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任何专家都有一个毛病，就是自己这一行最重要，人类没有他这一行，就完了。事实上，他这一行虽非不重要，但没重要到他所说的那种程度、那种比例。但专家绝对不肯这样想，他只肯吹牛，不知道他在牛角尖里。
历史学家也是专家，也自不例外。但历史这一行纵面、横面比较宽，见识多一点。所以，历史学家吹牛的时候，位置从牛角尖朝下移，在牛角里。
中国历史学家的作品很可怜，他们穷毕生之力，写的东西，竟大都是“相斫书”、“帝王家谱”、“统治者起居注”，却不是民族的活动史。换句话说，这种专家的毛病，横批八字可尽——眼有牛角，目无全牛。
历史本是全牛，专家既无法看这么全，只好视而不见，只看他们牛角里的。
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他们只会唯来唯去，“唯物史观”也、“唯心史观”也、“唯帝王将相史观”也……唯个没完。一不唯，他们就泄了气。但一唯，就会过分扩大他唯的，缩小或根本抹杀他不唯的，结果牛是吹了，历史真相却还在坐牛车。
我愿举一个没有被唯的例子，一段被根本抹杀了的历史。
在《易经》的《序卦传》里，有这样一段话：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
有万物，然后有男女；
有男女，然后有夫妇；
有夫妇，然后有父子；
有父子，然后有君臣；
有君臣，然后有上下；
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措）。
这是一篇很简单的演绎，从“条件述辞”（conditional statement）中，我们可以知道，“男女”一项，在我们老祖宗的眼睛里，究竟占着怎样重要的地位——它是“天地”“万物”以下，最被我们老祖宗重视的一环。它的地位，不但远在“父子”“君臣”“上下”“礼义”之上，甚至还是产生这些抽象名词的必要条件。
在同一部《易经》的《系辞传》下里，又有一段看来跟上段有点矛盾的文字，简直把“男女”的地位放在“万物”以上去了。原文是：
天地缊，万物化醇；
男女构精，万物化生。
这又明明是说，“男女”的“构精”，构成了“万物”的“化生”。“天地”虽像麻缕（ ）棉絮（缊）般附着在一起，可是“万物”在这种附着的状态下，只是醇醇重重的而已，并不能化而为一种生命体。只有在“男女构精”的条件下，才能给“万物”赋予生命。
这种对“男女”关系的热烈颂赞，是两千多年前，我们老祖宗的真知灼见，也是见诸文书记载的最早史料。
除了这种文书的记载以外，还有更早的，那是遗留的实物。这种实物，最足以表示我们老祖宗的早期性观念是一个什么样子，在陈仁涛的《金匮论古初集》（第6页，图初一、○九）里，我们可以看到老祖宗们什么什么崇拜（phallicism）的图片，那是在河南安阳侯家庄发现的“石男根”—— 一条上面刻着三角绳纹饕餮的、具有青铜文化风格的石做的男人生殖器。看过以后，我们会恍然大悟：我们这个“礼仪之邦”的民族，和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民族一样，也不例外地崇拜过这个玩意儿，甚至崇拜得别有天地呢！
文书的记载和实物的证据，都证明了老祖宗们对“男女”问题早有认识，并且这种认识，从某些角度看来，甚至比今天的某些人还来得开明正确。至少老祖宗们没有把“男女”之事看做是卑恶不洁。相反的，他们会把“男女”捧在“父子”、“君臣”之上，敬重膜拜，顶礼有加！
古史中，最能代表性观念开通的例子，莫过于《战国策·韩策》中，秦国宣太后的一段话。宣太后对韩国来求救的使臣尚靳说：
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韩，兵不众粮不多，则不足以救韩。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
