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在吗啡作用下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训练有素的朝鲜师团，配备苏联和中国提供的武器，越过三八线，开进韩国，艰苦的朝鲜战争爆发。开战大约两个半月后，我进了罗伯特·崔特，纽瓦克市中心的一所小型大学，它以十七世纪这座城市的创立者命名。我是我们家族中第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成员。我的兄弟姐妹，没有一个有高中以上学历，我父亲和他的三个兄弟，连小学也没念完。“我从十岁起，”我父亲告诉我，“就打工赚钱。”他是当地的一名屠夫，整个高中时期，我都骑自行车帮他送订单，除了棒球赛季和必须作为学校辩论队队员参加校际间比赛的下午以外。差不多从我离开店的那天起——从一月我高中毕业到九月大学开学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在店里工作六十个小时——差不多从我开始在罗伯特·崔特上学那天起，我父亲就变得忧心忡忡，担心我会死掉。他的担忧也许和那场战争有关，在联合国支持下，美国武装部队迅速行动，援助缺乏训练、装备不足的韩国军队；也许和我们的军队在抗击共产主义炮火时蒙受的重大伤亡有关，他担心，要是战争拖得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久的话，我会被征召入伍，像我那死于二战的堂哥阿贝和戴维一样，战死在朝鲜战场上。又或许，这份担忧与他为财务状况发愁有关：上一年，附近开了第一家超市，距离我们家的犹太肉店只有几个街区，店里的生意开始持续下滑，一部分是因为超市肉禽制品的价格比我父亲的便宜，一部分是因为二战后，坚持不厌其烦按犹太教规持家、从有拉比认证、店主是新泽西犹太屠夫联合会成员的肉店购买洁净肉禽制品的人家普遍减少。或许，他对我的担忧，始于对他自己的担忧，活到五十岁，享受了一辈子强壮健康的身体，这个敦实矮小的男人开始患上顽固剧烈的咳嗽，尽管这令我母亲忧虑不已，但他仍是旧习不改，成天在嘴角叼着一支点燃的香烟。无论是什么原因，或是多种原因的掺和，刺激了他在行为上发生剧变，不再是以前那个慈爱的父亲，他把他的担忧表现为日以继夜地追问我的行踪。你在哪里？你为什么不在家？你出门的话，我怎么知道你人在哪里？你是一个眼前有着大好前程的少年——我怎么知道你没有去那些会让你没命的地方？

这些问题荒唐可笑，因为在高中时期，我就一直是个谨慎、负责、勤奋、刻苦的A等生，只和最正派的女孩约会外出，是个热衷辩论的辩手和学校棒球队能攻善守的内野手，谨遵我们这一区和学校对青少年的要求准则，过着愉快满足的生活。这些问题也令人恼火，好像这些年来和我一直那么亲近的父亲——我几乎可以说是在店里、在他身旁长大的——不再认识自己的儿子，不知道他是个怎样的人。店里的顾客会取悦他和我母亲，对他们说，可真开心，看着这个以前拿过他们给的饼干的小家伙——那时候，父亲曾弄一点肥肉给他玩，让他像个“威猛的屠夫”似的，把它切碎，虽然用的是一把钝了的小刀——看着他在他们眼皮底下成长为一个行为端正、说话得体的青年，他把他们的牛肉放进绞肉机绞碎，把木屑散在地上，然后把它们清扫干净，在父亲喊他“拋两只鸡过来，马奇，好吗？给某某太太”时，尽责地拔去挂在墙壁钩子上的死鸡脖子上残留的鸡毛。在上大学前的七个月里，他不止让我绞肉，让我拋几只鸡。他还教我怎么把一块小羊肋骨肉切成羊排，怎么把一根根肋骨分割开来，等我切到底部时，怎么用斩肉刀把剩下的部分切下来。他总是用最亲切随和的方式教导我。“不要让斩肉刀切到手，就万事大吉。”他说。他教我怎么耐心地招呼吹毛求疵的顾客，特别是那些买肉前必须把肉翻来覆去看个遍的顾客，那些我必须拎起整只鸡，让他们可以实实在在检查屁眼以确定其干净的顾客。“你无法相信，有些妇人在买下一只鸡前，会让你遭什么样的罪。”他告诉我。接着他会模仿起她们：“‘把它翻个身。不对，倒过来。让我看看屁股。’”我的工作不仅是拔鸡毛，还要清除内脏。在屁股处切开一个小口，伸手进去，抓住内脏器官，把它们拉出来。我讨厌那部分工作。让人恶心作呕，但非干不可。那是我从父亲身上学到的，我很高兴从他身上学到这一点，即做你必须要做的事。

我们店的前门位于纽瓦克的里昂大道上，从贝斯·以色列医院，沿街往北走一个街区。我们在窗口有一处可以放冰的地方，一块宽阔的搁板从后往前，微微向下低斜。有运冰车会经过，向我们兜售碎冰块，我们把冰块放进那儿，然后放上我们的肉，这样，人们路过时就看得见。上大学前的七个月里，我全职在店里工作，为他布置窗户。当人们对陈列效果啧啧称赞时，我父亲说：“马库斯是艺术家。”我把所有东西都放进去。我放进牛排，放进鸡，放进羊腿——我们有的全部货品，将它们摆出各种图案，“富有艺术性地”排列在窗口。我用一些蕨类植物作装饰，那是我从医院对面的花店得来的。我不仅仅斩肉、切肉、卖肉，布置摆肉的窗口；在代替我母亲、担当起父亲助手的那七个月间，我也一大清早跟着他去批发市场，学习怎么采购。他一星期去一次，清晨五点、五点半出发，因为假如自己亲自去市场上挑选肉，然后亲自开车运回来、把肉放进冷藏间，可以省去送货上门的附加费用。我们会买四分之一全牛，买前四分之一羊身做羊排，买一头小牛，买一些牛肝，买一些鸡和鸡肝，并应几位顾客的要求，买点牛脑羊脑。肉店早晨七点开门，我们一直工作到晚上七八点。十七岁的我，年轻、有干劲、精力充沛，到五点就疲惫不堪了。但瞧他，依旧劲头十足，把重达百磅的前四分之一畜体甩到肩上，走进冷藏间，把它们挂在钩子上。瞧他，用菜刀又斩又切，用斩肉刀又剁又砍，晚上七点，当我已经要累趴下时，他还在填写订单。然而，我的工作是清洗肉案，我们回家前的最后一桩活。在案板上撒些木屑，然后用铁刷刮，就这样，使出我体内剩下的力气，把血迹刮洗干净，使店里保持犹太教规要求的洁净。

回首那七个月，我把它视作一段美好的时光——除了想起掏取鸡内脏时以外。换个合适的角度看，连那也是美好的，因为它属于你做过的一些事，而且做得很好，即使你不喜欢做，但在做的过程中上了一课。啊，上课，我喜欢——让它们来吧！有生以来，我比以往更爱我的父亲，他也比以往更爱我。我在店里准备我们的午饭，他的和我的。我们不仅在那儿吃午饭，也一块在那儿烹煮，里屋有个小烤架，旁边就是我们切肉、包肉的地方。我为我们两人烤鸡肝、为我们两人烤牛腹肉，我们从未共度过比这更快乐的时光。可没过多久，我们之间那毁灭性的拉锯战开始了：你在哪里？你为什么不在家？你出门的话，我怎么知道你人在哪里？你是一个眼前有着大好前程的少年——我怎么知道你没有去那些会让你没命的地方？

在我成为罗伯特·崔特大一新生的那年秋季，只要我夜里回家比我父亲认为我应该到家的时间晚二十分钟，他就会把我们的前门和后门统统锁上两道锁，我没法用我的钥匙打开其中任何一扇，只得砰砰捶门才能进屋，每当这时，我相信他已经疯了。

他的确疯了：担心他唯一疼爱的孩子，像其他步入成年的人一样，对人生的危险毫无准备，急得发疯了；发现这个小男孩长大了，长高了，超过他的父母，于是关不住他，必须放他到外面的世界去，怕得发疯了。

仅仅一年后，我便离开了罗伯特·崔特。我离开，是因为突然间我父亲连对我一个人过马路的能力也没了信心。我离开，是因为我父亲的监管变得不堪忍受。预见到我的独立，使这个平常性情温和、几乎很少对人发脾气的男人，表现出一副好像如果我胆敢让他失望他就决心动武的样子，而我——因具备一个逻辑学家冷静的思考能力而成为高中辩论队主力的我——在面对他的无知和不讲理时，只剩下沮丧的咆哮。我必须在杀了他之前离开他——我激动地对我焦虑不安的母亲这么说，如今，她和我一样，没料到自己对他也束手无策。

有天晚上，我乘车从市中心回到家，大约九点三十分。由于罗伯特·崔特没有自己的图书馆，我去了纽瓦克公共图书馆的主馆。那天早晨，我八点三十分出门，去上课，接着去自习。到家时，我母亲对我说的第一件事是：“你父亲出去找你了。”“为什么？他去哪里找？”“他去了一家台球房。”“我连怎么推杆击球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在自习，看在上帝的分上，我在写一篇论文。我在看书。除此以外，他以为我从早到晚都在干什么？”“他与普尔格林先生聊起艾迪，结果让他对你大为光火。”艾迪·普尔格林的父亲是我们家的水管工，他与我毕业于同一所高中，去了东奥兰治市的潘泽大学上学，学习当一名高中体育老师。我从小和他一块打球。“我不是艾迪·普尔格林，”我说，“我是我。”“可是你知道他干了什么吗？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开着他父亲的车，一路去宾夕法尼亚，去斯克兰顿，到那儿某种特殊的台球房去打台球。”“可艾迪是个台球高手。他去斯克兰顿，我不感到意外。艾迪连早晨刷牙时，满脑子想的也都是台球。即使他去月球打台球，我也不会吃惊。在不认识他的人面前，艾迪假装只和他们水平相当，等玩起来以后，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每局能赢二十五美元之多。”“他会沦落成一个偷车贼，普尔格林先生说。”“哦，母亲，这莫名其妙。无论艾迪做了什么，都与我无关。我会沦落成偷车贼吗？”“当然不会，亲爱的。”“我不喜欢艾迪喜欢的这种玩意，我不喜欢他喜欢的那种气氛。我对堕落的生活不感兴趣，妈。我感兴趣的是有意义的事。我甚至不会朝台球房里面探一下头。噢，瞧，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不是什么样的人，我只能解释到这里。我不会再为自己多解释一次。我不会向人罗列我的性格特质，也不想提我该死的责任感。我不会再多理会一次他荒谬、无意义的废话！”接着，仿佛循着某条舞台指令似的，我父亲从后门走进屋子，仍旧怒气冲冲，浑身散发着烟味，此刻，他恼怒的不是因为在台球房找到我，而是因为没有在那儿找到我。他没有想到去市中心的公共图书馆找我——理由是，照我那晚六点起所做的事，你不可能在图书馆因为球艺高超被人用台球杆打破头，或因为坐在那儿阅读布置的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的一章，搞得有人朝你拔刀。

“所以你在。”他说。“是啊，很奇怪，不是吗？我在家。我睡在这里。我住在这里。我是你的儿子，还记得吗？”“是吗？我四处在找你。”“为什么？为什么？有谁，拜托，请告诉我，为什么要‘四处’？”“因为如果你出了事——如果你真的出了什么事——”“可什么事都不会有。爸爸，我不是艾迪·普尔格林，这种会去打台球的大混账！什么事都不会发生。”“我知道你不是他，看在上帝的分上。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有你这个儿子，我多幸运。”“那到底是怎么回事，爸爸？”“是关于人生这回事，踏错极小极小一步，都可能酿成悲惨的后果。”“哦，基督啊，你的话听起来像幸运签饼里的签语。”“是吗？是吗？不像一个关切的父亲，倒像幸运签饼？我在和我儿子讨论他面前的未来，任何一点小事，最微不足道的小事，都可能摧毁的未来，结果听起来竟给人那种感觉吗？”“哦，见鬼去吧！”我边喊边冲出屋子，想知道哪儿能偷到一辆车，开去斯克兰顿打台球，可能顺带染上花柳病。

后来，我从母亲那儿得知了那天整件事的原委。那天上午，普尔格林先生来检修店后的厕所，离开后，留下我父亲苦思他们的对话，直到店打烊。他一定抽了三盒香烟，母亲告诉我，他是那么心烦意乱。“你不知道他有多么以你为骄傲，”我母亲说，“对每个走进店里的人——‘我儿子科科都是A。从来不让我们失望。甚至不用看书——自动就拿A’。亲爱的，你不在场时，他所有的夸赞都围绕着你。你一定得相信。他始终以你为荣。”“等我在场时，围绕我的就是这些疯狂的担忧，我烦死了，受够了，妈。”我母亲说：“但我有听见他的话，马奇。他对普尔格林先生说：‘谢天谢地，我不必担心我儿子会干出这些事。’普尔格林先生来检修漏水的时候，我和他一同在店里。当普尔格林先生告诉他艾迪的情况时，他的确是这么说的。那是他的原话：‘我不必担心我儿子会干出这些事。’可普尔格林先生怎么反驳他——正是这，刺激了他——他说：‘听我的，梅斯纳。我喜欢你的为人，梅斯纳，你对我们很好，战时，你很照顾我妻子，卖肉给她。且听一个过来人的经验。艾迪也是个大学生，但那不意味着，他足够懂事，知道要远离台球房。我们是怎么失去艾迪的？他不是个坏男孩。还有他弟弟——他会给他弟弟做出什么榜样？我们之前做错了什么，以致等我们知晓时，他已经在斯克兰顿的台球房，离家足足三个小时车程！开的是我的车！他哪儿来的油钱？靠打台球！台球！台球！记住我的话，梅斯纳：这个世界正垂涎欲滴地等着把你的儿子带走。’”“我爸就信了他，”我说，“我爸不相信自己一辈子亲眼所见的，却相信那个跪在地上、修理店后厕所的水管工对他说的话！”我停不下来。一个水管工随便的几句说辞就把他逼疯了！“是啊，妈，”最后，我一边说，一边冲向自己的房间，“最细小、最微不足道的一点事，的确会酿成悲惨的后果。他自己证实了这点！”

我必须离开家，但不知道去哪里。我分不清这所学校和那所学校的区别。奥本、维克森林、波尔州立、南卫理公会大学、范德堡、穆伦堡。对我而言，它们只是橄榄球队的队名。每年秋天，我从周六晚比尔·斯特恩的赛事综述中热切地收听大学联赛的结果，但对这些参赛学校在学术方面的差异几乎一无所知。路易斯安那州立：三十五，莱斯：二十；康奈尔：二十一，拉法耶特：七；西北：十四，伊利诺伊：十三。那就是我知道的差别：赌赛中设定的强队和弱队的分数差。大学就是大学——对我家这样一个头脑简单的家庭来说，要紧的，无非是上一所学校、最终拿到学位。我选择市中心那所，因为它离家近，我们负担得起。

对此我心满意足。当我刚步入成年、在一切还没突然变得如此棘手前，我特别懂得知足。我自童年起，就有这份禀赋，在罗伯特·崔特的第一年，这依旧是我的人生态度之一。我在那儿感到激动欣喜。我很快崇拜起教我的教授，并结交朋友，他们中大多数和我一样，来自劳工家庭，受的教育和我相当，即便多，也只是多一丁点而已。有些是犹太人，和我上同一所高中，但大多数不是，起初，和他们一块吃午饭，让我兴奋不已，因为他们是爱尔兰人或意大利人，对我而言，他们不仅是新的一群纽瓦克人，也是一个新的人类群体。我兴致高昂地修读大学课程；尽管它们很基础，我脑中却开始有种类似第一眼看到字母表时的感觉。啊，还有——教练教会了我把握棒位置向球棒中央移动几英寸，从而能把球击出内场，落在外场内，而不是像我高中时那样瞎使劲挥棒——那年春天，我在学校大一新生棒球队中取得一个首发位置，在那个名叫安杰罗·斯皮奈利的游击手旁打二垒。

不过基本上我都在念书，上课的日子里，每个小时都有一些新发现，正因为如此，我十分喜欢罗伯特·崔特小而不张扬的氛围，与其说是一所大学，更像一个街坊俱乐部。罗伯特·崔特地处集聚了办公大楼、百货公司与私人特色小店的繁华的市中心北端，夹在一座三角形的革命战争小公园与泥泞肮脏的巴赛克镇之间。公园里游荡着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大部分我们都叫得出名字）。学校由两栋不起眼的建筑组成：临河工业区下游一栋破旧废弃、墙壁被烟熏黑的酿酒厂砖厂房，被改造成教室和科学实验室，我在那儿上生物课。相隔几个街区，在城市主干道的对面，面向替代我们校园的小公园——中午，我们坐在那儿吃拂晓时装好的三明治，流浪汉们在长凳另一头传杯轮饮一瓶麝香葡萄酒——一栋小巧、四层楼高的新古典主义石砌建筑，入口处有一排立柱，二十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曾是家银行，从外面看，至今仍保留着原貌。楼内包括了学校的行政办公室和我上历史课、英语课和法语课的临时教室。教这些课的教授，称呼我“梅斯纳先生”，而不是“马库斯”或“马奇”，他们每次布置的书面作业，我都争取在规定的期限前完成。我渴望做个成年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成熟独立的成年人，这恰恰是我父亲恐惧的事，可即使在他为惩罚我开始试着品尝一点点青年人的特权而把我锁在屋外之时，也没有什么比我对学业的满腔热忱以及我身为大学生在家族中独一无二的地位，更能令他骄傲自豪。

大一那年是我人生中最愉快也最不愉快的时光，正因如此，第二年，我转到了温斯堡，一所位于俄亥俄州北部乡下的小型文理工程学院，离伊利湖十八英里，离我家后门的两道锁有五百英里。温斯堡的校园风景优美，高大挺拔的树木（后来我从一位女友那儿得知是榆树）和爬满常春藤、如画般点缀在小山上的四方形砖砌建筑，使它宛若某出用彩色印片技术制作的大学电影音乐剧中的背景，学生们在那儿来回地唱啊、跳啊，而不是在念书。为了支付我到外地上大学的费用，我父亲不得不辞退伊萨克，那个头戴无边便帽、安静有礼的东正教青年，他在我上了大学一年级后，开始当学徒和助手。而我母亲，本以为可以如期把自己那份工作交给伊萨克，不得不再次全职担当起我父亲的左右手。唯有这样，他才能不至于入不敷出。

我被分配到詹金斯楼的一间宿舍，我发现和我同住的其他三个男生都是犹太人。这个安排大大出乎我意料，首先，因为我预期只有一个室友，其次，因为我千里迢迢离开家到遥远的俄亥俄求学的目的之一，是它让我有机会置身于非犹太人中间，体验那是什么感觉。我的双亲认为这即便不危险，也很奇怪，可对十八岁的我来说，简直不言而喻。斯皮奈利，那名游击手——和我一样，是个法律预科生——成为我在罗伯特·崔特最亲密的朋友，他带我去他家，在市内的意大利一区，见他的家人，品尝他们的食物，围坐一圈，听他们带着浓重的口音聊天，用意大利语开玩笑。这一切，生动有趣，不比我选的两个学期的西方文明史概况课逊色，课堂上，教授每节课揭示的，更多的是一些世界在我出生以前的面貌。

宿舍房间又长又窄，有股异味，光线昏暗，残旧的地板两端各有一张双层床，还有四张古老笨重的旧木桌，被划得伤痕累累，贴着灰绿色的墙壁。我分到下铺，上铺已属一个瘦瘦长长、头发乌亮、戴眼镜的男生柏特莱姆·弗鲁塞。当我企图自我介绍时，他懒得与我握手，只是看看我，好像我是一个他过往幸运得从未碰到过的异类。另两个男生也打量我一番，不过没有一点鄙弃的意思，因此，我向他们做了自我介绍，他们也介绍了自己。在某种程度上，那使我半信半疑，觉得在我的室友中，格格不入的那位是弗鲁塞。他们三个都是英语系三年级的学生，都是学校话剧社的成员。没有一个人参加兄弟会。

全校有十二个兄弟会，但只有两个接受犹太人，一个是约有五十名成员的小型全犹太人兄弟会，另一个是无宗教派别之分兄弟会，规模只有那个的一半，由一群理想主义的学生在当地创立，接纳任何他们能吸收来的成员。剩下的十个兄弟会，专收白人基督徒，在一个这么以传统为自豪的校园里，没有人可能想到质疑这一规定。拥有大鹅卵石贴面的外墙和城堡似的大门，威风气派的基督教兄弟会会所耸立在绿树成行的七叶树街上，这条林荫道被一小片绿地分隔成两段，绿地上有架南北战争中留下的火炮，据那个屡屡重复讲给新生听的荤段子说，每当有处女经过，它就会开火。七叶树街从校园穿过由粗壮的大树和精心维护的老房子组成的居民区，通往镇上的一条商业干道，主街。这条街有四个街区那么长，一端从酒溪上的桥开始，延伸至另一端的火车站。主街上醒目地立着新威拉德之家，有橄榄球赛的周末，校友们聚在这家旅馆的酒吧间，醉醺醺地重温他们的大学时光。通过学校就业办公室，我找到一份工作，周五周六晚间在那里当侍应生，可以挣到每小时七十五美分的最低工资，外加小费。全校约莫一千二百名学生的社交生活，大半在兄弟会厚实、漆黑、钉有装饰钉的大门后以及门外广阔的绿草坪上进行。事实上，不管什么天气，草坪上总能见到三两个男生，在把一只橄榄球抛来抛去。

我的室友弗鲁塞对我说的每样事都不屑一顾，冷冷地嘲笑我。当我尝试迎合他时，他称我“白马王子”。当我告诉他别来烦我时，他说：“这么一个大男孩，气量那么小。”晚上，等我上床后，他坚持用他的电唱机播放贝多芬，所调的音量，对其他两位室友的干扰似乎不像对我的那么严重。我对古典音乐一窍不通，也不怎么喜欢，此外，假如我要继续保住周末那份工作，并取得像在罗伯特·崔特两个学期中让我跻身优秀学生名单之列的那种成绩，必须保证睡眠。弗鲁塞他自己，即便有课，也从未在中午以前起过床，他从来不整理床铺，被褥胡乱地从一边挂下来，挡住我在床上的视线，使我看不清屋里的情形。与他在狭小的空间里共处一室，比大一那年与我父亲住在一起更糟——至少我父亲白天去肉店工作，而且尽管他歇斯底里，但仍顾及我的身心健康。我的三个室友都将参加学校秋季《第十二夜》的演出，一出我从来没听说过的戏剧。我在高中时读过《恺撒大帝》，在大学第一年的英语文学概况课上读过《麦克白》，仅此而已。在《第十二夜》中，弗鲁塞将扮演一个名叫马伏里奥的角色，上完课、不听贝多芬的晚上，他会躺在我上铺，大声背诵他的台词。有时，他在屋里昂首阔步，练习他的退场语：“我会找你们这批东西报仇的，一个都不放过。”我在床上恳求道：“弗鲁塞，拜托，你能小声点吗？”对此他的回答是——或高喊或咯咯大笑或恶狠狠低语——把“我会找你们这批东西报仇的，一个都不放过”那句话再重复一遍。

到学校没几天，我就开始在宿舍楼里四处打听，谁的房间有空床，愿意和我做室友。那又花了几个星期，期间我对弗鲁塞的恼火达到顶点。有天晚上，上床睡觉后约莫过了一个小时，我尖叫着从床上起身，猛地拔下他留声机转台上的唱片，以我干过的最暴力的行为，把它砸到墙上，摔得粉碎。

“你刚刚毁掉了F大调第十六号四重奏曲。”他一动不动在床上抽着烟说，没脱衣服，连鞋都还穿着。

“我不在乎！我要的是睡觉！”

其他两个男生中的一人，拨亮头顶没有灯罩的电灯。他们都下了床，穿着骑师牌短裤站在那儿，等待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这么一个乖巧有礼的小男仔，”弗鲁塞说，“这么清秀。这么正直。虽然对待他人物品的态度有点鲁莽，除此以外，这么心甘情愿、乐意当一个人。”

“当一个人有什么错？”

“全错，”弗鲁塞微笑着回答，“人臭翻天。”

“臭的是你！”我嚷道，“是你，弗鲁塞！你不洗澡，你不换衣服，你从来不整理床铺——你不为任何人着想！你不是清晨四点摇头晃脑疯疯癫癫，就是把音乐开到响得不能再响！”

“哎呀，我可不是个像你一样的乖小子，马库斯。”

这时，其他两个人里终于有个发话了。“算了，”他对我说，“他就是这么个讨厌鬼，别和他太较真。”

“可我得睡觉啊！”我喊道，“不睡觉，我无法工作！看在老天分上，我可不想最后病倒！”

“病倒，”弗鲁塞说，微笑中添了几分嘲弄的笑意，“那对你可大有好处呢。”

“他是个疯子！”我对另外两人喊道，“他说的每句话都不正常！”

“你毁了贝多芬的F大调四重奏，”弗鲁塞说，“结果反倒我成了那个疯子。”

“别闹了，柏特，”其余两个男生中的一人说，“闭嘴，让他睡觉吧。”

“在那野蛮的家伙对我的唱片干出这种事后吗？”

“告诉他，你会赔偿那张唱片，”那个男生对我说，“告诉他，你会去镇上买一张新的给他。快，告诉他，这样我们全都能回床睡觉。”

“我会买一张新的给你。”我说，心中对整件事的不公感到怒火沸腾。

“谢谢你，”弗鲁塞说，“非常谢谢你。你真是个好男孩，马库斯。无可指摘。马库斯，这个洗得干干净净、穿得整整齐齐的男孩。你终于干了件对的事，就像奥里利乌斯[2]妈妈教你的一样。”

我用在旅馆酒吧间端盘子挣来的钱赔了唱片。我不喜欢那份工作。干的钟点数虽然比我在肉店帮我父亲的时间短得多，但由于那地方充斥着嘈杂的喧闹、无节制的豪饮以及啤酒与香烟的难闻味道，工作起来更易令人疲惫，从某个角度看，其恶心程度与我在肉店非干不可的最糟的活一样。我自己既不喝啤酒，也不喝其他酒精饮料，我从不抽烟，从没试过靠扯着嗓子大叫大嚷给女孩留下鲜明印象——像众多周五、周六晚把女友带到旅馆来的酒鬼那样。酒吧间几乎每周都有“徽章”定情派对，男生把自己兄弟会的会徽送给女生，让她别在毛衣或衬衫胸前去上课，以此庆祝温斯堡的一个男生和温斯堡的一个女生非正式订婚。三年级时徽章定情，四年级时订婚，一毕业结婚——那是我在那儿保持自己童贞之身期间，温斯堡绝大多数处女追求的纯真无邪的目标。

面向主街的旅馆及其相邻的商店后面，有一条狭窄的鹅卵石小巷，整个晚上，学生们从旅馆后门进进出出，或呕吐，或离群独处，为了在黑暗中拼命抚摸女友身体，享受干磨蹭的快感。为打断这种卿卿我我的幽会，大约每隔半小时，就会有一辆镇上的警车，开着大灯，缓缓驶进小巷巡逻，使得那些一心想在屋外打炮的家伙忙不迭跑进旅馆躲起来。温斯堡的女孩看上去不是朝气蓬勃，就是相貌平平，几乎无一例外。她们似乎全都知道如何表现出得体完美的举止（换句话说，她们似乎不知道什么是不端的举止或怎么做出任何不合体统的行为），因此，她们喝醉酒后，不像男生那样高声喧闹，而是露出憔悴、病恹恹的样子。即使是那些敢于穿过门走到小巷里，与男友搂着脖子卿卿我我的人，回到屋里时，也摆出一副像是去巷子里整理了一下头发的模样。偶尔，我会看见一个令我心动的女孩，在端着一杯杯啤酒跑前跑后的同时，我会转头试图好好瞧她一眼。几乎每次，我都发现她的男友是当晚最嚣张、最讨人厌的醉鬼。因为我拿的是最低工资加小费，所以每个周末五点，我就早早赶到那里，开始为晚上做准备，一直工作到午夜过后打扫完卫生为止，尽管有人在招呼我时朝我打响指或把手指放进嘴里朝我吹尖利的口哨，更像是把我当作仆人而不是一个需要工作的同学，整个晚上我仍尽力保持专业侍者的姿态。最初几个星期中，有好多次，我觉得自己在被某张吵吵闹闹的桌子召唤过去时，听见“嗨，犹太佬！过来！”的话。然而，宁愿相信他们说的只是“嗨，你[3]！过来！”我坚守自己的职责，决心遵照从我父亲身上学到的肉店一课：切开屁股，伸手进去，抓住内脏，拉将出来；让人恶心作呕，但非干不可。

