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那边正在办“西部博览会”，一时间蜂拥而来的外地人很多。节节到酒店放了包，立刻开始工作：指导当地分公司布置展台、拜访已经联系好的客户、观摩其他公司的业务流程……团团转了一整天，才从会场出来。这时当地人已经在大榕树下支起麻将桌，开始打牌了。整条街都是吃碰胡的声音，不时有人抬起头来，好奇地看一看那些穿着正装、脚步飞快的外地人，好像弄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忙。
毕竟到了个“全民休闲”的城市，节节加了两天班，把公司交给的任务大致完成了，脑袋里的那根筋不知怎么就松了下来。既然有空就歇歇吧，已经当了好长一段日子的机器人了，她想，以后累的时候还多着呢。
这么想着，她就换了身轻便衣服，把头发在后脑勺上随便扎个辫子，溜溜达达出了门。一旦决定休息，却发现自己连放慢脚步都不会了，一不留神就超过一个，一不留神又超过一个。不小心碰到一个老太太，人家用四川话问她：“急着干啥子去？”
就连疲疲沓沓地走路，都得模仿身边的人。这也是新时代的邯郸学步。而这时候，去哪儿又成了新问题：都江堰和青城山太远，武侯祠人又多。后来还是随着几个游人走走停停，就到了一个叫“宽巷子窄巷子”的地方。
还真是一宽一宅两条巷子，巷子里全是咖啡馆和酒吧，装修得很别致，意思和北京的“后海”差不多，只不过这里更安静些。不少人就坐在路边的竹椅上，一边喝茶，一边让老师傅给挖耳朵。节节顺着宽巷子逛出去，又从窄巷子逛进来，还在一幢小洋楼前请人拍了张一次成像的照片，心里便感到松快了许多。过了一会儿，巷子里涌进一群举着小旗子带着白帽子的旅行团，一幅旅游比上班还忙碌的架势。她嫌这些人吵，便出了这片繁华的地方，走了十来分钟，进到旁边一条不知叫什么的巷子。
这里就幽静得多、也破败得多了。大部分房屋都没租给商户，还是那些几十年的老住家，人们玩牌的玩牌，做饭的做饭，仿佛告诉外来者：你们在隔壁花钱买的是安逸，我们这里不花钱过的也是安逸。而节节贴着墙根躲着来往的小三轮，走到巷子中段，却看见一家很小、很新的咖啡馆，门脸全被漆成了绿色。这种咖啡馆，放在宽巷子窄巷子决不起眼，在这儿倒像个新鲜事物了。
正好她也渴了，便走进去，向女服务员要了杯咖啡。而对方开口问“加不加牛奶”时，却不是南方人咬着舌头的普通话，分明是地地道道的北京口音。
节节便打量那姑娘：年岁和自己差不多，一左一右扎着两条松松的辫子；脸长得清秀而娇嫩，但却没有这种面相的人常露出的稚气，眉宇间倒有一点颓废。
北京的城里姑娘，怎么会有愿意当小店服务员的，况且还是外地。节节猜，她也许是个边打工边旅游的背包客吧。现在倒是不少这样的人——口口声声说是“艰苦朴素”，其实能把时间大把大把地扔在无所事事地乱转上，已经是莫大的奢侈了。这些人的身后，多半有一个既恨铁不成钢，却又随时能给出大笔资助的富裕家庭。
但节节却又地感到，这女孩多半有着和常人不同的过往。从眉眼中就能看出来：那是稚嫩与沧桑的糅合。
那女孩却也好奇地打量着节节呢。因为在公司呆得长了，节节跟陌生人说话的兴趣早已被打消殆尽，这时反倒不好意思起来。她接过咖啡便小口喝起来。
没过半分钟，那女孩先找节节搭话了：“你是北京来的？”
节节既尴尬又如愿以偿地抬头：“是啊。”
“来开会？”
“是啊——你也是北京的？”
“在北京住过。”女孩淡淡地说。她一定养成了和客人闲聊的习惯，毕竟在店里做上一整天，还是很闷的。
节节却判断对方不止是“住过”。她的口音，分明就是典型的北京孩子的腔调。那点儿“感冒味儿”在成都听来格外明显。
但她只是和对方同样淡淡地“哦”一声。
女孩眨了眨眼，却又挑起了个话题：“这店还算漂亮吧？”
“挺好挺好。”节节说，“咖啡也挺好。比星巴克不差。”
女孩“嘁”一声，笑着重复：“星巴克——”那意思是“星巴克”算什么，此外还有：你只喝过星巴克呀？
这种腔调就太“北京小妞儿”了。节节想，要是早两年，她自己也会这么对待别人呢。
而女孩接下来的口吻，就分明是欣喜的了：“这店是我开的，刚开张两个月。”
节节不知哪儿来的兴致，便也用同样“北京小妞儿”的腔调回敬一句：“哟，老板呀。”
一来一去地互相“刺儿”一下，两个女孩倒真切地有了种“老乡见老乡”的感觉。于是脸上都带了笑意，话也就多了。节节问女孩：“怎么想起在这地方开咖啡馆？”女孩解释说：“这儿租金便宜啊。”而且她估计“宽巷子窄巷子”会越来越有人气，到时候规模也肯定要扩张，延伸到旁边的几条巷子；现在先占住地方，等到将来买卖自然会好起来。
节节承认，这女孩还真有点商业头脑。而且不像是那种任性地开个买卖只为了玩儿的人。
