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9月6日至11月29日，军统集中营对“政治犯”进行集体大屠杀，尤以11月27日最为惨烈。根据相关研究报告对抗战后期至重庆解放前夕系列大屠杀殉难者统计：目前有案可查的死难者总数是321人，其中经审查已定为烈士者共计285人，加上5个父母牺牲的小孩，共是290人，叛徒及未定性者共计31人。
在321人中，死于1949年“11·27”大屠杀者共计207人，其中烈士185人。在285位死难烈士中，现已查明，共产党员共计161人，约占总数的57%；民盟盟员共计25人，其他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成员各有数人不等。
渣滓洞脱险志士盛国玉在为重庆烈士纪念馆撰写的回忆文章里，清楚地记述了大屠杀那一天的情景：
1949年11月27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
晚饭后，住在二楼男牢房的难友观察到，监狱前院特务办公室里不但换上了大灯泡，还出现了焚烧文件材料的火光，人员进出也比平常频繁。有的同志推测“重庆解放的日子就要到了”。但万万没有想到，一场由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看守所渣滓洞监狱所长李磊为主谋的大屠杀已经迫在眉睫。
那天夜里，天空下着密密细雨，因为天气寒冷，大家唱了一会儿歌就早睡了。睡下不久，听到特务喊“提人！”不到一小时，提了两批。这时，大家都没有了睡意。
“起来，起来！办移交了！”特务李福祥、余相柏走进女牢大喊道。
大家默默地穿好衣服，有难友责问特务：“把我们交给谁？”
“交给重庆警备区司令部杨森。”特务冷冷地回答，脸上掠过一股杀气。接着又吼道：“女的全部到男牢的楼下八室集中，动作快点儿！”
没有人说话，整个院坝只有脚步的走动声。大家心头沉甸甸的，不知道前头的命运将是什么……当被集中到楼下的男牢八室后，特务马上关门上锁。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一群特务持枪冲进院坝的走廊上，枪口直指牢门口，随着一声尖利的口笛声，敌人的机枪“哒哒哒，哒哒哒……”地响了，顿时，罪恶的子弹和火舌射向每个牢房……
进入8室站在牢门口观察情况的胡其芬，在机枪响起的同时首先呼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弹的姐妹们东倒西歪地躺下了，有的还在用最后的力气高呼“共产党万岁！”
左绍英和其他狱友忙把两个孩子往右边床下死角里藏，她们和其他难友用身体为孩子挡住子弹，企图保住这两个幼小的生命。当时左绍英的孩子“监狱之花”还不到1岁，彭灿碧的孩子只有7个月。
敌人开枪屠杀时，我和罗华娟在牢房靠后窗的地方站着。枪一响我们同时倒下，面朝下扑到后窗左角的一张床上，敌人的子弹在我们周围嗖嗖作响，打得墙壁上的泥土四处飞溅。机枪先在门前一阵扫射后，又对着后窗进行扫射。牢房中，姐妹们的口号声、诅咒声逐渐平息下来。
突然，床下传来孩子哇哇的哭叫声。门外的特务听到孩子哭声，咆哮着吼道：“斩草除根！”于是，敌人从床下把孩子抓出来，打了一梭子弹，就再也没有听到孩子的声音了。
机枪扫射完后，我从昏死中恍惚看到几个特务进来补枪，他们对倒在血泊里的姐妹们一阵乱打。照一般常情，我是必死无疑的。我的床正对着牢门，敌人从门前打了那么多子弹，在扫射时肯定要打死我。后来特务进来补枪时，没有再对我开枪，只是用枪托在我腰部捅了几下。我屏住呼吸一动不动，特务以为我被打死了。
