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从电报公司的操作室里踏进了一个更开放的世界，最开始，我还远远不能适应这一变化。那时，我刚过完第18个生日，我至今没见过任何一个孩子如何可能在只有纯洁和美好的环境中一直成长到18岁。我相信，一直到那时，我没有说过一个不雅的词，也很少听见这样的词。我对卑鄙和邪恶一无所知。幸运的是，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所接触的都是善良的人们。
而现在，我突然进入了粗人成群的公司，司各特先生和我临时在商店辟出一角作为办公地点，这里还同时是货运列车长、司闸员以及消防队员的调度指挥部。我们共用一间屋子，这完全不同于我所熟悉的世界。对此，我并不高兴。在这里，知识之树上的果实中美好和邪恶共生，我第一次不得不将它们都吃下去。不过，甜蜜和纯洁依然氤氲着我的家，粗俗和邪恶不得进入。那是我和我的伙伴们的天地，他们都是有教养的青年，努力提高自己的素养，成为受人尊敬的市民。对那些不合我天性以及跟我早期所受的教养格格不入的人和事，我是怀着一种厌恶的心情度过我的这一个时期的。和粗人在一起的经历也许对我有好处，因为这使我对抽烟和嚼烟草、对骂人和下流话感到厌恶，而且我还很幸运地一生保有这种厌恶。
我并不是说，我所提到的那些人是下贱的或者品行败坏。那时候，骂人、说脏话、抽烟和嚼烟草比现在普遍得多，和现在相比，也较少有不好的含义。修铁路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很多干河工的粗野之徒都为之吸引。但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都是很不错的年轻人，想要谋得一份可靠的工作，成为受人尊敬的公民。我必须说的是他们中所有的人对我都很友善。许多人至今依然在世，我偶尔能得到他们的消息，并为之高兴。这种情况终于有了改变，后来司各特先生有了自己的办公室，我们两人共同使用。
很快，司各特先生就派我去阿尔图纳取每个月的工资清单和支票。当时，铁路还不能翻越阿尔勒格尼山，我只得爬山过去，这也使得这段路程显得很独特。公司在阿尔图纳建了一些房子，商店正在建设之中，根本没有现今大城市的迹象。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铁路领域的大人物—总裁罗姆贝特先生。他那时的秘书是我的朋友罗伯特皮特凯恩，就是我帮他介绍到铁路公司工作的。因此，“大卫”“鲍勃”和“安迪”依然在一起工作，我们都离开了电报公司，而投奔了铁路公司。
罗姆贝特先生和司各特先生很不一样，他不善交际，严肃而固执。因此，在和我说了几句话后，罗姆贝特先生对我说：“今晚，你过来和我们一起喝茶。”这让罗伯特和我都感到很惊讶。我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表示同意之类的话，然后便心神不宁地等待着约定时间的到来。那时，我把这次邀请看做是我所得到过的最大的荣耀。罗姆贝特太太非常亲切，罗姆贝特先生将我介绍给她时说：“这是司各特的‘安迪’。”能被认为属于司各特先生，我由衷地感到自豪。
这次旅行中发生的一件事故差点儿葬送了我的前程。在第二天早上我就带着工资名册和支票起程回匹兹堡，因为包裹太大放不进我的口袋，我便把它揣在怀里，塞在我的马甲下面，觉得这样会比较安全。当时，我特别喜欢坐火车，尤其是坐在火车头里。我搭上了去赫利德斯堡的机车，过山的铁路在那里交汇。火车一路颠簸，在到达某地方时，我突然感到摸不着装工资名册的包了，我惊惶地发现，火车的震动把它给颠了出去—我把它给弄丢了！
掩饰事实起不到任何作用，这个错误无疑将会毁了我。被派去取工资名单和支票，可我却把它们弄丢了，这本应该是我的一个荣耀，而现在却成了一个噩梦。我告诉列车司机，包裹肯定是在最近几英里的地方被晃出去的，问他是否愿意将机车掉头帮我去找回来？真是个好人，他答应了。我沿路察看，终于找到了它，它躺在溪流的岸边，离水面还有几步远的地方。我几乎不敢相信我的眼睛，跑下去，一把抓了起来。没错，直到安全抵达匹兹堡，我都把它紧紧抓着，没有松手。机车司机和消防员是唯一知道我这次疏忽的人，不过他们向我保证会替我保密。
在这件事发生了很久之后，我才大胆地说出了经过。假设这个包裹再滚得远一点儿，被水流冲走，那么，这一疏忽对我造成的不良影响，需要多少年的认真工作，才能消除啊！我决不主张对年轻人要求太严格，即便他犯了一两个可怕的错误。我总是努力去想象，如果不发生那件事情，不在离赫利德斯堡几英里远的地方丢失我的包裹，然后又失而复得，我的事业将会有什么不一样。到今天，我还能毫不费劲地找到那个确切的地点，我多次经过那条铁路线，每次都仿佛看到那个浅褐色的小包躺在岸边，它似乎在说：
“没关系，我的孩子，幸运之神陪伴着你，不过这种事情可不要再发生了。”