但她又问：“我是说，怎么跑到成都来做买卖了？北京这样的地方也有啊，鼓楼那边的胡同里就挺合适。”
女孩的眼睛就垂了一下：“我本来就是四川人。在北京呆不下去了才跑回来的呗。”
捕捉到她眼中黯淡了一下的神色，节节便后悔说错了话。也许人家真有不愿对外人讲的隐情呢，问那么多干嘛？她便重新喝起自己的咖啡来。
两人就此无话。直到节节起身要走，那女孩突然说了一句：“明儿还来啊。”
这是一句北京人的客套呢，还是郑重其事的邀请？节节低头琢磨时，忽然看到女孩裙子里露出的小腿上，有很长很长的一道疤。那疤在雪白的皮肤上粗暴地蔓延着，看起来触目惊心。
她更觉得这女孩一定有特殊的经历了。
而第二天，节节忙完会展的事，果然又去了那条巷子，推开咖啡馆的门。她不由自主地应邀而来了。
这天两人就像是早已熟悉了似的，女孩也给自己煮了杯咖啡，靠在餐台上一边喝，一边陪节节聊天。这时更发现她的右腿是有点行动不便的，取牛奶时支撑不住身体，还得左腿往前垫半步。
因为话越说越熟，不免谈起家里人。节节问女孩：“你家里人在北京还是四川？”
女孩的眼睛却又暗了一下：“哪儿都不在。”
节节便感到自己又说错了话，同时又害怕对方问起自己的家人。互相不知底的状态下，竟然有了同病相怜的感觉。
但女孩却没问节节家里，而是似有心又似无意地说：“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节节便告诉她：“师范大学。”
她刚说完，那女孩就“啊”地一声，眼睛兴奋了起来。难不成她们是校友？节节想，这么有“特点”的女孩，怎么从没记得在学校里看到过啊。
女孩说：“我也曾经——算是——那儿的学生吧。不过基本等于没念书，就回四川了。”
节节猛地预感到了什么：不会那么巧吧。她想起了自己上大学时，宿舍里那个长久空着的上铺。
“你叫什么名字？”也顾不得冒昧了，她脱口问出来。
果不其然，女孩告诉她：“我叫陈晨。”
她们到底是有缘分的。只不过这缘分来得实在诡异——时隔了多少年，跨越了几千里，又经历了一个共同有关的男孩，两个人才终于见了面。节节猛地想到了李冬林，但回忆起他，却全忘了他的古怪、颓丧与脆弱，思绪只停留在了他第一次走进自己生活的那个下午。当时阳光明媚，少女节节正懒懒地在宿舍里靠着，听到李冬林在楼下用传呼机找陈晨。
也因为和他的一段过往，当陈晨问节节的名字时，她随口编了一个。
然后她等着陈晨问起李冬林。她相信她一定会问的。她相信他们的故事绝不像李冬林所敷衍的那么简单。
不出她所料，陈晨犹豫了一会儿，才装作没事人似的问：“你们学校是不是有一个叫李冬林的？”
“他是不是有一辆蓝色的斯巴鲁汽车？”节节问。
“对，那是他们家人送给他的升学礼物。”陈晨好奇道，“你们认识？”
“也不算。”节节又编了个瞎话，“我那时候的男朋友跟他关系不好，打过架。他这人的脾气好象有点怪。”
而陈晨接下来的话，让她有了一种“真相大白”的震撼。陈晨说：“是啊，他得过抑郁症。”
节节目瞪口呆地想，自己那时候怎么那么傻呢，竟然一点都没有看出来。或者说，她那时实在是太小了，怎么会想到交了个抑郁症的男朋友呢？
陈晨和李冬林也许是天底下最怪异的青梅竹马：他们是在医院认识的。都是抑郁症。一般人不会想到，患这种病的孩子在城市里居然有那样多，而且得病的原因各有不同。有一类孩子的病因是这样的：父母太忙了，一天到晚见不着面，他们从小就被困在又大又空的房子里，像笼中的小兽一样望着窗外。关得久了，他们便丧失了和同龄的孩子交往的能力，胆子也变得很小，等到上学时，自然成了别人欺负了对象。越挨欺负，就越不想与人接触，长此以往，心理就定格了，也就格外容易患病。
于是他们开始为一点小事悲观、绝望，还没开始生活就觉得没必要去生活。巧的是，陈晨和李冬林一旦发病，表现方式也是同样的：就是逃学。逃了学也不出去玩，而是找一个密闭的空间，把自己关起来。他们的父母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学校打电话到单位，告知孩子不见了，于是焦头烂额地找遍半个城市，到头来却发现他们正躲在储物间或地下室里发呆呢。对付孩子的办法倒是不同，李冬林因为是男孩，很挨了他父亲几顿痛打；而陈晨则是被没收了家门钥匙，她的父母做生意时灵活得很，管教孩子却头脑简单到了极点，他们认为，只要没有了钥匙，女儿就必须带在学校里了吧。
于是陈晨再次逃学的时候，干脆跑到一个工地，钻进水泥管子里躲了一天。她告诉节节，那时候觉得自己真像一只老鼠。如花似玉的少女感到自己像老鼠，这是一种怎样的心境啊？
而李冬林是不是也受过同样的苦呢？节节想，一定是。但她当时却不知情，只是一味任性地气他，看他不顺眼，最后狠狠地伤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