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斯通公司作为其他所有公司的母公司，我对它有一种独特的偏爱，但是在熟铁明显地显示出它对铸铁的优势之前，它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因此，为了保证同样的质量，也为了制造出当时买不到的特种型材，我们决定介入钢铁行业。我弟弟和我开始对托马斯N.米勒、亨利菲普斯、安德鲁克鲁曼的小炼铁厂感兴趣。米勒和克鲁曼最先成立了这个炼铁厂，后来又把菲普斯拉了进来，在1861年11月借给他800美元以购进公司的六分之一股份。
在这里我必须说，米勒是我们钢铁行业的先锋，对他我们都心怀感激，至今（1911年７月20日）他依然健在，我们依然还能感受到他的诸多可爱之处。他是一个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愈感珍贵的朋友。随着年纪的增长，他开始变得温和。即便是面对着与其信仰的宗教背道而驰的神学理论，他的勃然大怒也不那么让人感到惊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开始变得所谓贤明通达，也许这是好事。（1912年７月９日，读起这些，我为我的密友—亲爱的汤姆米勒流下了热泪，他已于去年冬天于匹兹堡去世。我和我的夫人参加了他的葬礼。自此以后，生活中总是少了什么东西，缺少了太多的东西：我早期创业过程中的第一个合作伙伴、我年老时候最亲密的朋友。我可以随他而去吗？不管是哪里。）
安德鲁克鲁曼在阿尔勒格尼有一个小小的锻造厂。作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部门主任，我发现他这里生产的车轴是最好的。他是一个伟大的技工，尽管那时候在匹兹堡默默无闻，他发现只要是与机器有关的事务，都值得好好做。这个德国人的创造发明何其多啊！当伊兹船长买不到圣路易桥拱的连接器（合同供货方做不出来），事情陷入僵局的时候，克鲁曼告诉我们说他可以做出来，同时他还解释了其他人失败的原因。然后，他成功地做出来了。这是到那时候为止做出来的最大的半圆形联轴节，我们对克鲁曼先生的信心由此可见一斑：当他说他可以做的时候，我们毫不迟疑地与他签订了合同，交给他生产。
我已经介绍过我家和菲普斯家之间的亲密关系。在早年时期，他的兄长约翰是我主要的伙伴。亨利有几年是我的下级，但还是很成功地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他是一个聪明活泼的家伙。有一天他要他的哥哥约翰借给他0.25美元，约翰以为他有重要用途，因此问也没问就给了他。第二天上午，《匹兹堡快报》上登出了一则广告：
“一个勤劳的男孩企盼一份工作。”
这就是精力充沛而又勤劳的亨利使用那0.25美元的所在，也许这也是他平生第一次一下子花去0.25美元。著名的迪尔沃斯和彼德威尔公司对这则广告有了兴趣，要这个“勤劳的孩子”去与他们见面，亨利去了并且得到一个跑腿的差事。按照当时的惯例，他每天上午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打扫办公室。他跑去征求父母的意见并且得到了他们的许可，就这样，这个年轻的家伙后来投入到商务海洋当中。这样的男孩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他的。
不幸的是，克鲁曼和菲普斯很快就因生意上的问题与米勒产生了分歧，并且迫使米勒离开了厂子。我意识到米勒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与他联手建立了新的工厂，这就是1864年“独眼巨人”厂。在投入运营后，把老的和新的工厂联合起来就成为了可能的也是明智的事情。1867年，由于它们的合并，便形成了联合钢铁公司。米勒先生不愿意再和他以前的合作者菲普斯和克鲁曼打交道，他请求我买下他的股份。我劝他摒弃前嫌，但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最后我只好买下了他的股份。他拒绝了我真诚的请求，后来他曾向我表示了悔意。他是我们这些人的先锋，本来是能够得到他应得的回报的—他和他的追随者都成了百万富翁。
在制造业方面，我们是新手，没有经验，克鲁曼先生成功地制造出了铁梁，在这方面，与其他竞争对手相比，我们厂长期保持着很大的优势。新公司开始的时候我们按照客户要求生产各种规格的产品，尤其是其他公司接不了的活儿。我们还依靠那些在最开始需求很少，而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其需求量也快速增长的东西。凡是别人不能做或是不愿做的东西，我们都愿意尝试，这是我们厂严格遵守的一条法则。另外，我们要么不做，既然做了，就要绝对保证质量。即使牺牲一点儿自己的利益，也要替客户着想。而一旦有了纠纷，我们尽量不把过错往对方身上推。这些都是我们的原则，从来没有人向我们提起过诉讼。