结束在旅馆工作的夜晚，我每每会梦到啤酒在我周遭流动的情景：从我洗手间的水龙头里滴出来，在我冲水时注满我的抽水马桶，从我在学生食堂吃饭时所喝牛奶的包装纸盒中流入我的杯子。在我的梦里，北接加拿大、南连美国的伊利湖，不再是地球上第十大淡水湖，而是世界上最大的啤酒池，我的工作是把它舀干，舀在一个个啤酒杯里，端给气势汹汹叫嚣着“嗨，犹太佬！过来！”的兄弟会男生。

最终，我找到一间有张空床的房间，在弗鲁塞把我逼疯的那层楼的下一层。我向男生部主任的秘书递交了相应申请，然后搬了进去，与一位工程学院的四年级学生同住。小艾尔文·艾耶斯是个魁伟、少言寡语的男生，明显不是犹太人，他学习刻苦，在他所属的兄弟会会所用餐，拥有一辆一九四〇年款的黑色拉萨尔四门旅游车，据他向我解释，那是通用最后一年生产那款豪华车。那是他孩提时他们家的家用车，如今，他把它停在兄弟会会所的楼后。只有四年级生才可以有车，艾尔文拥有他的车，似乎大半是为了把周末下午花在修修补补它那惊人的发动机上。吃完晚饭回到宿舍后——我在了无生气的学生食堂，与其他“独立派人士”一同，吃的是奶酪通心粉，他则和他兄弟会的会员们，享用烤牛肉、火腿、牛排和羊排——他与我坐在各自的书桌前，面对空白的墙壁，整夜不说一句话。自习完后，我们到走廊尽头的公用洗手间，在一排水池旁洗漱，套上睡衣睡裤，彼此嘟哝几声，然后睡觉，我在下铺，小艾尔文·艾耶斯在上铺。

和艾尔文住在一起，与一个人住没什么两样。所有我听过他有兴趣谈论的，全是有关那辆一九四〇年款拉萨尔的优点，轴距长度超过往年的款型，有个更大的化油器，提供更强马力。自习中间，当我想休息一会、聊几分钟时，他会用他克制平板的俄亥俄口音，硬生生截断话头。不过，虽然和艾尔文做室友有时可能会觉得孤单，但至少我摆脱了害人精，即弗鲁塞，能够继续保持A的成绩；为送我到外地上大学，我家人做出的牺牲要求我必须坚持只拿A。

作为一名主修政治学的法律预科生，除了必修的文学、哲学和心理学课，我选修了美国政体原则和至一八六五年为止的美国史。我也报名参加了预备役军官训练营，满心期望等我毕业后，会以一个中尉的身份被派去朝鲜服役。那时，战争已进入残酷的第二年，七十五万人组成的中国军队与朝鲜军队，定期发动大规模进攻，在蒙受了重大伤亡后，美国领导的联合国部队相应展开大规模反攻。过去整整一年中，交火前线在朝鲜半岛的版图上上下移动，韩国首都首尔反反复复经历了四次被占领和被解放。一九五一年四月，在麦克阿瑟威胁要轰炸和封锁共产主义中国后，杜鲁门总统解除了麦克阿瑟将军的指挥权，至九月，当我在温斯堡入学之际，接替他的李奇微将军，正在初步和一个来自朝鲜的共产主义代表团进行艰难的停火谈判。看起来，这场战争有可能经年持续下去，将有更多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丧生、受伤、被俘。像这样面对一波接一波看似枪炮不入、经常用刺刀或赤手空拳与我们在散兵坑里搏斗的中国士兵，美国军队从没打过比这更令人胆寒的战争。美国的伤亡人数已经共计超过十万，其中许多人死于朝鲜严酷的寒冬和擅长近身肉搏战及夜战的中国军队之下。中国的士兵，有时凭借几千人发起进攻，他们不用无线电和对讲机进行通讯——在许多方面，他们仍是一支非机械化军队——而靠号角，据说，在黑漆漆的夜里，没有什么比响起那些号角更令人心惊胆颤，已经暗中潜入美军阵地的敌人蜂拥而出，明晃晃的武器雨点般落在我们萎靡不振、畏于严寒、窝在睡袋里取暖的士兵身上。

去年春天，杜鲁门与麦克阿瑟之间的冲突，导致参议院对杜鲁门解除这位将军职务的事展开调查。我在报纸上追踪相关报道，同时，自从认识到如果战局继续僵持摇摆、没有一方能够取胜而可能降临到我身上的事的那刻起，我如饥似渴地阅读报上的战争新闻。我讨厌麦克阿瑟的右翼极端主义，威胁要把朝鲜战争扩大成对中国的全面战事，甚至可能与最近已拥有原子弹的苏联开战。被解职一个星期后，麦克阿瑟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在声言自己“只会慢慢凋零，作为一名努力尽责的老兵，上帝赐予了他光辉，让他看清那份责任”，以这番著名的告别辞结束演讲前，他主张轰炸中国东北的空军基地，派遣蒋介石的中国国民党军队开赴朝鲜。讲话过后，共和党里的一些人开始推举这位自命不凡、具有贵族气息而当时已年逾七十的将军，作为他们一九五二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不出预料，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宣称，民主党人杜鲁门把麦克阿瑟撤职，“可能是共产主义者赢得的最大胜利”。

参加一个学期的预备役军官训练营——或按手册上所注的课名，“军事科学”——是针对所有男学生的一项要求。若想要毕业后有资格当上军官、以少尉头衔入伍、在运输部队服役两年，学生参加预备役军官训练营的时间不得少于四个学期。如果只按要求参加一个学期，毕业时，可能与其他服兵役的青年无异，经过基本训练，最后极有可能变成一名地位低微的二等步兵，身配一把M1步枪和一柄固定式刺刀，在朝鲜冰冷刺骨的散兵坑里，等待震耳欲聋的军号。

我的军事科学课每周课时一个半小时。从教学角度，我认为是愚蠢的浪费时间。担任我们老师的教官，与其他教我的老师（在我眼里，他们亦木讷迟钝）相比，显得又笨又傻，我们读的教材枯燥乏味至极。“把步枪的枪托支在地上，枪管向后。枪托趾部抵住右脚的鞋，与脚趾成一直线。把枪握在右手大拇指和其他手指之间……”尽管如此，我还是专心致志应付考试，回答课堂上的问题，以确保能入选高级预备役军官训练营。我的八位兄长——七个堂兄，一个表哥——亲眼目睹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其中两个是小小的步兵，在不到十年前，一个于一九四三年死在安其奥，一个于一九四四年死在阿登战役中。我想，假如我能以一个军官身份入伍，特别是，基于我的大学成绩和在班里的名次——我决心要成为毕业典礼上致辞的优秀学生代表——假如一旦入伍后，我能被从运输队（在那儿我可能会落到作战区去）调往陆军情报处，那么，我存活的几率将高得多。

我要做好每件事。如果我把每件事都做好了，我就能向我父亲证明，让我到俄亥俄而不是在纽瓦克上大学的花费是值得的。我就能向我母亲证明，她不得不重新全职回店里工作是值得的。在我的抱负深处，我渴望摆脱一个强壮固执、突然间因担心长大成人的儿子的安危而被不能遏制的恐惧缠身的父亲。虽然我报了法律预科，但我不是真的想当律师。我对律师这个职业知之甚微。我要的是拿到A，能好好睡觉，不和我挚爱的父亲起冲突，在我孩提时，他挥舞无比锋利的长刀与沉甸甸的斩肉刀，成为第一个让我着迷的英雄。每当我读到朝鲜战场上和中国人展开刺刀战时，眼前便会浮现父亲切肉斩肉的大小刀具。我知道它们有多么多么锋利。我知道血是什么样子，它凝固在按犹太教规被宰杀的鸡的脖子周围，它在我沿着骨头切牛肋排时，从牛肉里滴到我手上，它不顾里面包的蜡纸，渗到棕色的纸袋外，它沉积在肉案上被斩肉刀大力劈出的纵横交叉的凹缝里。我父亲身穿一条颈后和背后打结的围裙，它永远血迹斑斑，每次店开门后，一条干净的围裙，不到一个小时，就沾满血渍。我母亲也满身是血。有一天切一片肝脏时——如果不把它牢牢摁住，它会在你手底下滑来扭去——她切到手掌，不得不赶紧上医院，缝了痛苦的十二针。即便我极力集中精神、倍加小心，还是数十次切伤自己，必须包上绷带，那时，父亲会斥责我拿刀工作时分心走神。我在血里长大——和血、油脂、磨刀石、切肉机，还有我三位叔叔以及我父亲被切断的手指或缺失的手指部分——可我从来没能习惯，也从来不喜欢血。我父亲的父亲，在我出生前已过世，他是个犹太屠夫（我的马库斯便是以他的名字来取的，由于从事这份危险职业，他失去了半根大拇指）。我父亲的三个兄弟，穆奇叔叔、谢克叔叔和阿迪叔叔也是，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家和我们一样的店铺，在纽瓦克的不同地区。血，在陶瓷和玻璃制成的冷冻陈列柜背后细长、凸起的地板上，在称分量的秤上，在磨刀石上，在蜡纸卷的边缘，在我们用来冲刷冷藏间地面的水管喷嘴上——每当我去我叔叔阿姨的店里拜访时，第一样闻到的便是血的气味。那股牲畜被宰杀后生肉的味道，回回朝我袭来。后来，阿贝——穆奇的儿子和法定继承人，在安其奥丧生，还有戴维——谢克的儿子和法定继承人，在阿登战役中丧生，梅斯纳家族活下来的人，被泡在他们的血液里。

我对当律师的所有了解，是它至少可以让你工作时不用穿着一条发臭的围裙，上面还布满血迹——血、油脂、内脏碎块，一切都在那条你不时把手放上去擦拭的围裙上。当为父亲工作是我理应做的事情时，我乐于承担，并顺从地学习他教我的有关屠宰杀生的一切。然而，他永远无法教会我喜欢鲜血或哪怕是对此无动于衷。

一天晚上，艾尔文和我在自习，两个犹太兄弟会的会员来敲门，问我能不能出去，和他们到学生常去的猫头鹰咖啡店里聊一聊。我走到走廊上，关上身后的门，以免打扰艾尔文。“我想我不打算加入兄弟会。”我告诉他们。“喔，不一定非要你加入。”其中一人回答说。他是两人中个子较高的一个，站着比我高出几英寸，他圆滑、自信、随和的神情，让我想起高中时所有那些迷人和悦、相貌堂堂的男生，他们担任学生会主席，女朋友是明星啦啦队队长或军乐队的女领队，对他们心怀仰慕。羞辱永远落不到这些年轻人身上，反之，对剩下的我们而言，那就像在头顶嗡鸣不肯飞走的苍蝇或蚊子。进化论有什么意图，让一个看起来分明是百万里挑一的男生站在我面前？这般英俊，除了凸显其他人的不完美，还有什么用？外貌之神并没完全弃我不顾，但依照这位完人设立的残酷标准，一经比较，谁都变得平庸丑陋了。与他说话时，我故意把目光移开，他的五官那么完美，他的表情那么令人自惭形秽、相形见绌——那么非同一般。“你为什么不抽个晚上来会所吃顿晚饭？”他问我，“明晚来吧。明晚有烤牛肉。除了享用丰盛的晚餐，见见兄弟会的其他会员，你没有别的义务。”“不，”我说，“我不信奉兄弟会那一套。”“信奉那一套？什么信奉不信奉？一群志趣相投的人走到一块，交交朋友而已。我们一起参加体育活动，举办派对、舞会，一起用餐。否则在这里会十分孤独的。你知道，全校一千二百名学生里，犹太人不足一百人。那是一个非常小的比例。如果你不来我们的兄弟会，另外唯一一个会接受犹太人的兄弟会是无宗教派别之分兄弟会，但在设备或社交活动方面，他们没有太多过人之处。嗨，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桑尼·考特勒。”不过是个平常人的名字，我心想。怎么可能拥有那双明亮乌黑的眼睛、那道下巴上深深的凹缝，还有那头浓密、鬈曲的黑发？而且如此自信流利。“我四年级，”他说，“我不想强迫你。但我们的会员注意到你，常常看见你，他们认为，你将成为我们兄弟会重要的新增力量。你知道，仅从战前刚刚开始有不定数量的犹太男生来到这里，因此，我们是校园里一个相对新兴的兄弟会，然而，我们赢得兄弟会联盟学术奖杯的次数仍多于温斯堡其他任何一个兄弟会。我们中有许多学习刻苦、升入医学院和法学院深造的成员。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呢？假如你决定过来和大家见个面，打电话到兄弟会找我。如果要留下来吃晚饭，那样更好。”

第二天晚上，两个无宗教派别之分兄弟会的会员来找我。其中一个瘦瘦小小、满头金发，我不知道他是同性恋——像大多数同龄的异性恋者一样，我不太相信有人是同性恋——另一个是个魁梧友好的黑人男生，由他代表他们两人说话。全体学生中有三个黑人，他是其中之一——教员中一个黑人也没有。另两个黑人是女生，她们是一个小型无宗教派别之分姐妹会的会员，那个会的成员几乎全部来自学校极小一部分的犹太女生。全校上下看不见一张东方面孔；除了我和这个黑人男孩，还有另外几十个人以外，其余都是白人基督徒。至于我们中间的同性恋学生，数量有多少，我毫无头绪。即便是弗鲁塞就睡在我上铺时，我也没意识到他是同性恋。后来才明白。

那个黑人说：“我叫比尔·奎因彼，这是另一位比尔，比尔·阿灵顿。我们来自克西·德尔塔[4]，无宗教派别之分兄弟会。”

“在你继续说下去之前，”我说，“我不会参加兄弟会。我打算做一个独立派人士。”

比尔·奎因彼大笑起来。“我们兄弟会的大部分成员，都不想加入兄弟会。我们兄弟会大部分成员的想法，和校园里普通的男生不同。他们反对歧视，不像有的人，能在良心上容忍自己加入的兄弟会出于种族或宗教原因把别人排除在外。在我看来，你是属于持这类想法的人。我说错了吗？”

“老兄，我很感谢你的来访，但我没打算加入任何兄弟会。”

“我能问一下为什么吗？”他说。

“我情愿独来独往，专心向学。”我说。

奎因彼又笑了起来。“瞧，又来了，我们兄弟会的大部分人都情愿独来独往、专心向学。为什么不到我们这儿来参观一下？我们绝对不是温斯堡那种传统的兄弟会。假如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我们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群体——一群边缘人，因为和任何派别内的人合不来、和他们没有共同爱好，所以凑在一起。我觉得，在我们这样一个兄弟会里，你会有回到家的感觉。”

接着，另一个比尔大声开口，说的话与前晚桑尼·考特勒对我讲的如出一辙。“一个人在这个校园里独来独往，会感到十分孤独的。”他说。

“我愿意冒这个险，”我说，“我不怕落单。我有一份工作，有我的学业，没剩多少时间顾影自怜。”

“我喜欢你，”奎因彼温厚地笑着说，“我喜欢你的笃定。”

“你们兄弟会中一半的人，”我说，“都有这份同样的笃定。”我们三人一块笑了起来。我喜欢这两位比尔。我甚至对身属一个有黑人成员的兄弟会的想法有所动心——那会显得与众不同，特别是当我把他带回纽瓦克家中，参加梅斯纳家族的感恩节大餐时——可尽管如此，我还是说：“我不得不告诉你们，除了学业，我不想考虑别的事。我顾不过来。一切以学业为重。”此时，我心里想的，与我时常所想的，尤其是在从朝鲜传来的消息格外惨烈的日子里所想的一样，是如何作为毕业典礼上致辞的优秀学生代表，毕业后能从运输队调到军事情报处。“那是我来这儿的目的和我计划要做的事。不管怎样，还是谢谢你们。”

那个星期天上午，当我照例每周拨打受话人付费电话到新泽西家中时，惊讶地发现，我父母知道桑尼·考特勒来找过我。为防止父亲的干涉，打电话时我尽可能不把自己的事告诉家里。大部分时候，我只说自己健健康康，一切都好，让他们放心。对我母亲来说，这已经足够，但我父亲始终会追问：“那别的事呢？你还干些什么？”“学习。学习，还有周末在旅馆打工。”“你有什么娱乐消遣吗？”“没有，真的。我不需要消遣。我没有时间。”“有女朋友了吗？”“还没有。”我会说。“你要小心。”他会说。“我会的。”“你知道我的意思。”他说。“嗯。”“你不会想要惹上什么麻烦吧。”我笑着说：“我可不想。”“像那样一个人独来独往——听起来让我觉得不妙。”我父亲说。“我一个人很好。”“可如果你犯了错，”他说，“没人在旁给你提点，了解你的处境——那怎么办？”

那就是标准的对话，中间贯穿了他频频不断的咳嗽。然而这个星期天上午，他一接起我的电话就说：“哦，我们得知你见过考特勒那小伙子了。你知道他是谁，知道吗？他的阿姨住在纽瓦克这儿。她嫁给史贝克托，集市街那家办公用品店的老板。他的叔叔是史贝克托。当我们说起你在那儿时，她告诉我们，她娘家姓考特勒，她哥哥一家住在克利夫兰，她的外甥上的是同一所大学，他是犹太兄弟会的会长，还是兄弟会联盟的主席。一个犹太人，当上兄弟会联盟的主席。很了不起吧？唐纳德。唐纳德·考特勒。他们叫他桑尼，对吗？”“对，”我说。“所以他来过——太棒了。他是篮球队的明星，我听说，而且是优秀学生之一。那么，他和你说了什么？”“他宣传了一番他的兄弟会。”“还有呢？”“我说我对兄弟会的活动不感兴趣。”“可他阿姨说，他是个很出色的男孩。成绩全是A，和你一样。而且相貌英俊，我听说。”“帅呆了，”我有气无力地说，“梦中情人。”“那么说是什么意思？”他反问道。“爸爸，别再派人来找我。”“可你孤身一人在外地。你到的时候，他们分配给你三个犹太室友，而你做的第一件事，是搬出去不和他们住，找了个非犹太人做室友。”“艾尔文是个理想的室友。安静、体谅、整洁，而且很用功。我找不到比他更好的。”“我相信，我相信，我对他没有意见。但另一方面，考特勒那小伙子来过……”“爸爸，我不想再讨论这个问题。”“可我怎么知道你过得如何？我怎么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可能什么都干得出来。”“我只做一件事，”我斩钉截铁地说，“我学习，我上课。我每个周末在旅馆挣十七八块钱。”“在那样一个地方，交些犹太朋友，有什么不对？有个人一块吃饭，一块去看电影……”“哎，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在十八岁的年纪？”“爸爸，我现在要挂电话了。妈妈呢？”“噢，亲爱的。”“我要挂了。我下星期天打电话给你。”“可考特勒那小伙子的事……”那是我听到他说的最后的话。

虽然八字还没一撇，但的确有一个女孩，引起我的注意。她和我一样，是二年级转学生，人长得苍白纤细，一头深褐色的头发，外表让我觉得冷漠自信、拒人千里之外。她选修了我上的美国历史课，有时就坐在我旁边，但由于我不想冒险，遭她回绝说别去打扰她，所以还没鼓起勇气朝她点头打招呼，更别提与她搭讪了。一天晚上，我在图书馆看见她。我正坐在楼上书库的一张桌前，从那儿可以俯瞰整个主阅览室；她坐在主阅览室那层的一张长桌旁，埋头从一本参考书里抄笔记。有两样东西把我迷住了。一样是她秀发中间的分缝。以前我从未对某个人头发的分缝如此缺乏抵抗力。另一样是她的左腿，搭在右腿上，有节奏地上下晃动。她的裙子，依其样式，垂到小腿肚中间，但从我坐的地方，仍能看见那条腿在桌子底下不停地摆动。她坐在那儿，保持那个姿势，足有两个小时，一刻不停地抄写笔记。那段时间里，我唯一做的事，是盯着她头发被一道笔直的发线分成两半的样子，以及她从未停止过的上下摆动的腿。我并非第一次想知道，对一个女孩来说，那样摆腿是什么感觉。她全神贯注在她的作业上，而我，带着一个十八岁男孩的心绪，沉浸在想伸手沿着她裙子向上抚摸的念头中。我压抑住想冲到厕所去的强烈欲望，因为害怕如果我这么做，可能会被图书管理员或老师甚至某个诚实正直的学生逮到，被开除出校，最后落得去朝鲜当一名步兵。

那晚，我不得不在书桌前坐到两点——把鹅颈管台灯扭低，不让刺目的灯光照到睡在上铺的艾尔文——完成因为被那个褐发女孩摇晃的腿迷得神魂颠倒而没有做完的作业。

即便我有胆躲到图书馆厕所的某个隔间里暂时发泄我的欲望，我约她外出时发生的事，还是超出了当时我若在厕所里能有的想象。温斯堡管理女生作息的规定，倘若加在我身上，我父亲一定不会反对。所有女生，包括四年级的，晚间无论什么时候离开宿舍，进出都要登记，即使去图书馆也一样。平日她们不能在外逗留到九点以后，周五和周六晚上不能超过十二点，当然，也绝不准她们进男生宿舍或兄弟会会所，除了有年长女伴在场的活动以外。男生亦不准进女生宿舍，要接女朋友，只能在狭小的会客室里，坐在套着摩擦轧光印花棉布套子的沙发上等，楼下的管理员会用内线电话传呼她；男生必须出示学生证，管理员会记下上面的姓名。由于除了四年级生外，其他学生都不得在校园里有车——在一个以中产阶级学生为主体的大学里，只有少数几个四年级生的家庭有能力提供一辆车或出得起车的保养费用——几乎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一对学生恋人单独相处。有的去校外镇上的墓园，靠着墓碑乃至躺在坟墓上玩性爱游戏；其余的，趁看电影时，得逞他们能得逞的一丁点儿；但大部分时候，结束夜晚的约会后，在幽暗漆黑、容纳了三栋女生宿舍楼的四方院内，女生被按在树干上，学校宿舍规章企图防止的部分不端行为，在装点校园的榆树林中上演。大抵无非是隔着几层衣服摸索抚弄，但在男生中间，即便这一点微薄的满足，也唤起无止境的激情。由于进化学排斥未能有高潮的爱抚，盛行的这种性模式，在生理上也许是种酷刑。被延长的兴奋，得不到高潮时的宣泄，把男青年憋得像瘸子般步履蹒跚，直到令睾丸饱受折磨的那种灼热、剧烈、纠结的疼痛，又名蛋疼[5]，慢慢退却消失。在温斯堡周末的夜晚，蛋疼成了惯例，让几十个男生约莫在十点到午夜之间遭殃，而射精，那最愉悦和自然的疗法，在一个学生一生力比多巅峰期的性爱大业中，是永远无法实现、永无前例的事。

约奥丽维娅·赫顿出来的那晚，室友艾尔文把他那辆黑色的拉萨尔借给了我。这是平日我不打工的一个晚上，因此，我们必须早点出发，让她可以在九点以前回到宿舍。我们开车到蜗牛餐厅，那是桑达斯基县最高档的饭店，沿酒溪往南，离学校约十英里。她点了蜗牛，是招牌菜，我没有点，不仅因为我从来没吃过而不能想象去吃，也因为要尽量降低开销。我带她去蜗牛餐厅，因为她看似成熟优雅，第一次约会不适合在猫头鹰咖啡店，那儿，一个汉堡、一份薯条和一杯可乐，加起来不到五十美分。此外，尽管我在蜗牛餐厅感到不自在，但在猫头鹰咖啡店，更让我觉得别扭，那里的客人，通常与他们自己兄弟会或姐妹会的会员一起挤在卡座里，依我判断，他们多是在谈论上周末或这周末的社交活动。在威拉德端盘子时，我已经受够了他们和他们的谈天说地。

她点了蜗牛，我没点。她来自克利夫兰富裕的郊区，我不是。她的父母离异，我的父母没有，也不可能那样。她由于某些与她父母离异有关的原因，从曼荷莲[6]转回俄亥俄，或者她是这么说的。她甚至比我在课堂上见到的更加美艳动人，之前，我从来没有那么长时间直视过她的眼睛，看清它们的大小。没有注意到她的肌肤如此晶莹剔透。也不敢长时间盯着她的嘴，直至发现她的上唇有多丰满，发现当她说出某些单词、某些以m、w、wh、s或sh开头的单词时，它向前噘出的样子是多么挑逗。例如普通表示肯定的“Sure”，在奥丽维娅的发音里，好像与“purr”押韵，而我，则把它发成与“cure”同韵。

我们聊了大概十或十五分钟后，她竟把手伸过桌子，摸摸我的手背。“你怎么这么紧张，”她说，“放松些。”

“我不知道怎么放松。”我说，虽然我想把它当成一个轻松自嘲的玩笑，但说的恰恰是实话。我总在和自己较劲，总在追求一个目标。送货、拋鸡、清洗肉案、成绩拿A，为的是绝不令我父母失望。把球棒握得短一点，为的是能刚好击到球、让它落在对方球队的内野手和外野手之间。转学离开罗伯特·崔特，为的是摆脱父亲无可理喻的管束。不参加兄弟会，为的是一心专注学业。拼死参加预备役军官训练营，为的是不落得死在朝鲜的下场。现在，目标是奥丽维娅·赫顿。我带她去一家花掉我几近一个周末一半收入的饭店，因为我想让她觉得我和她一样，是个精于世故、高雅有品位的人。与此同时，几乎在晚餐还没开始前，我就希望它结束，让我可以载着坐在车前座的她，到某个地方停下，抚摸她。迄今为止，我的性欲极限是抚摸。我在高中时摸过两个女孩。每个都是和我交往了近一年的女友。只有一个愿意回抚我。我必须抚摸奥丽维娅，因为假如我要在大学毕业、入伍前摆脱童身，抚摸她是唯一可循的途径。还有——还有另一个目标：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几年中，清规戒律的束缚依旧死板苛刻地主导着中西部一所二流小型大学的校园生活，我仍决心要在死前尝受一下性爱。

吃完晚饭后，我驶出校园，开到小镇边界，停在镇公墓旁的马路上。已经稍稍过了八点，还有不到一个小时时间，我就要把她送回宿舍，让她在夜晚锁门前走进门内。我不知道还可以停在别的什么地方，尽管我害怕巡逻旅馆后巷的警车会开着大灯，在艾尔文的车后停下，走来一个警察，用手电照着前座，问她：“没事吧，小姐？”那是警察办事时说的话，在温斯堡，他们时时刻刻在办事。

因此，当我熄灭引擎转身吻她时，我担心的，有警察，还有不早的时间——八点十分。她一点没有大惊小怪就回吻了我。我命令自己：“避免遭拒——就此打住！”然而这个指令毫无意义，同时，我勃起了。我小心翼翼把手滑入她衣下，解开她上衣的扣子，把手指移到她的胸罩上。我开始隔着胸罩爱抚她，她的反应是把嘴张得更大，继续亲吻我，增加了舌头的挑逗。在一条没有灯光的马路上，车里只有我一个人，我的手在某人的上衣里游走，她的舌在我的嘴里滑动，就是那条孤零零长在她黝暗的口腔里的舌头，此刻仿佛成了器官中最淫乱的一个。在那一刻前，我的嘴里除了自己的舌头，根本没有谁的舌头进来过。仅仅那样，就差点让我射了。仅仅那样，就的确已经足够了。但她允许我进一步索求的飞快速度——和那吐弄、抽吸、游动、舔舐牙齿的舌头，宛若剥去皮肤的身体——刺激我试探性地把她的手轻轻移到我的裆部。又一次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没有斗争。

