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要记录下一些我处理过的劳资冲突，这对劳资双方都能有所启迪。
有一次，在我们钢轨制造厂，高炉工人不停地宣称，如果我们不在周一下午4点之前提高工资，他们将离开工作岗位。当时，这些工人与公司签订的合同要到年底才到期，这之间还有好几个月。我感觉到，如果有人打破了协议，那么就无须再跟他签订第二份协议了，但是，我当晚就从纽约坐火车赶回，第二天一早便到了工厂。
我让主管把三个罢工委员会叫到一起来，因为他们控制着所有的工人—不光是高炉部门，还有轧钢和锤炼部门。他们来了，并且得到了我的友好接待—这并不是因为礼貌和客气是一种礼节，而是因为我的确很喜欢与工人们在一起。可以说，我对工人们的了解越多，我对他们德行的评价就越高。但是和他们在一起的感觉，就像巴利所描绘的和女人在一起的感觉：“尊敬的侯爵能将事情做得很好，因为女人就是他的工作指南。”当然，他们也有偏见，也会有令人不快甚至是愤怒的地方，这一点我们也必须重视，因为冲突的主要根源是无知，而非恶意。委员会的成员坐在我的前面，形成一个半圆。当然，他们都脱掉了帽子，和我
一样。事实上，就像现代的会议一样。我对轧钢委员会主席说：“麦克凯先生（他是一位老绅士，戴着眼镜），我们之间是
否有一个协议，一直签到年底？”他慢慢地取下眼镜，拿在手里，说：“是啊，卡内基先生，你也没有足够的钱让我们毁约。”“这是一个真正的美国工人说的话，”我说，“我为你骄傲。”“约翰逊先生（他是钢轨锤炼委员会主席），我们之间是不
是也有一个类似的协定呢？”约翰逊是一个瘦小的人，他非常谨慎地说：“卡内基先生，当我要签署那份协议的时候，我很仔细地阅
读了它，并且，如果不合适的话，我就不会签字。合适的话，我
会签字的，我签了字，就会守约。”“这又是一个自尊的美国工人说的话。”我说。现在，轮到高炉委员会主席了，他有一个爱尔兰名字—凯利。
我问了他同样的问题：“凯利先生，我们是不是和你签订了一个持续到年底的合同？”
凯利先生回答说，他不太清楚。他曾经在一张纸上签过名，但没有细看，也不懂上面说了些什么。这时，我们的主管，琼斯上校—他是一个很优秀的经理，但是有一点冲动—突然叫道：
“好，凯利，你知道我读了两遍，你还和我讨论了其中的内容。”
“安静，安静，上校！凯利先生有权利解释，我在许多我没有看过内容的纸上签过名—那些我们的律师或是合作伙伴交到我手里的文件。凯利先生说他是在这种情况下签的合同，这也是可以接受的解释。但是凯利先生，我一直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个一时粗心而签署的协议先履行完毕，而后在下一次签合同时加倍小心。你能不能再坚持４个月，到协议期满，等你再签协议时，再好好地理解一下内容？”
对此，他没有作出回答，我站起来，然后说：
“高炉委员会的先生们，你们威胁公司说要撕毁协议，并且要离开高炉（这意味着灾难），除非能在今天４点之前得到满意的答复。现在还不到３点，但是我已经可以答复你们。你们可以离开高炉，在我们对你们作出让步以前，高炉周围肯定会长满了杂草。作为劳动工人，撕毁协议的那一天是最不光彩的一天。这就是我的答复。”
委员会的工人们慢慢地走出屋子，留在屋里的股东们都保持沉默，一个陌生人走了进来—他是来谈生意的—说他在走廊上看到了很多人。
“我进来的时候，一个戴眼镜的人和一个叫凯利的爱尔兰人走在一起，他说：‘你们应该明白，这个工厂里不许胡闹，也许现在已经晚了。’”
事件经过就是这样的。后来我从一个员工那里了解到高炉车间发生的事情。凯利和他的委员会成员走向他们，当然，工人们正等待着他们，人们都聚拢过来。凯利向他们吼道：
“快去干活，你们这些混蛋，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小个子老板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都去干活，你们这些混蛋。”