然后，他们将门锁了起来并开始放火烧毁整个监狱！过了一阵，我被浓烟呛醒，在大火烧着的牢房里不敢动弹。过了一会，火越烧越旺，牢门已被大火烧掉了，楼板也被烧得快要掉下来了。我实在忍受不住了烟熏火烤，心里想反正是死，不如冲出去被子弹打死还痛快些。于是，我冲出了烧掉的牢门，跳过门前两堆熊熊燃烧的大火，从一米多高的台阶上跳到了院坝里，脚上的鞋都掉了。
这一跳，让我的头脑完全清醒了过来。奇怪的是，院坝里看不到特务，也听不见枪声。除了牢房燃烧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看不到一个可以求救的人。惊慌中，我躲进了离八室最近的男厕所，一头趴在尿槽里躺下，这时才有了一线求生的希望。
11月28日，天刚蒙蒙亮。住在渣滓洞不远处的21兵工厂家属宋臻祥和徐超的母亲等人跑过来看发生了什么事，她们发现我还活着，冒着风险把我救回家中。由于当时21兵工厂还属于国民党警戒区域，时常有敌人前去巡查，宋臻祥她们赶紧为我脱去囚服，换上了平常女人打扮的衣服。她们把我换下的囚服埋在自家院坝前的树下，把我送出了警戒区。
当时重庆尚未解放，在这里我举目无亲。我身心疲惫，只好混在当地为了躲避抓兵、抓夫的人群中在山上乱跑。
11月30日，听说重庆解放了，我顿时忘记了两天没有吃东西的饥饿，拖着高烧不退、极度虚弱的身体，慢慢地问路到了磁器口一带。
在从磁器口去沙坪坝的路上，我幸运地遇上了一群宣传队的学生，得知我是从渣滓洞脱险出来的情况后，先将我接到学校暂住，在与重庆军管会设立的脱险同志登记处取得联系后，又及时把我送到西南医院。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我才脱离险境。我终于获得新生，重新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
渣滓洞的屠杀，虽经过了前后窗的扫射、进入房间补枪，最后纵火焚烧，但是由于人民解放军的神速进军，刽子手们忙于逃命，对屠杀的执行比较慌张，仍有部分同志未中弹，他们从尸堆里爬起来，打烂燃烧的牢门，互相搀扶，从被大雨冲垮的围墙处突围。这时，在岗楼上尚未撤走的敌人发现火光中有人影晃动，又开枪扫射，又有十多人中弹牺牲。最后仅15人突围成功：肖钟鼎、刘德彬、孙重、傅伯雍、周洪礼、张泽厚、杨纯亮、陈化纯、杨培基、刘翰钦、周仁极、杨同生、钟林、李泽海、盛国玉（女）。
对那一场大屠杀同样记忆深刻的还有原中共川西特委委员车耀先的二女儿车毅英。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车毅英离开欢迎解放军进城的人群，独自一人跑向歌乐山。此时的车毅英还不知道被捕多年的父亲早已被秘密杀害。她以为父亲就关在歌乐山监狱里。
多年以后，车毅英这样描述当日的所见所闻：“白公馆里人去楼空，渣滓洞的余火还在冒烟。渣滓洞楼下的8间牢房里堆满了烧焦的尸体，没有头，没有足，只有一块块焦黑的躯体。围墙的缺口处、房前屋后、厕所内，另有20多具尸体躺在那里。松林坡上三个大坑，满是尸体，血水横流。看见一个个死难者睁目仇恨的眼神、紧握的拳头和流出的鲜血，我说不出一句话。歌乐山上一点声音也没有，可怕的寂寞，一片荒凉。”
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人涌向歌乐山寻找亲人、朋友和同学时，山林再也无法沉寂下去，哭喊声处处可闻。
1949年12月1日出版的重庆《大公报》以“蒋匪灭绝人性屠杀革命志士”为题，记下惨绝人寰的一笔：“一位青年妇人，正抱着她的一个一岁多的孩子，在那里痛哭，找她丈夫的尸体。天！这怎么找得到！那么多焦尸，已没有一个还像人样，没有一个能认清面目。”
