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勇人IkedaHayato1899.12.3-1965.8.13）连任第58-60届（1960.7.19-1964.11.9）内阁首相池田勇人（1899-1965）是日本战后又一位知名首相，岸信介下台后连续组织三届内阁，执政四年有余。他的理政信条与成功秘诀，是推行所谓“宽容忍耐”政治和“收入倍增”经济，在使日本大踏步走上“经济大国”道路的同时，把战后保守政治体制推向所谓“黄金时代”，有人甚至说在他执政时日本发生了“类似革命的一场巨变”。
1899年12月3日，池田出生在广岛县丰田郡吉名村一个酿酒业主家庭，家境比较优裕。学生时代的池田，脑子聪明却不愿用在学习上，顽皮好动，鬼点子不少，小学时是“孩子王”，中学时依旧不守“本分”，偷摘柑橘，偷吃小卖店点心之类的恶作剧向来不甘人后。就是在熊本第五高中学习期间，也不以学业为重，白天逃学下围棋，晚上会友去酒馆，月花费是一般同学的四倍。有趣的是，“海量”酒鬼池田，竟在高中毕业前夕，拉了几个酒友同学，别出心裁地在学校旁开了个小酒店，名曰“池田屋”。有了自己的酒店自然可以放纵无度，可怜的“池田屋”开张仅3天，便被主人“喝”关了门。
或许是灵感所致，池田高中毕业后竟考入京都大学。但从此以后，他却好像脱胎换骨地“变成了另一个人”，发愤读书，成绩名列前茅。
1925年，池田在京都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入大藏省就职，直到日本战败。期间历任大藏省银行检查官补习、北海道函馆税务署署长、木县宇都宫税务署长、玉造税务署长、熊本税务监督局直接税务部长、东京税务监察局直接税务部长、大藏省主税局财政课长、第一国税课课长等职。因始终与税务打交道，得了个“税金魔王”绰号。对池田来说，20年时间才当上大藏省的一个课长，未免升迁太慢，原因不是他缺乏能力，而是“出身”有问题。在东大（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盘踞的大藏省，池田这个京大（京都大学）毕业的“外来户”是很难出人头地的，更何况1930年他患上了恶性皮肤病“落叶性疱疮”，遍体水泡，痒痛难忍，久治不愈。而前妻直子忧心劳累，心脏病发作，就猝死在护理池田的病床旁。身心遭受重创的池田曾几度思寻短见，大病五年战胜死神后重操旧业。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池田开始崭露头角。1945年至1948年，历任东京财务局长、大藏省财务局长、事务次官。1948年加入自由党，次年当选为自由党众议院议员，历任吉田内阁藏相、通产相、经济审议厅长官，1949年主管政府经济事务时，与指导经济改革的美国总统特使道奇合作，制订了1美元兑换360日元的统一汇率等重要经济政策，在经济复兴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深得吉田茂赏识和重用，公认为“吉田学校”的优秀生。
吉田茂下台后，池田作为自民党内吉田派的头面人物，保持很大势力和影响，历任自民党最高顾问、石桥内阁和岸内阁藏相、国务相、通产相等职。
1960年6月，声势浩大的反对“新安保条约”群众运动，把岸信介内阁赶下台。自民党内各派系为争夺新总裁席位再次展开激烈斗争，最后形成池田、岸信介、佐藤荣作等“官僚派”与河野一郎、大野伴睦、石井光次郎等“党人派”的对垒。经过两轮投票表决，池田以108票优势取胜，就任自民党总裁，7月19日，组成第一次池田内阁。
20世纪50年代初，池田担任第三次吉田内阁藏相时，因发生“穷人能吃上麦米饭就行”和“中小企业垮点没关系”之类的“失言”，给人留下“高姿态、无情的官僚政治家”及“粗野、没头脑的右倾政治家”印象，但是，池田当上首相后，政治手腕并不比“老师”吉田茂逊色。
就当时的政治状况而言，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反对“新安保条约”运动余火未熄，三井三池煤矿的劳资争端已酿成大规模流血冲突，其势有形成“整个工人阶级与整个资产阶级决战”（“总评”语）的危险。社会党等在野的反对势力自不待言，就是执政的自民党内部，也因总裁争夺加深了派系间的鸿沟，选举中败北的自民党元老河野一郎甚至扬言“与池田不共戴天”，执政党面临着分裂的危险。
不过池田执政也有有利的一面。美苏两大阵营对立的持续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非国家的兴起，使日本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地位更显重要。鸠山、岸内阁完成了日苏复交及修改安保条约的使命后，日本已经以独立国的面貌重新跻身于国际政治舞台，池田已不必在这些重大政治问题上花费精力。而国民经济经过“神武景气”和“岩户景气”的发展，正处在向新阶段腾飞的前夜。
