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千年的文字障中，没有大气魄的诗、没有大气魄的剧、没有大气魄的小说，也没有大气魄的作品；没有好的表达法、没有像样的结构、没有不贫乏的新境界，也没有震撼世界的文艺思潮。表达的方式，至多只在一首小诗、一阕小词、一段小令、一篇小品、一个小故事里打滚。足以自豪的任何作品，在新世界的文学尺度下，都要打回票。以中国知识分子的表达能力，至多只是表达一点粗浅的浮情，忧国也好、非战也好、田园也好、香奁也好、铁板高唱也好、儿女私情也好……除了在最低浅的层面上，吟咏低唱一阵或乘兴挥毫一笔外，便不能再深入，或因深入而浅出。中国知识分子是集体失败的，集体铸造了历史的纵线失败。我常常想：一部《儒林外史》的部分好题材，在任何二流三流的西方文人手里，都不会有吴敬梓那样糟糕的处理、那样可怕的结构，而吴敬梓已算得上是我们中国文学史上的特级文豪了。——中国摇笔杆的真失败！
在这种纵线的失败中，中国人了解中国，已经很难从知识分子的文字障中得到满足了。知识分子败北之日，就是愚夫愚妇“罗通扫北”之时。当愚夫愚妇装了满脑袋的孟姜女、包龙图、木兰从军、三娘教子、游龙戏凤、九命奇冤的时候，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也就真够瞧的了！
中国知识分子文章不行的背景是他们读书不化、头脑不清。在知识分子中很难找到明白人。偶尔也有清光一闪，留下一句，可是你刚要鼓掌，下面一句就冒出混话，立刻把你的兴致扫光。
因为读书不化、头脑不清，常常发现他们争不该争的，又不争该争的。以宋朝的一场闹剧为例。八百年前，宋仁宗没有儿子，绝了后，新皇帝宋英宗做了皇上。英宗是仁宗堂兄濮王的儿子，他接了仁宗的香火，关于该怎么叫他亲生爸爸这一问题，竟引起天下大乱。首先，骑墙派知识分子王珪不敢发表意见。右派知识分子司马光表示，根据传统文化，该叫亲生爸爸为伯父，原因是，英宗由宗法制度的老二一支，入继老大一支，必然不能叫亲生爸爸为爸爸，而该叫法定爸爸即仁宗为爸爸。这种见解，左派知识分子欧阳修反对，他也根据传统文化，认为没有消灭父母之名的道理，所以，仁宗不是爸爸，而濮王（原来的爸爸）才是爸爸。于是展开混战，从皇帝妈妈以下，全部引用传统文化，打起来了。严重到司马光派的知识分子贾黯留下遗嘱，要求皇上一定得叫原来的爸爸为伯父，不然他死不瞑目。另一个知识分子蔡伉，也向皇上大声疾呼，声泪俱下地表示，天下兴亡，就在这一叫。后来司马光派请求皇上杀欧阳修派，皇上不肯杀，并且违反了司马光派的传统文化，仍叫原来的爸爸为爸爸。司马光派吵着，并且宣布“理难并立”、“家居待罪”。最后闹得双方都赌气要求皇上贬自己，满朝乌烟瘴气。
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不把精神用来解决小人、解救小民、解放小脚，却用来争不该争的，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浑、糊涂、笨。
别以为上面举的叫爸爸的例子只是一时一地的现象，才不是呢！明朝世宗时候的“大礼议”、神宗时候的“梃击案”、光宗时候的“红丸案”、熹宗时候的“移宫案”，以至汉学宋学之争、今文古文之争、孔庙配享之争、保教尊孔之争……没有一件不是认错目标浪费口舌小题大做，没有一件不是暴殄文字丧心病狂。
在这些无聊的纠缠以外，中国知识分子把多余的精神用来逃避现实，他们美其名曰研究学术，其实只是另一种玩物丧志。十七八世纪的大思想家李塨，早就为这种现象做了归纳和预言：
（知识分子）于扶危定倾，大经大法，则拱手张目授其柄于武人俗士，当明季世，朝庙无一可倚之人，（知识分子）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业也！”卒至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
