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李鸿章少年得志，十七岁考中秀才，二十四岁便以二甲第十三名的好成绩高中进士，成为安徽省最年轻的翰林，但他的发迹与成功，实与曾国藩密不可分。
李鸿章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于同一年（1838年）考中进士，互称年兄年弟。李鸿章以年家子的身份拜曾国藩为师，曾国藩自然对他另眼相待、青睐有加，加之李鸿章聪颖过人，虚心求教，因此进步很快。受教于曾国藩的第二年，李鸿章就考中举人。在长达近十年“朝夕过从”的日子里，李鸿章不仅学诗习文、练字读史，还向曾国藩请教经世义理之学，获益颇多。哪怕他练就的一手好字，也得益于曾国藩的教诲，要求“其落笔结体，以珠圆玉润四字为主”，结果超乎曾国藩之上。
受诸多因素影响，后世之人，只要谈及李鸿章，都认为他一味妥协、崇洋媚外，骂他为“汉奸”、“卖国贼”，留下的是一幅獐眉鼠眼、委琐窝囊的漫画相。其实，李鸿章个子高大，一点八米左右，风度儒雅，显得仪表堂堂，颇有几分英俊潇洒的味道，有“云中鹤”之雅称；也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胆小如鼠、局促狭隘，早年他作有《入都》诗十首，其中一首写道：“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仅仅一首短诗，我们即可从中读到他的远大理想与豪情壮志，看出他的博大胸襟与广阔视野，见出他那汪洋恣肆的文采以及举重若轻、气闲神定的风姿。
与曾国藩一样，李鸿章人生的巨大转折也缘于太平天国。工部侍郎吕贤基奉旨回老家安徽办理团练，1853年3月4日这一天，他在咸丰皇帝面前保荐李鸿章等人随同帮办。于是，李鸿章离开京城，回到故乡宿州，入了安徽巡抚周天爵幕府。不久，父亲李文安也奉命回籍办理团练，加上哥哥李瀚章，李家父子三人辗转奔赴于安徽各地，以尽力剿灭捻军与太平军为己任，替清廷效犬马之劳。
李鸿章在安徽帮办团练的五年时间内，或入幕府参与军事谋划，或独立率军作战，虽用力甚多，也打过不少大仗、硬仗、胜仗，但总的来说收效不佳。其间，吕贤基兵败舒城投水自尽；家园两度遭劫，被太平军焚烧一空，夫人、幼子死难；父亲李文安于合肥军中病逝，就在他奔丧暂时离开军营期间，太平军大举反攻，清军全军覆没，李鸿章侥幸逃脱一死。
“国难未除家未复，此身虽去也踌躇。”就在李鸿章身陷困境、茫然四顾之时，正在江西与太平军苦战的恩师曾国藩来信了，希望他能进入湘军幕府。李鸿章接信，没有半点犹豫，就离皖赴赣，赶往曾国藩的建昌大营。
就个人天赋而言，李鸿章居曾国藩之上，更是远远超过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曾国藩深知李鸿章其人，并未把他作为一般文员、秘书使用，而是当成助手、顾问，视为左右臂膀，一切重大计划、决策都与他相商。李鸿章也的确才堪大用，批阅公文、起草书牍、建言献策，都甚为得体周全，曾国藩十分赏识。但他也深知李鸿章的先天缺陷与后天不足，总是不失时机地将他敲打、磨练一番。李鸿章不够严谨刻苦，有睡懒觉、怕吃苦的不良习惯。而曾国藩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显得循规蹈矩、一丝不苟、勤勉有加，他每天要早起查营，黎明时分即和幕僚一同进餐。一天早饭时，曾国藩没有见到李鸿章，派人去催。李鸿章懒散惯了，留恋暖乎乎的热被窝，想好好享受一番，就赖在床上谎称生病头疼。