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我事后几个星期都百思不得其解。即使死了，像我现在这样，而且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多久，我还是想拼命重建起当时盛行于那座校园的道德观，概述为逃避那些道德习俗而费尽周章的努力，是它们，引发了一连串不幸，导致我在十九岁时身亡。即使现在（如果“现在”可以用来表达任何跨度的时间），脱离肉体的存在，活在这里的我（如果“这里”或“我”可以表示任何意思的话），只剩下记忆（如果“记忆”，严格地说，是无所不包、使我得以继续是“我自己”的媒介），我仍在苦苦思索奥丽维娅的举动。难道这就是来生的意义，把生命中的某个细枝末节涂抹得模糊不清？谁能想象，一个人会永远记得生命中的每个瞬间乃至最微小的细节？或者有没有可能，只有来生才是属于我的，诚如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每段来生亦然，每一个都是一枚不朽的来生的指纹，有别于其他人的？我分辨不出。一生中，我只知道发生了什么，死后，这些什么变成过去。人不只活着时受到今生的羁绊，离开以后仍困在今生里。或又是，也许是我，只有我一个人这样。谁可以告诉我？如果我意识到，死亡不是无止境的虚无，而是由恒久处于反思中的记忆组成，它会不会减少几丝恐惧？虽然这种永久不断的回忆，也许只是遗忘的前奏。作为一个无信仰的人，我猜想来生里没有时钟、肉身、大脑、灵魂、上帝——没有一切有形有态有质之物，绝对地分解消散。我不知道，那非但不是没有回忆，而且回忆即是一切。我也无从知道，我的回忆是持续了三个小时，还是一百万年。在这里，被遗忘的不是记忆——是时间。它无休无止——因为同样，来生里无睡无眠。除非完完全全沉睡，否则，永远逝去的过往，通过梦境，永远伴随逝者。但无论是梦或不是梦，思考的只有过去的往事。那让“这里”变成地狱，还是天堂？比遗忘更好，还是更糟？你以为，至少在死亡里，不确定性会消失。但由于我无法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处于什么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维持了多久，不确定性仿佛持久不息。这一定不是宗教想象中广阔的天堂，我们全体好人又齐聚在一起，无比幸福快乐，因为死神之剑不再悬于我们头顶。确切地说，我也严重怀疑你能死在这里。显然，你在这里不能向前走。这儿没有门。没有昼夜。唯一的方向（这会儿？）是往后。审判永无止境，但不是因为有某个神要审判你，而是因为你的行为无时无刻不喋喋不休地在受到你自己的审判。

如果你问这怎么可能——基于记忆的记忆，什么都没，只有记忆——当然，我无法回答，不是因为某个“你”或某个“我”，如同某个“这里”和某个“现在”一样，都是不存在的，而是因为一切的存在都是回想起来但未还原的过去，请注意，不是直接在感官领域的重温，而仅仅是重播。还有多少我可以唤起的过去？在一个没有钟点的世界里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对自己复述自己的故事，脱去肉身、潜藏在记忆之穴里，我觉得自己仿佛已经这样过了一百万年。它果真会一味地继续下去吗——永远只有我这微不足道的十九年，别的都缺席，我这微不足道的十九年，不可避免地在这里，持之以恒地呈现，而使这十九年实实在在存在过的一切，让一个人真正置身其中过的一切，却停留在遥远、遥远的幻影中？

我当时无法相信——荒唐到我现在仍无法相信——接下来的事之所以发生，是出于奥丽维娅本人的意愿。在我还活着的一九五一年，在一个世纪刚过半、美国第三度卷入战争之际，那样的事不该发生在一个循规蹈矩长大的男孩和一个知书识礼、有良好教养的女孩之间。诚然，我永远不会相信，发生的事可能与她发现我外表迷人有关，更别提撩起欲望了。什么样的女孩，会被温斯堡学院的某个男生“撩起欲望”？起码，我从未在温斯堡、纽瓦克或别处的女生中听闻过有这种感觉。据我所知，女孩子不会像那样为情欲所动；刺激她们的是种种限制、禁令和公开的禁忌。所有这些，最终助长了绝大多数与我同时代在温斯堡就读的女大学生的首要志向是：找个年轻可靠的工薪族，重建起因上大学而暂别的家庭生活，并且越快实现越好。

同样，我也不会相信奥丽维娅做出她所做的事，是因为她喜欢那样做。即使对一个像我这样思想开放、理智包容的男生来说，这种想法也过于骇人。不，发生那样的事，只可能是她哪里不对劲的结果，虽然不一定是道德或智力上的缺陷——课堂上，她给我的印象是，心智比任何一个我认识的女孩都更卓越；晚餐时，没有什么令我相信，除了从头到尾的端庄体面，她还有另一面性格。不，她的行为一定是某件反常的事造成的。“因为她父母离异”，我告诉自己。没有其他缘由可以解释一个如此神秘深奥的谜团。

事后，当我回到宿舍时，艾尔文还在学习。我把拉萨尔的钥匙还给他，他一边收下，一边继续在他的一本工程学课本上划重点。他穿着睡裤和汗衫，身旁四个空可乐瓶立在书桌上。到午夜收摊前，他至少又喝掉了四瓶。对于他没问起我约会的事，我不觉惊讶——他自己从来不约会，也从不参加兄弟会的社交活动。在辛辛那提时，他是高中的一名摔跤手，但上大学后，为攻读工程学位，他放弃了体育。他的父亲在俄亥俄河上有一家拖船公司，他计划将来有一天接替他父亲掌管公司。为达成这个目标，他甚至比我还一心一意。

可我怎么做得到洗漱一下、套上睡衣、上床睡觉，不对任何人提起发生在我身上的、如此非比寻常的事？不过，我原本是打算那么做的，而且几乎成功在望，直到在床上躺了约莫一刻钟，艾尔文依旧伏在桌上学习，我直起身宣布：“她给我吹箫。”

“嗯哼。”艾尔文一边说，一边专注地看书，头也没转一下。

“我被吸得射了。”

“嗯。”艾尔文适时开口，缓缓吐出那个音节，表示无论我脑中在想接下去要说什么，他的注意力都将继续停留在他的功课上。

“我都没提出要求，”我说，“我做梦都没想过要求这个。我甚至一点都不了解她。而她就给我吹箫。你有听说过那样的事吗？”

“没有。”艾尔文回答。

“因为她父母离异的缘故。”

这时，他转过头来看我。他圆脸大头，五官标准得仿佛是依照小孩在万圣节南瓜上镂刻的鼻眼为模板。总的来说，他的个性走的完全是功利主义的路线，看起来不像我，不必密切监视自己的情感冲动——换言之，看自己有没有什么难以控制的本性需要注意。“她告诉你的？”他问。

“她什么都没说。仅仅是我的猜测。她只是做了。我把她的手拉到我的长裤上，接着她自己，在我什么也没干的情况下，解开我的拉链，把那话儿拿出来，放进嘴里。”

“喔，我真为你高兴，马库斯，不过如果你不介意，我还有功课要做。”

“我要谢谢你的车。没有车，这件事不可能发生。”

“开得还好吗？”

“好极了。”

“应该是。刚上过油。”

“她以前一定有过经验，”我对艾尔文说，“你不觉得吗？”

“有可能。”艾尔文回道。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明白。”

“我不知道应不应该再见她。”

“你自己看着办。”他用决绝的口气结束谈话，于是，我闷声不响躺在床上，为了独自想清楚怎么看待奥丽维娅·赫顿，难以成眠。为什么降临在我身上的这等福祉，亦成了这样一种负担？我，本应是整个温斯堡最称心如意的男人，反倒成了最迷惑、不知所措的那个。

尽管我独自回想，觉得奥丽维娅的行为不可思议，但当她与我一同现身历史课，像往常一样相邻而坐，我立刻又想起她做过的事以及我的反应，愈发觉得她的行为匪夷所思。在车里，我目瞪口呆，直挺挺坐在座位上，低头看着她的后脑勺在我的大腿间移动，仿佛在观看谁对别人而不是对我做这件事。并非我以前看过这种事，除了在零星的“色情画刊”里——由于在数百名饥渴的男生手中传来传去，边缘总是破破烂烂，看上去又脏又旧——在一个高中班级底层，那始终属于叛逆的小孩珍爱的家当之一。让我瞠目结舌的是奥丽维娅难以揣摩的复杂心思，还有她投入的那份执著与专注。她怎么知道要做什么，或该怎么做？假如我射了，那似乎是从第一刻起就极有可能发生的事，会怎么样？我应不应该提醒她——假如有充裕的时间提醒她的话？我应不应该礼貌地射进我的手帕里？还是飞快打开车门，把它喷在墓园的街道上，而不是我们任何一人的身上？对，就那么办，我心想，喷到街道上。可显然，我不能。绝对无法想象射在她嘴里——射在除了空气、纸巾或脏袜子以外的任何东西里——这一巨大的诱惑，大得让一个新手无法抗拒。而奥丽维娅，她什么也没说。

我能得出的全部结论是，对一个父母离异的女孩来说，无论她做什么或对她做什么，她都无所谓。要过一段时间我才领悟到这一点，诚如最终（一千年以后也说不定），无论我做什么，对我来说，可能也都无所谓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没再约她出来。下课后，当我们鱼贯走入走廊时，我也没有再试图与她说话。后来，一个寒冷的秋日上午，我在学生书店撞见她。我不能说自己没在期望会于哪里撞见她，虽然事实上，当我们在课堂上相遇时，我甚至假装无视她的存在。每次当我在校园里转过一个转角时，我期待的不仅是看见她，而且听见自己对她说：“我们一定得再约会一次。我非见你不可。你只属于我，不能属于其他任何人。”

她身穿一件驼毛大衣和高筒羊毛袜，红褐色的头发上戴了一顶暖和洁白的羊毛帽，顶上有颗软软的红毛球。她刚从屋外进来，脸颊红扑扑的，有点流鼻涕，她看着根本不像一个会给人吹箫的女孩。

“嗨，马克。”她说。

“哦，啊，嗨。”我说。

“我那么做，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你。”

“对不起，什么？”

她摘下帽子，甩开头发——又浓密又长，额前垂着几缕没有剪短的鬈发，与校园里绝大多数其他女生的发型一样。

“我说我那么做，是因为我喜欢你，”她对我说，“我知道你不解。我知道那是我失去你音讯、是你在课堂上对我视而不见的原因。所以，我在帮你解答。”她开启双唇，嫣然一笑，而我想的是，她用那对嘴唇，在没有我的恳求下，完全自愿地……然而害羞的那个人却是我！“还有别的疑惑吗？”她问。

“哦，没有，没问题。”

“不，有。”她说，她此时眉头深锁，每次表情一变，她的美也跟着变化。她不是单一一个漂亮女孩，她是二十五个不同的漂亮女孩的组合体。“你距我千里之遥。不，你有问题，”她说，“我喜欢你的严肃。喜欢你吃饭时的成熟稳重——或者说是我认为的成熟稳重。我开了个玩笑，但其实，我喜欢你的紧张。之前我从来没遇到过一个那么紧张的人。我喜欢你的样貌，马库斯。现在仍是。”

“你曾和别人做过那事吗？”

“我做过，”她说，没有一点犹豫，“没有人和你做过吗？”

“没有，连影子都没有。”

“所以你觉得我是个荡妇。”她一边说，一边又皱起眉。

“绝对不是。”我赶紧向她保证。

“你在撒谎。所以你不愿和我讲话。因为我是个荡妇。”

“我怔住了，”我说，“仅此而已。”

“你没想过，我也同样吃惊吗？”

“但你之前有过经验。你刚刚告诉我你做过。”

“这是第二次。”

“第一次时你吃惊吗？”

“那是我在曼荷莲时。在阿默斯特的一个派对上。我喝醉了。整件事不堪回首。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一直在喝酒。这是我转学的原因。他们暂令我退学。我在一家医院住了三个月，戒酒。我不再喝酒。不再喝任何含酒精的饮料。我永远不会再喝。这次做的时候，我没有醉。我没有醉，没有疯。我想为你那么做，不是因为我是荡妇，是因为我想为你那么做。我想把它给你。你难道不懂吗，是我想把它给你？”

“我似乎不懂。”

“我——想——给——你——你——要——的。听不懂那些词吗？它们几乎每个都是单音节词。上帝啊，”她气愤地说，“你到底怎么了？”

下一次我们一同上历史课时，她选择坐在教室后面的位置，让我看不到她。既然我知道了她不得不离开曼荷莲的原因是酗酒，知道她当时必须入院三个月戒酒，我甚至有了更坚定的理由要远离她。我不喝酒，我的父母也基本不喝，我干吗要和一个还不到二十岁就已经有过入院戒酒经历的人搅在一起？然而，虽然我说服自己，一定不能再和她有任何瓜葛，我还是通过校内邮件，寄了一封短信给她：

亲爱的奥丽维娅：

你认为由于那晚车里发生的事，所以我冷落你。其实不是。诚如我解释的，因为我以前从来没遇到过类似那样的事。就像以前从来没有女孩对我说过类似你在书店说的那些话。我交过女朋友，我喜欢她们的外表，夸她们有多漂亮，但没有一个女孩对我说过，她喜欢我的样貌，或表达出对我其他任何方面的爱慕，直到你出现。我和以前认识的女孩，没有这样相处过，也没听说过这种事——这是仅当你在书店说出你的想法后，我才有的一番人生领悟。你和我认识的任何人都不一样，你怎么都不可能被叫作荡妇。我觉得你非凡出众。你美丽、成熟，我承认，你远远比我阅历丰富。是那让我受了打击。

我一蹶不振。请原谅我。上课时和我说声嗨吧。

马克

可她什么也没说；她甚至不朝我这边看一眼。她不想继续和我有任何关系。我失去了她，不是因为她父母离异，我意识到，而是因为我父母没有离异。

不论多少次我告诉自己，没有她我过得更好，告诉自己，她的酗酒和她给我吹箫是出于同样原因，但我还是止不住地想她。我担心她。我变得和我父亲一样糟。我成了我父亲。我没有把他留在新泽西，我陷在他的惶恐中，被不安的预感逼得精神错乱；我变成了在俄亥俄的他。

我打电话到宿舍，她不接我的电话。下课后我企图邀她与我说说话，她径直走开。我又写了封信：

亲爱的奥丽维娅：

与我说说话。看看我。原谅我。我比我们遇见时长了十岁。我现在是个男子汉。

马克

由于最后那三个字里所带的几分幼稚——幼稚、哀求、虚假——我把信揣在口袋里，过了快一个星期，才投进宿舍地下一层校园邮件箱的投信口。

这是我收到的回信：

亲爱的马库斯：

我不能见你。你只会再度离我而去，这一次，当你看见那道横贯我手腕的疤痕后。如果约会那晚你已经看见，我会坦白向你解释。我准备好要那么做。我没试图掩盖什么，但碰巧，你没有注意到。那是剃刀留下的疤痕。我在曼荷莲企图自杀。那是我住院三个月的原因。在堪萨斯州托皮卡市的梅宁杰医院。梅宁杰精神病院疗养所。告诉你，这是它的全名。我父亲是位医生，他认识那儿的人，所以家人把我送去那里接受治疗。我在喝醉时拿起了剃刀，但其实我想那么做，已经想了很久，一直以来，我如同行尸走肉，只是从一个课堂走到下一个课堂，表现出自己好像还活着的样子。如果我清醒的话，也许就成功了。因此，为十杯黑麦威士忌与姜酒三呼万岁吧——因为它们，我才活到今天。因为它们，还有我的无能，什么事都做不成。连自杀都办不到。我甚至无法通过那种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我就是这样，喜欢自怨自艾。

我不后悔我们做过的事，但我们绝不能再继续下去。忘了我，走你自己的路吧。这儿没有一个人像你一样，马库斯。与其说你变成了男子汉——其实你有生以来一直都是。我无法把你想象成一个“小孩子”，即便在你的确是个孩子的时候。当然，肯定和这里的小孩子不一样。你不是个泛泛之辈，不应该待在这里。如果你能挨过这鬼地方的刻板保守，你会有一个辉煌的未来。你到底为什么会来温斯堡？我来这儿，是因为它够保守——据说那会把我纠正成一个正常的人。可你呢？你应该在索邦攻读哲学，住在蒙帕纳斯的一间阁楼里。我们两人都应该那样。别了，英俊的男子汉！

奥丽维娅

我把信仔仔细细读了两遍，虽然有一堆夸赞我的话，但读完后，我大声喊道：“这儿没有一个人像你一样！你也不是泛泛之辈！”我看过她用她的派克五十一系列自来水笔在课堂上抄写笔记——一支棕红两色的玳瑁钢笔——但之前从没见过她的笔迹，没见过她怎么用那支钢笔笔尖签下她的名字[7]，那个写得窄窄扁扁的“O”，两个“i”上的圆点，点在出奇高的位置，还有“a”最后那条修长、优雅、上挑的尾巴。我把嘴贴到信纸上，亲吻那个“O”。吻了又吻。接着，我忍不住伸出舌尖，开始舔舐签名上的墨水，像一只趴在牛奶碗旁的猫，耐心地舔啊舔，直到再也看不出是“O”、“l”、“i”、“v”、第二个“i”以及“a”——舔到那条上挑的尾巴完全消失为止。我饮下她的字迹。我吃掉她的名字。我竭力克制，不把整封信都吞下去。

那天晚上，我无法专心做功课，注意力仍集中在她的信上，把它翻来覆去地读，从头读到尾，从尾读到头，从“英俊的男子汉”开始，读到“我不能见你”结束。最后，我打断伏案学习的艾尔文，问他愿不愿意读读这封信，告诉我他的想法。毕竟他是我的室友，我整天和他在一块学习睡觉。我说：“我从未收到过像这样的信。”那是我生命最后一整年里，一再重复的困惑之语：以前从未有过像这样的什么。把这么一封信给艾尔文——想要在俄亥俄河上经营拖船公司的艾尔文——显然是个天大的、愚蠢至极的错误。

“这就是那个给你吹箫的？”他看完信后说。

“嗯——是。”

“在车里？”

“喔，你知道——是的。”

“太棒了，”他说，“我就想找个那样的婊子，在我的拉萨尔里割腕。”

他把奥丽维娅叫作婊子，这让我恼羞成怒，我当即决定要找个新房间和新室友。我花了一个星期，找到一间空房，在尼尔楼顶层，那是校园里最古老的学生宿舍，可以追溯到学校初建、作为浸礼会神学院的时候。虽然外部有火灾逃生楼梯，但这栋建筑常常被认为是“逃不出的火坑”。我找的那间房，在我再度向男生部主任的秘书递交相关申请、搬进去之前，已经空置了数年。房间很小，位于木地板嘎吱作响的走廊尽头，有一扇又高又窄的老虎窗，看上去好像自尼尔楼建成以后就没清洗过，那是内战结束后的第二年。

我想在不必与艾尔文碰面、向他解释我为什么搬走的情况下，收拾、离开我在詹金斯楼的房间。我想消失，永远不用再忍受他的那些沉默。我受不了他的沉默，受不了他纡尊降贵开口时的有一搭没一搭——以及他说话时多么为难勉强的语气。我没觉察到，其实在他把奥丽维娅叫作婊子以前，我已经有多讨厌他。打不破的沉默，令我以为他是出于某些原因不喜欢我——因为我是犹太人，因为我不是工科生，因为我不参加兄弟会，因为我对捣鼓汽车引擎或驾驶拖船不感兴趣，因为我不是这样不是那样——或者他压根不在乎有没有我这个人。的确，当我有求时，他把他珍爱的拉萨尔借给我，一时间，这似乎暗示我们之间的同窗情谊超过他能够或愿意在我面前表露的，或可能只是他还算足够有人性，有时会做出一些意想不到的慷慨之举。但另一方面，他把奥丽维娅叫作婊子，为此我对他感到不齿。奥丽维娅·赫顿是个了不起的女孩，不知怎的在曼荷莲变成酒鬼，可悲地想用一把剃刀结束自己的生命。她不是婊子。她是烈女。

那天中午，当我还在收拾两个行李箱时，艾尔文意外地出现在房间里，他紧挨着从我身旁走过，拿起他书桌一角的两本书，转身朝门外走去，像往常一样，什么话都没说。

“我要搬了。”我告诉他。

“哦？”

“哦，操你的。”我说。

他撂下书，一拳打在我的颌骨上。我觉得自己快昏厥过去，继而感到好像恶心想吐，我捂着脸上被他打的部位，检查自己有没有流血、骨折或被打落牙齿，并眼睁睁看他拾起书走了出去。

我不懂艾尔文，不懂弗鲁塞，不懂我父亲，不懂奥丽维娅——我不懂任何人任何事。（我人生最后一年的又一大主旋律。）一个如此美丽、如此聪慧、如此懂事的女孩，为什么会在十九岁时想要寻死？为什么她会在曼荷莲变成酒鬼？为什么她要给我吹箫？像她说的，为了“给”我些什么？不，她那么做，还有更多隐情，但也许是我无法参透的。这一切不能只归因于她父母的离异。即使能，又有什么区别？我越苦恼地思念她，就越想拥有她；我的颌骨越痛，我就越想拥有她。为了捍卫她的名声，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脸上挨了一拳，而她不知情。因为她，我要搬到尼尔楼去，她也不知情。我深爱着她，可她不知道——我自己也只是刚刚恍然大悟。（又一个主旋律：只是刚刚恍然大悟。）我爱上了一个年少时曾经酗酒的酒鬼、一个因用剃刀自杀未遂而住进精神病院的病患、一个父母离异的女孩，而且还是个非犹太人。我爱上的——或者说我只是爱上恋爱这件蠢事——正是我父亲第一晚把我锁在屋外时他臆想中那个和我睡在床上的女孩。

亲爱的奥丽维娅：

吃饭时，我其实看到了那道疤痕。不难猜出它是怎么弄上去的。我什么都没说，因为假如你不喜欢讲的话，我为什么要提呢？当你告诉我什么都不想喝时，我也推测出，你一定过去喝得太多。你信里的一切都不让人意外。

我非常愿意，如果我们能至少一起出去走一走的话——

我打算写“沿着酒溪去走一走”，但我没有，因为担心她以为，我在故意暗示她可能会跳进去。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欺骗她我有注意到那道疤痕，还进一步撒谎，说我单凭一己之力就推断出她酗酒的事。虽然每个周末在威拉德打工时，我目睹过种种醉态，但在她于信中向我袒露酗酒的事以前，我从不知道那么年轻就会变成酒鬼。至于平静地接受她手腕上的疤痕——喔，那道疤痕，约会那晚我并没注意到的疤痕，如今成了盘踞在我脑海的全部。

这一刻是否将标志着一生错误累积的开始（假如给我一生时间来犯错的话）？那时，我认为要说标志的话，它标志的是我成年期的开始。后来，我好奇这两者是不是同时发生的。我只知道都是那道疤痕造成的。我呆如木鸡。我以前从来没为任何人这样坐立不安过。酗酒史、疤痕、精神病院、脆弱、坚毅——我完全被禁锢其中，被禁锢在它的英勇中。

我继续把信写完：

历史课上，如果你愿意重新坐到我旁边，将使我能够集中精神听课。我一心想着坐在身后的你，无心思考讲课的内容。我盯着以前被你身体占据的空间，想转过身去的念头，持续不断地令我分神——因为，美丽的奥丽维娅，除了想靠近你，我别无所求。我爱你的美貌，为你窈窕的身姿而发狂。

我考虑要不要写“为你窈窕的身姿、疤痕和一切而发狂”。不把她的疤痕当一回事，是显示出我的麻木不仁，还是表现出我的成熟，不在乎那道疤痕？谨慎起见，我没有写上“疤痕和一切”，而是加了一句隐晦的附语——“由于和我室友的一点不合，我将搬到尼尔楼去”——然后用校内邮件把信寄了出去。

她没有重新坐回我身旁，而选择继续坐在教室后面，我的视线之外。尽管如此，我仍每天中午跑到詹金斯楼的地下室，去看信箱里有没有她的回信。整整一个星期，我每天看到的都是空空如也的信箱，当终于有一封信出现时，却是男生部训导主任寄来的。

亲爱的梅斯纳先生：

我注意到，你在詹金斯楼的两间房分别住了短暂一段时间后，现已搬到尼尔楼。对一个转学到温斯堡还不到一个学期的二年级生，如此频繁地更换住处，令我感到担忧。能不能请你和我的秘书约个时间，于本周内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我们需要稍微谈一谈，我相信，这对我们双方都有益。

谨启

霍维斯·D.卡德威尔

男生部主任

与男生部训导主任的谈话定于这个周三，中午礼拜式结束的十五分钟后。虽然自创立后只过了二十年，温斯堡就已从神学院变成一所无宗教派系之分的高等院校，但早期——当参加宗教仪式是一项日常惯例时——遗留下来的最后一点残余，是严格规定男女学生在毕业前，必须参加满四十次周三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举行的礼拜式。布道中的宗教内容，被淡化为——或者说伪装成——围绕某一崇高道德主题的演讲，而主讲人并不总是牧师：偶尔是杰出的宗教人士，像联合路德会美国分会的主席，但每个月也有一两次，主讲人是来自温斯堡或附近大学的教员或当地的法官、州议院的议员。不过，超过一半时间里，站在诵经台上主持礼拜的是温斯堡宗教系的系主任切斯特·多纳霍尔博士，他本身也是一位浸礼会牧师，他反复演讲的主题是“如何按照《圣经》教义进行自我评估”。有个身穿长袍的唱诗班，大约由五十名学生组成，其中三分之二是妙龄女孩，他们每个星期演唱一首基督教的赞美诗，以示礼拜的开始与结束；圣诞节和复活节时，节目以唱诗班演唱节日歌曲为主，遂成为一年中最受欢迎的两次礼拜。虽然到那时为止，学校的世俗化已经过去了近一个世纪，但举行礼拜的地点并不在学院的任何一个大会堂，而是在一座卫理公会教堂，那是镇上最气派的教堂，位于主街和校园中间，也是唯一足够宽敞、能容纳下全体学生的地方。

从对举行的地点到有关参加礼拜式的一切，我都抱持强烈的反对。我认为，为使自己能合格地从一所世俗学院毕业，必须坐在基督教教堂里、违心聆听四十五到五十分钟多纳霍尔博士或其他任何人向我布道，这不公平。我反对，不是因为我是一名恪守教规的犹太教徒，而是因为我是一名激进的无神论者。

因此，在我进温斯堡的第一个月月末，在听了多纳霍尔博士就“耶稣的榜样”进行的第二次甚至比第一次更自以为是的布道后，我从教堂直接返回学校，前往图书馆参考书区，翻阅那儿收集的大学概况手册，想转学去另一所大学，一所能继续让我摆脱父亲的监控，但不会强迫我昧着良心、聆听《圣经》废话的学校，我不能容忍自己屈从于这些废话。为了摆脱我父亲，我选了一所离新泽西十五个小时车程、鲜有巴士或火车可达、距最近的民用机场超过五十英里的学校——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将置身于那些灌输给青少年，从而深入至美利坚核心的信仰中。

为了坚持听完多纳霍尔博士的第二次布道，我发觉有必要唤起记忆里的一首歌，它的节奏铿锵有力，歌词充满战斗性，是我上小学时学的。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为培养爱国主义情操，每周集会的内容，是由我们这些儿童齐声合唱军歌：海军的《起锚》、陆军的《弹药箱滚滚向前》、空军的《让我们飞向那蓝色的远方》、水兵的《从蒙特祖玛的大厅》，[8]以及海军工程营和陆军妇女队的歌。我们还演唱一首据说是我们同盟国中国的国歌，他们正在与挑起战争的日本人作战。歌是这么唱的：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9]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前进！前进！进！

在多纳霍尔博士第二次布道的过程中，我一定把这段歌词对自己默唱了五十遍，在唱诗班演唱基督教赞美诗时，又唱了五十遍，每一遍，对组成名词“indignation”的四个音节的每一个都予以特别的强调。

詹金斯楼一楼走廊两侧排列着数个行政办公室，男生部训导主任的办公室是其中之一。这栋楼的二层和三层是男生宿舍，也就是我最初睡在柏特莱姆·弗鲁塞下铺、后搬到艾尔文·艾耶斯下铺的地方。当我从候见室走进训导主任办公室时，他从桌后走出来，与我握手。他人精瘦，肩膀宽阔，有个尖尖突出的下巴，蓝色的眼睛炯炯有神，顶着一头厚厚的银发，人高马大，近六十岁，动作却仍像年轻运动员一样敏捷灵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他是温斯堡三项运动中的体育明星。他的墙上挂着温斯堡田径队冠军的照片，桌后摆着一个立在架子上的古铜色橄榄球。办公室里唯一有的书是大学年鉴《猫头鹰之巢》，按年代顺序排列在他身后一个有玻璃门的柜子里。

他示意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一边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一边亲切地说：“我找你来，是为让我们能见个面，看看在适应温斯堡的生活上，我有什么地方可以帮你。我从你的成绩单来看——”他从桌上拿起一个我进门时他正在匆匆翻阅的马尼拉文件夹——“你大一时科科都是A。我不希望在温斯堡有任何事，对如此优异的学业成绩造成丝毫干扰。”

在我坐下吞吞吐吐说出最初几个词之前，我的汗衫已经被汗水湿透。当然，我还处在刚结束礼拜式的激动和愤怒中，不仅因为多纳霍尔博士的布道，也因为我在心中狂烈地诵唱中国国歌。“我也不希望，长官。”我回答。

我没料到会听见自己对训导主任说出“长官”二字，不过也不算太反常，因为胆怯——表现为严重的拘谨——每当我第一次必须面对一位当权者时，总会吓得不知所措。尽管我根本没有想要卑躬屈膝，但还是不得不克服一股强烈的怯意，而每一次，我都只是靠几分逾越了谈话要求的冒失直言来战胜它。一而再，再而三，结束这样的会面后，我责备自己起先的胆怯与之后为克服胆怯而表现出的不必要的坦白，发誓以后要用最简短的话回答针对自己的提问，否则就闭嘴保持沉默。

