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力倒下后，康奈的郑秀康回忆起当年的一个细节，1994年郑秀康参观霸力集团，王跃进志得意满，对郑秀康说：“老郑，我成立集团公司，你也去弄一个吧。”今时今日的郑秀康庆幸自己的坚持，他当时回答王跃进说有所顾忌：“我还是先把鞋底做扎实了再说吧。”
在王跃进盲目扩张走上不归路之时，“远东皮革”的王大同则饱受家族企业“内残”之痛。
1994年，平阳县昆阳镇，王大同发动家人筹钱，全家共同创办企业“远东皮革”。如众多的温州家族企业一样，当时一家人并没有明确分工，也没有明晰的产权。
从公司创办开始就埋下的隐患，终于在1998年开始“发作”。于是，王大同宣布新的股份分派方案，家族成员签订《股份协议书》。
只是，让王大同没有意想到的是，原本以为平息的家庭纷争随着企业的壮大也不断升级。
经过多年的发展，“远东皮革”拥有了自营进出口权，从国内走向国外，浙江、广东、香港及越南等地都分布有“远东系”的关联公司，最高年产值曾突破5亿元，资产达到20余亿元。2005年，再次股份分派；2006年，“远东皮革”豪门恩怨恶化，王大同离奇地被自己亲人当做精神病患者送进医院，而远东集团走向分崩离析。
各种形式的企业管理危机，将部分温州的制造业推向困境甚至陷入陨落，同时也有部分企图打破旧有“温州模式”的企业开始远离实业发展之路。
在20世纪末，温州的轻工制造企业本身已基本完成了从粗放向品牌的初级蜕变，之后如报喜鸟、庄吉、德力西、正泰等集团化的改变，是在谋求新的出路。然而，劳动密集型、低加工度的制造业结构固守着温州区域产业的主体地位，既难以获得新的突破，又难以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化。
2002年，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成10周年，时任国家副总理吴仪视察发现，开发区综合实力发展缓慢，甚至一度排名倒数第二位。吴仪不留情面地质问随行官员：“再倒数下去的话，我看你们这个开发区也不用办了。”
用专家们的话来表述，则是温州模式已经进入顽固的“代际锁定”：“温州两代创业者大多固守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形成了特殊的人格化交易方式，使得制造业出现‘代际锁定’现象，限制了温州人进入新的行业。如果不能完成从人格化交易向非人格化交易的蜕变，温州经济就不能实现从有形市场向无形市场的转变，温州模式也必将走向衰落。”
温州要继续发展，实业的萎缩似乎成为不可逆转之势。
实业精神 渐行渐远
世纪之交，全民浮躁之心泛滥。港台文化进入内地，各地兴起追星热。1999年福布斯把内地影星刘晓庆放在了中国大陆财富榜榜首。
在90年代，温州成为多数港台歌星的内地演唱会的首站。温州并非省级城市，也并非文化中心。何以得此机会？一方面，温州作为最先富起来的地方，“不差钱”，有消费能力；另一方面，曾经一度以吃苦耐劳、低调隐忍著称的温州人，膨胀之心渐起，以各种形式炫富，追星之势更甚。
1997年10月，温州迎来史上第一场明星大型演唱会。内地当红明星刘欢、臧天朔、田震等出席，最惹人注目的是，香港巨星谭咏麟首次来到内地，在温州连续献唱三首歌曲。
此类明星演唱会，当时温州已有专门的策划公司。全球畅销书《商业秀》的作者科特·麦克凯思说：“所有的行业都是娱乐业。”在精明的温州人眼里，“所有的行为都是商业，所有的机会都可以挣钱”。
1998年，刘德华到内地的个人演唱会首场就选定在温州。
在策划公司的安排下，刘德华演唱会的冠名权、酒店下榻权、赴宴权纷纷予以竞拍。一时间，吸引了温州各路人物前来一掷千金。
精明地利用名人效应，通过刘德华指定白酒、服装、鲜花，相关的温州人大发其财。
名人效应非常符合温州企业的口味。
2000年5月，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温州服饰企业因为一封信件蹿上了国内几大门户网站的页面：温州一家民营公司向美国总统克林顿发送电子邮件，表示愿以200万元人民币的年薪“聘请”他在卸任后担任该公司“形象大使”。
书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尊敬的克林顿总统：
我们是用“真诚”和“敬意”给您写信。这封信凝聚了数千名法派员工的心愿和梦想。
我们给您写信，就是希望您卸任后做我们的“形象代言人”。我们公司的情况在此信中就不一一赘述。总之，“法派”企业是一个生机勃勃、不断向世界靠拢的中国服饰企业。
而您，一定对“中国”这个东方国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吧。前些年您到过中国的西安、桂林，我们的一位员工曾亲眼目睹过您的容颜。更多的时候，我们是通过媒体关注您。
我们“法派”是把最精致的服饰奉献给热爱生活、追求卓越的人们。而您的气质、风度及丰富的人生内涵不正是我们寻找的最佳选择？
我们欲高薪聘请您担任法派的“形象代言人”，我们是极其真诚地对您发出邀请。望我们的愿望能实现。
再一次对您致以崇高的敬意！
法派服饰有限公司
此爆炸性新闻一出现，“法派”服饰顿时名声大振。事后，业内人士纷纷感叹，“这么多媒体报道这件事”，就是“拿5000万到中央台做广告，也没有这样的效应”。“法派”公司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在中央电视台每年投入广告费不下千万，从未取得如此效果。
一封电子邮件产生如此轰动效应，幕后策划者“法派”董事长彭星自己都始料未及。
几个月前，“法派”董事长彭星赴国外考察。期间，无意中听到信息：总统克林顿卸任后可能从事影视业。商业的敏感，让他马上意识到其中大有文章可做。
当时的“法派”服饰正在筹划国际化路线。如果能邀请克林顿为“法派”男装做代言人，效果显然事半功倍。有了这个构想，彭星决定先制造声势，于是就有了各大网站上电子邮件的出现。