这种现象的结果是，思想上的失败，导致了他们品格上的失败，他们一方面诸善莫做；一方面扶同为恶而不自知。于是，“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的时候，再做什么，都太晚了！
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一种重要的品质，就是特立独行。缺乏特立独行，自然就生出知识分子的两大方面的失败。结果变得甲跟乙没有什么不同，丙和丁没有什么两样，大家说一样的话、写一样的狗屁文章、拍一样的马屁。甲乙丙丁之间，至多只在面目上有点小异，在个性与特性上，却根本大同。
表面上看，司马光型和欧阳修型不同，其实从基本模式上看，两个小老头完全一样。他们争的都是传统文化的解释权，看谁解释得好，使孔夫子和当今圣上高兴。打开《司马文正集》和《欧阳文忠集》，一对照，就看出他们竟那么像，像得你可以叫司马“修”，叫欧阳“光”，他们都是传统板眼里一板一眼的顺民，他们两眼毕恭毕敬地向上看，一点也不敢荒腔走板。
中国传统最不允许荒腔走板。中国社会虽然没效率，但对收拾板眼不合的天才与志士，却奇效如神，很会封杀。这种封杀，先天就致特立独行的人于死命。
这种人，绝大多数都要早夭；侥幸不早夭的，最后也难逃浩劫。伟大的明朝先知李卓吾（贽），七十六岁还要死在牢里，就是最杀气腾腾的例证——他们走的路，都是烈士之路。
所以，理论上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很难存在，存在也很难长大，长大也很难茁壮，茁壮也很难持久，持久也很难善终。那么，这些人怎么办呢？
这些人想出一个办法，就是隐居。中国第一部正史《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这个特立独行的人，在牢里有一段悲惨生涯——被割掉生殖器；中国第二部正史《汉书》的作者班固，这个特立独行的人，曾两次入狱，第一次靠他弟弟班超的面子脱罪，第二次以涉嫌叛乱死在牢里；中国第三部正史《后汉书》的作者范晔，这个特立独行的人，也以叛乱罪下狱，同他的一个弟弟四个儿子，一起横尸法场。
范晔看出了特立独行的下场，在他的书里，他特别为特立独行的人列了专传，就是《后汉书》里的“独行传”和“逸民传”。这种传记，变成传统，到《晋书》中变成“隐逸传”，《齐书》中变成“高逸传”，《梁书》中变成“处士传”，《魏书》中变成“逸士传”，《南史》以后都叫“隐逸传”。但这种形式的特立独行者，他们只是山林人物、只是不合作主义者，至多只能在品格上特立独行，在思想上还大有问题。换句话说，可惜他们都很笨。他们可能是特立独行的愚者、特立独行的贤者、特立独行的行者、特立独行的勇者、特立独行的作怪者，但很少是特立独行的智者。这些人在中国传统里的比例极少，可说只有千万分之一。中国正史里为他们立专传，并不表示他们人多势众，只表示对他们致敬。当然，他们是消极的，消极得高蹈；消极得洁身自好；消极得不能做示众的烈士，只能做示范的隐士。但是，在乱世里，他们能自苦如此，能视富贵如浮云，能坚持信仰、坚持不同流合污，就是天大的不容易了！
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有了剧变，群体的趋向愈来愈明显，效率也愈来愈“科学”，古代人至多“天网恢恢”，现代人却会“法网恢恢”。古代人要表现特立独行，归去来兮以后，回家有将芜之田园，有欢迎之童仆，有寄傲之南窗，有盈樽之酒。现代人呢？什么都没有，只有管区警察。
