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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节用保温瓶盛上半锅鸭汤，到医院去看许洋。
出了这样的事情，且不说自己心里过意不去，光是妈妈的唠叨也让她好受了：“叫你乱跑！我一说你你就跑，不说你你也跑，不高兴就跑，高兴了也跑——你怎么那么爱跑？外面有那么好玩吗？去疯去野心里就痛快了？现在招流氓了吧？出事儿了吧？把人家也连累了吧？胳膊都被泔水桶压断了，接不接得上都不好说呢……”
妈妈数落节节的时候，连看也不看她，就在厨房里摔摔打打。节节本来还想顶嘴：“你以为自己没责任？要不是你培养他当奸细，他能撞到泔水车上？”但是又一想，许洋跟踪自己，好像也并不是为了效忠妈妈。他就是愿意跟着她。这么说来又好像是节节的责任了。
这笔账该算在谁的头上呢？节节好像被绕进去了。想不清楚就不想了。
医院就是节节出生的那家医院。也是她和许洋作为受精卵“隔腹相逢”的医院。经过几次改建和翻修，这里的规模比当年大了许多，而且还开辟了“拳头专业”，专治不孕不育。林荫道旁坐满了慕名前来的患者。都是两口子，他们有的需要“调理”，有的需要“疏通”。节节拎着保温桶走过的时候，听到一个老患者诚恳地鼓励新病号：
“这事儿，只要上了一亿都好说。”
作为一个十七岁的小姑娘，节节对他们所讨论的话题自然还不熟悉，乍一听，还不明白“这事儿”是“哪事儿”。但是她又很好奇，于是竖起耳朵用力听，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是“那事儿”。她又不像一般女孩那样忸怩作态，而是“噗哧”一声就笑出来了。
那几个“不到一亿”的男人就愤怒地瞪着她。
节节便几乎哈哈大笑地奔跑起来，去找骨科病房。路上连鸭汤都差点洒了。
到了病房门口，她才想起许洋的胳膊都折了，自己这么兴高采烈的恐怕不太好。于是憋住笑，换上一副追悼会的表情才推门。然后她就发觉屋里的气氛的确很沉痛，真的像追悼会。
原来是马金山一家来“道歉”了。马金山低着头站在许洋的床前，阴沉着脸一声不吭，好像在给一具遗体默哀；而许洋呢，也只有“间或一轮”的大眼睛证明自己并不是遗体。马金山的身旁还站着一个高大、头发花白的中年男人，这一定就是他的父亲了；与其肃然相对的另一个男人，则是许胜利。许胜利的手上还捏着一只扁瓶二锅头。
马金山的父亲沉痛地自我检讨：“……您不想跟我们说话，我也明白，这事儿都怪这个混蛋……归根结底还是怪我，我当初就应该把他甩到墙上。甩到墙上也就是招苍蝇，比让他长成个人样强，长成个人样一天到晚祸害别人……”
许胜利摆摆手：“不要这样讲，不要这样讲。”
马金山的父亲坚持说：“我是个工人，也知道自己说话不好听，可是话糙理不糙。”
“话糙也不行。”许胜利指指他身后，“这儿还有个姑娘家呢。”
马金山的父亲回头看看节节，双方都闹了个红脸，也不知是“说错了”还是“听错了”。节节赶紧躲开众人的眼光，把鸭汤放到床头柜上。她心里又暗想：这两个男人到都“过了一亿”，可是“过了一亿”也不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嘛，一个成天“小不忍则乱大谋”，一个干脆后悔没“甩到墙上招苍蝇”——让外面那些不孕不育的患者来看看这一幕，也许他们就该庆幸自己“没到一亿”了。
而马金山的父亲则在继续道歉。他从身后拿出一个装满水果的塑料袋说：“我是个工人，也买不起什么像样的营养品。”
把水果放到窗台上，又从兜里掏出一只信封：“我是个工人，也赔不起多少钱……但是医药费我们肯定出，肯定出……”
许胜利喷着酒气打断他：“咳，胳膊都折了，说这个也没用——咱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
马金山的父亲却激动起来：“我就怕您说这个，我就怕您说这个——我要怎样您才能原谅我呢？”
他忽然转身命令马金山：“抬起脸。”
马金山就悲怆地抬起脸，然后他父亲就开始抽嘴巴。他果然是个货真价实的工人，手劲儿实在太大了了，抽得又响又重，左右开弓了几个来回，马金山的脸便肿得起来，阳光一照亮堂堂的。
一边抽一边说：“还不认错，还不认错。”
马金山原来就是个大舌头，此时嘴肿得老高，牙齿没准也掉了两颗，就更口齿不清了。但他仍然坚韧地服从命令：“我辍（错）了我辍（错）了——”
许胜利都看不下去了，他上前拽住马金山的父亲：“你觉得这样就能解决问题吗？”
“不能解决？”马金山的父亲红着眼睛说，“那好，我们赔给你一条胳膊好了！”
说完就抓起马金山的胳膊，按到墙上，然后从工装裤里掏出了一只扳手，眼看就要行刑。如此义薄云天，真把大家都吓坏了，许胜利抓住扳手说：“你这不就成了逼我了吗？而且我也没不原谅你们呀。我到现在还不明白，怎么才算原谅你们啊？”
马金山父亲的表情却突然复杂了起来，那里面又有惭愧又有伤感。他躲着许胜利的眼光说：“您知道，我是个工人。”
许胜利说：“我已经知道你是个工人了——其实我也不是干部。”
马金山的父亲说：“我是说，我们家孩子已经留了两年级了，再出了这档子事儿，学校一准儿得给他开除，我又没路子给他再找一个学校……您要是反映到学校，他就没学上了……老师都跟我说过，高中不是义务教育……”
