5000元，纯属解决住房困难而在居民点建房的每间收200元。造房子的钱，原则上由进城农民自付。
很快，对当“城里人”充满渴望的农民蜂拥而来缴纳市政设施建设费，排队的长龙在当时龙港唯一一家的信用社柜台前从早排到晚。第二年元月，龙港镇共收到农民缴纳的建设费1.2亿元。
之后，陈定模开始进行城镇规划。他退出了“各付自家绿化钱，包种自家门前树”的绿化政策，在今天的龙港还可以找到当年农民自费种植的香樟树。三年之后，龙港的菜市场、电影院、学校，相继建成。中国第一座农民城矗立在鳌江之南。
历史总是在回忆中显得云淡风轻，而这样一次“冒险”的“土地改革”遭到无数的质疑与调查。1987年，《农民日报》口气严厉地披露龙港“毁田事件”。事后，陈定模邀请报社总编、农村问题专家张广友等一行10余人聚会龙港。双方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
专家问：土地是国家公有的，怎么能商业化？
陈定模答：现在的土地制度并不是名副其实的公有制，哪个部门或农民在哪一片土地上盖了房子，所处的那片土地实际上就是他的了，国家得到了什么？我们应当学习西方国家的级差地租理论，用土地有偿使用的方法，以地租的形式来真正保障土地的国有化。
问：这套东西是不是太西化了，适合国情吗？
答：我觉得适合，至少在龙港行得通。我想请问教授们，为什么在你们的城市里，各项建设老是赶不上趟？为什么城里人总是被走路难、吃水难、上学难所困扰？
因为土地没有价值，国家没有钱来进行再开发。龙港每一寸土地都是有价值的，先前是一片荒地，价值就低，后来搞建设，地价就高。我们搞建筑用地的公开招标，价值最高的地段，42平方米投到了75万元，一张图纸卖了1800万元，就是用这笔钱我们搞起了市政建设……
1988年，修改后的《宪法》正式认定了土地使用权的商品化。然而在1989年的特殊时期，这座“农民城”的“总指挥”陈定模终究没有逃过一劫：被撤去党内外一切职务，被迫离开温州。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龙港镇率先推出的土地有偿使用、户籍管理都将载入中国的城镇建设史。从经济的层面来说，当时龙港所谓的“农民落户征收市政设施建设费”在本质上就是商业地产的交易。现在的我国的房地产，只是增加了一个中间方——政府卖地给开发商，开发商建房卖给个体。
1992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全面开放，作为中国房地产事业的先锋人物，陈定模下海开发房地产，在山西太原、河北唐山、福建宁德等地都有其操作的项目。
不仅是陈定模从龙港的建设中发现了“土地是财富之母”的商机，整个温州人都体验到倒卖房产的巨大利益。当年落户龙港的农民无一不是身价倍增。
在龙港建镇初始，一间房子地基不到千元，3年升值7倍，再过3年飙升至16万元。1996年，龙港炒楼几至顶峰，一套住房均价轻松过万，同时期的杭州或是上海最佳地段，单价也不过2000元上下徘徊。龙港的低价，更是今非昔比，从当年约3万元一亩的价格，增值1000多万元一亩。
2004年，龙港砸掉了当年“中国农民第一城”的碑牌，挂起来“打造宜居宜商宜创业的现代化海滨城市”的横幅。根据建设鳌江流域区域中心城市的规划，通过国际招标，将使用由涂滩围垦的4万多亩土地，来建设一个新的龙港城，来此投资的房产开发商络绎不绝。
温州团的“神州行”
龙港的建设，成为日后闻名全国的温州炒房团队的第一试验地。
温州市建设局房地产开发处的领导曾透露，“温州的房地产开发规模相当于江西一个省的总量，而温州市区的人口不过100万多一点。”在“家门口”练就了一身本领，把本地的地产已经炒熟，“温州炒房团”开始四处扩张，展开了一场浩浩荡荡的神州“扫荡战”。
1999年底，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政府积极采取扩大内需，刺激增长的政策。这一年年底，上海的一些楼盘为了提升销售，把目标客户锁定在温州地区，于是在温州媒体刊登楼盘广告。温州人开始在上海购置房产。
温州“炒房团”的形成离不开一个重要的第三方——媒体。当时，深圳、上海、杭州等地的楼盘都纷纷在《温州晚报》刊登广告，晚报广告一般能拿到9折左右的优惠价。
于是当时有人流传着这样的故事：2000年，杭州城西某房地产项目开盘，苍南一生意人花200多万元买下5个商铺，随即转手净赚300万元。
2001年的3月，温州人谢老板在上海考察，在虹口商城销售处交付40多万元，买下一所20多平方米的商铺。“办厂做生意胎心困，不如把钱投入到房产，倒腾几次便赚得盆满钵满。”随后几个月，谢老板成为虹口商城常客，先后花费88万元、150万元，买下两套住宅。在他的带动下，亲朋好友——一干有实力的温州人纷纷到上海购房置地。其中9人一掷千金，斥资1100万元，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