“眼前，你有发觉任何潜在的困难吗？”主任问我。

“没有，长官。我没有，长官。”

“你的课上得怎么样？”

“我相信很好，长官。”

“你有从课堂上学到所有你期望学到的知识吗？”

“是的，长官。”

严格来说，并不是这样。在我看来，教我的教授不是太古板就是太土气，在入校最初的这几个月里，我还没发现任何一位教授和我在罗伯特·崔特念大一时遇到的那些教授一样迷人、有魅力。在罗伯特·崔特教我的老师，几乎都是每天从十二英里外的纽约市通勤到纽瓦克来教书的，他们给我的感觉风风火火，富有活力和见解——他们中有些人不顾广泛强大的政治压力，是公开坚定的左派——而这些中西部的人完全不是这样。在罗伯特·崔特，我的老师中有几位是犹太人，他们易激动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对我而言并不陌生，但即使是三位非犹太人老师，讲起话来，语速也比温斯堡的教授更快、更有斗志，他们从哈得孙对岸的喧嚣热闹中给教室带来一种方方面面更尖锐、更坚定、更生机勃勃的态度，不必掩饰自己的厌恶之情。夜晚躺在床上，当艾尔文在上铺沉沉睡去时，我常会想起那些优秀的老师，我有幸在那儿遇到他们，热切地和他们拥抱，是他们引领我第一次接触到真正的知识。始料不及的怅然愁绪，几乎让我失措，我想起大一班上的朋友，像我的意大利哥们安杰罗·斯皮奈利，如今他们都离我而去了。在罗伯特·崔特，我从来没感觉到有某些旧习俗是教员中每个人都在维护的，这一点，显然与我在温斯堡每次听到拥护者歌颂他们所谓的“传统”美德时的感受截然不同。

“你有充分的社交活动吗？”卡德威尔问道，“你有四处结识其他同学吗？”

“有，长官。”

我等着他要求我把那些结识的同学罗列出来，预计接下来，他会把他们的名字记在面前的拍纸簿上——他已经在抬头手写下我的名字——把他们召进办公室，查明我说的是不是真话。然而，他的反应只是从办公桌后一张小台子上的水罐里倒了一杯水，递给桌子对面的我。

“谢谢，长官。”我抿了一小口，让水不会流错地方，搞得我咳嗽不止。此外，意识到他只听了我开头几句回答，就能推断出我有多么口干舌燥，我顿时满脸通红。

“那唯一的问题就是，你似乎在适应宿舍生活方面存在一点困难，”他说，“是那样吗？如同我在信里所说的，对于你在刚到这儿的数周内，就已经换了三间不同的房间，我有点担忧。用你自己的话告诉我，问题像是出在哪里？”

正如我知道，换房间将会是这次谈话的主题，因此前一晚，我已经编好答案。只是此刻，我记不起我原本计划要说什么。

“您能重复一遍问题吗，长官？”

“镇定点，孩子，”卡德威尔说，“再喝点水。”

我照他说的做了。我将被逐出校门，我心想。因为换了太多次房间，我将被勒令离开温斯堡。那将是最终的下场。被开除、被征入伍、被送往朝鲜、被杀害。

“你在住宿上有什么问题，马库斯？”

“在我最初分配到的房间里”——对，就是它们，这些我写下来、熟记于心的话——“三个室友中的其中一个，总是在我上床后开着他的留声机，令我晚上无法入睡。我需要睡眠，因为我要打工。这种情形让人撑不住。”我在最后一刻把昨晚练习时用的形容词“受不了”改成“撑不住”。

“可你不能坐下来，想办法定出一个他可以放留声机而又对你们两人都合适的时间吗？”卡德威尔问我，“你非搬出去不可？没有别的选择了吗？”

“是的，我非搬出去不可。”

“没有办法达成和解。”

“和他没有，长官。”我只能言尽于此，指望他也许会因为我不提弗鲁塞的名字、不把他爆出来而觉得我为人可嘉。

“你是不是常常无法与不投契的人达成妥协？”

“我想说，不是‘常常’，长官。我想说，以前没有发生过像那样的事。”

“那你第二次的室友呢？和他住在一起，似乎也不行。我说的对吗？”

“对，长官。”

“你觉得那是为什么？”

“我们兴趣不合。”

“所以，也没有妥协的余地。”

“没有，长官。”

“那么现在，你一个人住了，是吧。独自一人住在尼尔楼的屋檐下。”

“在学期进行到这个时候，那是我能找到的唯一的空房间，长官。”

“再多喝点水，马库斯。那有好处。”

可我的嘴已经不再干了。我也不再冒汗。事实上，当我想到自己从最糟的紧张中缓过神来，在这种处境下，表现出和我同龄人一样应有的处变不惊时，我被他那句“那有好处”激怒了。我感到生气、丢脸、愤恨，我甚至不想朝玻璃杯的方向看。我为什么要经受这种拷问，仅仅因为我为了使自己能够安心学习，从一间宿舍搬到另一间？这关他什么事？除了拷问我住宿的事，他没有别的更重要的事干吗？我是一个全优生——对我所有不餍足的长辈（我指的是两个人，训导主任和我父亲）来说，为什么那还不够？

“你申请加入的兄弟会呢？想来你都在那儿用餐吧。”

“我没有申请加入兄弟会，长官。我对兄弟会的活动不感兴趣。”

“那么，你觉得你感兴趣的是什么？”

“我的学业，长官。学习。”

“这固然值得赞赏。但没有别的了吗？自从你来到温斯堡后，有和任何人来往过吗？”

“我周末打工，长官。我在旅馆的酒吧间当侍应生。我必须打工贴补我父亲，满足我所需的费用，长官。”

“你不必要那样，马库斯——你可以不用称呼我长官。称呼我卡德威尔主任，或只叫我主任，如果你喜欢的话。温斯堡不是一所军事学校，这也不是世纪之交，现在是一九五一年。”

“我不介意称呼您长官，主任。”其实我介意。我讨厌。所以我才这么做！我就要用“长官”这个词，干他屁事，谁让他挑我来办公室接受这般盘问。我是一个全优生。为什么每个人觉得那还不够？我周末打工。为什么每个人觉得那还不够？甚至在享受人生第一次口交时，一边进行，我一边还忍不住怀疑，是哪里出了错，让我有此艳福。为什么每个人觉得那还不够？我到底还应做什么，来向人们证明我的优点和长处？

忽而，训导主任提起我父亲。“这儿说，你父亲是位犹太屠夫。”

“我相信不是这样，长官。我记得我只写了‘屠夫’。我在任何表格上都是那么写，我肯定。”

“好吧，你的确是那么写的。我只是猜测他是个犹太屠夫。”

“他是。但那不是我写的。”

“我承认是。不过，更确切地指出他是个犹太屠夫，没什么不对，不是吗？”

“可我写的也没什么不对。”

“我好奇地想知道，你为什么不写上‘犹太’二字，马库斯。”

“我觉得这没关系。如果有个入学的学生，其父亲是位皮肤科医生或外科整形医生或妇产科医生，他写的不就是‘持照医生’或‘医生’吗？至少我猜是那样。”

“但犹太这条，并不完全属于同一类。”

“如果您要问我，长官，我有没有在试图隐瞒我出生的宗教背景，答案是没有。”

“喔，我当然希望是这样。我很高兴听你那么说。每个人都有权利公开自己的信仰，那适用于温斯堡和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另一方面，我注意到，在‘宗教信仰’一栏下，你没有写‘犹太教’，尽管你出生于犹太家庭，依照学校尽量协助学生、让他们与信仰相同的同学住在一起的做法，你最初被分配到的是犹太人室友。”

“我在宗教信仰一栏下面什么都没有写，长官。”

“我明白。我想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因为我既不信仰这个宗教，也不信仰那个。”

“那么是什么给你提供精神支柱呢？当你需要慰藉时，你向谁祷告？”

“我不需要慰藉。我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祷告。”高中时作为一名辩手，我以把自己的观点陈述到家而著称——我做到了。“支持我的是实际存在的东西，而不是想象虚构出来的。祷告，对我而言，荒谬愚蠢。”

“是吗？”他微笑着反问，“可仍有数百上千万人在那么做。”

“一度有数百万人认为地球是平的，长官。”

“是，没错。但我可以问一下吗？马库斯，纯粹出于好奇，你是怎么走过人生的困境的——诚如我们的人生不可避免地充斥着种种考验与苦难——在没有宗教或精神的指引下？”

“我取得的成绩全是A，长官。”

那句话激起了第二个微笑，一个傲慢的微笑，甚至比第一次更让我不喜欢。此刻，冲着让我经受这等折磨，我准备好以全身心的力量对卡德威尔主任表示不齿。

“我不是问你的成绩，”他说，“我知道你的成绩。正如我已经告诉过你的，你完全有权利为此感到骄傲。”

“如果那样的话，长官，那么对于您的问题，没有宗教或精神的指引我是怎么过来的，您应该知道答案。我过得很好。”

我开始激怒他，我看得出来，而且用的，恰是对我没有一点好处的方式。

“喔，恕我直言，”训导主任说，“我不觉得你过得很好。至少，你似乎和与你合住的人相处得不是很好。看起来，只要你和室友之间一有分歧，你就打包离开。”

“用平静离开的方式解决问题，有什么错吗？”我一边问，一边听见自己在心里开始歌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不一定有错，平静地把问题解决、留下来，也一样没错。瞧你现在落得的境地——住进全校最没人愿意住的房间。一间至今许多年来没有人选择住过或被迫住过的房间。坦白说，我不希望你一个人住在那楼上。那是温斯堡最差的房间，没有比它更差的。那是一百年来最差的房间，在最差的楼层，在最差的宿舍楼里。冬天冰冷刺骨，一到初春，就变成火炉，苍蝇成群。你挑了那么一个地方，来度过你大二年级的日日夜夜。”

“我没有留下来，长官，是因为我没有宗教信仰——假如那是您转弯抹角所暗示的。”

“不然，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像我已经解释过的……”我说，同时，我脑中响起雄浑饱满的歌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在住的第一间房里，因为有个室友坚持把留声机开到很晚，还在半夜高声背诵台词，我得不到充足的睡眠；在住的第二间房里，我发现和我住在一起的那个人，其行径让我无法容忍。”

“看来，容忍这件事，对你来说有点成问题，年轻人。”

“我以前从来没听人那么说过我，长官。”我一边说，一边正在心里用英语唱出那个最美丽的单词：“In-dig-na-tion！”我突然想知道它用中文怎么说。我要学会这个词，然后走遍校园，把它高喊出来。

“看来有不少事，是你以前从来没听人说过你的，”他回道，“但‘以前’你住在家里，童年的你，身处家庭的怀抱中。现在，你是个独立的成年人，与其他一千二百个人生活在一起，除了学习拔尖，你在温斯堡这儿需要学会的，还有怎么与人相处，怎么敞开胸怀、宽容和你不一模一样的人。”

这时，在心中歌声的煽动下，我冲口而出：“那为什么不施予一点宽容给我呢？对不起，长官，我没有冒犯或顶撞的意思。但是，”让我自己震惊的是，我俯身向前，往他办公桌上捶了一拳，“我究竟犯了什么罪？的确，我搬了几次，从一间房间搬到另一间——在温斯堡大学那被视作犯罪吗？那让我变成犯人了吗？”

这时，他给自己倒了点水，喝了一大口。噢，但愿是我体恤地为他倒上一杯水，但愿是我把玻璃杯递给他，然后说：“镇定点，主任。喝点这个，你为什么不试试？”

他大度地笑了笑说：“有人说过那是犯罪吗，马库斯？你显出一种喜欢戏剧性夸大其词的倾向。这对你不好，它可能是你性格中需要反省的一点。现在和我说说，你和你家人处得来吗？你在家里和你母亲、父亲的关系好吗？我从你说你没有宗教信仰的那张表格上看到，你也说你没有兄弟姐妹。如果我认为你填写的是正确的话，你家里就你们三口人。”

“为什么会不正确，长官？”闭嘴，我对自己说。闭嘴，从这刻起，停止前进！只是我办不到。我办不到，因为喜欢夸大其词的不是我，而是训导主任：这次谈话，本身就是基于他可笑地对我选择住哪里这个问题的小题大作。“我写我父亲是屠夫，很正确啊，”我说，“他就是一名屠夫。不是只有我把他称作屠夫。他自己也自称是屠夫。是你把他称作犹太屠夫。这对我来说没问题。可不能根据那个，就表示我在填写温斯堡的申请表时有任何不实之处。我把宗教信仰一栏留空，也没有什么不对。”

“请允许我打断一下，马库斯。从你的角度看，你们三个人相处得怎么样？那是我问的问题。你、你母亲，还有你父亲——你们处得来吗？请直接回答。”

“我母亲和我的关系好极了。我们一直如此。我和我父亲也一样，自我出世以来，我们绝大多数时候都相处得很好。从我小学最后一年直至到罗伯特·崔特上学为止，我兼职在肉店帮他干活。我们和一般父子一样亲密。只是最近，我们的关系有点紧张，搞得我们两人都不愉快。”

“因为什么关系紧张，我能问一下吗？”

“他过分不必要地担心我的自主独立。”

“不必要，是因为他无缘无由吗？”

“毫无理由。”

“他是不是担心，比如，你在温斯堡与室友不合？”

“我没有告诉过他室友的事。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而且，用‘不合’的说法形容这个问题，也不恰当，长官。我不想让无关紧要的事，分散了我学习的注意力。”

“我不认为，你在不到两个月内就搬了两次住处是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我相信，你父亲也不会这么认为，如果他知情的话——而且，他完全有权利知道。首先，假如你自己只把它视作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我相信你也就不会大费周折搬家了。不过尽管如此，马库斯，自你来了温斯堡后，有和人出去约会过吗？”

我一阵脸红。“起来，不愿做……”“有。”我说。

“一两次？几次？许多次？”

“一次。”

“就一次。”

在他胆敢问我是和谁之前，在我必须说出她的名字、被迫回答一个有关我们两人间发生了什么的问题之前，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长官，”我说，“我拒绝接受这样的拷问。我不明白它的目的。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必须回答我和室友的关系、我和宗教的关系或我对他人信仰的看法这些问题。那完全是我的私事，就像我的社交生活、我怎么安排，也是我的私事。我没犯法，我的行为没有对任何人造成生理或心理的伤害，我没有做出任何侵犯他人权益的事。若说有谁的权益受到损害的话，也是我自己的。”

“请再坐下，把你的想法说清楚。”

我坐下，这次，我主动从玻璃杯里喝了一大口水。现在，事情开始超出我能控制的范围，然而，错的是他，对的是我，我怎么可以投降？“我反对，为了获得学位，毕业前我必须参加满四十次礼拜式，长官。我看不出学校有什么权力，可以强迫我去聆听一个牧师布道，不管他信仰什么，哪怕只是一次，或强迫我去聆听祈求基督神灵的基督教赞美诗，哪怕只是一次。鉴于我是个无神论者，老实说，我极其反感这些有组织性的宗教活动和信仰。”此刻，我虽然感到心头发虚，但还是控制不住自己。“我不需要专职的道学家用布道来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也根本不需要任何上帝来告诉我怎么做。我完全有能力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不用相信那些无法证实的信仰，我既不会轻信，而且在我看来，那就像大人给小孩子讲的童话，毫无事实根据，就和相信圣诞老人一样。卡德威尔主任，我想你一定熟悉伯特兰·罗素的著作。伯特兰·罗素，英国著名的数学家和哲学家，去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使他获得诺贝尔奖的文学作品之一，是一篇广为传诵的散文，最初是他一九二七年发表的一篇演讲，题目为《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您熟悉那篇散文吗，长官？”

“请再坐下来。”训导主任说。

我按他对我说的做了，但我说：“我问的是，您是否熟悉伯特兰·罗素这篇非常重要的散文。我猜答案是否。噢，我对它很熟悉，因为在担任高中辩论队队长时，我要求自己把文中大段大段的内容记诵下来。我至今仍没忘记，我向自己保证，永远不会忘记。在这篇散文和其他同类文章中，罗素反对的不仅是基督教里上帝的观念，而且是世界上所有各大宗教里的上帝的观念，罗素认为，每个上帝的观念，都是虚假并有害的。如果您愿意读读他的散文，并且我强烈要求您带着一种无偏见的开放态度去读，您会发现，伯特兰·罗素，全世界最杰出的逻辑学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和数学家，他利用逻辑推理，不容争辩地破除了本原论、自然法则论、意匠论、神明道德论和伸张正义论。给您举两个例子。第一，就本原论为什么不成立，他说：‘如果说万物都有起因，那么，上帝也必有起因。如果说存在没有起因的事物，那么有可能是上帝，也有可能正是这个世界。’第二，针对意匠论，他说：‘试想，如果让你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并且有上百万年的时间来改善完美你的世界，你难道创造不出比三K党或法西斯更美好的东西吗？’他还讨论了基督训导里耶稣基督出现在福音书里时的缺点，并指出，从历史角度讲，是不是有过耶稣基督这个人，相当可疑。他认为，在基督的道德品性中，最严重的缺点是相信地狱的存在。罗素写道：‘我个人认为，真正慈悲的人，不会信奉永远的惩罚。’他控诉基督对那些不听从他传道的人怀有愤怒的仇恨。他直言不讳地提出，教会如何阻碍人类的进步，如何用他们坚称的所谓道德性，使各种各样的人蒙受不应有和不必要的痛苦。他断言，宗教首先并主要是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上——对神秘的恐惧，对失败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伯特兰·罗素说，恐惧是残忍的根源，因此，数世纪以来，残忍与宗教的携手并进便不足为奇了。罗素说，用智慧征服世界，而不是盲目地被活在其中而产生的恐惧所制服。他总结道，整一套上帝观念，是个与自由人不符的观念。这些是来自一个以其对哲学的贡献、以精于逻辑学和知识论而著称的诺贝尔奖得主的观点，我发觉自己完全赞同这些观点。通过学习和全面的思考，我打算把它们作为我的人生信条，我相信，您必须承认，长官，我完全有权利这么做。”

“请坐下。”训导主任又说了一遍。

我坐了下来。我没意识到自己又站起身。但那正是“起来！”，那句激动人心、连续重复了三遍的召唤，在某个身处危机中的人身上发生的作用。

“所以，你和伯特兰·罗素不能容忍有组织的宗教，”他对我说，“或神职人员，甚至只是一种对神性的信仰，正如你，马库斯·梅斯纳，不能容忍你的室友——依我的理解，你也不能容忍一个挚爱、不辞劳苦的父亲，把对儿子安危的担忧，当作自己最重要的事。我相信，支付你离家到外地上大学的费用，对他来说，是个不小的经济负担。不是吗？”

“否则我为什么要在新威拉德之家打工呢，长官？是的，是这样。我想我已经告诉过您了。”

“好吧，那现在请告诉我，这次撇开伯特兰·罗素不谈——你会容忍谁的信仰与你的相冲突吗？”

“我觉得，长官，对温斯堡百分之九十九的学生、教员和行政人员来说，更有可能不见容的是我的宗教观点。”

这时，他打开有我资料的文件夹，开始慢慢翻页，也许是为了回顾一下我的记录，也许（我希望）是为了按捺住自己，不因我对整个学校提出的强烈控诉，把我当场开除。也可能只是为了假装出尽管自己在温斯堡备受尊敬爱戴，但仍可以容忍他人的反驳。

“我看到这儿，”他对我说，“你想读法律，将来当一名律师。根据这次谈话，我认为你注定会成为一名杰出的律师。”这时的他，面无笑容地说，“我能预见，你在美国高等法院为一桩案件辩护。并且胜诉，年轻人，胜诉。我欣赏你的直截了当、你的措辞和句法——我欣赏你的不屈不挠和你在坚持你所陈述的每件事上表现出的信心。我钦佩你的记忆力，对艰深难懂的阅读资料牢记不忘，尽管我不一定欣赏你选的作者和文章，还有你的轻信，对伯特兰·罗素这样一个道德败坏者口中冒出的理性论者亵渎神明的言辞信以为真，他结过四次婚，是个无耻的奸夫，主张性爱自由，承认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者，一战期间，因参加反战活动被学校解雇教职，并因此遭英国当局监禁。”

“但诺贝尔奖呢！”

“即使这一刻，当你拍我的桌子、站起来指着我，问我有关诺贝尔奖的事时，我仍欣赏你，马库斯。你有一份斗志。这令我钦佩，或者说，会令我钦佩，假如你能选择把它运用在一个更有价值的目标上，而不是用在某个被他自己国家的政府认为是有罪的破坏分子身上。”

“我不是故意指的，长官。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做了这个动作。”

“你做了，孩子。不是第一次，可能也不是最后一次。但这是最无足轻重的一点。发现伯特兰·罗素是你心目中的英雄，并不让人很意外。每个学校，总有一两个心智早熟的年轻人，自命是精英知识阶层的一员，需要抬高自己，觉得比同学高出一筹，甚至比他们的教授还高明，从而经历这个寻找某一煽动者或打破传统的斗士作为崇拜对象的阶段，诸如罗素、尼采或叔本华之类。然而，这些观点不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此外，不管我觉得一个这种所谓的自由思想家和自封的改革家造成的影响可能多么恶劣，产生的后果可能有多危险，你当然都有权利崇拜任何你喜欢的人。马库斯，今天促使我们会面的原因，今天令我担忧的，不是你作为一位高中生辩手，一字不差地把伯特兰·罗素旨在滋长不满与反抗的敌对主义言论熟记于心。我担忧的是你目前在温斯堡大学表现出的社交能力。令我担忧的是你的离群索居。令我担忧的，是目睹你对参加礼拜的反应，看出你毫无保留地反对温斯堡的悠久传统，这项对本科生的简单要求，不过是在大约三个学期里占去你每周一个小时多一点点的时间。你我很清楚，那差不多与体育课要求的课时一样，也没有别的隐害。以我历来在温斯堡的经验，还从未遇到过一个学生，反对那两项要求中的任何一项，视其侵害到自己的权益，或把自己与被迫在盐矿做苦力的人相提并论。令我担忧的是，你在温斯堡这个团体中有多么格格不入。在我看来，有些问题似乎需要及时处理，把它们消灭在萌芽状态。”

我将被开除出校，我心想。我将被送回家，被征入伍，被杀害。我向他复述的《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他一个字都没理解。抑或他理解了，并且那就是我为什么会被征入伍和被杀害的原因。

“无论从个人还是从职业角度，我都必须对学生负责，”卡德威尔说，“还有对他们的家庭——”

“长官，我无法再忍受这样的谈话。我觉得自己好像要吐了。”

“对不起，什么？”卡德威尔的耐心已经耗尽，此刻，他惊人明亮、清澈湛蓝的眼睛，用一种混杂了怀疑与恼怒的致命目光，瞪着我。

“我感到恶心，”我说，“我觉得自己好像要吐了。我不能忍受这样的训诫。我不是一个不满现状的人。我不是一个造反者。它们形容的不是我，我讨厌用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即便只是含沙射影地把它们用在我身上。除了想找一个能让自己不受干扰专心学习、能让自己保证睡眠应付打工的房间以外，我没有做出任何使自己应受这般训诫的事。我没违反规定。我完全有权利参加或不参加社交活动，参加多少，随便我。总之就是这样。我不在乎房间是热是冷——那不是我要担心的事。我不在乎里面是不是苍蝇成群。那不是重点！此外，我必须请您注意，您对伯特兰·罗素的反驳，并不是基于说理、诉诸智力来驳斥他的观点，而是用偏见攻击他的人格，也就是一种人身攻击，在逻辑上完全无效。长官，我现在恭敬地请求您，让我站起来离开，因为如果不那样的话，我怕我会恶心得要吐。”

“你当然可以离开。那是你处理任何困难的方式，马库斯——离开。你之前从来没想到过这点吗？”他又露出一个那种伪善恐吓的微笑，并补充道，“如果浪费了你的时间，我感到抱歉。”

他从办公桌后站起身，于是，像是得到他的许可，我也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这次可以走了。但不能没有一记告别时的反击，作为澄清。“离开不是我处理困难的方式。只要回想一下我怎么努力让您接受伯特兰·罗素的思想。我强烈抗议您那么说，卡德威尔主任。”

“好吧，至少我们终于解决了‘长官’这个称呼……哦，马库斯，”他一边看着我朝门走去，一边说，“你在运动方面怎么样？这里说，你是大一棒球队的。那么想来，至少你对棒球有一份信念。打什么位置？”

“二垒。”

“你会参加我们棒球队的选拔赛吗？”

“我参加的是家乡一所非常小的城市学院里的大一棒球队。事实上，每个参加选拔的人都入选了。在那个队中，有的人甚至在高中时没打过棒球，比如我们的接球手和一垒手。我觉得我没有优秀到可以入选这里的球队。投球的速度会比我习惯的更快，我认为，在这个竞技水准上，把球棒握得短一点，像我在家乡大一棒球队里时那样，并不能解决我的击球问题。也许我能在场内坚守住阵地，但在本垒，恐怕没什么作为。”

“因此，我理解你的意思是，由于竞争，你不打算参加棒球选拔赛。”

“是的，长官！”我迸出一句，“我不打算参加棒球选拔赛，因为我实事求是，知道自己入选的可能性！在我有所有这些功课要做的情况下，我不想浪费时间去尝试！长官，我要吐了。我告诉过您我会吐。不是我的错。不行了——对不起！”

接着，我吐了，不过幸好没有吐在训导主任身上或他的办公桌上。我低下头，大口大口吐在地毯上。然后，我为避开地毯，吐到我坐过的椅子上，当我转身避开椅子时，又吐到挂在训导主任墙上一幅照片的玻璃镜框上，那是一幅一九二四年温斯堡不败的冠军橄榄球队的照片。

我不想与男生部训导主任作斗争，正如我不想与我父亲或我的室友作斗争一样。但我还是作了斗争，不由自主地。

训导主任让他的秘书陪我沿走廊往男洗手间走去，一到里面，只有我一个人，我用手从水龙头下掬起水，洗脸漱口，把水吐进水槽，直到嘴里、胃里尝不到一丝呕吐物残留下的味道，接着，我用蘸了热水的纸巾，使劲把溅在我毛衣、长裤和鞋子上的东西擦掉。而后，我靠在水槽上，看着镜子里我合不拢的嘴巴。我牙关咬得太紧，以致受伤的腭骨开始痛得打颤。我为什么非要提起礼拜式？参加礼拜是纪律之一，我告诉自己的眼睛——这双眼睛，令我吃惊地流露出难以置信的惶恐。把他们的礼拜式当成你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通过这个地方而必做的事之一——用你对待清除鸡内脏的态度来对待它。卡德威尔说得对，不论你去哪里，总会有些把你逼疯的事——你的父亲，你的室友，你必须参加四十次礼拜式——所以，打消还想转学的念头，就先在这届班里完成学业。

当我正准备离开洗手间去上美国政体课时，我又感到一阵恶心，一低头，瞧见很小几点污渍，粘在两只鞋的鞋底边缘。我脱下鞋，穿着袜子站在水槽边，用肥皂、清水和纸巾，把最后一点呕吐物及其气味洗掉。我甚至脱下袜子，把它们拿到鼻子旁。就在我闻袜子时，两个学生进来小便。我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解释，穿回袜子，把脚塞进鞋里，系好鞋带，离开。那是你处理任何困难的方式，马库斯——离开。你之前从来没想到过这点吗？

我走到室外，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风景优美的中西部大学校园里，一个阳光灿烂明媚的大日子，又是一个愉快的秋日，我周围的一切都在欢喜地宣告：“为生命之泉而雀跃吧！年轻、朝气蓬勃的你们，狂欢是属于你们的！”我艳羡地望着走过四方草坪中间十字形石径的其他学生。为什么我不能和他们一样，快乐地生活在一所景色壮丽、一切应有尽有的小学院里？为什么反而要和每个人作对？从在家和我父亲开始，它一路顽固地跟我到这里。先是弗鲁塞，再是艾尔文，接着是卡德威尔。这是谁的错？是他们的还是我的？有生以来，从没遇到过麻烦的我，怎么会那么快让自己四面楚歌？还有，我为什么要给一个一年前刚企图割腕自杀的女孩写摇尾乞怜的信，招惹更多麻烦？

