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
头一次读蔡铮的文字是十四五年前了。油印本，厚厚的，好几本，有诗，也有小说。现在如还有，该是文物了。那时，他二十出头，每天写，大概已有百多万字了。他写作的风格、气韵当时就已经有了。
蔡铮的经历有些传奇。他的家乡红安是中国贫困之地，革命造反之乡。作为农民的儿子，饥饿贫穷，父母没有文化，加之社会动乱，他便“野”在那儿。好在他聪明，考上了师专读英文，也就是那时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毕业，他自愿回乡务农；养鸡，鸡却死个精光；不甘心，就闯去当兵。因为会英文，调到一所军校当教员。孤独、寂寞，与世隔绝，但却有了清净和时间，于是有了一段很好的创作。他的写作，主要也就是那几年。之后，他回老家种地，又去代课，又去读书。九四年中国现代史研究生毕业，他放弃读博、出国的念头，谋职北京准备发愤写小说。但无人赏识，也无处发表作品，生活亦无着落，最后还是出走，来了美国。又读书，又寻职，现在有了工作，也有了女儿，但他仍然不安，时时想辞职，去写他的小说。有一天，他或许会出走，突然跑回红安。写作始终像恶魔一样追随他，但他终也未能成一个职业作家，甚至没能发表作品。
寻根文学毕竟是“寻”，但蔡铮的小说却是土地中由根长出来的。蔡铮的小说如他的体质，结实饱满，像中国北方的玉米；在他小说的细节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生命的结实、旺盛，充满活力的诗意及热情，当然还有他的淳朴和天真。他由土地而来，他的小说由他而来，是他生命的庄稼。中国有不少写农民的小说和作家，但多是由外部的观察和描写，蔡铮的小说却是他生命内部的生长、开放。他属于大地和农民。
“五四”新文学以个性自由为主旨，以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精神为参照和指向，因此就有对中国传统、社会和人文情态的激烈否定、批判和反叛。这是早期“五四”文学的主流。叛逆出走、孤独郁抑乃至激进革命的青年是当时小说的主要人物。今天来看，这是文明撞击中生命的裂变。不论对否，其作为生存、生命则为异常，由于异常个别而光彩。冯文炳的出现是它的一个反动，冯把目光转向中国本土，对民间风情给予人文的肯定。他使中国民间人文情态进入新文学语言，这有似于《诗经》。由是新文学除了由内向外的一向的叛逆与批判外，还有了由外向内回归的一向的对中国本土人文情态的认定和审美，新文学回到了中国人文生存的主体，回到了中国自身的文化气韵、人文情态和自然风俗。这是一个重要转变。冯文炳是一个开始，只是他更接近散文。到沈从文便有了成熟的人物的小说，至此新文学的这一脉在中国便落了根。以后有艾芜、叶君健、老舍。戏剧上，曹禺由《雷雨》到《原野》，也可以看出新文学的这种变化。所谓文学的根，即是其本语种的人文文化情态，语言由此发生。
自四九年，中国新文学就基本断了根。七八年后，出现了《今天》的诗和寻根文学，可以说这是中断的“五四”文学的再次浮现。前者接近个性自由，后者就是沈从文的传统。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上有意义的事，有了好作品，很有希望，但随之也有了不好。诗，追逐西方现代语言之时髦，小说更糟，把各种稀奇的怪事饰以民俗，拿来贩卖显示（电影将之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人们还来不及批评、反省、等待调整，即被商业浪潮淹没，成功即合理。文学几乎已经是另外的世界。
这里辑了蔡铮几篇小说，都是简单的小故事。在文学的泡沫中，或许它们是一小块泥土，可以让我们重新感受文学在中国大地质朴充实的生命和希望。