曾国藩自然心知肚明，便接连派人催促。李鸿章也就一个劲地耍滑头，找出一大堆堂而皇之的理由，迟迟不肯起床。三请四催，仍不见踪影，曾国藩不禁大为光火，几乎向他发出最后通牒：“必待幕僚到齐乃食！”只要你李鸿章不起床，大家都不动筷，全都坐在桌前傻乎乎地等着你一人吧。李鸿章知道事情弄僵，赶紧披衣起床，踉跄跑步而往。曾国藩板着脸一言不发，其他幕僚自然也不好说什么，李鸿章更是大气也不敢出。在一片沉寂与沉闷的氛围中，大家吃得很不是滋味，唯有咀嚼声与偶尔的碗筷碰击声。早饭终于吃完，曾国藩一字一顿地说道：“少荃（李鸿章字），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唯一诚字而已。”话音未落，即离席拂袖而去。自此以后，李鸿章逐渐养成了早起习惯，直至病逝，“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
李鸿章才华横溢、卓尔不群，也就免不了几分自负，为人处事落拓不羁。为此，曾国藩不得不“故欲折之使就范也”。曾国藩驻军祁门，因地势如在釜底，正如兵家所说的“绝地”，幕僚们无一不劝曾国藩及早退军，尤以李鸿章劝谏最力。经过一番实地考察，曾国藩也知祁门是处险地，但他早已上奏咸丰帝驻军此地，刚刚接过署理两江总督的圣谕就朝令夕改，会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于是，曾国藩只好硬着头皮一意孤行，继续将大本营扎在祁门，并对那些劝说的幕僚道：“诸君如胆怯，可各自散去。”为此，李鸿章深感委屈。正在这时，师生两人又在处置李元度问题一事上发生严重分歧。李元度是湘军元老，对曾国藩有救命之恩，但他在驻守徽州时，却不听曾国藩的再三叮嘱与劝告，轻率出城与太平军交战，致使徽州失陷，祁门危在旦夕。李元度的失误完全打乱了曾国藩的战略部署，令他尤为愤慨，决定上疏弹劾。李鸿章极力反对，认为做人不能忘恩负义，也不能因为一次的失误就抹杀过去的所有功劳。
曾国藩从治军用人的全局出发，并不理会李鸿章的求情与指责，不顾个人私情，将李元度弹劾去职。这也看出李鸿章与曾国藩内在的本质区别，作为理学家的曾国藩为人处事以道义责任为重，李鸿章则常怀几分私心，不论对人对己，都有念情营私之嫌。两件事搅在一块，弄得李鸿章既委屈又无奈，觉得难与曾国藩共事，决意离开曾幕，前往正在南昌的兄长李翰章处闲住。李鸿章在祁门危急时离去，曾国藩大为不悦，认为“此君难与共患难”。可事情一过，双方都变得理智而冷静起来。李鸿章深感自己过于冲动，环顾四周，觉得天下之大，唯有曾国藩称得上真正的豪杰志士，自己要想出人头地，非得依附他不可，正如胡林翼为他分析的那样：“君必贵，然愿勿离涤生（曾国藩字），君非涤生何以进身？”此时，湘军与太平军酣战正急，曾国藩也急需李鸿章这样难得的人才，便给他一个台阶，主动写信相邀。在离营八个月之后，李鸿章重回曾国藩幕府，过去的任性孤傲、虚骄浮躁几乎被打磨得一干二净。与初次入幕相比，曾国藩对他“特加青睐，于政治、军务悉心训诰，曲尽其熏陶之能事”。
经过一番磨合，两人情谊渐浓，既是师生，又是朋友。李鸿章晚年常说他受曾国藩教益之多，平生受用不尽。据曾国藩孙婿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所记，李鸿章“平素最服膺曾文正公，启口必称‘我老师’，敬佩殆如神圣”。
曾国藩不仅在学问、人格方面给李鸿章以影响，其事业也由曾国藩一手培植提携而成。
