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宗泽马上随周敦婉一同前往春熙路一家小客店里会见文强。见面之后，廖宗泽才知道为何周敦婉会愁容满面。原来，中共四川省委这年春末因为重庆白色恐怖严重，被迫迁往成都后，在重庆另建了中共川东特委，文强被留在重庆担任川东特委书记，领导重庆和川东地区地下党的工作。不料这年6月里，文强被叛徒出卖，抓进21军特务委员会。好在敌人不知道文强此时的身份，只知道他曾在川东领导过农民起义军。文强便称自己在川东起义失败后已脱离中共组织，这次是刚到重庆，打算另谋职业。当时川东特委组织部长是外号“四川卡尔”的郑佑之，他足智多谋，早已在特务委员会中打进了自己人，经过里应外合，文强终于越狱逃出。由于特务们四处抓捕文强，他在重庆已无法立足，经川东特委研究后，决定文强与周敦婉立即到成都向省委汇报，并请示另行分配工作。谁知当时省委领导刚刚开始贯彻王明路线，正在坚决反右倾的风头上，认定文强被捕后有失节行为，要给文强处分。而实际上文强是按照狱外党组织的指示，为配合营救，巧妙与敌周旋，拖延时间，以利于营救，说了一些并不涉及党内机密的事情。
廖宗泽听了文强的述说，十分生气，对文强他是非常了解的，文强二次入川，是通过他与组织接上关系的，两人并肩战斗、患难与共，可以说是生死之交，他决不同意省委对文强的处分，联系到立三路线导致的一次次惨败，他既悲痛又沮丧，说到伤心处，他竟然捶胸顿足地大哭起来。
在文强与周敦婉向省委申诉、辩解期间，廖宗泽积极为文强夫妇寻找住处，在凄风苦雨中带着夫妇俩东躲西藏（因文强尚在被敌人的通缉之下）。但是，最后省委仍然执意要处分文强，并因文强拒不承认错误，将处分由严重警告升级为开除出党。
文强和周敦婉一气之下，愤然离川，打算去上海找周恩来申诉。
但他们并不知道四川省委已在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称：“文强已被四川省委开除出党，望勿与之发生任何关系”。
关于结发妻子周敦婉以及被逐出共产党的这一段经历，文强晚年回忆说：
我的第一个妻子叫周敦婉，燕京大学毕业。后来回到家乡，在当江津中学校长时，她遇到两个人，一个是共产党里面的恽代英，一个是共产党里面的萧楚女。一天，他们对周敦婉说：“我们介绍你加入共产党。”周敦婉说：“有你们介绍，我很高兴呐。”
恽代英和萧楚女介绍周敦婉入党后，周即担任了江津地下县委书记。在共产党四川组织内，她是第一个女县委书记。在这时候，周敦婉认识了一个叫刘愿庵的县长，这个人在四川是很出名的，后来还当过共产党的省委书记，以后还当过共产党的中央候补委员，到过苏联。他们两个人发生感情，后来，周敦婉和刘愿庵结婚了。
我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之后，1928年回到了四川，恢复了我的组织关系……
没过多久，刘愿庵开会时被刘湘的特务发现了，被捕后刘愿庵一口咬定就他自己一个，别的什么也不知道，没过几天就被枪毙了。
我从程德山土匪部队里逃出来之后，回到重庆，通过王维舟的介绍，找到了代理四川省委书记程子健，他是留法勤工俭学的，资格老。他当天就把我带到省委机关，进了屋，程子健介绍说：“这个女同志就是周敦婉，她的丈夫刘愿庵被刘湘杀了，现在在军委负责，是军委秘书长。”
“哦”，我说，“她是四川省的第一个妇女部长，第一个女省委委员，是全省女共产党里面的头一块招牌。”
周敦婉很奇怪：“怎么我的事情你都知道啊？”
我说：“你是著名人物啊，怎么能不知道呢？”
没过多久，一天，我站在大门口，看见来了一个人，戴着礼帽，个子比我还高一点。他要进门，我就挡在那里：“哎，你这位老先生来找谁呀？”
他上上下下打量着我，好像认识似的，说，“哎，面熟啊。我是来看周敦婉的，周敦婉是我表妹，我们都是江津人。”