一个凶神恶煞的汉子，转眼就变得如此可怜，比许洋还要可怜。
而许胜利没想到对方担心的是这件事，他一下就愕然了。愕然之后也百感交集：“咳，咳，做父母的都不容易……”
马金山的父亲重复：“都不容易……”
许胜利又说：“您放心，您放心，这么点儿事，您又这个态度，我也不能毁了孩子的前程对吧？”
马金山的父亲感动得无以复加：“谢谢您，谢谢您！”
回手又抽了一个嘴巴：“你也得谢！”
马金山就说：“我也黑（谢），我也黑（谢）。”
节节心里却又要笑了。她想，许胜利这个糊涂虫，也许从一开始就没想起来“反映到学校”这档子事呢。这时候他倒来感慨“做父母都不容易”，其实他这个父亲可比人家都容易。
而经过“都不容易”，两个男人倒像好朋友一样了。许胜利拍着马金山父亲的背，把那对父子送出去，到门口竟然举起了酒瓶子：“您不来两口？”
“我就不来了，怕喝完站不稳——您知道，我是个工人，工作岗位离炼钢炉很近。”
等他们都出去，房间里就只剩下了节节和许洋。此外还有一个下楼梯摔断了腿的老头子，但他一直闭着眼睛不出声，不知道脑袋是不是也摔坏了。
阳光从窗子里扑洒进来，照得节节的脸都发热了，但许洋却还是一片煞白。节节心里不知怎么的，就泛上来一股子柔情。她过去摸摸许洋的脑袋说：“小不忍，你不疼了吧？”
“疼倒是不疼。”许洋说，“打麻药了。”
但他说话的时候，却不看节节，而是斜着眼睛，愣愣地凝视着窗外。几根白杨树的枝叶很写意地从玻璃上划过，一架来自“西郊机场”的军用运输机正在盘旋上升。天气甚是晴好，鸟鸣声声入耳，本是一派欣欣向荣，许洋脸上却露出悲怆之色。节节想：“就连他也在怪我吗？他也认为‘是我的责任’？”这么一想，她又有点负气了。
然而再一转眼，她却看见许洋在哭了。他哭也不出声，眼泪顺着瘦脸缓慢地滑下来。节节赶紧问：
“小不忍，你怎么了？”
许洋艰难地侧过身，把脸藏到床角。节节凑近了才听清他的声音。
他说：“我想我妈了。”
“小不忍”在城里受了欺负，便开始思念农村的妈了。节节又想起第一次和许洋见面时，他的样子：脏脸、解放鞋上的泥土、钾肥。她的负气转瞬就消失了，隐隐地也承认许洋的受伤是“自己的责任”了。更意想不到的是，那股子柔情竟然荡漾开来，让节节也有哭鼻子的冲动。节节又怨自己不争气：他想他的妈，我跟着伤哪门子心啊？
嘴上却安慰许洋：“想的话，暑假回去看看就好。”
可是许洋更伤感了：“也许看不到了。”
然后许洋就碎碎叨叨地向她讲起自己的妈来。除了大人们的只言片语，这还是节节第一次了解那个女人的信息。原来许洋的妈，严桂芳，已经和人家跑了。随着农村与城市交往得越来越密切，“资产阶级思想”也强劲地灌输到了乡下人的大脑之中。假如说当年的大喇叭强迫他们接受了“革命”或者“改革”的概念，那么后来的电视剧则教会了他们什么叫“爱情”。小村妞儿们还没学会普通话呢，却先树立起了台湾人的爱情观，就连严桂芳这样的中年妇女，也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看起了《几度夕阳红》、《豪门风云》和《青青河边草》。
看完之后，她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触及灵魂的疑问：“我的自由呢？我的幸福呢？我的——爱情——呢？”
只可惜这个启蒙来得太晚了，比城市足足晚了十几年。否则当年许胜利追求自由、幸福和爱情的时候，她很可能就会像电视剧里那些女主人公一样，悲情而高傲地放他一马了。当然如果那样的话，她也就不会做饭、铺床、光屁股在被窝里等着了，许洋也就不会出生了。从更高的意义上来说，许洋这个孩子并不是“小不忍则乱大谋”的产物，而是“城乡发展不均衡”的产物。
然而严桂芳也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在考虑“自由”、“幸福”、“爱情”这些伟大的字眼儿时，前面会毫无例外地加上一个前缀：“我的”。她只追求“我的”自由、幸福和爱情。至于“别人的”呢，她是这么处理的：
“去他娘的不管了。”
不光许胜利可以“去他娘的不管了”，就连许洋也可以“去他娘的不管了”。当严桂芳和一个广东来的鸡蛋贩子勾搭上之后，她恍惚间看到牛郎织女、上帝天使、琼瑶阿姨正在云端向她招手呢。感谢好时代，不仅在这个年纪让她懂得了爱情，而且还赐给了她一次爱情。青春的尾巴已经比兔子还短了，再不抓就只剩下屁眼了。于是她果断地卖掉了鸡、鸡笼和养鸡大棚，把许洋叫过来开了个会：
“为娘为你操劳了这么多年，也要为自己考虑一下了。我看你也追求理想去吧——到北京让你爸给你找个工作。”
因为投奔光明的脚步太过匆忙，她甚至连离婚都懒得向许胜利通报了。留得真情在，那张纸也“去他娘的不管了”吧。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妈，许洋难过的时候却还想她。节节想，也许他想念的不是严桂芳，而是一个理念中的“妈妈”吧。但无论是严桂芳，还是“理念中的妈妈”，许洋都见不到面了。也许他还把节节的妈妈幻想成了自己的另一个妈妈，因此才会对她那么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