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我放弃在香港的学业，来到杭州读书。我大学的四年光阴，是目睹内地社会巨变的光阴。初来杭州时，我真是爱极了这里，立志要在这里定居。可是，当我毕业时，杭州的房价已经涨到几乎可以和香港比肩的程度；而在杭州工作的收入，却远远低于香港。加之对内地的升学、就业、文化、舆论、人际关系等方面的考虑和担忧，令我不得不重新思考要不要留在内地这个问题。
不仅是我有这样的困扰，我的同学、朋友同样如此： 忍受蜗居、蚁族、考研等种种的压力，抗争、忍受，生活、奋斗。我的一个同学，在毕业后不到一年时间就意外身亡了——他是蚁族，住在农民房里，因劣质的电热水器漏电触电身亡。一想到身边不知道还有多少和我一样的同胞，如此华丽的年龄，如此弱小的肩膀，却要扛起如此沉重的担子，我真是欲哭无泪，觉得一定要做点什么。
2009年末的一天，我和周为筠兄闲聊时，不知怎么说起这样一句话：“我们现在所经历的，香港早已经历过。”由此，我便产生了一个想法，写一本让香港人作为“过来人”，给大陆同胞提供一些经验的书。
香港在文化上的地位，实在太为人所忽略了。谈起文化，人们往往只知有大陆和台湾，香港则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十分尴尬。但实际上，绝对不能轻视香港。王德威、陈平原、许子东三位教授合编的文学论文集《一九四九以后》中说： 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三江分流，大陆一支、台湾一支，其中的交汇点，就是香港。文学上如此，文化上更是如此。香港以其包容、开放的精神，成为必不可少的“文化要塞”。在诸多描写香港的文字中，龙应台教授的视角颇为独特。她赞美香港人面对所有事物，从来不会一拥而上：
香港却一直是一个分众社会，由无数个小圈圈组成，圈圈之间相当疏离。以英语思考的精英和大陆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之间，有两套截然不同的话语。知识精英和街市里买菜卖菜的湾仔小市民之间，好像互不相干。湾仔的小市民和深水埗的大陆新移民之间，俨然又是两个世界。商人主宰着社会政策，却又和所谓社会有深深的鸿沟。水静，才能流深，香港却一直处在浮动的历史中。中国一有战乱，人就涌进来；战乱一过，人就流回去，或者，稍做不得已的停留，然后奔往更向往的西方。太多人将这里当做跳板或客栈，无数的移民流出去，又有无数的难民流进来；移动中的“分众”一直没有足够长久的历史时间沉淀，“练习”互动，从而变成有共识的“大众”，有默契的集体。殖民者为了统治的便利，更不会乐意去培养一个有共识、有默契的民间社会。
在龙教授的笔下，香港的价值跃然纸上，她说香港人“冷”。我理解的“冷”，不是“冷漠”而是“冷静”，客观而公正，见过大世面： 做过“亡国奴”，唱过“狮子山”，当过暴发户，不再有卖弄的“雅兴”。有了这样的了解，就更坚定了我创作的信念。
当然，这一想法实行起来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简单，后来又经过了多次修正。譬如，我曾想过自己去翻阅大量关于香港社会发展的材料，写一本历史随笔；也想过，由我来主编，拟出题目，请香港的年轻朋友来写。但是，这些想法都因为一些现实的原因而一一被自己否定了，最终选择了一种最直接的方式——访谈。
访谈对象的选择标准有三点： 第一，名人，因为名人大多见多识广；第二，要对内地和港澳台地区情况都十分熟悉；第三，不必仅限于年轻人，如培根所言，年少者多激情，年长者多经验，“激情”和“经验”都是我们所需要的。
继而，我罗列了几十个题目，几乎涵盖了我所能想到的当下年轻人关心的所有社会热点问题，再经过层层筛选，最终确定了十个主题，有关于生活的、就业的、升学的、情感的、住房的，甚至还有关于媒体的。十个主题在手，我便像拿着十位姑娘的照片，做起“红娘”，开始物色她们的“如意郎君”：
欧阳应霁——这个以让家居更美好为志业的大设计师——谈“蜗居”；
马家辉——这个威斯康星大学的社会学博士——谈“蚁族”；
邓小桦——这个以保卫天星码头出名的新锐作家——谈“拆迁”；
林奕华——这个长久以来关注都市男女情感问题的大导演——谈“剩男剩女”；
邓小宇——这个从小就是童星的大作家——谈“富二代”；
汤祯兆——这个曾经十分成功经营电影周边产品商店的日本通——谈“创业”；
许子东——这个岭南大学的大教授——谈“考研”；
李照兴——这个往来于两岸三地的媒体人——谈“微博”；
廖伟棠——这个关心人类比关心自己更多的大诗人——谈“信仰”；
梁文道——这个拥有千万粉丝的佛教徒——谈“粉丝”。
这十个人，不敢说他们与这十个问题是“天生一对”，但也是“地造一双”。在为时近半年、频繁穿梭于各地的采访过程中，我最大的快乐，莫过于总是能够从他们的口中听到真知灼见。他们的视角，透露出洗尽铅华之后的淡定自如，有批判而没有焦虑，有愤慨而没有暴躁，有自信而没有自满。比如，马家辉在谈“蚁族”时说：“蚁族根本不是问题。”欧阳应霁在谈“蜗居”时说：“蜗居是一种很好的训练。”这些话，不是身在炼丹炉里能说出来的，必定是出了炼丹炉之后，才能轻松地说一句：“哈哈，在炼丹炉里有什么不好？它能给你一双火眼金睛！”
当然，香港也不尽是好的。香港作为一个拥有七百万人口的城市，有许多社会问题。我又想起说龙应台教授说过的一段话：
香港现代化的进程中，要拆掉那么多的老街，换成商场、酒店和大厦，其实是对文化和历史的破坏，我还记得十多年前去欧洲，第一次被一个老牧人和他的五百多只羊堵住了路口，那时候我就在想，原来这就是欧洲。其实高科技和现代化并不是指要用高科技将我们的一切历史和古老都替换掉，而是用高科技，将我们的历史保存得更好。现在香港据说每年都吸引一千万内地游客到香港来，如果香港全部变成了“又一城”，我相信，这个吸引力是会消失的。
这就是香港的问题之一。我们看了这样的教训，会想重蹈覆辙吗？很遗憾，我们今天在内地看到的情况，正是不少城市在走香港的老路，无数古迹被拆掉建成商场，走到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感觉似曾相识。内地的经济学家喜欢讲“后发优势”，后发的优势何在？就在于能从像香港这样的“已发展社会”（developed society）中吸取经验和教训。香港做得好的，我们借鉴；做得不好的，我们回避，学会淡定、冷静、理性地看问题。这就是我的一点小心愿，也希望这本书能给各位读者带来一些思考。
是为序。
2011年2月13日
写于古处州浙江丽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