他这么一讲，我恍然大悟，问：“你是吴芳吉先生（毛泽东的老师）吧？”
他说：你怎么晓得我是吴芳吉？我说你是长沙明德中学的老师，我是明德中学的学生。我就跑进去喊：周敦婉，你有个表哥来看你了。周敦婉跑出来，把表哥迎进去坐。
她就问表哥：“你怎么认识他呀？”
吴芳吉就说：“我在长沙明德中学教过书，他是明德的学生，我和他有师生之谊。”接着又问我结婚了没有？我说没有。他问怎么过了30岁还不结婚呀？我说现在到处打仗，弄得不好还不知道死在什么地方哩，我没有打算结婚。
吴芳吉说：“今天我来做介绍人，你们两个今天晚上就结婚。”程子健也说：“那最好了，你们结合在一起很好。”
我和周敦婉禁不住大家劝，就同意了。
那天晚上，弄了很多菜，吃了一顿饭，就算结了婚。
后来，我当了川东特委书记，我领导23个县，那时毛泽东的苏区只有12个县，我负责23个县，是最大的一块。
我和周敦婉结婚10年，1941年她作子宫肌瘤切除手术，日本飞机来轰炸，慌乱之中，医生把手术刀缝在了周敦婉肚子里，敦婉就这样死了。周恩来曾经有书信要周敦婉去延安，但是周敦婉没有完成去延安之志，抱恨终生，是我连累了她。
关于从刘湘的21军监狱逃出来后的经历，文强回忆说：
我逃出监狱，回到家里，周敦婉和一个娘姨看见我回来，很吃惊。这时敦婉是四川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夜深人静，她说：“为了救你，我们想尽了办法，好不容易才把你救出来了。”
我说：“我一逃出来，那里面就乱了，吹哨子，开枪，你赶快收拾一下，我们到你娘家江津去躲一躲。”
到了江津后，周敦婉说：“你被捕后，省委机关一点损失也没有，没有死一个人，你也脱险了。我们一道去成都，我帮你把被捕经过说明白。”
那是1931年8月，我们从江津一路坐轿子到了成都，廖宗泽让我住在他家里，我说现在敌人到处通缉我，我不能连累你，我们还是住旅馆吧。
周敦婉去见了省委书记罗世文，回来后对我说，罗世文对我的态度很不好。我问为什么？周敦婉说，他说你不该泄露党的秘密。我说我瞎编了一套骗敌人，有什么错啊？我问心无愧。
我跟罗世文在一家茶馆见了面。罗世文说：“你捡了一条命出来，我们很欢迎。但是你泄露了党的秘密，很不应该，恐怕你要留党察看。”
我说：“罗世文，你见了面也不把情况弄清楚，就对我打官腔，你是不是发了神经病啊？我们两个在党内是平起平坐的，你跟我打这些官腔干啥子？我有什么对不住党的？我又没有影响我们组织死一个人，就逃出来了，为什么还要留党察看呢？还要受你这样那样的责备。什么意思啊？我是你们营救出来的，假如没有党的营救，我还跑不掉哩，我有什么错？”
罗世文说：“你不晓得党里出了王明立三路线，把我们党搞得一塌糊涂了。”
我问他：“我负责那23个县里有许多很好的共产党员都被杀了，装在麻袋里扔到嘉陵江去了。你身为省委书记，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他一拍桌子：“这个事我不能说，一说我也得犯错误，你是23个县的特委书记，在这个问题上你就得服从，你也不要问，问就是犯错误，你要晓得，我们党有铁的纪律。”
“哦，党有铁的纪律你就可以随便来啊？”
“我现在是代表省委向你宣布铁的纪律，对你执行铁的纪律。”
我也一拍桌子：“放屁！你是共产党员，我也是共产党员，你是省委书记，我也是省委常委，大家都是负责的共产党员，说说话又怎么样啊？”
“这是列宁同志定下的铁的纪律。”
“什么列宁不列宁，搞得党内这样子做啥呀？把好的党员都干掉，简直岂有此理！”
那个环境是茶馆，我们一吵，旁边的茶客都在看我们。怕暴露身份，我就跟罗世文说：“罗世文呐，我们两个不要在这里吵下去了，我把茶钱付了，到城墙上去接着吵。”
我把茶钱付了，就拉着罗世文上了城墙。