然而，我坐在一张长凳上，打开三孔活页夹，在一张空白的横格纸上又开始写起信来。“当我写信给你时，请给我回信。我不能忍受你的沉默。”其实，天气和校园美好得让人不觉得奥丽维娅的沉默难以忍受。一切都太美好，而我太年轻，我唯一要做的是成为优秀毕业生代表！我继续写道：“由于礼拜式的规定，我差点要打包离开这里。我想和你谈谈这件事。我是不是很蠢？你问，我起初怎么会到这里来？我为什么选择温斯堡？我羞于告诉你。此刻，我刚和男生部训导主任进行了一次糟糕透顶的谈话，他干涉我的私事，在某种程度上，我相信他无权这么做。不，不是关于你，或我们。是关于我搬到尼尔楼去的事。”然后，我宛若变身成我父亲，愤而从本子上扯下那页纸，把它撕成碎片，塞进我的长裤口袋。我们！根本没有我们！

我穿着灰色的法兰绒打褶长裤、一件方格休闲衬衣和一件褐紫红色V领套衫，还有白色的鹿皮鞋，与我在温斯堡介绍册封面上看到的那个男生的行头一模一样，那本介绍册是我函购来的，信封里一同收到的还有大学申请表。照片里，男孩走在一个女孩旁边，女孩穿了一套两件式的毛衣和一条全黑的长裙，白棉袜的袜边向下翻折，一双闪闪发亮的平底鞋。他们并肩而行，女孩朝男孩面露微笑，仿佛他对她说了什么风趣的妙语。我为什么选择温斯堡？就因为那幅照片！枝叶繁茂的大树，排列在两个快乐的学生身旁，他们走下绿草如茵的山丘，身后远处是爬满常春藤的砖石建筑，女孩对男孩露出那般欣赏的微笑，男孩看起来这么自信，这么无忧无虑地走在她身旁，于是，我填好申请表寄出去，不到几个星期就收到录取通知。没有告诉任何人，我从自己的储蓄账户取了一百美元，那是我辛辛苦苦从帮父亲干活得到的报酬里存下的。一天上完课，我走到集市街，去本市最大的百货公司，在他们的大学专柜，买了照片里男孩穿的长裤、衬衫、鞋子和毛衣。我去店里时随身带着温斯堡的介绍册；一百美元不是笔小钱，我不想出错。我还在大学专柜买了一件人字纹花呢夹克。最后，我只剩刚够坐车回家的零钱。

我小心翼翼地带着几盒衣服走进家，我知道我父母出门去店里工作了。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买衣服的事。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这些一点不像罗伯特·崔特的学生穿的衣服。我们穿的和高中时一样。到罗伯特·崔特上学，无需准备新行头。我独自在家打开盒子，把衣服摊在床上，端详它们的样子。我把它们按穿在身上的顺序依次摆开——上面是衬衫、毛衣和夹克，下面是长裤，底下是鞋子，放在近床尾处。接着，我脱下身上每件衣服，扔在脚边，如同一堆破布，然后穿上新衣，走进洗手间，站到放下的马桶盖上，比起站在瓷砖地面上，那能使我从药品柜的镜子里看到更多的自己，我脚上穿的是新买的白色鹿皮鞋，配有淡粉色的橡胶鞋跟和鞋底。夹克有两道短短的开口，分别位于背后两侧。我以前从来没拥有过这样的夹克。我之前有的两件运动夹克，一件是一九四五年参加成人仪式[10]时买的，另一件是一九五〇年高中毕业时买的。我谨慎地踩着小碎步，在马桶盖上转过身，试图看一眼那件夹克有两道开口的背面。我把手插进裤袋，做出一副潇洒的样子。但站在抽水马桶上怎么也不可能潇洒得起来，于是我爬下来，走进卧室，脱下衣服，把它们放回盒子里。我把盒子藏在卧室壁橱的深处，藏在我的棒球棍、钉鞋、棒球手套和一颗伤痕累累的旧棒球后面。我不打算把新衣服的事告诉我父母，当然也不打算穿着它们出现在罗伯特·崔特的朋友面前。我要保守这个秘密，直到去温斯堡之际。我要穿着这些买来的衣服，离开家。穿着这些买来的衣服，开始一种新生活。穿着这些买来的衣服，做一个新人，不再是屠夫的儿子。

哦，那正是我在卡德威尔办公室里呕吐时穿的衣服。正是我坐在教堂里，努力想着怎么可以拒绝学过一种与《圣经》教导相符的美好生活并对自己唱起中国国歌时穿的衣服。正是艾尔文挥拳差点把我的颌骨打断时我穿的衣服。正是奥丽维娅在艾尔文的拉萨尔里俯身给我口交时我穿的衣服。是啊，那张男孩与女孩的合照，确实点缀了温斯堡介绍册的封面：至于我，穿着那身衣服，被奥丽维娅的吹箫搞得不知所措。

“你看上去不太对劲，马库斯。你没事吧？我可以坐下吗？”

站在我跟前的是桑尼·考特勒，穿着和我一样的衣服，只是他的毛衣不是一件普通的紫褐色套衫，而有紫褐色与灰色两色，并印着温斯堡的字样，是他参加大学篮球队得来的。又是不一样的地方。他穿着那身衣服表现出的轻松自若，在某种程度上，像是来自那富有自信与权威的低沉嗓音。他散发出的一股从容、无忧无虑的活力，一种刀枪不入的感觉，让我同时既厌恶又神迷，也许是因为在我看来，不管有无根据，它源于傲慢。他看似完美无缺的形象，奇怪地给我一种印象，这其实是个样样都有缺陷的人。可另一方面，这些印象不过是源于一个二年级生的嫉妒与敬畏。

“当然，”我回答，“当然可以。请坐。”

“你看上去好像苦大仇深的样子。”他说。

当然，他看起来像刚刚在米高梅片场拍完一场与艾娃·加德纳[11]的对手戏。“训导主任把我叫去。我们有一点分歧。我们吵了起来。”闭上你的嘴！我对自己说。为什么要告诉他？但我必须找个人倾诉，不是吗？在这种处境下，我必须找个人说说话，考特勒不一定是坏人，因为我父亲曾安排让他来我房间找我。无论如何，我受到周遭种种误解，如果不是他经过，我真想仰天长啸，像狗一样嗥叫。

我尽可能用平和的语气，把我和训导主任之间就参加礼拜发生的争执告诉他。

“可，”考特勒问道，“有谁去做礼拜啊？你付点钱，找人代你，你根本不需要接近教堂。”

“你是那么干的？”

他轻轻笑了起来。“我还能怎么干？我去过一次。是上大一时。当时他们有一位拉比。他们一个学期请一次天主教牧师，一年中有一次，从克利夫兰邀请一位拉比。除此之外，就是多纳霍尔博士和其他俄亥俄的大思想家。单是那位拉比激情澎湃地大谈善的观念，就足以让我从此对礼拜式免疫。”

“你要付多少钱？”

“找代理人吗？两块钱一次。没什么。”

“四十乘以二，是八十块钱。那可不是没什么。”

“瞧，”他说，“算上你花十五分钟下山、走到教堂的时间。以你的个性，这么一本正经，你不会对那儿的事一笑置之。你不会对任何事一笑置之。相反，你会怒火中烧地度过一个小时的礼拜式。然后，不管你接下来要去哪里，又要花十五分钟，怒火中烧地回到山上。那就是九十分钟。九十乘以四十，等于六十个小时，都处于愤怒中。那也不是没什么。”

“你怎么找到雇的人？给我解释一下怎么办到的。”

“你雇的那个人，进去时，拿到门口引座员发给他的卡片，然后签上你的名字，出来时，把它交回去。就这样。你以为在存放记录的那间小办公室里会有个笔迹专家在仔细检查每张卡片吗？他们只是在记录簿上勾一下你的名字而已。过去，他们是指定一个座位给你，让一名熟悉每个人面孔的学监在过道上走来走去，检查谁不在。回到那时候，你就完蛋了。但战后，他们改了做法，所以现在你要做的，就是花钱雇一个代替你的人。”

“可雇谁呢？”

“随便谁。任何已经参加满四十次礼拜式的人。这等同打工。你在旅馆酒吧间端盘子是打工，别人在卫理公会教堂做替身也是打工。如果你要我帮你的话，我可以给你找个人。我甚至可以尽量找一个低于两块钱的人。”

“如果这个人到处乱说呢？那你就要倒霉地从这儿滚蛋了。”

“我还没听说过有谁到处乱讲的。这是一笔交易，马库斯。你只是做了一笔简单的交易。”

“但卡德威尔一定知道发生了什么。”

“卡德威尔是这儿最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无法想象为什么学生不爱聆听多纳霍尔博士布道，反而在每周三那个空闲的小时里，待在宿舍打手枪。哦，你犯的一个大错，是在卡德威尔面前提起礼拜的事。霍维斯·D.卡德威尔是这儿人人崇拜的偶像。温斯堡橄榄球队最优秀的前卫、棒球队最优秀的强击手、篮球队最优秀的中锋，在‘温斯堡传统’这件大事上，他是最坚定的捍卫者。在关于坚持温斯堡传统的问题上，与这家伙正面冲突，他会让你死得很难看。记得拋踢球，那种旧式、古老的抛起踢落地后的反弹球吗？卡德威尔保持着温斯堡单个赛季拋踢球的得分纪录。而你知道，他把那每一次的拋踢球叫作什么吗？‘一次献给基督的拋踢球。’绕过这种讨厌鬼，马库斯。超脱一点，这在温斯堡大有用处。闭上你的嘴，夹紧尾巴，笑一笑——然后做你任何想做的事。不要认为事事都是针对你，不要事事都那么较真，你也许会发现，你不是在全世界最糟的地方度过你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你已经搞定了一九五一年届的吹箫女王。那是一个开端。”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是说，她没给你吹箫吗？那你是独一无二的一个。”

我气愤地说：“我还是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

“指奥丽维娅·赫顿。”

怒火顿时涌上我心头，就是艾尔文把奥丽维娅叫作婊子时我对他升起的那种怒火。“嗨，你为什么那么说奥丽维娅·赫顿？”

“因为吹箫在俄亥俄中北部是桩稀罕事。奥丽维娅的新闻传得很快。别这么一脸困惑的样子。”

“我不相信。”

“你得相信。赫顿小姐有点神经兮兮。”

“嗨，你为什么那么说？是我约她出去的。”

“我也是。”

那让我大吃一惊。我从长凳上跳起来，头晕目眩，脑中一片混乱，搞不清是我性格中的（或缺的）什么，使得我与他人的交往如此令人沮丧至极，我撇下桑尼·考特勒，飞奔向政体课课堂，我听见他最后说的话是“收回‘神经兮兮’，可以吗？我们就说她是个异类，在性方面格外擅长，是心理畸形的一种表现——这样行了吗？马库斯？马克？”。

恶心呕吐持续到那天晚上，伴随而来的是剧烈的胃痛与腹泻，最终我意识到自己病了，不是因为与卡德威尔主任的谈话，而是由于某些其他原因，于是，我在黎明的曙光中朝学生健康中心走去，到那儿，我甚至来不及回答值班护士的问话，就不得不冲向厕所。之后，我被安排躺在一张小床上，七点，校医生给我做了检查，八点，救护车把我送往二十五英里外的社区医院，中午时分，我的盲肠被割除了。

第一个来探望我的是奥丽维娅。她于前一天下午在历史课上得知我做手术的事，第二天她来了。她敲敲我病房半开的门，那时，我刚和父母通完电话，只过了几秒钟。当我在医院被确诊需要接受紧急手术后，卡德威尔主任与我父母取得了联系。“谢天谢地，你知道去看医生，”我父亲说，“而且他们及时发现。谢天谢地，没发生可怕的事。”“爸爸，只是我的盲肠。他们切除了我的盲肠。就这么回事。”“但假设他们没有诊断出呢？”“但他们诊断出了。一切都很顺利。我四五天后就可以出院了。”“你做的是紧急阑尾切除手术。你明白紧急的意思吗？”“但这个紧急已经结束了。不必再担心。”“你让人担心的可多了。”

这时，连续不止的咳嗽打断了我父亲的话。它听起来比以前更严重了。当他能够继续说话时，他问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快让你出院？”“四到五天是正常的。没必要让我在医院住更久。”“他们让你出院后，我就坐火车过来。我把店关了，到你那儿来。”“不要，爸爸。不要那么说。我感谢你的提议，但我在宿舍住得很好。”“你在宿舍谁来照顾你？你应该待在家里休养。我不明白学校为什么不主张这么做。你人不在家，又没人照顾你，身体怎么复原？”“可我已经能下床行走了。我已经好了。”“学校离医院多远？”我想说“一千七百英里”，可他咳得太厉害，我不忍心揶揄他。“救护车不到半个小时，”我说，“是家很精良的医院。”“温斯堡没有自己的医院？我的理解对吗？”“爸爸，让妈妈听电话。你这样子对我一点没有帮助。对你自己也没帮助。你听上去病得很厉害。”“我听上去病得厉害？躺在离家几百英里以外医院里的人可是你。”“请让我与妈妈说话。”当我母亲接起电话时，我让她想办法阻止他，否则下一步我就转到北极大学去，那儿没有电话、医院或医生，只有追逐大浮冰的北极熊，大学生在低于零度的温度下赤身裸体——“马库斯，够了。我会来看你。”“但你不用来——你们谁都不用来。这是个简单的手术，已经做完了，我很好。”她压低声音，很小声地说，“我知道。但你父亲不会罢休。我搭星期六晚间的火车来。不然，这个家里没人还能安睡。”

奥丽维娅。我和母亲说完，刚挂下电话，她来了。怀抱一束鲜花。她捧着花走到床边，我支起身体，靠在床上。

“一个人住在医院肯定很无聊，”她说，“我带了这些花来陪你。”

“阑尾炎得得真值。”我回道。

“别胡说，”她说，“你病得很重吗？”

“不到一天。最严重的时候是在训导主任卡德威尔的办公室里。他把我叫去，盘问我换宿舍的事，我吐了，吐在他的奖杯上。接着你出现了。这阑尾炎得得真是太棒了。”

“我去给这些花找个花瓶。”

“它们是什么花？”

“你不知道？”她说着，把那束花伸到我鼻子前。

“我知道水泥。知道柏油。但我不懂花。”

“它们叫作玫瑰，亲爱的。”

回到病房后，她从包装纸里拿出玫瑰花，把它们插进一个装了半瓶水的花瓶里。

“放在哪里，能让你看着觉得最好？”她一边环视病房，一边问我。病房虽小，但还是比我在尼尔楼住的那间房大一些，当然也更明亮一些。在尼尔楼，只有屋顶一扇很小的老虎窗，而这儿有两扇宽敞的窗户，可以望见外面一片经过精心照料的草坪，有人在地上拖着草耙，收集起落叶，堆成一堆，把它们烧掉。今天是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六日，星期五，朝鲜战争已进行了一年四个月零一天。

“我觉得在你手里，”我说，“看起来最好。有你站在那儿，我看着觉得最好。就像那样不要动，让我看看你和你的玫瑰。那是我来这儿的目的。”然而，说出“手”时，我不禁记起桑尼·考特勒对她的评语，胸中再度升起怒火，针对考特勒和奥丽维娅两个人。可同时，我的阳具也起来了。

“他们给你吃什么？”她问。

“杰利奥果冻和姜汁汽水。明天他们开始给我吃蜗牛。”

“你似乎精神很好嘛。”

她是那么美丽！她怎么会给桑尼·考特勒吹箫？可另一方面，她怎么会给我吹箫？如果他只约她出去过一次，那么，她也是在他们第一次约会时就给他吹箫了。也，那个折磨人的“也”！

“瞧。”我一边说，一边把被子往上拉。

她假装害羞地垂下睫毛。“万一有人进来怎么办，我的主人？”

我不敢相信那是她说的话，可另一方面，我也不敢相信自己刚刚做的事。是她怂恿了我，还是我怂恿了她，或是我们彼此互相怂恿？

“伤口还在出水吗？”她问，“挂下来的那条管子是导管吗？”

“我不知道。我搞不清。我猜是吧。”

“伤口的缝线呢？”

“这是医院。如果它们裂开的话，还有什么地方比这儿更好？”

她扭着步子，带着一种温柔的挑逗，缓缓朝病床走来，用一根手指指向我勃起的地方。“你是个怪人，你知道吗，很怪，”当她最后走到我旁边时，她对我说，“我觉得比你自己意识到的更怪。”

“自从我的盲肠被拿走后，我就一直那么怪。”

“自从你的盲肠被拿走后，你就一直变得这么巨大吗？”

“绝没失手过。”巨大。她说巨大。它有吗？

“噢，我们真不应该，”她一边用手包住我的那话儿，一边淘气地喃喃低语，“我们可能会因此一同被开除出校。”

“那么住手吧！”我一边轻声回答，一边意识到，显然，她是对的——确切的后果是：被逮住，逐出学校，她，羞愧、垂头丧气地回到亨廷谷的家，我，被征入伍，被杀害。

然而她没有住手，她甚至没有真的开始，因为我已经高高朝空中射了，精液如阵雨般落在床单上，而奥丽维娅则甜美地吟诵道：“我向空中射出一箭/它落到地上，不知在何处。”[12]就在这时，我的护士走进门，要给我量体温。

她是个身形圆润、一头灰发的中年女人，未婚，名叫克莱门特小姐，属于典型温柔体贴的老派护士——她甚至戴了一顶上过浆的白软帽，与医院大多数较年轻的护士不同。当我手术后第一次必须使用便盆时，她轻声安慰我说：“我在这儿是为了帮你，而你也需要帮助。这是你现在所需的帮助，没什么可难为情的。”整个过程，她动作轻柔地把便盆放到我身下，然后用湿纸巾帮我擦干净，最后移走那个装有我排泄物的盆子，让我躺回床上。

她曾如此温柔地为我擦拭屁股，这就是她得到的回报。而我的呢？因为奥丽维娅用手那一记快速的抚摩，我得到的回报是去朝鲜。克莱门特小姐一定会打电话给卡德威尔主任，紧接着，他会亲自致电我父亲。我能轻易想象出，我父亲收到消息后，挥舞斩肉刀的情景，力气大得像要把他平常用来肢解整头母牛的四英尺高的独立肉案劈开。

“对不起。”克莱门特小姐咕哝了一句，然后把门拉上，不见了。奥丽维娅立刻走进洗手间，拿来擦手巾，一块擦床单，一块给我。

我努力装出一副男子汉的镇定，问奥丽维娅：“她现在会怎么做？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

“没事。”奥丽维娅回答。

“对此你可镇定得很啊。这全是你的经验吗？”

她回答时声音沙哑：“没必要那么说。”

“我道歉。对不起。但我对这种事完全陌生。”

“你以为我不陌生吗？”

“那桑尼·考特勒呢？”

“我看不出那和你有什么关系。”她反击道。

“没有吗？”

“没。”

“你对一切都异常泰然自若，”我说，“你怎么知道那个护士不会采取行动？”

“她太难为情。”

“嗨，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怎样？”奥丽维娅问道，语气中此时透出愠怒。

“这样——像个老手。”

“噢，是啊，老手奥丽维娅，”她酸溜溜地说，“那是他们在梅宁杰医院给我的称呼。”

“可你的确是。你那么处变不惊。”

“你真的这么认为，是吗？我，这个一分钟里有八千种心情、每种情绪都如同一阵龙卷风，有可能因为一个单词、一个音节而崩溃的我，会‘处变不惊’？上帝啊，你是个瞎子。”她说完，拿着毛巾走回洗手间。

第二天，奥丽维娅搭巴士来医院——来回各五十分钟车程——在我病房里，同样的快事又发生了，事后，她清理干净，在洗手间扔掉毛巾，又给花瓶换了水，保持花儿的新鲜。

如今，克莱门特小姐在护理我时一语不发。尽管有奥丽维娅的保证，我还是不相信她没有告诉别人，等我出院、回到学校后，报应就会来到。我确信，诚如我倘若知情的父亲所确信的一样，由于被逮到在病房与奥丽维娅有性接触，全面的灾难即将来临。

奥丽维娅对我是屠夫的儿子一事深感着迷。相比我对她原来是医生的女儿所怀有的莫大兴趣，她对我原来是屠夫的儿子，似乎更感兴趣得多。我以前从没和医生的女儿约会过。我认识的大部分女孩，她们的父亲或是像我父亲一样，是开街坊小店的老板，或是卖领带、卖铝墙板、卖人寿保险的推销员，或是工匠——电工、水管工，等等。在医院，当我高潮一结束，她就开始迫不及待地问我店里的事，很快，我认识到：在她眼里，我像是耍蛇人的孩子或是大帐篷里被高高举起的马戏团表演者的孩子，诸如此类。“再多告诉我一点，”她说，“我想听更多。”“为什么？”我问。“因为我对这种事一无所知，因为我是那么喜欢你。我想了解你的一切。我想知道是什么使你成为你，马库斯。”

“好吧，如果有的话，是那家店，使我成为我，尽管具体是什么，我想说我自己可能也不完全清楚。自从进了这个地方后，我的脑子始终处于十分混乱不清的状态。”

“它使你勤奋，使你诚实，它赋予你正直。”

“哦，是吗？”我说，“是肉店？”

“正是。”

“喔，那么让我来和你说说那个肥肉男，”我说，“让我告诉你，他在正直方面，教会了我什么。我们从他说起。”

“好哇。讲故事时间。肥肉男和他怎么教会马库斯正直。”她率先笑了起来。一个小孩被呵痒时发出的笑声。没什么特别的，却还是像其他一切那样，令我心荡神摇。

“喔，以前，每个星期五，有个肥肉男会来把所有肥肉取走。他可能有名字，但同样可能没有。他就是肥肉男。他每周来一次，大声嚷着‘肥肉男来了’，然后称称所有的肥肉，付钱给我父亲，把它们拿走。肥肉放在一个垃圾桶里，一个普通的五十五加仑的大桶，大约这么高，我们切肉时，把肥肉扔进那桶里。重大的犹太节日前，人们囤积一大堆肉，那时候会有好几桶肥肉等着他。肥肉男付的钱可能不多。一个星期几块钱，不会比那更多。哦，我们的店正位于街角，开往市中心的巴士，里昂大道八号线，会在那儿停靠。每个星期五，肥肉男取走肥肉后，他留下垃圾桶。我的工作是把它们清洗干净。我记得有一次，班上一个漂亮女孩对我说：‘噢，我在你父亲店门前的车站等车时，看见你在那儿刷垃圾桶。’于是，我去找我父亲，说：‘这会毁了我的人缘。我不能再洗垃圾桶了。’”

“你在店门口洗？”奥丽维娅问，“就在外面的街上？”

“不然呢？”我说，“我用一个板刷和阿贾克斯清洁剂[13]，在桶里倒点水，与阿贾克斯混合，然后使劲擦洗桶的内壁。如果不刷干净，它会发臭。有股油脂的腐臭。但你一定不想听这些。”

“我想。我想。”

“我视你为世上一位高贵的女性，可在很多方面，你像个孩子，不是吗？”

“那当然。这不正是我在这个年纪的过人之处吗？你有别的看法吗？继续。等肥肉男离开后，刷洗垃圾桶。”

“唔，这个嘛，打一桶水，倒进去，哗哗哗刷个遍，把水倒进排水沟，水从那儿沿着路边的石砖往下淌，携带街边所有的垃圾，然后流入街角的下水道箅子。接着，把这个过程再从头到尾做一遍，桶就洗干净了。”

“所以，”奥丽维娅一边说，一边笑——不，不是笑，是想笑又似笑非笑的样子——“你觉得那样的话，就追不到许多女孩子了。”

“是的，没错。所以我对老板说——在店里，我总是称我父亲为老板——我说：‘老板，我不能再刷这些垃圾桶了。学校的女孩会经过，她们在店门前等车，看见我在洗垃圾桶，第二天，我要怎么约她们星期六晚上和我去看电影？老板，我做不到。’他对我说：‘你感到丢人了？为什么？你有什么可丢人的？你唯一要感到丢人的事是偷东西。没有别的。你是在洗垃圾桶。’”

“太厉害了。”她说。这时，她以一种迥然不同的笑容打动了我，笑容里饱含着对生命的热爱，热爱其中所有出乎意料的迷人之处。那一刻，你会以为奥丽维娅整个人都沉浸在她的笑里面，可其实，她是沦陷在她的疤痕里。

当我告诉她“大门德尔森”的故事时，也是“太厉害了”，把她逗得很开心。在我小时候，他是我父亲的帮手。“大门德尔森长了一张臭嘴，”我说，“他真应该只待在里屋，待在冷藏间，不要到前面招呼顾客。但在我七八岁时，因为他这种不雅的幽默，因为他们叫他大门德尔森，我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好笑的人。最后，我父亲不得不把他解雇。”

“大门德尔森做了什么，让他不得不把他解雇？”

“喔，每个星期四早上，”我告诉她，“我父亲都会从鸡市场回来，倒出所有的鸡，堆成一堆，供人们任意挑选他们周末要的。鸡全被倒在一张桌子上。然而，有个女的，叫斯克隆太太，她总是挑出一只鸡，闻闻嘴巴，再闻闻屁股，然后拿起另一只鸡，又闻闻嘴巴，再闻闻屁股。每个星期都重复同样的动作，每个星期都重复很多遍，使得大门德尔森看不下去。有一天，他说：‘斯克隆太太，您能通得过那种检查吗？’斯克隆太太气急败坏，从柜台上拿起一把刀，说：‘如果你再那样和我说话，我就捅死你。’”

“所以你父亲让他走人了？”

“不得不。到那时为止，他说过许多像那样的话。不过在斯克隆太太这件事上，大门德尔森没做错。连我都觉得斯克隆太太是个难搞的人，而我可是全世界最善良的男孩。”

“我从来没怀疑过。”奥丽维娅说。

“哎，不管怎样，那就是过去的我。”

“现在，也是现在的你。”

“斯克隆太太是唯一一个没想把女儿介绍给我的顾客。我不敢和斯克隆太太开玩笑，”我说，“没有人敢。我给她送货。每次送到时，她都会拆开包装。总是一大包东西。她会把它从袋子里拿出来，撕开蜡纸，取出每样东西，一一过秤，确认分量准确。我必须站在那儿，全程观看。我总是匆匆忙忙，因为我总盼望尽快送完货，然后可以回学校操场去打球。所以有时，我绕到后门，把她的货扑通放在最上面一级台阶上，然后敲一下门，赶紧跑开。但她会叫住我。每次都会。‘梅斯纳！马库斯·梅斯纳！那个屠夫的儿子！回来！’我总觉得，和斯克隆太太在一起时，我是大家的中心。和大门德尔森在一起时，我也那么觉得。我是说真的，奥丽维娅。那是我和肉店里的人在一起时的感觉。我从那家肉店获得许多乐趣。”但只是在那以前，我心想，在我父亲被自己的胡思乱想搞得六神无主以前。

“所以斯克隆太太，她厨房里有一台秤——是吗？”奥丽维娅问我。

“在厨房里，对。但不是一台精准的秤，是台婴儿秤。而且，她从没发现过哪里有误。但她总是要把肉称一遍，总是在我试图想跑的时候叫住我。我从来没能逃出这个女人之手。她通常给我一个二十五美分的硬币作小费。二十五美分，好大一笔小费。大多数时候都是五分钱或十分钱。”

“你出身低微。就像阿贝·林肯[14]。诚实的马库斯。”

“不知足的奥丽维娅。”

“战争时期呢，肉定量供应的时候？黑市？你父亲去过黑市吗？”

“他有没有贿赂过屠宰场的老板？他贿赂过。有时，他的顾客没有肉票，但他们要请朋友、请家人，所以，他会每周给屠宰场的老板一些现金，让他能多拿到点肉。没什么大不了的。就那么简单。但除此以外，我父亲是个从来不违法的人。我想，那是他一辈子唯一违反过的法令，那时候，每个人都违反过那条法令，或多或少。你知道，按犹太教规定，洁净的肉必须每三天清洗一次。我父亲会拿一把小笤帚和一桶水，把所有的肉都洗一遍。但有时，遇到一个犹太节日，虽然我们自己并不完全严格遵守，但我们住在犹太人区，而且是犹太屠夫，所以店还是要关门。有一次有个犹太节日，我父亲告诉我，他忘记了。比如说，星期一和星期二将是逾越节，他在前一个星期五把肉洗了一遍。他本该星期一或星期二回去把肉再洗一遍，但这次他忘了。哎，没人知道他忘了，但他自己知道，他不会把那些肉卖给任何人。他认了，把所有肉亏本卖给缪勒，柏根街上一家非犹太肉店的老板。希德·缪勒。总之他不会把它们卖给他的顾客。损失由他自己承担。”

“因此，你正是在店里，从他身上学到诚实。”

“也许吧。我可以肯定地说，我没从他身上学到任何坏的东西。那是不可能的。”

“幸运的马库斯。”

“你这么认为吗？”

“我就是知道。”奥丽维娅说。

“和我讲讲做一个医生的女儿的故事。”

她脸色刷白，回答说：“没什么好讲的。”