蔡铮的小说有一种本质的力量。好的小说没有意识先见，但同时却又是寓言，蕴含着生命的隐蔽秘密。蔡铮小说的故事结构还没有那么成熟，但他的生命具有对生活本质的感悟天赋。《读书》这个生动的故事，蕴含着中国世代农民和文化的关系。“字就是金子，银子”，这个简单愚蠢的真理就是中华文明大帝国的中心秘密，是它那句芝麻开门的咒语。如果说这个故事残酷、荒诞而又愚昧，那么这个古老庞大的帝国也同样。权力、财富、文字，三位一体。所谓文明，就是其以文字的中介对大地上芸芸众生的农民进行严酷统治与剥夺。文字是这个帝国权力的咒符。农民对文字的崇拜与迷信，正是他们受之统治与控制的表征。由此“晕书”这一荒唐的笑话，轻松而准确地透露了它的奥秘，文字即权力和权力对文字的垄断，由此人对它恐惧而疏隔。由此“要学一肚子字，还不要杀头”就不是一个玩笑。但是中国文明真正的悲剧和宿命是：“他还是把他玩丢了书包的宝贝儿子毒打一顿，谁劝他都不肯住手。当夜又叫堂客把他的破褂子剪了，给儿子缝了个新书包，叫他第二天背了上学去。”农民活得再不是人，但中国文字还是建立了“人”，而文字也还是通向金子、银子的阶梯。文字不仅仅是帝国权力的咒符，也是盖印在农民骨子上的咒符。这是中华帝国几千年文明坚固的原因。
“民以食为天”，这是中国古老的哲学；“吃饭的问题最大”，是农民造反的根据。食几乎决定了中国农民全部的历史和命运。蔡铮的小说反复表述这一主题。《狼猪》是一个残酷的故事，而残酷的根源就是饥饿。猪本身惰性温顺，是喂养食用的，但由于饥饿它成了狼，它残酷地吃了病弱的小女孩。悲惨残酷，发生得日日常常，没有谁是凶手制造罪恶。就是父亲对那头狼猪的疯狂暴力也自然合理。在中国农民世代生活中，饥饿的梦魇与他们日日同在，这头凶狠而又不能驱除的狼猪时时会站立起来，将他们撕碎吃掉。饥饿的恐惧，饥饿的残酷，它们世代笼罩着中国大地和农民。
《最好的菜》这个残忍的故事，它的发生源于这一句话：“人家的？哪个人家的？野猪吃得，我们吃不得？来！看谁敢夺我们的箩筐？”对于饥饿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而由此也就有了中国世代的土匪、造反、革命；，有了团丁、砍头、官府镇压。中国近代历史有种种主义、运动，但落到中国土地的实处也还是这件最简单的事。德福、团丁、李家楼、赤卫队、红军、解放，往往返返，都由德福那一句话生发。一部浩浩荡荡的历史竟如此简单。这个小故事可以贯通中国的历史，秦末、汉末、明末，一直到近当代的革命。沈从文的小说很好，它有不幸有残酷，但沈先生更看重中国土地人性的和谐、善良、美好。他值得敬重。但是中国的深处实是残酷，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战争、暴乱和革命。如果说蔡铮的小说由沈从文这一文脉有所发展，那就是他更深入了中国土地与农民的生活，展示了它的残酷性。有一点要提及，蔡铮表现残酷常常是以天真、善良、无辜的生命、心灵的被伤害为对衬的，如这篇小说中的天雨。因此，他的小说是人性的，有对残酷最大的悲悯和抗议，这与炫耀残酷有天壤之别。
小说最困难的是细节，最做不了假的也是细节。细节体现小说家的素质和才能，甚至可以说细节是对小说家精确的考验，它决定一个人应不应该选择去写小说。蔡铮的故事，一般地说有些简单，其结构也还是单线条的，不老道。他不是职业写作者，没有时间精力作此努力，但他小说的细节甚为精彩，一字一句都拨动你，没有做作勉强。这是小说家最困难的事，但于蔡铮却很随手。很简单，它们是从他生命里生发出来的。他旺盛的生命有对农民生活强烈的热爱和丰足的汲取，这片土地上的一动一颤、一石一叶都会使他激动不安。《油条》这篇小说完全是细节的连缀。这是个孩子与食物的故事，它的背景是中国农村的父权。食物的匮乏，使人性鄙陋，如那个父亲。但是，匮乏的食物，两根油条，却使作者写出了一个如此生动可爱的孩子。一方面是食物的诱惑、父亲的禁戒、惩罚，一方面是天然的欲望，微小而又可怜。孩子在这两者间渴望又恐惧，克制却又小心试探，他告诫自己、强迫自己、欺骗自己、鼓励自己，于是掐下一点，陶然的满足、幸福，最后，是猫对他命运的捉弄。我们看到，夹在匮乏和自私严酷的父权间，孩子卑怜的生命和心灵。这样细微而丰富的描写，非有亲身经历不可，而且要有异常的敏感和细致。强健的体魄而有这样敏感细致的心灵是难得的。我常诧异，蔡錚这样强壮，怎么又这样敏感細致。