我在很早的时候就成为了反奴隶制的坚定拥护者，尽管我还太年轻，不能参加选举，但我还是满怀热情地为1856年２月日在匹兹堡召开的第一届共和党全国会议欢呼。当这些大人物走在街道上的时候，我注视着他们，对参议院威尔逊、黑尔和其他人充满了倾慕之情。我在铁路员工里组织了一个百人俱乐部，支持《纽约论坛报》，偶尔也尝试着写一写短文寄给那个伟大的编辑霍勒斯格里利，他做了许多事来号召人们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采取行动。
当我的作品第一次变成铅字刊出在这个自由的激情喉舌上，这是我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那份《论坛报》我一直保存了很多年。当我们今天回首往事，没有人不会为之感到深深遗憾，为了将我们的国家从奴隶制的祸根中解放出来，不得不打内战，付出了太高的代价。但是这不仅仅只是奴隶制需要废除，松散的联邦体制、各州过于强大的权力，大大推迟了建立一个稳固的、集权的中央政府。
在此之后不久，铁路公司建成了它自己的电报线，当然也需要操作员。他们大部分都是在匹兹堡的办公司里接受培训的。电报业务持续快速增长，业务熟练的操作员开始供不应求了。我们还需要新的电报办公室。1859年３月11日，我委派我以前的信差同伴大卫麦卡戈为电报部主管。有人说“大卫”和我首开在美国的铁路上任用年轻妇女做电报操作员的纪录—也许在所有部门里，我们都开了先河。在这些女性所介入的新生职业中，我没有发现有比电报操作员更适合她们的了。
作为上司，司各特先生是不可多得的，是最为使人愉快的人之一，我诚心实意地跟着他。对年轻的我来说，他是伟人、是我的偶像。很快，我就在心里幻想他会成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总经理—后来他确实得到了这一职位。在他手下，我开始处理一些超出我供职职权的事情。有件事情，我一直清晰地记得，我对它的处理使我得到了提升。
那时候的铁路还是单线，尽管电报指令发车还不是惯例，但还经常要用到这种手段。我认为，那时候，只有主管有权对宾夕法尼亚铁路系统的任一路段，或者对其他系统发布指令。因为整个铁路的管理体系尚处幼年，人们没有做过此方面的专门培训，发布电报指令只是危险时候的权宜之计。司各特先生常常在晚上去故障或者事故发生现场，指挥清理和疏通铁路线路，许多上午他都无法来到办公室。
有天早上，在我来到办公室的时候，发现东部地区一场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阻止了特快客运列车的西行。而东来的客车正由信号员一段一段地引领着向前开，两个方向的火车便僵持在旁轨上。当时找不到司各特先生，我终于忍不住，行使了主管的权力，发出了“行车指令”。我知道，一旦我出了差错，就意味着解雇耻辱，也许还有刑事处罚。然而，在另一个方面，我可以让在火车上已经睡了整晚的人起来工作，我能让一切都运转起来。我知道我能行，平时在传达司各特先生的命令时都已经做过。我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于是我开始行动了，我用他的名义发出指令，将每一列火车都发了出去。我特别小心，坐在机器旁边关注着每一个信号，把列车从一个车站调到另一个车站，当司各特先生回到办公室的时候，一切运行平稳。他已经听说列车延误了，他到来后第一句话就是：
“噢，事情怎么样了？”
他快速地走到我的旁边，抓过铅笔开始写指令。我胆怯地说：“司各特先生，我到处都找不到你，我已经在一大早的时候用你的名义把指令发出去了。”“那它们都在正常运行吗？东部快车现在哪里？”
我给他展示电报信息，告诉他每一辆火车在线上的具体位置—货车、载沙车，任何一辆—告诉他列车长的答复，火车经过的车站发来的最新的报告。一切正常，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我几乎不敢正视他，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什么也没有说，但他把所发生的事情重新仔细地看了一遍，依然不置一词。过了一会儿，他离开了我的桌子，回到自己那儿，这件事就先告一段落了。他不愿意认可我的行为，但他也没有责怪我。如果一切顺利，那么万事大吉。如果出了什么问题，那我就得承担所有的责任。但我注意到自那以后的好多天早晨，他都来得很准时。
当然，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铁路公司没有一个人知道司各特先生并没有亲自发出指令。我下定决心，如果以后这种情况再发生，我决不会像那天早晨那样，除非我得到授权。我为我的作为感到痛苦，直到当时匹兹堡货运部的负责人弗朗西斯科先生告诉我，就在那天晚上，司各特问他：
“你知道那个白头发苏格兰小鬼都干了些什么吗？”“不知道。”“他在丝毫未被授权的情况下，以我的名义把所有的列车都
发了出去，如果不是这样，我就要受责备了。”“那么他做对了吗？”弗朗西斯科问道。“噢，当然没有错。”这才让我安心了。当然这也暗示着我下次还可以这样做，因
而我更加大胆了。那天以后，司各特先生很少亲自发布列车指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