记者们亲眼看见遍地的焦尸、一两尺深的血水和亲人们的眼泪，写道：“这惨痛的情景，叫记者怎能下笔，怎么能形容得出来呢！”
12月1日，解放军冲进了渣滓洞、白公馆。在刚刚经历了与胡宗南部队和罗广文残部的生死厮杀之后，那些流血不流泪的战士们此刻也失声痛哭：“我们来晚了！”“我们来晚了呀！”
两三天后，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人们跑回歌乐山。罗广斌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带着大家冲进白公馆，冲进楼下2室牢房，撬起屋角的一块木地板，五星红旗还在。那是狱中难友们听说新中国成立后用被面、草纸和饭米粒制作成的红旗。攥着它，几个人抱头哭起来。
《大公报》在1949年12月14日的第3版《30名志士忠骸昨开始收殓装棺》中描述：在距白公馆8公里的电台岚垭被杀害的30名革命烈士的尸体，昨天由治丧处派人前往发掘收殓。据脱险志士说：上次传说有42名同时遇难，数字不确，总数是30名，其中“渣滓洞的29名，白公馆1名。当昨天收殓工人挖掘的时候，首先挖出一具，后来挖了很久，将其余28具在深坑底部发现（另外一具是在不远的一块田地里掘出），可是挖出的这29具志士尸体多都腐烂了，除江竹筠和李青林两位女志士忠骸被亲属认出，其他无法辨认。当29具志士尸体搬出土坑时，认尸的家属和观看的附近居民都悲痛欲绝，愤怒不已。这29具志士的尸体除每人穿了一件内衣裤外，连衣服、鞋、裤也被特务剥光。据附近居民说，这些志士们的衣服鞋裤是在殉难前被特务们强迫脱掉，第二天还有人看见特务把那些西装、毛衣等物在磁器口摆地摊出卖。”
2010年11月5日，82岁的吴健国老人在家人的搀扶下来到红岩联线。他将装在一个大信封里的照片一一拿出来，动作格外小心。“这些图片啊，都是我当年拍的，我存放了60多年了。”吴健国一边清理着泛黄的照片一边说。
信封里，重庆“11·27大屠杀”的照片有4张，庆祝重庆解放的照片有10张。在“11·27大屠杀”照片上看到，革命烈士的遗体有的倒在地上，有的被横七竖八丢在一起，惨不忍睹。
说起这两组照片，吴健国凝神望着窗外，陷入了回忆中。
吴健国对红岩联线的工作人员说，这些照片都是1949年拍摄的，当年他21岁，正在重庆大学电机系上大三。因父母是报社的编辑，当时家里有相机，他也喜欢上了摄影，经常用相机记录生活中的一些场景。
吴健国说，如今他已经年迈了，捐出这14张照片是想让更多的后人铭记这段历史。
1949年的11月27日，特务们杀害渣滓洞和白公馆的革命烈士当天，与吴健国关系很好的同寝室同学张现华也没有回寝室。12月4日，吴健国前往渣滓洞和白公馆寻找张现华，目睹了倒在特务枪口下的革命烈士，有的烈士大腿上还有枪眼。当时，渣滓洞、松林坡、白公馆人烟稀少，到处都是被残害的烈士的遗体，偶尔可看见几个人在烈士遗体中寻找亲人。白公馆外大尸坑里的烈士遗体以及烈士随身携带的物品，还静静地躺在原地，监狱墙壁上，烈士的绝笔题词清晰可见。
吴健国找了一天，也没有找到张现华。但他被渣滓洞和白公馆的场景深深震撼了，于是他将这些惨绝人寰的场景用相机记录了下来。
红岩联线的工作人员拿出一张照片给吴健国看。
“对，是他，当年的张现华就是这个样子。”吴健国一下子就认出了当年的室友。红岩联线的工作人员告诉吴健国，张现华当时是地下党员，已在“11·27大屠杀”中牺牲了。
吴健国顿时愣住了，半晌没作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