“你——”

她不让我再说下去。“放聪明点。”她口气冰冷地说，借此，好像有个开关被关上或插头被拔掉似的——一股阴郁仿佛如暴风般袭遍她全身——她的脸完全失去表情。连同她的美貌，第一次在我面前消失。不见了。调皮嬉闹的神采刹那不见了，肉店故事带来的欢乐不见了，代之为一种恐怖、病态的苍白，就在我想多了解她一点的那个瞬间。

我装作若无其事，但其实被吓了一跳，吓得我几乎立即把那一刻从脑中抹去。就像我转啊转，直到头晕眼花，需要先找回平衡，才能开口作答：“那么，就聪明点，是应该聪明点。”然而，我感到不开心，之前，我是那么开心，不仅因为我逗得奥丽维娅开怀大笑，而且因为我忆起曾经的父亲——一直以来的他——回到那些无惊无险、无风无浪的日子，每个人感到踏实安稳，谨守本分。我记忆中的父亲仿佛仍是那样，我们的生活仿佛从未经历这一反常的转折。我记忆中的他，绝不是那样孤立无助——那时的他，毋庸置疑，是个慈祥、可靠、实事求是的老板，而我，他的孩子兼继承人，拥有如此令人惊讶的自由。

当我问起身为医生的女儿是什么感受时，她为什么不肯回答我？起初，我把那一刻抹掉，可后来，它又回来，而且挥之不去。她不想说的事是离婚吗？还是更糟的？“放聪明点。”为什么？那是什么意思？

星期天上午晚些时候，我母亲到了，我们去走廊尽头的日光房，单独一起说话。我想表现给她看，自己走路的步伐有多稳健，能够走多远，总体感觉多么良好。在这里见到她，让我激动欣喜，这里远离新泽西，是一片她陌生的国土——那样的事以前从未发生过——可我也明白，当奥丽维娅来时，我必须介绍她们俩认识，而我母亲，什么也逃不过她的眼睛，准会看见奥丽维娅手腕上的疤痕，然后问我，为何要和一个企图自杀的女孩扯上关系，一个我仍不知道答案的问题。几乎每隔一个小时，我都会问一遍自己这个问题。

起先我想告诉奥丽维娅，让她在我母亲到的那天不要来看我。但我已经把她伤得够重，愚蠢地暗示她给考特勒口交的事，而后又完全不知就里地要求她告诉我当一个医生女儿的感受。我不想再伤害她，所以没做任何事来阻止她划伤的手腕进入我母亲鹰眼般的视线。我什么都没做——换言之，恰恰是我做错的事。又是一次。

坐了一夜火车——加上随后一小时的长途汽车——令我母亲精疲力竭，虽然距离我上次在家中见到她只相隔几个月，但给我的感觉，她比我离开时印象中苍老憔悴了许多。一种让我不忍卒看的备受折磨的神情，加深了她的皱纹，遍布于她全脸，仿若是印刻在她的肌肤里。尽管我不停地安慰她，让她对我放心——也是努力安慰自己，不要为她担心——尽管我骗她说在温斯堡过得非常开心，她仍流露出一种罕见的悲伤，最后，我不得不问道：“妈，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劲的事，我不知道？”

“有什么事不对劲，你知道。你父亲，”她一边说，一边哭起来，直令我错愕，“你父亲非常不对劲，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病了？他是不是得了什么病？”

“马奇，我觉得他疯了。我不知道还能怎么说。你知道他在电话里怎样和你说手术的事吧？现在，他对一切都是那种态度。你的父亲，曾经能够面对家中任何困难、挺过店里任何考验，和悦地对待最恶劣的顾客——即使那时我们遭抢劫，小偷把他锁在冷藏间里，抢光收银机里的钱，你记得他怎么说：‘钱，我们可以重新赚回来。谢天谢地，我们都没事。’曾经能那么说并那么想的这个男人，如今做什么事都千忧万虑。当阿贝在战争中丧生时，是这个男人，使穆奇叔叔和希尔达阿姨的家没有垮，当戴维在战争中丧生时，是他，使谢克叔叔和格蒂阿姨的家没有垮，时至今日，是他，使整个梅斯纳家族凝聚在一起，连同他们所有的不幸——而现在，你真该看看单是他开卡车时的情形。他在埃塞克斯县一带开了一辈子车，如今忽然间，他在送货时，好像路上的人都是疯子，除了他以外。‘瞧那家伙——看他在干什么。你看见那个女人了吗——她是不是疯了？人们为什么非要闯黄灯？他们想被撞死吗，他们不想活着看到自己的儿孙长大成人、上学结婚吗？’我做饭给他吃，他闻闻他的食物，好像我要毒害他似的。这是真的。‘这个新鲜吗？’他说，‘闻闻这个。’我在自家一尘不染的厨房里准备出来的食物，他担心变质、会把他毒死，不肯吃。我们坐在桌旁，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在吃，他不吃。难受极了。他坐在那儿，一口都不吃，等着看我会不会倒地不起。”

“他在店里也那样吗？”

“是的。每时每刻都惶惶不安。‘我们的顾客越来越少。超级市场搞垮了我们的生意。他们以次充好，别以为我不知道。他们短斤缺两，他们标明每磅鸡肉十七美分，然后转身在秤上输入二十，抬高价格。我知道他们的把戏，我确确实实知道他们在欺骗顾客——’就这样念叨个没完，亲爱的，从早到晚。的确，我们的生意在下滑，但在纽瓦克，每个人的生意都在下滑。人们搬到郊区去，商家紧随其后。整片地区正在经历一场变革。纽瓦克与战争期间不一样了。城里很多人突然受到打击，但我们还不至于像会饿死。我们要支付开销，可谁不要呢？我有抱怨过要重新工作吗？没有，从来没有。然而那就是他的反应。我按二十五年来一贯的方法，配货包货，而他对我说：‘不要那样——顾客不喜欢那样！你急着想回家，看你包的！’他甚至对我接电话订单怨声载道。顾客总爱和我聊天、爱向我订货，因为我表现出一些关心。如今，我和顾客聊得太多了。他不再容忍我对顾客的友好态度！在接电话订单时，我说：‘噢，所以你的孙儿们要来。那太好了。他们喜欢上学吗？’你父亲会拿起另一台电话的话筒，告诉顾客：‘你要和我妻子聊天，晚上打来，不要在营业时间。’然后挂断电话。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他继续这样，如果我必须一直望着他用叉子把豌豆拨到盘子边，看上去像个在找氰化物药片的疯子……亲爱的，这是不是他们所谓的人格转变，还是他遇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某些新状况——那有可能吗？凭空冒出来？在五十岁时？或是某些深藏了许久的东西，现在显露出来？莫非这么多年我和一颗定时炸弹生活在一起？我只知道，有某些东西使我的丈夫变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人。我至亲的丈夫，我现在完全搞不清，他是一个人还是两个！”

说到那儿，她又开始落泪，从来不哭、从来不退缩的母亲，一个谈吐文雅、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女孩，跟他学会意第绪语，用来招呼上了年纪的顾客，毕业于南方高中，修过商业课程，本能轻松地坐在办公室桌旁当一名记账员，结果却为了能在店里当他的左右手，跟他学习切肉、配肉，她的性格如磐石般可靠稳重，她说话通情达理，思维清晰连贯，她让我信心饱满，度过一个风平浪静的童年。不过最终她还是成了记账员——也是记账员，我必须这么说，在店里工作了一整天回到家后，晚上，她记录账目，于每月最后一天寄出账单，账单写在印有我们自己“梅斯纳犹太肉店”字样的横格账页纸上，左上角画了一头小奶牛，右上角画了一只小鸡。在我小时候，能有什么比账页纸顶端的那些图案和他们两人不屈不挠的精神更让我振奋鼓舞呢？曾几何时，这是令人称羡、和睦美满、勤奋努力的一家人，散发出其乐融融的气氛，而如今，父亲对一切胆战心惊，母亲因为不能完全确定是不是属于“人格转变”而伤心得六神无主——至于我，形同离家出走。

“也许你早该告诉我，”我说，“为什么不告诉我情况变得那么严重了？”

“我不想影响你在学校的生活。你有你的学业。”

“那你觉得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他把你锁在屋外的第一晚，从那时开始的。那一晚改变了一切。你不知道，那晚在你回家前，我和他是怎么吵的。我从来没告诉过你。我不想进一步让他难堪。‘你给门加上两道锁有什么用？’我问他，‘你真的不想你儿子进屋了吗，所以你锁上两道锁？你以为可以给他一个教训，’我对他说，‘万一是他给你一个教训，去别的地方睡觉，你怎么办？因为任何一个有点脑子的人，发现自己被锁在门外，都会那么做——他不会站在寒风里，等着感冒。他会动身去个温暖并欢迎他的地方。他会去找朋友，你瞧着吧。他会去斯坦利家。他会去艾伦家。他们的父母会让他进屋。他不会束手忍受这一切，那不是马奇。’可你父亲拒绝让步。‘我怎么知道这个点他人在哪里？我怎么知道他不是在某家妓院？’我们躺在床上，他就那样大呼小叫——说什么我的儿子是不是在妓院里。‘我怎么知道，’他问我，‘这个点他不是在自甘堕落？’我制止不了他，就成了这样的结果。”

“什么结果？”

“结果，你现在住在俄亥俄中部，他在家里坐立不安，叫嚷着：‘他为什么要在离家五百英里远的一家医院割盲肠？新泽西不是有医院可以切除盲肠吗？世界上最好的医院就在这个州！他究竟在那儿做什么？’恐惧，马库斯，每个毛孔都流露出恐惧，每个毛孔都流露出愤怒，我不知道如何平息其中任何一种。”

“带他去看医生，妈妈。带他去新泽西那些最好的医院之一，让他们检查一下他的问题出在哪里。也许他们能给他一些治疗，让他平复下来。”

“别拿这个开玩笑，马奇。不要取笑你父亲。这已经够不幸了。”

“可我真的是这个意思。听起来他的确应该看医生。找谁看看。不能像这样，全由你一个人扛着。”

“但你父亲就是你父亲。他头痛都不肯服阿司匹林。他不肯屈服。他甚至不肯因为咳嗽去看医生。在他眼里，那是人们娇生惯养。‘抽烟嘛，’他说，用那话把事情敷衍过去，‘我父亲抽了一辈子烟。我也已经抽了一辈子。谢克、穆奇和阿迪都抽了一辈子。梅斯纳家的人个个都抽烟。我不需要让医生来告诉我，牲口的肩排怎么切，也不需要让医生来告诉我抽烟的事。’现在，他在路上开车时，每个人只要一驶到他旁边，他没法不按喇叭，我告诉他不需要按喇叭，他大喊道：‘不需要吗？当和疯子一同在路上开车时？’可疯的是他——他才是马路上的疯子。我再也受不了了。”

尽管我十分忧心母亲的身体，尽管看到她如此烦恼的模样我心乱如麻——她是我们家里的支柱和主心骨，她，站在肉店柜台后，是个不折不扣操持斩肉刀的艺术家，与我父亲一样——但从听她说话中，我记起自己为什么会来温斯堡。忘记礼拜式，忘记卡德威尔，忘记多纳霍尔博士的布道和女生宿舍的宵禁，还有这地方其余一切的不快——忍受现状，实现目标。因为离开家，你既救了自己一命，也救了他。因为我会朝他开枪，让他住嘴。现在，冲他对母亲做的事，我真想朝他开枪。然而，他对自己所做的，更让人痛心。对一个五十岁开始发疯，不仅打乱妻子的生活、无可挽回地改变了儿子的人生，而且毁了自己的人，你怎么开得了枪？

“妈妈，你让他去看希尔德克亥特医生。他信得过希尔德克亥特医生。他极其信赖希尔德克亥特医生。让我们听听希尔德克亥特医生的看法。”我本身对希尔德克亥特医生不敢恭维，更别提他的看法了；他当我们的家庭医生，仅仅因为他与我父亲上同一所小学，在纽瓦克贫民窟的同一条街上长大。希尔德克亥特的父亲是个“懒鬼”，他长期受苦的母亲，在我父亲仁慈的眼里，称得上是个“圣徒”，所以他们的蠢儿子就成了我们的家庭医生。真倒霉，我们，但我不知道，除了希尔德克亥特，还可以推荐谁，或建议什么。

“他不会去的，”我母亲说，“我已经提议过。他拒绝去。他没有病——有病的是世上的其他人。”

“那么你去见希尔德克亥特。告诉他发生的情况。听听他说什么。也许他可以把他转给一位专科医生。”

“一位在纽瓦克开车时不会对驶近的每辆车大按喇叭的专科医生？不，我不能对你父亲做出那种事。”

“做出什么事？”

“像那样在希尔德克亥特医生面前让你父亲难堪。如果他知道我去，知道我在他背后这么谈论他，会要了他的命。”

“所以反过来让他要了你的命？看看你，憔悴得不成人形。你曾经是个多么坚强的人，现在变得如此憔悴不堪。如果我在那个家里和他多待一天，也会变成这副模样。”

“亲爱的，”——这时，她抓住我的手——“亲爱的，我是不是应该？我可不可以？我这一路赶来是来问你。这件事，我只能和你商量。”

“你可不可以什么？你要问什么？”

“我说不出那个词。”

“什么词？”我问。

“离婚。”接着，她仍把我的手抓在她手里，用我们两人共同的手捂住嘴巴。离婚，在我们居住的犹太人区，是个陌生的字眼。这使我误以为在整个犹太人世界里，它几乎都是闻所未闻的事。离婚是可耻的。离婚是丑恶的。因离婚致使一个家庭破裂，本质上是一种犯罪行为。从小到大，我没在朋友、同学或家里的亲朋好友中间，听说过有哪户人家的父母离异、酗酒或还养狗。我从小接受的教育让我对这三件事深恶痛绝。如果说有什么会比这更让我震惊，除非是我母亲告诉我，她要去买条大丹犬。

“噢，妈，你在发抖。你受了巨大打击。”我也是。她会吗？为什么不会？我已经逃到温斯堡来了——为什么她不会离婚？“你和他结婚已经二十五年。你爱他。”

她使劲摇头。“我不爱他！我恨他！我坐在车里，他一边开车，一边尖叫着对我说，每个人如何如何不对，除了他以外，我发自内心地恨他、厌恶他！”

如此激烈的反应，让我们两个都目瞪口呆。“那不是真的，”我说，“即使现在一时像是真的，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只因为我走了，剩你一个人和他在一起，你不知道拿他怎么办。请去找希尔德克亥特医生。至少权当一个开始。问问他的意见。”与此同时，我害怕希尔德克亥特会说：“他是对的。人们不再知道怎么开车。这点我自己也注意到了。如今，坐进车里等于在拿生命冒险。”希尔德克亥特是个笨蛋兼蹩脚医生，幸好我没在他所属的辖区患上阑尾炎。他会开一支灌肠剂，让我没命。

让我没命。我从我父亲那儿听来这句话。满脑子想的尽是各种让我没命的方法。你是个怪人，你知道吗。很怪，我觉得比你自己意识到的更怪。奥丽维娅应该知道怎么辨识古怪，不是吗？

“我要去见律师。”母亲接着告诉我。

“不要。”

“要。我已经见过他了。我有一位代理律师。”她说，无助的语气像是在说“我破产了”或“我要接受前脑叶白质切除手术”。“我自己去的，”她说，“我无法再和你父亲在那个家里生活下去。我无法和他在店里一块工作。有他在车里，我无法开车。我无法再和他同床共眠。我不想他离我那么近——他火气太大，让人不敢躺在他身旁。我感到害怕。这些是我此行来告诉你的。”这时，她止住了哭泣。这时，她突然恢复镇定，做好准备并有能力应战，而我反成了那个濒临痛哭边缘的人，我知道，如果我留在家里，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

当屠夫要有结实的肌肉，我母亲有，当我哭着被她搂入怀中时，我感觉到她的肌肉。

我们从日光房走回病房——途中经过克莱门特小姐身旁，她，以一副她圣徒的模样，友好地转开视线——奥丽维娅正在那儿摆弄她带来的第二束花，她是几分钟前到的。她找了第二个花瓶，为不让水沾湿毛衣衣袖，她把它们捋起来，露出她的疤痕，那道疤痕，就在那只手的手腕上，就是那只迫使克莱门特小姐沉默不语的手，就是那只当其他病房的人自觉遵守规矩，甚至不敢高声讲话之际，被我们用来在医院病房寻求猥亵之乐的手。此刻，奥丽维娅的疤痕在我眼里显得格外突兀，仿佛是她几天前才割开的。

孩提时，父亲有时会带我去纽瓦克蓝领区埃斯特街上的屠宰场，也带我到柏根街尽头深处的鸡市场去过。在鸡市场，我看他们杀鸡。看他们按犹太律法宰杀数百只鸡。先由我父亲挑出他要的鸡。它们关在笼子里，笼子大概有五层，父亲伸手进去，拽出一只，抓紧它的头，不让它咬人，然后摸摸胸骨。如果胸骨能扭动，就是幼鸡，肉不会咬不动；如果胸骨坚硬，极有可能是老鸡，肉质粗糙。他还会吹开羽毛，看看底下的皮肤——他希望鸡肉呈黄色，有一点肥膘。不管挑出哪些鸡，他都放在他们提供的一只纸板箱里，然后，shochet[15]，即屠宰手，会依照犹太律法的规定将它们宰杀。他把鸡脖子往后扳——但不把它折断，只是向后弯成弧形，可能拔去一些羽毛，让脖子干净些，让他可以看清自己的动作——接着用他锋利无比的刀，割断脖子。要让鸡肉符合犹太教规定的洁净可食，他必须以利落、致命的一刀，切断喉咙。小时候，我记忆中最不可思议的一幕是不按犹太教规杀鸡的情景，他们直接剁下鸡头。嗖！噗！然后把无头的鸡放进一个漏斗状的桶里。约有六七个漏斗状的桶，围成一圈。血从鸡身流到一个大桶里。有时候，鸡腿还会动，偶尔会有鸡从漏斗桶里掉出来，正像俗话说的，像只被斩了头的鸡，吓得团团转[16]。这种鸡可能会撞上墙，反正会跑来跑去就是了。他们把按犹太律法宰杀的鸡也放进漏斗桶里。放血、杀生——我父亲对这些事已经麻木不仁，可一开始，我当然看得心惊肉跳，尽管我极力不表现出来。我是个小孩子，六七岁大，而这是做生意，不久，我接受了做生意就是又脏又乱的事实。在屠宰场也一样，那儿按照犹太律法处理牲口，必须把血放干净。在非犹太教的屠宰场，他们可以对牲畜开枪，可以把它打昏，可以用任何他们想要的办法杀死牲畜。但依照犹太律法，必须让牲口流干血而死。身为屠夫的儿子，我自幼就学习屠宰是怎么一回事，那时，他们吊住牲口的脚，给它放血。首先，用一条铁链捆住后腿——那是他们套牲口的方式。而那条铁链连着升降机，他们迅速把牲口吊起来，足蹄在上，呈倒挂，使血全都往下流到头部和上身。然后，他们准备宰杀。shochet戴着无边便帽走进来，坐在一个小小的凹处，至少在埃斯特街的屠宰场是这样，他捧起牲口的脑袋，放在自己膝盖上，拿起一把相当大的屠刀，口里念着bracha——一种祷告——切开脖子。如果他一刀完成，割断气管、食管和颈动脉，但没有碰到脊柱，牲口就当即死亡，符合犹太律法的洁净可食；如果切了两刀，或者牲口带病、身体有残缺，抑或屠刀不够锋利，或只是划到脊柱，宰杀的牲口就不洁净。shochet在喉咙上切开一道口子，约莫两耳距离那么宽，然后任牲口吊在那儿，直到血流完为止。印象中，他提起一桶血，或是几桶血，把它们同时倒掉，血从动脉喷涌到地上的速度如此之快，水泥地面上有一条排水沟。他穿着长靴站在那儿，尽管有排水沟，血水还是漫到他的脚踝处——这是我孩提时所见的一切。我亲眼见过许多次。我父亲认为，观看这个过程，对我很重要——同样这个男人，如今为了我，不管什么原因，也为了他自己，对一切都提心吊胆。

我想说的其实是：那正是奥丽维娅企图做的，依照犹太教规，用放干自己血的方式自杀。如果她成功，如果她娴熟地以完美的一刀完成任务，她就让自己符合了拉比律法中的洁净。奥丽维娅那道泄露秘密的疤痕，来自她试图对自己施行宗教式的屠杀。

我的身高遗传自我母亲。她是个高大魁伟的女人，离六英尺只差一寸，个头不仅超过我父亲，也比辖区里的每个母亲都高。她的眉毛又黑又浓，头发粗粝灰白（还有在店里时，血迹斑斑的白围裙下她所穿的粗粝灰白的衣服），她代表了劳动者的形象，与二战期间挂在小学大讲堂里、有关美国海外盟军的宣传海报上的苏维埃妇女一样具有说服力。奥丽维娅窈窕美丽，尽管身高有五尺七寸或八寸，但站在我母亲旁边，仍显得娇小玲珑，因此，当这个曾经工作时穿着血淋淋的白围裙、挥舞像剑一样锋利的长刀、开启关闭冷藏间厚重大门的女人，伸手与奥丽维娅握手时，我看到的，不仅是奥丽维娅如何像个小孩，还有她面对轰然来袭的迷惘时，是多么无助。不止她纤细的手，像小羊排似的，被紧捏在我母亲熊一般的大爪子里；连她整个人都被某种东西掌控住，某种把她、把比孩童大不了几岁的她，先逼得酗酒、后又逼到毁灭边缘的东西。她从骨子里顺从脆弱，是个受过伤的小孩。我终于领悟到那一点，完全因为我母亲，因为她即使受到我父亲的打击乃至走到要准备和他离婚的地步，那等同杀了他——是的，我现在看见了他的死样——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脆弱和顺从。我父亲逼得我母亲一个人去见律师咨询离婚的事，显示出的不是她的软弱，而是我父亲令人费解的转变，他不停念叨大祸临头、突然间判若两人所带来的破坏威力。

在她们一同陪我待在病房的二十分钟里，我母亲一直称呼奥丽维娅“赫顿小姐”。除此以外，她的态度挑不出一点不妥，奥丽维娅也一样。她没有问奥丽维娅任何尴尬的问题，没有打听她的身世，也没有刺探她为我插花的举动可能暗示了我们之间怎样的关系——她表现得很聪明。我介绍奥丽维娅是我的同学，给我送作业来，并把我写完的作业带回去，让我可以跟上课程的进度。我一次也没察觉她朝奥丽维娅的手腕看，她也没有以任何方式表露出对奥丽维娅的怀疑或不满。如果我母亲没有嫁给我父亲，她可以轻而易举胜任许多比肉店的活计更需要交际手腕与运用智慧的工作。彪悍的体形，掩盖了她细密的心思，生活中，在种种我父亲忽略的方面，当迫于形势、须精明一点时，她便会施展出她的细心。

奥丽维娅，诚如我说的，也没有令我失望。对于自己被频频称作赫顿小姐，她连眉也没蹙一下，反倒是我，每听一次就皱一下眉。是她身上的哪一点，使得必须保持这种拘束的礼节？不可能是因为她不是犹太人。虽然以我母亲的阶层、经历和背景，她只是一个来自纽瓦克犹太区的小地方人，但她并不愚蠢偏狭，她非常清楚，自己的儿子住在二十世纪中叶美国中西部的核心地带，他选择交往的女孩，极有可能生来信奉的是占主导地位、无处不在、几乎属正统的美利坚信仰。那么，是奥丽维娅的外貌，她养尊处优、仿佛不识一点苦滋味的模样，引起她的反感？还是她苗条、年轻、妩媚的身体？是不是我母亲对那一头饱满的褐发下柔软娇弱的体格没有心理准备？为何一而再、再而三用“赫顿小姐”称呼一个彬彬有礼的十九岁女孩？就她所知，这个女孩什么也没做，只是为她做完手术、住院、正在复原中的儿子提供了一些帮助，是什么冒犯了她？是什么让她警觉？不可能是鲜花，虽然它们对事情没有助益。只可能是忽地瞥见了那道疤痕，使奥丽维娅这个名字变得难以启齿，说不出口。是那道疤痕，连同那束花。

那道疤痕占据了我母亲的全部心思，奥丽维娅知道，我也知道。我们全都心知肚明，于是，不论我们谈起别的什么事，都几乎让人听不下去。奥丽维娅坚持在病房与我母亲待了二十分钟，其勇气和毅力，真是一项令人心碎的壮举。

奥丽维娅一离开、去搭巴士回温斯堡后，母亲就走进我的洗手间，不是洗漱，而是用肥皂和纸抹布清洗水池、浴缸和马桶。

“妈，不用了，”我朝她喊，“你刚下火车。这里每样东西都很干净。”

“我在这儿，有事需要做，让我来。”她说。

“不需要做。他们今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

然而，需要的是她，不是洗手间。工作——有的人渴求工作，任何工作，不论多么艰苦或令人不快，为的是宣泄生活中的苦闷，驱散心头恼人的思绪。等她走出来时，又变回我母亲，刷刷洗洗，令她恢复了一贯给予我的女性温暖。记得小时候上学时，每当想起母亲，妈妈在工作的画面总会浮现在我脑海，妈妈在工作，但不是因为工作是她的重担。对我来说，她母性的光辉源自她身为一个精力旺盛、不输我父亲的屠夫。

“和我讲讲你的功课吧，”她一边说，一边坐进病房一角的椅子里，而我则靠着枕头，坐在床上，“和我讲讲你在这儿学的东西。”

“一八六五年以前的美国历史。从第一批移民抵达詹姆士敦和马萨诸塞湾，到内战结束。”

“你喜欢那个课吗？”

“我喜欢，妈妈，是的。”

“你还学什么？”

“美国政体的基本原则。”

“那是什么？”

“政府如何运作。它建立的根据。它的法则。美国宪法。权力分立。三权分立。我在高中时上过公民课，但从来没这么详尽透彻地学过政体方面的知识。这是门不错的课。我们阅读文献。阅读一些著名的高等法院案例。”

“这对你太好了。正合你的胃口。老师们怎么样？”

“他们都很好。他们不是天才，但足够优秀。不管怎样，他们不是最重要的。我有书读，有图书馆可以利用——我拥有让大脑接受教育所必需的一切。”

“你离开家，是不是过得更开心？”

“我这样比较自在，妈。”我说，这样比较自在，我心想，因为你没有离开家。

“念一点给我听，亲爱的。念一点你课本里的内容给我听。我想听听你在学什么。”

我拿起奥丽维娅从我宿舍给我带来的《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第一卷，随便翻到一页，恰好是我已经学过的那章的开头，“杰斐逊政府”[17]，副标题“一、一八〇〇年革命”。“‘托马斯·杰斐逊，’”我开始念，“‘数年后反思一生忙碌的往事，认为自己当选总统，标志着一场真正的革命，如同一七七六年的革命一样。他把国家从君主制和军国主义中拯救出来，使它恢复了共和制的纯朴。但其实从来不存在君主制的危险；把国家从军国主义中拯救出来的是约翰·亚当斯；一点点的纯朴性，并不能算作革命。’”

我继续往下念：“‘费希尔·艾姆斯曾预言，若有一个“雅各宾派”总统，美利坚会陷入真正的恐怖统治。然而随后的四年，却是共和党最平静的一届执政期，其特征不是激烈的改革或民众骚乱……’”念到那句话中间，我抬起头，看见母亲坐在椅子里昏昏欲睡。她脸上挂着一丝微笑。她的儿子在高声朗读大学里学的课程给她听。为此，那一趟火车加汽车，甚至包括见到赫顿小姐的疤痕，都是值得的。数月以来第一次，她感到快乐。

为了让她保持那样，我继续念下去。“‘……而是和平地取得了相当于整个合众国大小的领土。一八〇〇至一八〇一年选举带来人事的更动，多于政策的改变，联邦政权从马萨诸塞一带转移到弗吉尼亚地区……’”此时，她完全睡着了，可我还是没有停。麦迪逊。门罗。J.Q.亚当斯。如果那样，可以减轻我留下她一个人面对如今失控的丈夫的苦痛，我愿意一直念下去，念到哈利·杜鲁门为止。

她在离医院不远的一家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星期一早上，在搭巴士去赶回家的火车前，她又来看了我一下。那天午饭后我也将出院。前一晚桑尼·考特勒打电话给我。他刚听说我做阑尾炎手术的事，虽然上次在四方草地我们不欢而散——对此我们两人都没提起——他坚持开车来接我出院，送我回学校，卡德威尔主任已经为我在与学生健康中心毗邻的小医务室里安排了一张床位，让我这个星期睡在那儿。白天若有需要的话，我可以在那儿休息，我将重新开始上课，除体育课以外。之后，我应该可以自己爬完三段楼梯，回尼尔楼顶层我的房间。再过几个星期，我将回旅馆打工。