这段对外国大臣现身说法，公开描写性交姿势的文字，不了解当时性观念的开通程度，自然看了要大惊小怪。无怪乎清朝的王士祯在他的《池北偶谈》卷二十一“谈异”里，在“秦宣太后晏子语”条下，要叹气说：
此等淫亵语，出于妇人之口，入于使者之耳，载于国史之笔，皆大奇！
其实，若了解当时性观念开通的程度，这是毫不足奇的。
又如《左传》宣公九年（公元前600年）这段记载：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皆）通于夏姬。皆衷其相服，以戏于朝（按：此处在《榖梁传》中记为“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戏于朝）泄冶谏曰：“公卿宣淫，民无效焉。且闻不令，君其纳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请杀之。公弗禁，遂杀洩冶。
这种不分君臣，一块儿把玩大家共有的情妇的内衣，在庙堂上相互炫耀、大开玩笑的做法，不但呈露了“礼仪之邦”“守礼谨严”的真相，并且十足反证了当时性观念开通的程度。
性观念的开通，原本是一种动物性的自然现象的流变，我们的老祖宗本来是“洒脱”得很的但是他们当时缺乏下列这套观念：
一、他们缺乏性的嫉妒的观念。
二、他们缺乏贞操观念。
三、他们缺乏羞耻观念。
四、他们缺乏亲父子的观念。
五、他们缺乏“罗曼蒂克恋爱”（romantic love）观念。
这五项重要的特征，我们在古代的文书和实物里，可以找到许多证据。这些证据，可以为我们描绘出一种景象—— 一种性开放的景象。
在这种性开放的景象里，我们可以看到老祖宗们如何崇拜生殖器、如何重视阴阳的理论、如何公然宣淫、如何“男女杂游、不媒不娉”、如何血族相奸、如何私通野合、如何同性恋和鸡奸、如何性变态、如何写《素女经》《洞玄子》、如何让“性”的因素成为中国历史的重要一环，并且影响到部分中国民族的历史。
仔细研究中国民族的历史，会惊讶地发现，由于性的因素，直接影响了历史、改写了历史的，例证又多，又层出不穷。夏桀是以“荧惑女宠”妹喜亡了国的，商纣是以“荧惑女宠”妲己亡了国的，由于性的原因使人亡国，不能说不重要。赵婴的私通，引出赵氏孤儿；齐庄公的私通，引出臣弑其君，由于性的原因造成政变，不能说不重要。吕不韦的奇货可居，祸延秦皇显考；吕后的人彘奇妒，祸延刘家命脉；唐高宗的倒扒一灰，祸延武后临朝；杨贵妃的顺水人情，祸延安史之乱，由于性的原因闹出君权争夺，不能说不重要。
白登的美女图片，可以使匈奴不打汉家；汉家的美女自卑，可以使汉家要打匈奴；昭君出塞，香妃入关，一一都牵动战争和平大计，性的原因，不能说不重要。齐襄公乱伦，出来了母忘在莒；陈后主好色，出来了井底游魂；慕容熙的跣步送亡妻，出来了回不去；花蕊夫人被劫入宫，出来了送子张仙；咸丰的天地一家春，出来了祸国殃民四十七年的西太后……这样随手写来，好像大可“唯性史观”一下了。其实我并不这样想。作为一个“非唯主义者”，我不承认“唯性史观”可用来解释所有的历史现象，如同我不承认“唯物史观”或“唯心史观”或“唯什么什么史观”可用来解释所有的历史现象一样。因此，我看这类事，也只是就中国历史现象中，可从“性”的观点来观察的为限。有均衡感的人，当然该知道，除了这种性的观点与对象的历史以外，还有许许多多“性以外的”丢人历史和光辉历史。
在中国许多“肯定‘性’的”（pro-sexual）历史现象以外，另有一种“反对‘性’的”（anti-sexual）历史现象，这种现象的表现是对“性”的规定、约束，乃至压抑。它的发生，约有四种原因：
一、对“性”生神秘与恐惧：老祖宗们缺乏生产知识，他们对异性相交而产生的结果，感到神秘，也感到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