当我熟悉了钢铁制造业的业务之后，我惊讶地发现每一个不同环节的成本应该是多少，谁也说不清楚。对匹兹堡几家制造业主要工厂的调查就说明了这一点。这是一笔糊里糊涂的生意，不到年底统一结算，厂主们对经营结果就一无所知。我听说有人本以为他这一年的生意是亏损的，结果却发现赢利了，反之亦然。我感觉我们就像是在黑暗中挖洞的鼹鼠，而这对我来说是不可忍受的。我坚持一种权衡和计算的系统被运用到我们的工厂中来，这样使得我们可以知道每一道程序中的成本是多少，尤其是我们可以知道每个人都做了些什么，谁节约了材料，谁在浪费，谁产生了最好的结果。
要达到这个目标，其困难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工厂中的每个经理都自然地抵制这一体系。要想使这个制度达到完美、精确，需要好几年的时间。但由于许多员工的支持，我们引入了对工厂中不同的生产点进行称量的方法，最终，我们不仅知道每个部门的工作情况，而且能知道在高炉旁工作的人员中，每个人都干了点什么，这样就可以相互比较了。制造业的成功有一个重要的源泉，那就是在制造业中必须引入并且严格执行一套完美的会计体系，使每个人都意识到他们对成本应负有责任。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老板们，对员工花了５块钱也要审查一番，但对于每天消耗掉的成吨的原料却大大咧咧，从没想过称一称制成品的重量。
为了煅烧钢铁，西门子煤气熔炉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使用，但这却过于昂贵。我记得很清楚，匹兹堡制造业的几位巨头对于我们在这种新型高炉上的巨额开支颇有微词。但是，在大批量地煅烧原料时，用这种新高炉有时候可以节省大约一半的浪费，即使再贵一倍，这笔开支也是值得的。好多年以后，才有人像我们一样采用这种新方法，而就是在这些年中，我们的大部分利润都是靠采用了这种改良高炉，节约了成本而取得的。
我们严格的会计体系使我们得以发现在大批量煅烧钢铁过程中所产生的巨大浪费。这一改进使得我们发现了员工里面一个很可贵的员工，他是克鲁曼的远亲，来自德国的威廉波恩特莱格。有一天，他向我们递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列举了一段时期内实行严格会计制度的成效，虽然觉得似乎难以置信，但这让我们着实惊讶了一番。为准备这份报告需要的所有工作，他都是在夜间加班加点完成的，我们既没有让他这么做，事先也毫不知情。报告采用的形式独特而新颖。不用说，这个年轻人很快成了公司的一名主管，后来又成为我们的合伙人。这个穷小伙在死的时候已经是一个百万富翁，他是应该得到这些财富的。
1862年，宾夕法尼亚的大油井引起了世人的关注。我的朋友威廉克鲁曼—他的妹妹后来成了我的弟妹—对这一发现有着深厚的兴趣，可是，除了和我一起到油井地区考察了一番之外，什么也做不了。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旅行，大量的人涌入油田，甚至很多人找不到栖身之所。尽管人们成群地涌入，但还只有极少部分的人退回。只需几个小时，简陋的小木屋内都挤满了人。仔细盘算一下，你会为之感到惊叹，在他们一生中，被舒适的生活所包围的时间竟然如此短暂。他们都是经济实力在中等之上的人，有了可观的资产，却依然为了需求财富而甘愿冒险。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四处都洋溢着幽默和欢笑，仿佛是一次巨型的野餐，充满着有趣的事情。每个人都欢天喜地，以为财富唾手可得，到处都呈繁盛之象。在钻塔的顶端飘扬着旗帜，上面写着古怪的标语。我记得看见两个人在河岸边操作着踏板掘地取油，他们的旗帜上写着：“要么下地狱，要么发大财。”他们只要向下，而不管有多远。
最好的几口油井在斯图里农场，基于此，我们作出了选择，用4万美元把它们买了下来。克鲁曼先生提议挖掘一个足以容纳十几万桶石油的池子，泄露了的原油每天随河水流到里面，来建立一个所谓的“油湖”。我们当时预想，在不久的将来，当石油供应终止的时候，这样储存起来的石油便可派上用场。这一想法很快就付诸实施，我们一直在等待着那个时刻（石油供应终止的到来，在我们损失了好几千只桶后，这一时刻还迟迟没有露面，于是我们便放弃了这个计划。克鲁曼预言说，当石油的供应停止时，每１桶可卖到10块钱，因此，这个湖中便已有了100万美元的价值。我们不相信，地下的石油储存可以在我们持续以每天几千桶的速度开采，而不会枯竭。
这４万美元的投资是我们到那时为止最有成效的，由此获得的收入来的正是时候。我们在匹兹堡新建的一座钢铁厂不仅需要我们能调动的资金，还需要我们的信用贷款。回首当年，我认为，贷款对于年轻人是大有好处的。
对石油的冒险的兴致日浓，后来我还去过产油区好几次，在1864年，我去了一趟俄亥俄州的油田，那里生产的一种石油，其质量特别适合用来提炼润滑油。克鲁曼先生和大卫里奇先生和我同行，这次旅行是我最离奇的一次经历之一。我们在距匹兹堡数百英里的地方离开铁路线，穿越一个人烟稀少的地区到达达克河水域，看到那口巨大的油井，我们在离开之前买下了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