湘军攻克安庆，对太平天国取得了战略性的重大胜利，但长江下游的李秀成仍据有相当的实力与优势，率军先后占领了江苏、浙江的大部分城市，使得上海成为一座岌岌可危的孤岛。上海官吏、商人大为恐慌，赶紧前来安庆请求曾国藩派兵救援，并许以每月筹措60万两饷银的丰厚酬报。曾国藩一直为军饷所困，60万两白花花的银子自然让他心动，但湘军正沿江东进计划进攻南京，并已遣左宗棠自江西援浙，一时间实在无兵可派。十二天后，户部主事钱鼎铭、候补知县厉学潮又从上海乘外轮来到安庆，仿春秋时期申包胥向秦朝搬兵求救故事，一见曾国藩，就“声泪俱下，叩头求师”，情词之哀迫，令曾国藩不禁为之动容。曾国藩思虑再三，并与幕僚们反复磋商，决定派曾国荃前往上海救援，命多隆阿、鲍超两军会攻南京。
正在家乡募兵的曾国荃接信，对出兵上海半点也不感兴趣，他眼里盯着的，是攻克南京的首攻及传说中城内聚敛的无数金银珠宝，便找出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予以拒绝。曾国藩对他这位相当任性，在家族中排行第九，人称“曾老九”的亲弟不便硬性督责，便想让另一湘军将领陈士杰替代前往。陈士杰正在家乡积极布防，以解除石达开对桂阳的骚扰攻袭，作为大孝子的他恐“惊扰太夫人”，明确表示无法脱身。这时，另一湘军将领吴坤修主动请缨，愿率兵援沪，曾国藩想都没想，当即回绝。为挑选赴沪合适人选，一向做事谨慎的曾国藩不禁大伤脑筋。他自然早就想到了李鸿章，且知李鸿章比曾国荃、陈士杰等人更具才识卓见，只是舍不得这位大事小事都要与之相商的得力助手，正如他笑言的那样：“少荃去，我高枕无忧矣。唯此间少一臂助，奈何？”早就跃跃欲试的李鸿章再也按捺不住，不愿放过这一稍纵即逝的大好时机，不由得毛遂自荐，“坚请赴申”。曾国藩也觉得李鸿章各方面都已成熟，可放手让他独当一面，使劲一搏。于是，他一面上奏保荐李鸿章为江苏巡抚，一面命他招募兵马组建援沪之师。
自离京帮办团练，虽说做了九年相当郁闷的幕僚，可李鸿章初一“出山”，其待遇、实力便远超他人之上，既有一支属于自己的私人武装——淮军，又是名正言顺、威震一方的地方诸侯——江苏巡抚。这样的优越条件与丰厚待遇，也只有恩师曾国藩才能为他争取得到。不仅如此，曾国藩还将自己组建训练、能征惯战的八个湘兵营，作为“嫁资”送给弟子李鸿章为之壮行，也就难怪李鸿章一辈子都要对曾国藩感恩戴德了。
李鸿章初到上海，就像一条出水蛟龙，一时间弄得风生云起，在上海滩这块“风水宝地”写下了国人最早的创业神话。
当然，不论何种创业，都充满艰辛与坎坷，不屈与苦痛，李鸿章也不例外。
六千五百名淮军雇佣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水上交通工具——七艘洋轮，兵分三次从安庆而下，以近乎大摇大摆的姿态，不费一枪一弹、一兵一卒，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越太平天国铁桶般严密的防区天京及苏皖一带，顺利抵达上海。朝野上下，对“初出茅庐”的李鸿章不禁刮目相看。于这一近乎冒险的行动，李鸿章在一封致友人信中写道：“此行险阻艰危，当备尝之，成败利钝所弗计也。”
上海各界盼援兵如久旱之盼云霓，而淮军杂乱的服装与简陋的装备令他们多少感到失望。特别是洋人，更是公开嘲笑不已，说李鸿章的淮军是“叫花子兵”。憋了九年闷气的李鸿章正想着如何扬眉吐气呢，不料以破釜沉舟的气概刚刚踏入上海，迎来的却是一股更加让人压抑的郁闷。他被逼到了墙角，除了拼命与成功，已是别无选择。
李鸿章在上海站稳脚跟，使得中外人士对他刮目相看的首战之功，便是虹桥大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