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都有点古怪，但是如果你知道如何跟他们交往，其实他们很容易相处。从此以后，凯利成了我可靠的朋友和仰慕者—他本来是那里最好斗的一个。我的经验是，你可以依靠工人中的大多数，提供给他们一个职位，向他们的头儿承诺与他们站在一起。但是即使有时候，他们对首领的忠诚是错误的，我们也完全理解，并对他们充满了敬意。当一个人内心充满了忠诚，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他们只需要得到公正公平的对待。
在我们的钢轨厂，有一次罢工的解决途径是很有意思的。还是在这里，我很遗憾地说，由各部门的134名工人秘密宣誓，结成同盟，要求在年底增加工资。第二年的生意不太好，全美的其他钢铁厂都普遍在减薪，我们不可能在这个时候，还给工人加薪。于是，工厂停工，罢工开始了。工厂的各个部门都陷入了停顿状态。工人们在预定日期的前一两天离开了高炉，我们陷入了极大的麻烦之中。
我赶往匹兹堡，发现高炉封了火，这是违反协议的。我本打算在到达匹兹堡的当天上午与工人们见面，然后我收到他们的一个纸条，说他们已经离开高炉，将在第二天与我见面。这是要给我个下马威，我的回复是：
“不，告诉他们，我明天就不会在这里了。每个人都可以停工，把戏还是老一套，总有一天，这些人会想要重新开工，那时候我将告诉他们我现在是怎么做的：如果他们不接受我们按照产品价格制定出来的工资标准，工厂决不开工。这个标准将要实行3年，他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们已经好几次迫使我们让步，现在轮到我们了。”
“现在，”我对我的股东们说，“今天下午我将返回纽约，不用再多做什么了。”
罢工者得到我的回复不久，他们请求在当天下午，在我离开之前与我见面。
我回答说：“当然可以。”
他们来了，我说：
“先生们，你们的工会主席班尼特先生向你们作出过保证，说我会来和你们一起解决这个问题，用我一贯的方法。他说得很对，他还告诉你们我不会大动干戈，这也没错。但是他和你们说的其他的一些东西则是有问题的。他说我不能和你们斗，先生们。”我看着班尼特的眼睛，握紧拳头，举了起来，“他忘记了我是一个苏格兰人，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一些事情，我不会和你们斗，我有比争斗更好的办法，我不想、也不愿与你们斗。但是我能，我有能力击败你们。工厂不会开工，除非三分之二以上的工人投票要求开工，到那时，就像我在今天上午跟你们说的那样，我们将实行浮动工资制，我的话说完了。”
他们都退出去了。大约在两个星期之后，我的一个男仆走进我的书房，拿着一张拜帖，上面是我手下工人的名字，其中一位是老成持重的老工人。仆人说他们从匹兹堡的工厂来，想要见我。
“去问一问，他们之间有没有违反协议、将高炉封火的人。”仆人回来说没有，我说：“既然如此，那么下去告诉他们，我很高兴请他们上楼来。”当然，他们受到了我的热情而诚恳的欢迎，我请他们就座，与他们聊起了纽约，这是他们第一次来这里。“卡内基先生，我们到这里来是想和你谈工厂的事。”一名
工人终于谈到了正题。“哦，那么，”我回答说，“工人们投票了吗？”“没有。”他说。
我说：“你们想让我再介入处理这个问题，而我说过，除非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投票决定开工，我才会考虑这个问题。”我带他们出去，一路上与他们天南海北地聊着，绝口不提他们要谈的那件事情。他们回匹兹堡去了，对工厂的事再没说过一个字。但是，工人们很快就投票公决了（只有少数人投票反对开工），我回到了匹兹堡，我把拟定的工资标准让工人委员会过目，这是一项按产品价格浮动的工资标准，这样一个标准让劳资双方真正成为了合作者，利益均沾，风险共担。当然，这个标准还有一个下限，可以保证工人们的生活费用。正如人们看到的这个标准情况，我们也无须在这里再作回顾。主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