但现代人中有一个例外，有一个“今之古人”，那就是李敖。很多伪善的读者吃不消李敖喜欢捧李敖，所以李敖谦虚一次，用一段海外学人捧场的话，来描写这个例外。《大学杂志》登过这么一段——至于攻击传统文化的智识之士当中，倒有不少来自中国内地，足迹从未到过“西洋”，对于中国文史典章之通晓远在他们那一点点“西学”之上。主张“打倒孔家店”的四川吴虞便是一个典型。台北的李敖，主张“全盘西化”，那么坚决、那么彻底，然而他也从未出过洋，他对西方任何一国的语文未必娴熟流利，而他的中文已经卓然成家。最基本的，他那种指责当道（包括学术界的当道）、横睨一世的精神，完全不是“西方式”的，完全出自一种高贵的中国“书生传统”。近代愤激的中国智识之士以及若干受他们影响的外国学者，爱讲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与思想钳制，却忽视了中国传统书生另有一种孤傲决绝的精神。
在《时与潮》上发表的那篇李敖之文，便表现了这股精神。
这是很叫人赶快鼓掌的话。鼓掌以后，再看一遍，再鼓一次掌。
海外学人捧我有“一种高贵的中国‘书生传统’”，他说对了。我是喜欢搬弄传统的。从十四年前出版《传统下的独白》开始，到十四年后出版这本《独白下的传统》，就证明我对传统有传统。为什么要这么传统呢？因为要了解中国，就不能不弄清传统。
美国人向法国人开玩笑，说你们法国人老是自豪，可是，一数到你们爸爸的爸爸，就数不下去了，为什么？法国人的私生子太多，一溯源，就找不到老爸爸了；法国人也向美国人回敬，说你们美国人也老是自豪，可是一数到你们爸爸的爸爸，也数不下去了，为什么？美国人历史太短，一溯源，也找不到老爸爸了。
这个笑话，说明了解历史太短的国家，就不必受传统的罪，直接了解，就可一览无余。了解只有两百年历史的美国，固然要了解英国；但了解英国，只要精通北欧海盗史，就可以完工，绝不像了解中国这么麻烦。
精神分析学家看病的时候，必须使病人回忆过去；思想家、批评家、哲学家、历史学家面对中国这个庞然大物，也必须如此。中国是一个充满了万年、千年、百年、几十年和十几年传统的民族，寿比南山。南山本是传统细壤所积，不了解钙层土（pedocals）和淋余土（pedalfers）的人，不了解土壤；不了解中国“钙层传统”和“淋余传统”的人，又怎么了解中国？
中国人不了解中国，中国人了解的中国只是“中国口号”；非中国人不了解中国，非中国人了解的中国只是“中国杂碎”。他们都没工夫了解中国，也没有了解中国的功夫。在这种情形下，一个有着“高贵的中国‘书生传统’”的人，以“种豆南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情，写下这本中国入门书，它的意义——不论是说出来的还是没说出来的——自然就非比寻常。
这是真正的“中国功夫”，这是李敖的“中国功夫”。
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不喜欢知识分子，他的方法是“溺儒冠”—— 一把将知识分子的帽子抓下来，当众朝帽子里撒尿；明朝的孤臣孽子郑成功，不要做知识分子，他的方法是“焚儒巾”——跑到孔庙向孔夫子说：“各行其是！”当众把书生装烧了。这一溺一焚之间，真有学问。《旧唐书》里有“救焚拯溺”的话，借用来写中国知识分子的惶恐心情，倒也好玩。中国知识分子最缺乏“溺儒冠”、“焚儒巾”的气魄，读书不化、头脑不清，到处叫爸爸。这本《独白下的传统》，是一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奇书，它像“溺儒冠”、“焚儒巾”一样唾儒面。有了这样的奇书，中国受苦受难的人才会气象万千、才会光芒万丈。
这不是写给脸上有口水的人看的书。它的写法，打破了所有的格局与成例。
我希望，所有受苦受难的人能看得懂又看不困；我希望，他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中国，也通过这本书来了解自己。不论是贩夫走卒、不论是孤儿神女、不论是白日苦工或黑狱亡魂，他们都是受苦受难的中国人，他们是中国的生命，他们是真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