蔡铮小说的细节基本是写实的，这使他的小说质朴坚实。但是，他潜伏的生命总会在小说的某一处突然爆发（实际这是诗上的表达），穿透小说的实在性，打开世界的另一极——生命本质的神秘、恐惧、不可知的命运。如上面的例举：“怪的是那头猪也坐在桌边，跟他们一道吃着，吃得咯嚓咯嚓响。”“突然，他听到小女儿叫了一声：‘伯！’他慌忙定住。回头却只见那一滩血肉。”他的世界是两极相应的。如果没有后者，小说就会平板，缺少震撼力。因此说他的小说是诗性的。人并非生活在实在中，实在受其后面不可知的力量——潜藏于生命里的恐惧、欲望、暴力、梦想的控制。《猪精》这篇小说，人与兽怪的界线消失了生活向我们呈现的是一个日常人的世界，但兽怪就潜伏其中。达善怎么也不明白，明明是一头猪，它怎么就会是黑货，自己的侄儿？但人不是兽怪吗？这是人类最古老的命题。愚昧、野蛮、残酷、兽性、黑暗，这就是匍匐在中国大地的兽怪——猪精，它在日常，在农民和所有的人性中。在这片大地，“时时可以看到一个大黑家伙在那块平地上突然竖起，前蹄向上攀爬着，像一匹昂然直立的马，高大无比；人一走近它就惊恐地瞪着白眼，一会儿后便烟一样消了，像是融入了夜空中，又像是一闪身跃入了明净的天空。”这不仅是中国，也是整个人类和星球。
蔡铮的小说里有愚昧黑暗，也有孩子心灵般的天真和透明；有残酷，也有农民的质朴、诚实和善良。《种子》里那个本分老实善良的农民体现了中国世代农民的品质，但他们的善良忠厚并没有好的报应，他们受控人世，又被未知的命运所左右，不幸又不幸。虽然如此，“但没有人动他们的坟。那坟上长满厚茸茸的胖根藤。坟四周长着一丛丛的刺花树。远处飞来的鹭鸶和巨大的白鹤常歇在坟上，从远处看来就像一朵朵盛开的茶花。放牛的老人、妇女和小孩也常聚在这坟头上，坟上的草肥厚、洁净、软和，坐上很舒服。妇女们常坐在上头纳鞋底；小孩们常在这草地上打滚；老人常坐在坟头讲故事，自然少不了这坟里的人的故事。于是常有小孩把脸和耳朵贴着那绿茸茸的草，对着坟里大叫：‘卢大爷，你睡醒了没有？你看到我们了吗？’”抚育的土地、可爱的农民和温情的世界，魂牵梦绕，这是蔡铮的热爱，与生俱在。但，这又是已经死亡或正走向死亡的土地和农民。他倾听、呼唤，却没有回声。大概这也就是蔡铮的小说一直埋没的另一层潜在原因。
由沈从文的小说下来，按文学自身的生长逻辑，蔡铮笔下的小说（包括他未完成的宏愿）在文学史上应该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完成了。但是战争和革命打碎了文化的生长，动乱使文化没有了可能。《今天》的诗歌、“寻根”文学是“五四”文学的一个联结，似乎有了恢复的希望，但又有了现代进军和商业化。由此，我们看到文明撞击中，弱势文化是如何破碎而又丧失再生长的秩序的。世界一体化的强烈冲击，毁坏了落后地区文化自身的秩序和自足，无论人们怎样努力，企图前行一步也无可能。而这也正是今天世界“进步”的代价。由此，我们也就瘫痪在文化的碎片间安然若素。
现代世界是个性化的，因而也是分裂的。而蔡铮则极力保持他的完整，保持他和他人、群体、土地、自然的一致性。他更属于土地和农民。无论有了怎样的教育、阅读，无论到了哪里，京城文坛或美国学府、公司，他都奇迹般保持着这一本质。在我接触的人中，只有海子于此和他一致。我称他们是大地之子。但这个世界是剧烈分裂的，海子无法接受，毅然而去，蔡铮凭着他强壮的身体仍不甘心，但他的生活和命运却不由自主。在这个世界，他的生活和他的心灵南辕北辙。就他的气质和体魄，他应该完成一部大地的史诗，但他实际所做只是捡拾了一个小小的角落。他的大部分精力用于应付他无着的生计，现在仍然日日梦想着他的家乡、土地、感天泣地的故事，但他却不得不每天坐在计算机前分析那恼人的数据以供养他的家庭和孩子。也许有一天，他真会突然跑回红安，去写他的小说。我劝他千万别这样。
（注：此文为一平先生为北岛主办文学季刊《今天》2001年夏季号《蔡铮小说专辑》所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