罗世文心里犯嘀咕，怕我对付他，就说：“你是搞军事的，是黄埔学生，你想对我怎么样？”
我说：“我要你把事情讲清楚就回去，没有要对付你的意思。”罗世文说：“我不讲，我一讲就犯错误。”我说：“我们两个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谈话总可以吧，能犯什么错误？”罗世文被我逼急了，就说，“我是省委书记，我说了作数，不是你说了作数，我是在执行铁的纪律。”
事情搞得越来越僵，我也急了，就嚷：“今天不把话给我说清楚，我就不走，你也走不了。”
罗世文看我急成这样，就说：“你这样逼我，我犯错误就犯错误吧。现在共产国际作出结论，认为中国革命的失败主要是大资产阶级分子钻进了我们党内，对这些人都要制裁，要大量起用工农兵，你懂不懂啊？前些时候我们党内有个王明路线，把好多地方好的共产党员都搞掉了，像你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早晚也是跑不脱的。你家里是大地主，是从封建家庭出来的共产党员，你是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再有一部分呢，是小资产阶级，只要不是工农兵出身的，都要清洗掉。”
我一听更火了：“马克思是个大资产阶级，恩格斯也是个大资产阶级，列宁的家庭也是大资产阶级，马克思那个妻子燕妮还是个贵族哩。”我就骂罗世文，“你这个共产党的省委书记，连共产党的起码知识都没有！”骂完我就把他撇在城墙上拂袖而去。
回到旅馆，周敦婉见我脸色不对，就问我跟罗世文谈什么了？我说谈得很不好，现在党要对我执行铁的纪律，我感到忧心忡忡。她说，“你这个人什么都不能忍受。我也知道咱们内部的情况，你也不先问问我。”
周敦婉了解的情况比我多，就对我讲：“我们两个还没被列入黑名单，你这么一闹，不是早点把自己弄进黑名单了吗？那我们还能跑掉了？”
我自言自语说：“我早就发现被自己人活埋的，扔到江里的同志多的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现在我全明白了。”
周敦婉也担心起来了，问我：“那我们怎么办呢？”
她这一问我倒提高了警惕：“再过几天，恐怕把我们也变成鬼了。今天晚上就走，到上海去找中央。”
文强与周敦婉不辞而别，于1931年年底到了上海。
文强回忆说：
好不容易找到了周恩来住的地方，听见里边有说话的声音，听得很清楚，但是一敲门，声音没了，也没人答应。我和周敦婉一次一次地去，门里面的人肯定听出了我们的声音，可就是不理。一次我们又去敲门，这时从门缝里塞出张纸条来，我拿起来一看，纸条上面写了一个“苏”字。我就猜出了，是让我们到苏联去？周敦婉接过条子看，她说还有一个解释哩，让我们到苏区去。
当时拿着条子就觉得不好办，我们失望了。
文强与周敦婉在上海被中央拒之门外，生活无着，最后，文强只好携周敦婉回到了湖南老家。三年后，经廖宗泽向曾扩情介绍，文强投向了国民党。
文强的离川，使廖宗泽十分痛心，也十分寒心，他眼见立三路线之后又是更左的王明路线，这样折腾过来折腾过去，哪儿还能谈得上革命的成功？他终于对革命彻底地失去了信心，主动脱党了。
当时那种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情况之下，背叛共产党的人不在少数，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廖宗泽这种类型。他们不是因敌人的强大而动摇，不是因斗争的艰苦而退缩，也不是在敌人的刑场上因贪生怕死而变节，而是因自己队伍中屡犯不改的严重错误而灰心丧气。对于革命斗争的残酷性包含着革命队伍自身也会犯错误甚至严重错误这一方面，他们缺乏应有的认识和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革命信仰的幻灭导致了人生道路的改变——他们不是被敌人打垮的，而是被共产党内的错误路线、被自己的组织、自己的同志，被自己打垮了！