那个星期一早晨，母亲又恢复成原来的她，既没被打垮，也不可能被打垮。我告诉她，学校为我返校安排了种种照顾措施，让她放心，接着，她说的第一件事是：“我不会和他离婚，马库斯。我决定了。我会容忍他。我会尽一切所能帮他，只要有什么能对他有帮助的话。如果那是你希望我做的，那么也是我所希望的。你不想有一对离异的父母。我不想你有一对离异的父母。现在，我觉得很内疚，竟容许自己有这种想法。我后悔把它们告诉你。看我把事情弄的，在这医院，你才刚可以下床一个人行走——那样不对。那不公平。我道歉。我会留在他身边，马库斯，无论发生什么情况。”

我眼中涌满泪水，我赶紧用手捂住眼睛，仿佛那样可以掩藏我的眼泪，或是可以用手指把它们按回去。

“你可以哭出来，马奇。我以前见过你哭。”

“我知道你见过。我知道我可以。但我不要。我只是太高兴……”我必须停顿一会，恢复说话能力，让自己从因她一席话而沦为一无是处、永远需要呵护的小家伙中回过神来。“我只是听到你的话太高兴。他的这种行为可能是暂时的，你知道。人到了一定年纪后，会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吗？”

“我相信是的。”她安慰我说。

“谢谢你，妈。这让我大大松了一口气。我不能想象他一个人独居。只有那家店和工作，晚上回到家一无所有，周末形单影只……那简直无法想象。”

“比无法想象更糟，”她说，“所以别去想它。但现在，我相应也要提出一些要求。因为有些事对我而言，也无法想象。以前，我从来没要求过你什么。以前，我从来没对你提过任何要求，因为从来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在各方面，你都是个完美的好孩子。你一心只想成为一个表现良好的男孩。你一直是任何母亲眼里最优秀的儿子。但我得要求你，不要再和赫顿小姐扯上关系。因为你和她在一起，让我无法想象。马奇，你来这儿是作为一名学生，学习高等法院，学习托马斯·杰斐逊，准备上法学院。你之所以来这儿，是为了将来某一天成为社区里受他人敬重的人，让他们来找你求助。你之所以来这儿，是为了不用像你祖父、你父亲和你的兄弟那样，变成另一个梅斯纳，余生都在肉店工作。你来这儿，不是为了和一个曾拿剃刀割开双手手腕的女孩纠缠不清，自找麻烦。”

“一只手腕，”我说，“她割了一只手腕。”

“一只就足够了。我们只有两只手腕，一只已经太多了。马奇，我会留在你父亲身边，相应地，我要求你在一头扎进去、不知道如何抽身之前，断绝和她的交往。我要和你定个协议。你愿意和我达成那个协议吗？”

“愿意。”我回答。

“那才是我的好孩子！才是我高大、优秀的好儿子！世界上到处是没有割过任何一只手腕的年轻女孩——她们什么都没割过。有数以百万计这样的女孩。从她们中挑一个。她可以不是犹太人，可以是任何人。现在是一九五一年。你不是生活在我父母、我父母的父母以及更早他们的父母的旧时代。可不是吗？那个旧时代已经非常非常久远，那个时代里的一切都早已不复存在了。唯一留下的只有洁净可食的肉。那就够了。足够了。那是必然的。可能就应该这样。所有别的都可以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三个从来没像别人那样住过犹太人隔离区，我们现在不是第一代移民。我们是美国人。和任何你喜欢的人约会，娶任何你想娶的人，和你选择的人做任何你想做的事——只要她从来没有拿剃刀对着自己、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一个受重创到做出这种事的女孩，不适合你。在人生甚至还没开始前，就想把一切抹杀——绝对不行！你不能和这种人有关系，你不需要这样的人，不管她看上去多么像个女神，不管她送多少花给你。她是个年轻貌美的女子，这点毋庸置疑。她显然受过良好的家教。可也许在她的家教背后，有更多看不见的东西。你永远不知道那些事。你永远不知道人们家里真正发生了什么。一个小孩走上歧途，首先要检视他的家庭。不管怎样，我同情她。我对她没有一点恶意。我祝愿这个女孩好运。我为她祈祷，希望她的人生不会一事无成。但你是我唯一的儿子，我唯一的小孩，我要对你负责，而不是对她。你必须彻底斩断这段关系。你必须找个别的女孩作女朋友。”

“我明白。”我说。

“真的？还是为了避免吵架，所以你这么说？”

“我不怕吵架，妈妈。你知道的。”

“我知道你很坚强。你与你父亲顶撞，他不示弱。和他顶撞这事，你做得对；在我们两人之间，我为你敢于和他顶撞感到骄傲。但我希望，那不意味着，等我离开这里后，你会改变主意。你不会的，对吗，马奇？当你回到学校，当她来找你，当她开始哭泣，你看见她的眼泪时，不会改变决定吧？这是个泪眼婆娑的女孩。你一眼看到她时就会发现。她满腔泪水。你能抵挡得住她的眼泪吗，马库斯？”

“能。”

“你能抵挡住歇斯底里的尖叫吗，如果真的发生的话？你能抵挡住绝望的哀求吗？你能在有人苦苦哀求你，向你哀求她想要而你不给她的东西时视若不见吗？没错，对一个父亲，你可以说：‘不关你的事——别管我！’但在这件事上，你是否具备它所要求的那种意志力？因为你也有颗善良的心，那颗让我引以为傲的善良的心，但一颗善心可能是你的敌人。你正直善良，富有同情心，而且温柔体贴——所以请告诉我，如果有可能要求你对这个女孩做出这样的事，你知道怎么做吗？因为他人的软弱，正如同他们的强悍之处一样，会毁了你。软弱的人不是没有杀伤力。他们的软弱能变成他们的强项。一个精神如此不稳定的人，对你是个祸害，马奇，是个陷阱。”

“妈妈。你不必再说下去。就此打住。我们成交。”

此时，她将我揽入她的双臂中，那即使不比我强壮也至少与我相当的双臂。她说：“你是个感情用事的男孩。像你父亲及你所有的兄弟一样容易冲动。你是梅斯纳家族中的一员，和所有梅斯纳家的人一样。你父亲曾经是个明白事理、通情达理的人，是里面唯一有头脑的人。现在，不知何故，他变得和其余人一样疯狂。梅斯纳家不仅是个屠夫家族。他们一家人个个喜欢嘶吼尖叫、跪地用头砰砰撞墙，而现在，没想到，你父亲也和他们其他人一样。你不能这样。你要强大过你的情感。不是我向你提出这个要求——是人生。否则你会被感情冲垮。你会被冲向大海，消失不见。感情是人生最大的障碍。感情会玩弄出最可怕的把戏。当我来告诉你，我打算和你父亲离婚时，就是受了感情的操弄。现在，我克服了那些感情。答应我，你也会放下你的感情。”

“我答应你，我会的。”

我们彼此亲了一下，共同想起我的父亲，期盼奇迹出现的急切渴望，仿佛将我们连成一体。

在医务室，我被带到那张狭窄的病床旁——一个明亮、面朝校园树林的小房间里，共有三张床，那是其中一张——那将是我接下来一个星期睡的地方。护士示范给我看，想独处时怎么拉起帘子把床围住，不过她告诉我，其他两张床都空着，所以眼下这地方属于我一个人。她指给我看走廊对面的洗手间，有个小台盆、一个抽水马桶和一个淋浴间。见到每样东西，让我想起奥丽维娅离开我们回学校后，母亲在医院打扫洗手间的情形——自奥丽维娅走后，我永远不会再让她走入我的生活，假如我遵守对母亲许下的承诺、照此下去的话。

桑尼·考特勒陪我在医务室，帮我搬行李——课本和一些洗漱用品——因为遵照临别时医生的嘱咐，我不必搬或提任何东西。从医院开车回来的途中，桑尼·考特勒说，我有任何需要，可以找他，并邀请我那晚去兄弟会会所吃饭。他如往常一样热心周到，我好奇，我母亲有没有和他说起过奥丽维娅，他这么关切，是不是为了防止我想念她，破坏我和我母亲的约定，抑或，既然我同意放弃她，他自己有没有暗中计划找她，想再度约她出去。即便他对我出手相助，我仍无法消除心中的疑虑。

我听到、看到的一切，都把我的思绪牵引到奥丽维娅身上。我拒绝了和桑尼去兄弟会会所，而独自在学生餐厅吃返校后的第一顿饭，期望能见到奥丽维娅一个人坐在一张小桌旁用餐。返回医务室时，我绕远路，经过猫头鹰咖啡店，还探头进去看看她是不是一个人在吧台吃饭，尽管我知道，她和我一样不喜欢那个地方。自始至终，我都在找寻撞见她的机会，自始至终，我发现从医务室的洗手间开始，每样东西都唤起我对她的思念，我在脑中对她诉说：“我就是想念你。我将永远想念你。永远没有一个人可以替代你！”间歇，应和地，传来她美妙轻快的声音：“我向空中射出一箭/它落到地上，不知在何处。”“噢，奥丽维娅，”我一边想，一边又开始给她写信，一样是在我脑中，“你是如此优秀、美丽、聪慧、高贵、清醒，如此独一无二的性感。就算你割过腕又如何？它已经愈合了，不是吗？你也痊愈了！你给我吹箫——有什么罪？你给桑尼·考特勒吹箫，有什么……”然而那个念头，与随之而来闪过的一幕，并不那么容易成功地克制，我费了很大努力，把它抹去。“我要和你在一起。我要陪在你左右。你是一个女神——我母亲说得对。谁会因为母亲的话而抛弃一个女神？无论我做什么，我母亲都不会和我父亲离婚。她不可能让他和猫一起住在店后。她宣称要和他离婚、宣称她聘了律师，只是哄骗我的伎俩。可另一方面，这不可能是桩骗局，因为在她认识你以前，她已经告诉我要和他离婚的事。除非她在纽瓦克时已经透过考特勒的亲戚得知了你。但我母亲决不会那样欺骗我。我也不会骗她。我被困住了——我已经答应她，我决不能毁了我的承诺，但遵守承诺将会把我毁了！”

或许有可能，我心想，我可以不遵守承诺，但不让她发现……然而星期二，当我去上历史课时，任何背叛我母亲的可能都消失了，因为奥丽维娅不在那儿。星期四，她照样缺课。星期三我参加礼拜时，也没有看到她坐在那儿。我检查了每一排的每张座位，都没有她。我本想，我们可以并肩坐在一起度过礼拜式，有奥丽维娅在我身旁展露迷人的笑颜，所有令我发狂的一切，都会瞬间变成快乐之源。

然而，她彻底离开了学校。当我发现她缺席历史课的那一刻，就意识到了这点，之后，我打电话到她宿舍找她，更确认了这件事。接电话的人说：“她回家了。”虽然语气礼貌，但从中让我觉得，奥丽维娅不是简单的“回家”而已，中间发生了什么事——一些他们不应该谈论的事。在我没有打电话或联系她的时候，她再次企图自杀——一定是那样。在二十分钟内被我母亲称呼了十几遍“赫顿小姐”以后，在我一返校住进医务室后空等我的电话无果以后，她做了恰恰是我母亲警告过我的事。所以我很幸运，不是吗？免去了一个有自杀倾向的女友，不是吗？是的，而且我也从来没有那么颓丧过。

如果她不仅仅是企图自杀——假设她成功了？如果这次她把两只手腕都割开了，在宿舍失血而死——如果她是在校外、我们那晚停车的墓园？不止学校会竭尽全力保守这个秘密，连她的家人也会。那样的话，在温斯堡没有人会知道发生了什么，没有人知道为什么，除了我。除非她留下封短信。那么，每个人都会把她的自杀归咎在我身上——归咎在我母亲和我身上。

我不得不走回詹金斯楼，到地下室，在邮局办事处对面，找到一架有折叠门的收费电话，我可以把门紧紧关上，不让任何人听见我讲电话。邮局信箱里没有她的信——桑尼帮我在医务室安顿好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来看信。打电话前，我又看了一遍，这次，有个学校的信封，装着训导主任卡德威尔寄来的亲笔信。

亲爱的马库斯：

我们非常高兴，你回到学校，并经医生证实，你一切恢复得极好。现在，我希望你重新考虑一下，要不要在即将到来的春季参加棒球队的选拔赛。明年校队需要一名四肢细长的内野手，就像棒球卡的马迪·马里昂[18]那样，我觉得你可能非常适合。我猜，你腿脚很快，诚如你所知，不一定非要把球击过围网，还有多种击球送跑垒员上垒得分的途径。击出一个安打是整场比赛中最漂亮的一幕。我已经和波慈莱教练打过招呼。他热切期待在他们三月一日举行的选拔赛上见到你。欢迎你身体痊愈，回到温斯堡这个大家庭。想到你重返学校这一刻，我深感欢喜。我希望这也是你的心情。如果有什么我能帮忙之处，请直接到办公室来找我。

谨启

霍维斯·D.卡德威尔

男生部主任

我在邮局窗口把一张五美元纸币换成二十五美分的硬币，然后拉开沉重的玻璃门，坐进电话亭，我把硬币分成每四个一叠，放在话机下曲状的搁板上，一位“G.L.”人士胆敢在话机上刻下他的姓名首字母。刹那间，我想知道，这位G.L.被逮到时，受了怎样的处罚。

我对自己未知的事做好了心理准备，像在卡德威尔办公室一样，已经大汗淋漓。我拨往长途电话问讯处，查询亨廷谷赫顿医生的电话号码。我记下两个号码，一个是赫顿医生诊所的，一个是他住处的。现在还是白天，既已说服自己相信奥丽维娅已经死了，我决定拨打诊所的号码，猜想他父亲由于家中的丧事，应该不会上班，那么通过与接待员或护士的通话，能让我对发生的事略知一二。我不想和她父母中的任何一人通话，害怕听见他们中的这个或那个说：“所以就是你，是你这家伙——你就是她遗书里提到的马库斯。”当长途接线员接通诊所的电话后，我把二十五美分硬币逐个塞进相应的投币口，我说：“您好，我是奥丽维娅的一个朋友。”但不知道接下来说什么。“这里是赫顿医生的诊所。”一位女士在电话那头告诉我。“是，我想询问一下奥丽维娅的情况。”我说。“这里是诊所。”她说，接着，我挂了电话。

我从主四方院直接走下山，到女生宿舍区，踏上通往道兰楼的阶梯，那是奥丽维娅住的地方，也是注定了她厄运的那晚，我开艾尔文的拉萨尔来接她的地方。我走进去，有张桌子挡住了通向一楼和楼梯的入口，桌旁有个值班学生。我向她出示我的学生证，请她打电话到奥丽维娅住的楼层，告诉她我在下面等她。星期四，当奥丽维娅第二次缺席历史课后，我已经打电话到道兰楼找过她。就在那时，我被告知：“她回家了。”“她什么时候会回来？”“她回家了。”现在我又来找她，这次是亲自来，结果又碰了钉子。“她是永远离开学校了吗？”我问，值班的女孩只是耸耸肩，“她有没有出什么事，你知道吗？”她过了很长时间才做出回答，就是决定最后什么也不回答。

那天是十一月二日，星期五。我出院五天了，定于星期一重新开始攀登三段楼梯，回到我在尼尔楼的房间，然而我觉得自己比手术后他们第一次让我下床行走时更加虚弱。我能找谁去确认奥丽维娅的死讯，而不让自己被指控为杀害她的凶手？温斯堡一名女大学生自杀的事会上报吗？我是不是应该去图书馆，翻阅克利夫兰的日报寻找答案？这条新闻肯定不会刊登在小镇的《温斯堡鹰报》或本科生办的《猫头鹰眼报》上。你有可能在那个校园里自杀了二十次，也从没被写进那些无聊的破报纸里过。我在温斯堡这样一个地方做什么？我为什么不回去，和斯皮奈利一起在城市公园对着醉汉吃纸袋里装的午餐，担任罗伯特·崔特的二垒手，选修所有那些由纽约来的老师开的好课？要是我父亲，要是弗鲁塞，要是艾尔文，要是奥丽维娅——！

接着，我从道兰楼冲回詹金斯楼，沿一楼走廊跑到训导主任的办公室，问他的秘书我可不可以见他。她让我在外间她对面的椅子上等，等训导主任结束和另一个学生的谈话。结果那个学生是柏特·弗鲁塞，自从我搬出最开始住的那个房间后，就没再见过他。他因什么被训导主任叫进去？或毋宁说，他为什么没有天天都被训导主任叫去？他一定时时刻刻冲撞他。他一定时时刻刻冲撞每个人。刺激、反抗、责难。怎么能让那种戏码日复一日持续下去？除了弗鲁塞，谁愿意不停地犯错、挨骂和受罚，出格得令人鄙视，遭每个人唾弃，成为可恶的异类？对柏特莱姆·弗鲁塞而言，有什么地方比温斯堡更能让他无所忌惮地沉溺在源源不断的叱责中？在这个正义的世界里，做个过街老鼠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我这么说可能还嫌不够。

罔顾秘书的存在，弗鲁塞对我说：“吐了——吐得好。”接着，他朝走廊门走去，在门旁，他回过头，咬牙挤出一句话：“我会找你们这批东西报仇的，一个都不放过。”秘书假装什么都没听见，只是起身陪我走到训导主任办公室门前，她敲敲门说：“梅斯纳先生来了。”

他从办公桌后走出来，与我握手。时至今时，我留下的臭味早已被清除干净。所以弗鲁塞是怎么知道的？难道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吗？因为训导主任的秘书特别告诉他们的？这所小学校，这个道貌岸然的鬼地方——我恨透了。

“你看上去气色不错，马库斯，”训导主任说，“除了瘦了几磅，你看来一切无恙。”

“卡德威尔主任，有件对我十分重要的事，我不知道找谁求助。我决不是故意在这里呕吐的，你知道。”

“你生了病，你恶心不舒服，就这样，没什么。现在你正在好转中，不久就会完全康复。有什么我能帮你的？”

“我来这儿，是为了一名女同学，”我开口说，“她和我一起上历史课。现在她人不见了。我告诉过你，我有过一次约会，就是和她。奥丽维娅·赫顿。现在，她失踪了。没有人告诉我，她去了哪里，或为什么。我想知道，她出了什么事。我担心，她发生了一些可怕的意外。我担心，”我补充道，“可能和我有关。”

你决不该说出那句话，我告诉自己。他们会以导致他人自杀为由把你开除。他们甚至可能把你交给警方。他们有可能就把G.L.交给了警方。

我口袋里依旧揣着训导主任写的欢迎我“痊愈”返校的信。我刚刚取来的。正是那封信，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我是多么愚蠢、容易上当。

“你做了什么，”他问，“导致你有这种想法？”

“我约她出去了一次。”

“约会中，是不是发生了一些你想要告诉我的事？”

“没有，长官。”他不过用了一封措辞和蔼的亲笔信，就引我入瓮。击出一个安打是整场比赛中最漂亮的一幕。我已经和波慈莱教练打过招呼。他热切期待在选拔赛上见到你……不，热切期待见到我的是卡德威尔，为了奥丽维娅的事。我直接踏进了他的圈套。

“主任，”他亲切地说，“我是你的‘主任’，请注意。”

“答案是没有，主任，”我重复了一遍，“没有发生什么我想要告诉你的事。”

“你确定？”

“我肯定。”此刻，我想象出那封遗书，悟出自己怎么受骗、说了假话：“马库斯·梅斯纳和我发生了关系，然后把我当作一个荡妇似的抛弃，与其活在那份耻辱中，我宁可死。”

“你没有让这位年轻的女士怀孕吗，马库斯？”

“什么——没有。”

“你确定？”

“非常非常确定。”

“就你所知，她没有怀孕。”

“没有。”

“你说的是实话。”

“是的！”

“你没有强迫她与你发生关系。你没有强迫奥丽维娅·赫顿与你发生关系。”

“没有，长官。绝对没有。”

“她去你医院病房探视过你，是吗？”

“是的，主任。”

“据医院一位员工说，在医院，你们两人之间发生了一些事，一些下流的事，被发现，并记录在案。你却说，你没有在病房强迫奥丽维娅·赫顿与你发生关系。”

“我刚刚割了盲肠，主任。”

“那并没回答我的问题。”

“我一生从未强迫过人，卡德威尔主任。无论对谁。我从来没必要那么做。”我补充道。

“你没必要那么做。我能问一下，那是什么意思吗？”

“不，不能，长官，您不能。卡德威尔主任，这很难解释。诚然，我认为我有权相信，不管在我医院病房里发生了什么，严格来说，都是奥丽维娅和我之间的私事。”

“也许是，也许不是。我觉得每个人都会赞同，即使它原本的确是你们两人之间的事，但鉴于事态的发展，它已不再是私事。我想我们都明白，那是你为什么来找我的原因。”

“为什么？”

“因为奥丽维娅不会再在这里了。”

“她去了哪里？”

“奥丽维娅精神崩溃了，马库斯。她不得不被救护车接走。”

她，那副模样的她，被救护车接走？那个有幸拥有那副头脑，那么美丽、沉静、迷人、慧黠的女孩？这简直比她的死讯更残酷。这儿最聪颖的女孩，因为精神崩溃上了救护车离开，而校园里其他人则把《圣经》教义当作自己的准则，显出一副感觉良好的模样！

“我不是很清楚，精神崩溃是怎么回事。”我向卡德威尔承认。

“你失去自控力。一切让你不堪负荷，把你压垮，整个人以一切想得到的方式土崩瓦解。你像婴儿一样，无法再控制自己的情绪，你必须住院治疗，像婴儿一样接受照顾，直到康复。假如的确会康复的话。学校冒险让奥丽维娅·赫顿入学。我们了解她的精神病史。知道她接受过电击治疗，知道她一次接一次复发的悲惨过去。但她父亲是克利夫兰的外科医生，是温斯堡的杰出校友，我们应赫顿医生的要求收下她。不管对赫顿医生还是对学校来讲，结果都不理想，尤其对奥丽维娅，毫无帮助。”

“那她一切都好吗？”当我提出这个问题时，我觉得自己仿佛濒临崩溃的边缘。求求你，我在心里念道，求求你，卡德威尔主任，让我们好好谈一谈奥丽维娅，不要说什么“一次接一次复发”和“电击治疗”！接着我意识到，那正是他在做的。

“我告诉你了，”他说，“那个女孩精神崩溃。不，她一点都不好。奥丽维娅怀孕了。尽管她有病史，但还是有人下手，让她有了身孕。”

“噢，不，”我说，“她人在哪里？”

“在专门的精神病院。”

“但她怎么都不可能怀孕啊。”

“她可能，她的确怀孕了。一个无助的女孩，因长期饱受精神和感情折磨，消沉抑郁，对一个女孩会遭遇的诱惑，缺乏足够的自我保护能力，被人占了便宜。那个人需要好好解释一下他做的事。”

“不是我。”我说。

“从我们得到的报告中，你作为一个病人在医院的举动，暗示的是另一回事。”

“我不在意它‘暗示’了什么。无凭无据，不能将我定罪。长官，我再次对您这样形容我表示愤慨。您歪曲我的动机，曲解我的行为。我和奥丽维娅没有发生过性关系。”我气得满脸通红地说，“我和任何人都没发生过性关系。这个世上，不会有人会因为我而怀孕。绝对不可能。”

“根据我们现在所知的，”训导主任说，“那同样让人难以置信。”

“哦，操你的！”没错，好斗、愤怒、冲动，这在温斯堡是第二回。但无凭无据不能给我定罪。我受够了每个人的这种做法。

他站着，没有像艾尔文那样怒不可遏，给我一拳，而是让自己完全表现出位高权重的威严。他一动不动，除了用眼睛扫视我的脸，好像它本身就是一则道德丑闻。

我离开，开始等着被开除。我不敢相信奥丽维娅怀孕了，正如我不敢相信她吮吸考特勒或温斯堡除我以外任何人的那话儿。但不管她怀孕是真是假——怀孕，没有告诉我；怀孕，就那样，一夜之间；怀孕，甚至可能是在她进温斯堡以前；怀孕，简直不可能，就像他们的处女圣母马利亚——我让自己卷入温斯堡大学了无生气的传统习俗，卷入了无生气、专横主宰我人生的操行规范，那种令人窒息的操行规范，我完全可以推断出，正是它，把奥丽维娅逼疯的。不要从家庭中去找原因，妈——看看这个陈腐的世界设下的清规戒律！看看我，他初到这里时，如此可悲迂腐，不肯信任一个女孩，因为她给他吹了箫！

我的房间。我的房间，我的家，我离群索居的地方，我在温斯堡小小的避难所——星期五，仅仅三段半楼梯，让我经历了比预想中更艰苦的跋涉，当我终于回到房间时，我发现床单、毛毯、枕头散落在四处，所有衣柜抽屉都被狠狠拉开，里面的物品铺覆在床垫上和地上。汗衫、短裤、袜子、手帕，被揉成一团一团，遍布于破旧的地板上，还有衬衫和长裤，连同衣架，被从我小小凹进去的壁橱里拽出来，扔得满地都是。接着，我看见——在房间高高的小窗下的角落里——那堆垃圾：苹果核、香蕉皮、可乐瓶、饼干盒、糖果纸、果冻罐，没吃完的三明治和撕成一块块的切片面包，上面涂有东西，我起初以为是大便，但幸好只是花生酱。垃圾堆里窜出一只老鼠，飞速钻到床底下不见了。接着第二只老鼠。接着第三只。

奥丽维娅。出于对我母亲和我的愤怒，奥丽维娅来洗劫了我的房间，把它弄得肮脏不堪，然后跑去自杀。想到气得发狂的她，也许正是在我的床上割开手腕，结束这场精神错乱的溃败，我毛骨悚然。

腐败的食物发出一股恶臭，还有另一股同样强烈的气味，可我无法立刻识别出是什么，因为眼前所见的与心头的猜测，把我吓呆了。就在我脚边，有只翻过来的袜子。我把它捡起来，拿到鼻子旁。皱成硬邦邦一坨的这只袜子，闻上去不是脚的味道，而是风干的精液。接着，我捡起每样东西，把它们凑近鼻子，都闻到同样的味道。每样东西都被精液浸过。我在大学专柜购买的、价值一百块钱的衣服得以幸免，只因为在我得阑尾炎去医务室时，正好把它们穿在身上。

在我住院期间，有人栖身在我房间里，没日没夜手淫，把精液射在几乎每件属于我的物品上。这当然不可能是奥丽维娅。是弗鲁塞。一定是弗鲁塞。我会找你们这批东西报仇的，一个都不放过。这场一个人的酒神节闹宴，是对我的报复。

我突然开始透不过气来——既因为受惊也因为那些味道——我走到门外，对着空荡荡的走廊大声发问，我做了什么伤害柏特莱姆·弗鲁塞的事，让他要用这种最卑鄙下流的行径，糟蹋我微不足道的私人物品。我徒劳地试图去体会，他在玷污我的每样物品时得到的快感。一边是卡德威尔，一边是弗鲁塞；一边是我母亲，一边是我父亲；一边是俏皮可人的奥丽维娅，一边是精神崩溃的奥丽维娅——夹在他们所有人中间，逼得我说出愚蠢的“操你的”来为自己抗辩。

桑尼·考特勒开车来接我，我带他上楼，让他看房里的情形，他解释了一切。与我一同站在门口，桑尼说：“他爱你，马库斯。这些是他爱的标记。”“那堆垃圾也是？”“尤其是那堆垃圾，”桑尼说，“温斯堡的约翰·巴里摩尔[19]被爱冲昏了头。”“那是真的吗？弗鲁塞是同性恋？”“疯癫得像个该死的帽匠，古怪得如同一张三美元纸币[20]。你真该看看他穿着绸缎齐膝短裤，在《丑闻学校》[21]里的表演。舞台上，弗鲁塞令人发噱——戏谑嘲弄的模仿，无可挑剔，是个才华横溢的滑稽演员。舞台下，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台下的弗鲁塞是个怪物。的确有这种怪里怪气的家伙，马库斯，现在让你撞到一个。”“可这不是爱——这太荒谬了。”“许多爱情都是荒谬的，”考特勒对我说，“他在向你证明他的雄风。”“不，”我说，“如果真的有什么，那也是恨。是敌意。弗鲁塞把我的房间变成一个垃圾场，因为他憎恨我的勇气。我做了什么？我毁了他该死的让我彻夜难眠的唱片！不过那是数个星期以前，是我刚到这里时的事。我买了一张新的——第二天我去买了一张赔他！可是，他这么大动干戈，做出这样恶心的破坏之举，说明我让他记恨了那么久——这完全不合情理。给人感觉，他从来没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包括我——可结果，这种对立，这种反目，这种仇恨！接下来呢？下一步会是什么？我怎么还能继续在这儿住下去？”“你暂时不能住在这儿。今晚，我们在会所给你安排一个床位。我可以借你一些衣服。”“可看看这地方，闻闻这地方！他要我与这堆屎为伍！天哪，我现在必须去找训导主任谈一谈，不是吗？我必须报告这种复仇行为，不是吗？”“报告给训导主任？给卡德威尔？我不建议那么做。如果你去告发他，弗鲁塞不会善罢甘休，马库斯。找训导主任谈，他会告诉卡德威尔，你是他生命中的情郎。找训导主任谈，他会告诉卡德威尔，你们的事属于恋人间的拌嘴。弗鲁塞是我们这人人厌恶的浪荡子。没错，连温斯堡都有一个。没人制得住柏特莱姆·弗鲁塞。如果他们因此把弗鲁塞开除出校，他会拖你下水——我敢保证。最不该的，就是去找训导主任。瞧，你先是得了阑尾炎，接着，你所有的日用品被弗鲁塞玷污——显然，你无法进行正确的思考。”“桑尼，我承受不起被逐出学校的后果！”“可你什么也没干，”他一边说，一边关上我臭气熏天的房间的门，“是事情找上你。”