之后“法派”服饰登上了国内外数千家媒体的头版，其中包括《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朝日新闻》。
作为事件的另一主角，白宫方面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围观者纷纷散去，都认定这是一场高水平的炒作。
孰料一年之后，克林顿的妻子希拉里回复“法派”，明确表示，卸任的克林顿愿意认真考虑“法派”的邀请，期待与“法派”方面进一步洽谈。
2003年11月，克林顿果然来到北京，与彭星会面。两人握手交谈，共进午餐。会谈后，克林顿欣然接受彭星馈赠法派西服、衬衫、皮鞋、领带系列产品。这让外界几乎都认定克林顿即将成为“法派”代言人。“法派”再一次成功吸引眼球。
出人意料的是，此后，双方虽然多次接触，却并没有对外公布实质性的合作意向，事情最终不了了之。
从品牌营销策划的角度来看，“法派”此次代言人事件堪称典范。同时，从此事也可以看出，与当年的埋头苦干相比，温州企业家越来越急功近利，把更多的心思放在了营销、策划甚至于炒作，他们开始寻找各种真正的一夜暴富、一劳永逸的捷径，企图步入事业发展的快速车道。凡事都有两面性，温州人忽视实业而注重投机的风气也与日俱增。
早在1987年费孝通第一次考察温州之后，全国各地官员纷纷前往温州学习。新世纪伊始，又掀起了一股“学习温州”之风，只是这次的主要群体换成了各地的创业者和企业家，他们希望近距离接触温企，从中汲取经营谋略。
商业头脑异常灵光的温州人把这种参观潮变成商机，推出一项以“游温州，走企业，看经济”为主题旅游项目——“温州经济神秘游”，除国内人士蜂拥而至外，还成功吸引了不少外国友人参与。
2001年底，在温州媒体推出了“谁是温州青年的偶像”的大型调查中，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位居薄熙来、雷锋、张艺谋三人之后，成为明星企业家的代表。媒体对这位温州首富如此评价：“中国新兴民营企业的代言人、温州人奋斗发家史的缩影。”
就此，南存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意味深长地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我刚把企业做到1000万的时候，参加市里、县里的会议，我总是在心里问：‘为什么不让我上去发言？’现在，企业规模到几十亿元了，每次开会时，我心里祷告：‘千万别让我上去发言！’企业做得越大，我越感觉到市场经济的惊涛骇浪，越感觉到如履薄冰。人，其实就像猴子，爬树爬得高了，容易把尾巴露出来。所以，必须时时警惕，要不断跨越自我，老老实实做人，做好一个大写的人，才能真正做好一个企业。”
南存辉所代表的这种时刻反省、居安思危的温州精神，已经渐行渐远……
政商关系 越来越亲
温州，既被视作资本主义的温床，又被称做市场经济的“麦加”。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每一次交锋，每一次整顿，每一次肃清，温州似乎都毫无例外地首当其冲。
有人曾经把“温商”比做“中国的犹太人”。因为失去了祖国，犹太商人曾四处飘零饱受打击。后来，强大的犹太人吸取教训，开始不惜成本地在政治战略领域进行投资，培养可以依靠的政治力量。
在国内遭受过多次整顿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表面上，温商似乎抱着一种埋头经商、不闻政事、明哲保身的姿态。
实际上，虽然捉摸不透的政治令温州人栽了不少跟头，但却让他们学会了看风向、识大体，顺势而为，与政府修好。
随着内外压力的加紧，随着欲望诉求的膨胀，温州民营经济开始寻求和政治挂靠，希望拉近与政治的距离。
其实，官商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亦远亦近。费正清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正是因为这样一个传统，1999年的温州，个体户开业庆典，开始邀请政府官员出席剪彩。当这种形式成为一种流行时，一个基本的市场行情流传开来：市长剪彩，15万元一刀，副市长10万元一刀，其他领导依次递减。
温州竟然如此胆大？媒体对此进行报道，相关部门前来调查。最后的调查结果反而是褒奖。原来，这是温州政府工作的一项创新：所有的官员“出场费”并不归剪彩者所有，而是直接打入市级财政，存为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据传仅此一项每年便达数百万之多。
于是乎，温州企业里开始纷纷设立公关部门，专门负责与政府的各个分管部门建立并维系良好关系，每隔一段时间，“到对口部门坐一坐，和办事人员聊聊天，请他们吃顿饭”；一些公司捐助政府公益事业，目的是“帮助官员树立政府形象”；甚至有些老板出价30万元或者更高，为跻身“政界”，哪怕捞个“五品”村官。
当时民间有这样的说法，“百万富翁不能入党。老百姓就是老百姓，重大的原则问题不能从钱的多少来掂量”。此说法源于1989年中共中央的专门文件的明确规定：“私营企业主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党员可以暂不考虑劝其退党。”
“浙江老板入党第一人”的刘建国感到很委屈：“我入党的动机，无非搞好企业管理，努力服务社会，带动职工拥护党和政府。我年轻、我有钱、我要求进步，这有什么不好？” 1999年3月，刘建国递交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半年后，成为入党积极分子。但是他未能很快如愿。
温州私营企业主涌现出更多的入党积极分子。老板们怀着各种单纯或复杂的动机，要求入党。当时，政府感到良莠不齐、真假莫辨，索性一概拒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