这当然不是为这样的人开脱错误乃至罪行，而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另一个方面也来重新审视一下那一段浸透着太多血泪的历史。
正在这时候，上海发生了“一·二八”事变，民族矛盾骤然上升，蒋介石向黄埔同学发出了归队为国效力的号召。这正好给了廖宗泽这类因各种复杂原因从革命队伍中叛离出来而又不甘寂寞的人一个改换门庭、投向昔日敌对阵营的台阶。
黄埔军校原有黄埔同学会，大革命失败后，成为蒋介石排斥异己、摧残革命的机构。1928年，由于国民党内非黄埔系军人的攻讦，蒋介石被迫下令撤销了黄埔同学会，另设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科，专司黄埔学生调查登记事宜，以后又成立了自新同学招待所，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人们也仍把这些单位称为黄埔同学会。
据长期主持黄埔同学会工作的曾扩情回忆：“蒋介石在对阎锡山、冯玉祥战争结束后不久，特令我在南京成立一个自新同学招待所，并派我为招待所主任……公开宣布，凡属黄埔同学，无论参加过任何反蒋集团的活动，只要悔罪归来，决不追究既往，并不迫使作任何交待，而且待遇从优。前后约半年时间，共有一百二十人左右归来。计：共产党同学余洒度、陈烈、韩睿、廖宗泽、陈远湘等……蒋介石分批召见了他们，每召见一批，都由我陪同。他对共产党同学颇为客气，毫不追问共产党的活动情况，只问其家庭和其本人的生活状况，望他们今后好好地安心工作，定有光明的前途。”
廖宗泽，这个曾与国民党反动派浴血奋战的年轻共产党人，就这样同自己的革命历史一刀两断，从此开始了他人生的大转折。与他同时投向国民党阵营的共产党人，还有曾在四川同他一起从事兵运工作的黄埔同学、中共四川省委兵委干部陈远湘。不久，文强也通过廖宗泽的引荐，投入了国民党阵营。
1949年底，重庆解放前夕，廖宗泽担任兵工署警长稽查处处长，在徐远举离渝去昆明整肃期间，他又兼任西南特区代理区长，在这期间，他欠下了两笔血债，一是批准杀害江竹筠等革命志士，二是主持爆坏重庆的大爆炸。
这年8月，蒋介石偕毛人凤到重庆布置大屠杀。毛人凤向徐远举交待，把过去逮捕的共产党择其重要者先杀掉一批。10月14日，第一批人被杀，11月8日，第二批屠杀42人的计划报到廖宗泽手里。计划中具体提出了执行工具，拟用手枪予以击毙、由主官莅场验明无讹，于尸身标识姓名，摄成照片后，由掘坑组掩埋，拟分三批执行，于一日内完成密裁任务。廖宗泽阅后大笔一挥，批示：“发500元，照所拟办法办理。泽，11.8。”
11月14日，二处警卫组长漆玉麟率9名行动员乘坐一辆中吉普车直奔渣滓洞。稍后，陆坚如与雷天元、张界率领熊祥、王少山一帮特务也坐车赶到。江竹筠、李青林、齐亮等42名革命志士由李磊、徐贵林指挥看守提监、捆绑，经陆坚如、雷天元验明正身，然后，漆玉麟率行动员由看守员田均益带路（在此之前，田均益和熊祥派来的三名特务已在电台岚垭挖了三天的埋尸坑），将囚犯四人一批押上中吉普直驶打靶场，然后由黄声扬率三名行动员徒步押至电台岚垭，还未到达埋尸坑，由于江竹筠等人高呼口号，早已等候在埋尸坑边的熊祥、王少山、胡心恺闻声赶紧冲上前去，向囚犯们开枪射杀。黄声扬、田均益等三名特务负责检查补枪，将尸体拖入埋尸坑。最后由张界逐一拍照。屠杀从上午9时开始至下午1时掩埋完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