然而，我，携着我的恨意，已经干下很多，当然，原因是卡德威尔指控我让奥丽维娅怀孕。

我不喜欢考特勒，不信任他。当我踏进他的车、接受他提供的床位和部分衣服的那一刻，我知道自己其实又犯了一个错。他能说善道，骄傲自大，他认为自己不仅比卡德威尔高出一等，而且也可能凌驾于我之上。一个来自克利夫兰郊区最上等的犹太人区的孩子，睫毛又长又黑，下巴上有道凹缝，在篮球队两度获得校名首字母标志荣誉[22]，身为犹太人，却连续两年当选兄弟会联盟的主席——父亲不是屠夫，而是拥有自己的保险公司，母亲也不是屠夫，而是克利夫兰一家百货公司的继承人——对我而言，桑尼·考特勒不仅太顺遂，太自信，拥有他独特的机敏伶俐，而且综合来说，表面上，他是年轻男生的完美典范。我最明智的做法是赶紧离开温斯堡回新泽西，虽然学期已过去三分之一，但还可以争取在被抓去当兵前重新在罗伯特·崔特注册入学。抛下弗鲁塞们、考特勒们、卡德威尔们，抛下奥丽维娅，明天就搭火车回家，家里只需应付一个头脑不清的屠夫，剩下的，是一个勤奋努力、粗鲁低俗、贿赂成风、有一定排外倾向，由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德国人—斯拉夫人—犹太人—黑人组成的纽瓦克。

但是，由于我的紧张焦虑，我去了兄弟会会所，在那儿，桑尼介绍我认识了马迪·齐格勒，兄弟会会员之一，一个柔声柔气、看似好像还不用刮胡子的男孩，三年级，来自戴顿市，视桑尼为偶像，对任何桑尼开口的事都有求必应，一个天生的追随者跟着一个天生的领导者，在楼上桑尼私人的房间里，他当即应允，每次只收一美元五十分，代我参加礼拜——在出勤卡上签上我的姓名，出来时在教堂门口上交卡片，不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不管是进行中间还是任务完成后。他有一副令人信赖的微笑，意在让所有人觉得他没有攻击性，他热切地想取悦我，就和想取悦桑尼一样。

那个齐格勒是个错误，我肯定——最终的错误。不是恶毒的弗鲁塞——学校里憎恨人类的厌世者，而是友好的齐格勒——他是如今笼罩在我头上的宿命。我对自己所做的事感到讶异。无论从天生还是后天角度，我都不是一个追随者，然而，经过这样一天，我竟也屈服于天生的领导者，筋疲力尽、大惊失色到不得不屈服。

“现在，”等我新雇的代理人离开房间后，桑尼说，“现在我们把礼拜的事解决了。很简单，不是吗？”

自信的桑尼如是说，可我毫不怀疑地知道，即便在那时，作为一个忧虑重重的父亲的儿子，我知道，这个英俊非凡、出身优渥、举止如王子般高贵完美的犹太青年，习惯受人仰慕与臣服、习惯讨好每个人、从未与人发生过争执、习惯吸引众人艳羡的目光、习惯在小小的兄弟会世界里享受至高无上的地位的他，最终将会成为死神天使。

当桑尼与我在尼尔楼楼上我的房里时，外面已经飘起雪，等我们抵达兄弟会会所，风速已增强到每小时四十英里。离感恩节还有几个星期，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的暴风雪，开始席卷这个州的北部县市，还有相邻的密歇根州和印第安纳州，以及宾夕法尼亚西部与纽约上州，最后覆盖大部分新英格兰地区，然后吹向大海。到晚上九点，降雪已达两英尺，雪依旧没有停，继续神秘地下着。此时，没有风呼啸穿过温斯堡的街道，镇上的老树岿然不动，悄然无声，其中最脆弱的枝条，在风的鞭笞与积雪的重压下，断裂、掉落在庭院中，堵住了马路和车道——此时，听不见一点风或树的低吟，只有一团团纷乱的雪花，持续不断地飞舞飘落，仿佛有意把俄亥俄北部一切的纷扰不安都掩埋起来。

刚过九点，我们听见吼声。从七叶树街北大约半英里以外的校园，一直传到犹太兄弟会会所。我在那儿吃了晚饭，得到一张小床和一个属于我的衣柜——里面放了一些桑尼新洗干净的衣物——与了不起的桑尼成了室友，不止那晚，还可以更久，如果我喜欢的话。我们听见的吼声，像是橄榄球赛上一次触地得分后一群人的欢呼，只是它没有减弱的迹象。像是赢得冠军时众人的欢呼。像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结束后，战胜国发出的欢呼。

整件事始于很小的规模，充满天真的朝气：四个来自俄亥俄小镇的一年级男生，在詹金斯楼前空旷的方地上打起雪仗，这几个稚气未脱、来自乡村地区的男孩跑到宿舍外，在离家上大学第一个秋季学期的第一场风雪中打闹嬉戏。起先，只有詹金斯楼一二年级的学生冲出来加入他们的行列，可后来，当两幢与詹金斯楼垂直的宿舍楼里的住户从窗口望见方地上发生的事后，也开始从尼尔楼和沃特福德楼蜂拥而出。不久，几十个兴高采烈、亢奋过度的男生，发起了一场斗志高昂的雪仗，他们穿着粗蓝布裤和圆领汗衫，穿着运动衫裤，穿着睡衣睡裤，有的甚至只穿了内衣内裤。不到一个小时，他们彼此投掷的已不单是雪球，还有啤酒罐，他们一边大喝啤酒一边打雪仗。他们中有些人被飞来的碎片割到，在纯净的雪上留下点点鲜红的血迹，这时，飞来的掷物包括课本、废纸篓、铅笔、卷笔刀和开了盖的墨水瓶；墨水，四处飞溅，电气化的旧式煤气灯优美地排列在人行道两侧，照出雪上点点墨水的蓝黑色斑迹。然而，流血丝毫没冲淡他们的热情。见到自己的血滴在洁白的雪上，也许益发刺激了他们，从打打闹闹、因为一场不合季节的意外降雪而玩得不亦乐乎的孩童，转变成一支声势浩大的反抗军，受一小簇叛逆的一二年级生的煽动，将他们桀骜不驯的浮躁，演变成令人瞠目结舌的恶作剧。随着体内（尽管按时参加礼拜）未被驯服的野性的全面爆发，他们跌跌撞撞、连滚带爬，顺着厚厚的积雪滑下山，揭开了一个在外度过的、他们那一代温斯堡人永远不会忘记的惊人夜晚。第二天，《温斯堡鹰报》在一篇激昂澎湃、表达社区民众强烈愤慨的社论中，把那晚的事件命名为“温斯堡大学轰动的白色内裤抢夺战[23]”。

他们奋力踩过人行道上未经扫雪机清扫的积雪，踏上同样没有铲过雪的阶梯，闯进三栋女生宿舍——道兰楼、孔斯楼和弗莱明楼——根据晚间规定，大门已紧闭，他们砸破玻璃，摸到锁，或干脆用拳脚和肩膀撞开门，在禁止入内的宿舍里留下一连串夹杂雪块和烂泥的足印。他们轻松掀翻堵住楼梯入口的值班桌，蜂拥上楼，冲进卧室和姐妹会成员住的套间。在女学生四散逃窜、找地方藏身之际，闯入每个房间的侵略者，进而拉开一个个衣柜抽屉，大肆扫荡，搜出他们能找到的每条白色内裤，让它们飞出窗户，坠落在底下如画般银装素裹的四方形空地上。此时，那儿有几百名兄弟会的男生，他们从校外的兄弟会会所赶来，沿七叶树街，踏过厚厚的积雪，来到女生宿舍区的四方院，齐聚为这场最不温斯堡式的无法无天的狂欢喝彩。

“短裤！短裤！短裤！”这群大学生，像刚进入青春期时一样，仍为这个词炸开了锅，不停地在楼下热烈高呼，群情激越。而楼上女生房间里，数十个醉醺醺的男孩，衣服上、手上、剪成平头的头发上和脸上，沾着蓝黑的墨渍和绯红的血迹，滴着啤酒和融化的雪水，他们集体干出受刺激的弗鲁塞独自在尼尔楼屋檐下我的小房间里所做的事。并非全部人，绝没有达到他们所有人的地步，只是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几个笨蛋——一共三人，两个是一年级的，一个是二年级的，他们都在第二天第一批被开除的学生之列——对着偷来的内裤手淫，弹指间就完成了自慰，接着，他们把被玷污过的、黏湿、残留着精液味道的内裤朝楼下扔去。脸颊红通通、头顶被雪覆盖的高年级生欢天喜地地高高伸手接住，他们一边呼出游龙般的白气，一边从下面怂恿鼓动楼上的学生。

偶尔，冒出一个低沉的男声，代表所有那些不肯再遵守通行的道德风纪的学生发言，勇敢地怒吼出一个事实——“我们要女朋友！”——但大体上只是一群流氓满足于争抢内裤，不一会儿，他们许多人开始把内裤贴着头发往下拉，像帽子似的戴起来，或是提起穿着套鞋的脚，钻过内裤，把异性最私密的衣物，炫耀在他们的长裤外，做出内衣外穿状。那晚无数被见到从敞开的窗户落下的物品里，包括胸罩、腰带、卫生棉、软膏管、口红、衬裙和半截短衬裙、睡衣、几个手袋、一些美钞和一套镶有华丽饰品的帽子。同时，在四方形的院子里，堆起了一个巨大、胸脯袒露的女雪人，披着女式内衣，一根卫生棉条得意洋洋地塞在涂了口红的嘴里，充当白雪茄，最后，一顶漂亮的复活节软帽，置于用一把湿漉漉的美钞搭出的发型上。

如果警察能够在詹金斯楼前无伤大雅的雪仗开始转向失控前赶到校园，这一切也许都不会发生。但是，温斯堡的街道和校内的马路必须等到雪停后才开始清扫，因此，不论是镇上三辆警车里的警官，还是学校两辆巡逻车里的警卫，都只能步行前来。待他们抵达女生区时，宿舍区一片狼藉，混乱的局面早已无法遏制。

由男生部主任卡德威尔出面，阻止了其余一些更荒诞不经的暴行的发生——六尺四寸高的训导主任卡德威尔穿戴着大衣和围巾，站在道兰楼的前廊上，没戴手套的手里握着一个电喇叭，他用喇叭喊道：“温斯堡的同学们，温斯堡的同学们，回到你们的房间去！立即回去，否则将被开除！”由全校最威严、资格最老的训导主任发出的郑重警告（事实是，征兵正在吞噬着没有因上大学而获缓役的十八岁半、十九岁、二十岁的青年），使大批涌入女生区四方院里欢呼雀跃的男生开始散去，他们忙不迭回头，不管从哪儿来，返回他们原来的地方。至于那些仍旧在女生宿舍里面翻箱倒柜的家伙，直至镇上和学校的警察赶到，开始逐个房间搜捕他们时，最后一批内裤才停止从窗口飞落——从尽管夜间气温只有二十华氏度[24]却依旧大开的窗户——直至那时，侵略者自己才开始从道兰楼、孔斯楼和弗莱明楼楼层较低的窗户往外跳，落到底下松软深厚的积雪里，倘若没在企图逃逸中跌断手脚——像其中两人一样——便朝山上奔去。

那晚深夜，艾尔文·艾耶斯丧了命。以艾尔文的个性，他绝不会参与内裤大战，但写完作业后，那晚余下的时间里，他（根据大约六个和他同属一个兄弟会的会员提供的证词）一直在兄弟会会所后面，窝在他的拉萨尔里，开着发动机取暖，只为了掸除迅速积在车顶、发动机罩和行李箱上的雪时才走到车外，而后，他铲去四个轮子里的积雪，得以给轮胎绕上一套全新的雪链。冲着驾车历险的目的，为了看看这辆动力强劲、拥有加长轴距和更大化油器、达到一百三十马力的一九四〇年款四门旅游车——通用公司生产的最后一款根据法国探险家命名的享有盛誉的车型——在温斯堡堆起高高积雪的街道上表现有多出色，他决定去试车。在镇中心，铁轨在火车站站长与他助手的维护下，畅通无阻，在分割主街和下主街的平交路口，艾尔文明显想赶超那辆午夜货车，结果拉萨尔打滑失控，在铁轨上转了两圈，迎面撞上从东面驶向阿克伦的火车车头的雪犁。那辆我曾载着奥丽维娅去吃饭，然后去校外墓园的汽车——一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车辆，甚至是二十世纪后半期口交出现在温斯堡校园的某个历史性纪念碑——歪歪扭扭冲向路边，滚下下主街，最后爆炸，燃成一片火海。显然，小艾尔文·艾耶斯在冲撞时已经身亡，接着，尸体很快在失事的汽车里着起火，那辆他一生最精心维护胜过一切、被当作男人或女人一样来钟爱的汽车。

结果表明，艾尔文不是第一个，也不是第二个，而是温斯堡第三个自汽车进入美国人生活后、数年来因试图赶超那趟午夜货车失败而无法毕业的四年级学生。他把那场大雪视作挑战，赔上自己与那辆拉萨尔，从而落得和我一样。我的前室友没有投身拖船业，而是进入了永恒的回忆，在这里，他将不得不永远回想驾驶那辆好车的乐趣。在我的意识里，我不断想象着冲撞那一刻，艾尔文形如南瓜的脑袋在挡风玻璃上撞得粉碎，血肉、骨骼和脑组织，就像南瓜一样，迸裂成百块碎片。我们曾经睡在同一个房间，一块学习——现在，二十一岁的他死了。他曾把奥丽维娅叫作婊子。在听说艾尔文的死亡事故时，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如果事先知道他会死，我一定不会搬。到那时为止，我认得的死去的人，只有我两位在战争中丧生的堂兄。艾尔文是第一个我所憎恶的死去的人。现在，我是不是必须停止对他的恨意，开始悼念他？现在，我是不是必须在听到他的死讯时假装悲伤，在得知他丧生的来龙去脉后做出惊骇的表情？我是不是必须拉长着脸，去他所属的兄弟会会所参加追悼仪式，向他兄弟会的会员表达吊唁，尽管我明知他们中许多人是酒鬼，曾经在旅馆需要服务时，用手指朝我吹口哨，用听起来疑似“犹太佬”之类的称呼叫我？抑或，我是不是应该赶在房间被分配给其他人之前，试着重新申请调回詹金斯楼的宿舍？

“艾尔文！”我大喊，“艾尔文，你能听见我吗？是梅斯纳！我也死了！”

没有回应。没，这儿没有室友。可另一方面，他无论如何都不会回应，这个沉默、凶狠、不苟言笑的讨厌鬼。艾尔文·艾耶斯，死了和活着一样，依旧让我参不透。

“妈！”我接着喊道，“妈——你在这儿吗？爸，你在这儿吗？妈？爸？奥丽维娅？你们有谁在这儿吗？你死了吗，奥丽维娅？回答我！你是温斯堡唯一赐给我的礼物。是谁让你怀孕的，奥丽维娅？还是你最终自行了结了自己的生命，你这个迷人、令人难以抗拒的女孩？”

但是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只有我在自言自语阐说我的清白、我迸发的情感、我的衷肠和年轻的我在真正迈入成人的第一年里得到的极短暂的福佑，那也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年。迫切想得到倾听，却没人听我说话！我死了。终于把这句难以启齿的话讲了出来。

“妈！爸！奥丽维娅！我想念你们！”

没有回应。无论多么苦苦地想冲破重围，让自己显灵，都激不起一点回应。所有的意识都消失了，只剩下我自己的。没有回应。彻骨的悲哀。

第二天早晨，《温斯堡鹰报》用“双倍”的星期六特刊版面，刊登的全是有关暴风雪在学校引发的种种事件。据报道，那晚唯一的死者，五二年届学生小艾尔文·艾耶斯，其实是内裤大战的始作俑者，在企图逃脱警察的追捕中，他在平交路口闯过一闪一闪的红灯——一个完全错误歪曲的故事，尽管第二天被撤回，但已经被转载、刊印在他家乡的日报《辛辛那提问讯报》上。

同样那天早晨，准时七点，校内开始展开秋后算账，每个承认参与内裤大战的低年级生发到一把雪铲——价钱包含在他们本学期的住宿费里——被迫组成扫雪小队，他们的任务是把校园马路上和人行道上暴风雪倾下的三十四英寸厚的积雪清理干净，部分地方覆盖的积雪厚度更是超过六英尺。每个小队由学校田径队的高年级生监督，整项工作由体育部教员负责。与此同时，审问在卡德威尔办公室进行了一整天。到夜幕降临时，有十一名低年级生，九名大一的和两名大二的学生，被定为罪魁祸首，他们被剥夺了加入扫雪行列来忏悔赎罪的机会（或像犯事者家长们期望的，暂令退学一个学期，算是让他们年少的儿子承受的最严厉处罚，因为他们极力辩驳，那无非是一场本科生的恶作剧），永久开除出校。他们中有两人，从女生宿舍楼跳下来时跌断了手脚，打着新鲜的白石膏，出现在训导主任面前。据说，两人饱含泪水，双唇间迸出数不尽的认错道歉的话。然而，他们乞求谅解的努力只是徒劳，更遑论宽恕。在卡德威尔眼里，他们是最后两条漏网之鱼，永远不得再进学校。每个被叫到训导主任面前否认参加内裤大战、事后被发现撒谎的人，也当即被开除，使开除的总人数在周末结束以前达到十八人。“你骗不了我的，”卡德威尔主任对那些被叫到他办公室的人说，“你也不会骗我。”他说得对：没有人骗他。没有一个人。甚至最终包括我。

星期天晚上，晚饭后，温斯堡全体男生集中在威廉森文学楼大讲堂，听阿尔宾·伦茨校长讲话。那天傍晚，当我们拖着沉重的脚步，向文学楼走去时——小镇大部分地方依旧被积雪覆盖，所有学生都不得开车——我从桑尼口中了解了伦茨的政治生涯，以及当地人对他野心的推测。他曾两度当选邻州西弗吉尼亚州的州长，作风强硬，破坏工人罢工，之后，在二战期间，他出任战争部副部长。一九四八年，在那个州竞选参议员失败后，通过裙带关系，他被温斯堡大学校董会的理事聘为校长，他走进校园，致力把俄亥俄中北部这所规模小巧的学院建设为，用他在就职演说上的话来讲，“一个培养道德礼教、爱国主义和个人高尚品行的基地，如果我们要在这场与苏维埃共产主义进行的全球斗争中赢得道德上绝对的胜利，这个国家里的每个年轻人都必须具备这些品质”。有部分人相信，伦茨接受温斯堡校长一职，是把它当作竞选一九五二年俄亥俄州长的垫脚石，因为他几乎不具备当一个教育家的资质。如果竞选成功，他将成为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二个当过两个州州长的人——两个都是工业重州——以能够打破民主党一贯以来对工人阶层选民的垄断，使自己成为一九五六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竞争者。当然，在学生中间，广为人知的压根不是他的政见，而是他颇具特色的乡下口音——他是西弗吉尼亚州洛根县一个矿工的儿子，凭自己的奋斗出人头地——渗透在他洪亮的演说中，如一枚钉子扎进你的身体。他以不矫揉造作的说话腔调著称，并嗜好雪茄，抽个不停，因而在校园里得了个“全能斯托吉[25]”的诨名。

他没有像上课的教授那样站在讲台后面，而是坚定地立于讲台前，矮短的双腿微微分开，以一种不善的质问语气开腔。这个男人给人毫不手软的感觉：他的话必须好好听着。他不是志在像卡德威尔主任那样展现出高高在上的权威，而是以他不加约束的直来直去，把听众吓得魂不附体。他的自负，有一种与训导主任迥异的威力——中间不乏智慧。诚然，他赞同训导主任的观点，人生中没有什么比纪律更重要，但他完全不加掩饰地（尽管间或措辞委婉）表达出内心固有的谴责之情。以前我从未目睹过温斯堡全体学生在集会时表现得如此震惊、严肃——凝神专注。无法想象现场有哪个人，即便敢于在自己心里呐喊出：“这不合理！这不公正！”校长可能会走下讲堂，用木棒把这群学生打成残废，而没有人敢反击或抗争。甚至在棍棒还没袭来以前，我们就仿佛已活在棍棒之下——为犯下的所有过错，心甘情愿地挨打。

告示命令全体男生都必须出席这次集会，会对此置若罔闻而不到场的唯独可能是那个凶神恶煞、放荡不羁、心怀恨意的柏特·弗鲁塞。

“在场的你们中，有没有谁——”伦茨校长开始发话，“——知道，在你们全体男子汉决定给一所由浸礼会教会创办的知名高等学院抹黑添耻、使其名誉尽丧的同一天，在朝鲜发生了什么事？那天，联合国与朝鲜的共产主义谈判者达成暂时协议，在那个饱受战火、满目疮痍的国家的东部前线，划下一道休战线。我想你们知道‘暂时’是什么意思。它意味着在朝鲜，如我们所知的那种野蛮残酷的战斗——如同任何美国军队所知的、我们历史上任何时期发生的任何战争一样野蛮残酷——那种同样的战斗，可能在白天或黑夜的任何时间爆发，夺去更多数以千计美国青年的生命。你们中有谁知道，几个星期前，从十月十三日星期六到十月十九日星期五之间，在朝鲜发生了什么？我相信你们知道这儿发生了什么。十三日星期六，我们的橄榄球队以四十一比十四，大胜老对手博林格林。接下来的星期六，二十日，没有胜算的我们，以二十一比二十的领先比分，意外击败了我的母校，西弗吉尼亚大学，让我们欣喜若狂。温斯堡赢了多么漂亮的一仗！但你们知道，同样那个星期里，在朝鲜发生了什么？美国第一骑兵师、第三步兵师，和我在一战时参加的老部队，第二十五步兵师，连同我们的英国盟军和韩国盟军，在老秃山地区向前推进了一小步。付出了四千人伤亡之代价的一小步。四千名和你们一样的年轻人，死的、残的、伤的，就在我们击败博林格林和意外险胜西弗吉尼亚大学期间。你们有没有想过，自己多么幸运、多么优越、多么值得庆幸，每个星期六，在这儿观看橄榄球赛，而不是在那儿迎接枪林弹雨，同理包括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和星期天？相比与你们同辈的美国青年在这场惨烈战争中做出的牺牲——你们觉不觉得自己的行为，在温斯堡的居民、俄亥俄州的居民乃至全美利坚合众国人民的眼里，有多么幼稚、愚蠢、糊涂？人们已从报纸和电视上获悉星期五晚间那起伤风败俗的事。告诉我，你们认为，冲入女生宿舍、把女同学吓得半死，就表示自己是英勇的战士了吗？你们认为，闯进他人房间、染指他人的私人物品，就证明自己是英勇的战士了吗？你们认为，抢夺并破坏不属于自己的物品，就表明自己是英勇的战士了吗？还有你们中那些给他们助威打气、不出手阻止他们甚至还为他们的男子汉勇气欢欣鼓舞的人，你们的男子汉勇气呢？假如朝鲜那些协议破裂，当一千名尖叫的士兵朝散兵坑里的你们扑来时，这点胆量对你们有什么用？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他们一定是吹着嘹亮的号角，扛着刺刀来的！我要拿你们这些男孩怎么办？你们中的男子汉呢？你们没有一个人想到要保护住在道兰楼、孔斯楼和弗莱明楼里的女生吗？我本期望你们中会有一百个、两百个、三百个人，出来制止这场幼稚的骚乱！你们为什么没有？回答我！你们的勇气哪去了？你们的正义感呢？你们没有一个人表现出一丁点的正义感！你们一个人都没有！现在，我要对你们说一些我从未想过自己会非说不可的话：今天，身为这所学校的校长，我感到羞愧。我感到羞愧、愤慨和震怒。我不希望有人对我的怒意有所怀疑。而且，在未来一长段时间里，我的怒意都不会消减，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听说，我们有四十八位女学生——将近百分之十的女生——已经有四十八位在她们惊骇不已的父母的陪同下，离开了学校，她们是否会回来，我还不知道。从我接到的其他忧心忡忡的家长打来的电话中——自从星期五午夜以来，我办公室和家里的电话铃声没有断过——我估计，还有更多女学生在考虑停学一年或转学永远离开温斯堡。我不能怪她们。我不能指望我的女儿在遭受了一群流氓的蔑视、侮辱、恐吓，乃至连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后，仍始终不渝地留在这所教书育人的学校里。显然，他们脑子想的是，他们在进行自我解放。因为那就是你们，据我判断，那些参与其中的人、那些袖手旁观不加拦阻的人——都是一帮不知感恩、不负责任、幼稚卑劣的无赖和懦夫。一群不守纪律的顽劣儿童。穿着尿布、没有规矩的毛孩子。哦，还有最后一件事。你们有没有谁知道，单是在一九五一年，到今天为止，苏联人爆炸了几颗原子弹？答案是两颗。那就是说，自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里我们的敌人发现原子爆炸的秘密后，一共成功试爆了三颗原子弹。我们国家正极有可能面临一场不可想象的、与苏联的核战争，而温斯堡大学的男子汉，却在勇敢无畏地扫荡无辜的女同学的衣柜抽屉。在你们的宿舍之外，有个世界快火烧眉毛了，你们却在为内衣内裤炸开锅。在你们的兄弟会之外，历史每天都在动荡变化——战争、轰炸、大规模屠杀，你们对这一切漠不关心。喔，你们不会永远漠不关心下去！你们可以喜欢有多蠢就多蠢，甚至可以像星期五晚上在这儿所干的那样，尽情展露你们想要的愚蠢，但最终，历史不会放过你们。因为历史不是舞台背景——历史就是那个舞台！你们身在那舞台上！噢，你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的骇人的无知，是多么令人悲哀！而最令人悲哀的是，你们到温斯堡来的目的正是为了消除那种无知。总之，你们认为自己属于一个怎样的时代？你们回答得出来吗？你们知道吗？你们是不是根本没有一点时代的使命感？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曾长期卷入政治对抗，作为一名走中间道路的共和党人，与激进的左派人士和激进的右派人士作斗争。然而对我来说，今晚，在野蛮地追求轻率的乐趣方面，那些激进人士根本无法与你们相提并论。‘让我们一块疯狂，一块痛快地玩吧！下一步让我们变成食人族吧！’喔，这里不行，男士们，在这爬满常春藤的围墙里面，负责为这所学校维护遭你们嘲弄的理想和价值观的那些人，不会对蓄意作恶取乐的行为置之不理。不能允许这样的事再发生，也将不会允许这样的事再发生！人的行为是能被约束的，它将受到约束！骚乱结束了。反抗平息了。从今晚起，一切事务、一切人员，重新各就各位，恢复温斯堡的秩序。恢复正派的面貌。恢复尊严。现在，你们这些肆意妄为的男子汉，可以起身离开我的视线。如果你们有谁决定永远离开、不再回来，如果你们有谁认为，校行政处计划严格推行的、使温斯堡像个温斯堡的行止规范及文明禁止条例，不适合像你这样的男子汉——我没意见！走！滚！指令已经下达！收拾起你傲慢的造反精神，今晚就从温斯堡消失！”

伦茨校长鄙夷地说出“轻率的乐趣”那几个词，好像它们是“预谋杀人”的同义词。还有他对“傲慢的造反精神”的痛恨，亦如此醒目，如同在清楚地宣告一种威胁，它不仅誓要破坏俄亥俄的温斯堡，还会危害到庞大的共和国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