池田的老练表现在，他能够从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矛盾中利用有利条件，回避不利因素，用“宽容与忍耐”应对和软化各种政治势力的挑战。他抓住国民急切改变物质生活的普遍心理，打出“收入倍增”这一充满诱惑的旗帜，把国民的注意力吸引到经济方面。他要留给国民的最深印象是：池田的政治就是“经济第一主义”。
按照上述原则，池田组阁时，为调合党内矛盾，稳固政治统治，兼顾了各派系的利益，为大野伴睦、石井光次郎等“党人派”及无党派人士安排了位置。任命中山为厚生相，产生了内阁史上第一位女大臣。池田组织的三届内阁，均具有“实力者内阁”和“实干型内阁”的特点。
对在野党，池田的做法是执政党与在野党“对话”，自民、社会、民社三党首脑经常就重大问题协商交换意见，力求减少磨擦，避免直接对抗。1960年10月12日，为进行新的国会议员选举，三党首脑共同出席日比谷会堂的公开演讲会。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发表演讲时，当场被一名右翼青年用匕首刺死。浅沼是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家，此前曾率代表团访问中国，发表过“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共同敌人”的著名谈话。浅沼遇难后，池田立即要求对事件负有责任的国家公安委员长山崎严辞职。10月17日临时国会召开后，池田首先发表悼念浅沼的讲话，指出“暴力是民主政治家的共同敌人”，这次国会还通过了三党共同提出的排除暴力决议。
如何解决三井三池煤矿劳资争端是检验池田政治的“试金石”。当时，工会方面为反对资方歇业和解雇政策，组织工人坚持了几个月的罢工斗争。资方不但以组织亲资工会复工相对抗，挑起工人间的流血冲突，还策动地方当局采取解散工会罢工纠察队的临时措施，劳资矛盾日趋激化。池田认为：“三井三池问题是当前社会治安的问题之一，光靠增加警察是没用的。问题是要创造出社会秩序不致于动乱的国民信赖的政治。”从这种“低姿态”出发，他委派劳动相石井博英出面调解，最后以和平方式平息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劳资争端。
池田的政治观点是重“效用”、实用主义。他认为签订新安保条约，“可保证日本十年内和平与安全”，使“非生产性军事支出控制在最低限度内”，对发展经济有利，因而持肯定态度。对鸠山、岸热衷干而未干成的修改宪法则持消极态度。在他看来，由此引起的政治斗争和动乱，不符合“效用”观点。
池田竞选总裁时，秘书问“当上首相想干些什么”。池田答“就是经济政策，实现收入倍增。”他还说过“经济上的事我来办”之类的话，大有搞经济舍我其谁的自信。
的确，池田在发展经济上是行家里手。对自由经济体制下国家权力应起的作用，池田有独到见解。他在担任吉田内阁藏相时发表评论说：“采取以自由竞争为原则的自由主义政策，不只意味着自由放任。今天，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已不存在完全采取自由放任政策的国家。自由主义政策并不否认综合的经济调整。”他认为，谋求经济景气，调整“国际收支与外国投资”、“国内资本与产业投资”、“提高国民生活”这三者的关系，是一项“政治任务”。就日本经济的现状，他说：“我们在长时期内是一种不正常的经济，习惯于‘经济上不合理的现状’，而不合理的经济反倒成了正常的当然之事。坦率地说，企业经营者对政府的依赖思想过强，超出了经济合理性……无视成本合算或经济性的保护。是国民经济整体上的损失。”他还多次强调，“提高国民生活水平最为重要”，是“政治的终极目的”。
池田上任后，立即把“收入倍增”设想作为制订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为此专门组成了一个有各类专家学者参加的智囊团，协助政府制订经济决策，这个智囊团中包括大藏省出身的幕僚大平正芳、黑金泰美、宫泽喜一，经济评论家或学者高桥龟吉、稻叶秀三，此外还有银行和经济研究机构专家下村治、田村敏雄等。当时围绕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问题，发生了下村、田村论战，前者主张增长率为11%，后者坚持7.2%。池田倾向于下村的意见，但为慎重起见，确定了前三年年增长率为9%，十年内年均增长率不低于7.8%的国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池田阐述了政府的设想和自己的态度。他说：“所谓政治，就是提高国民生活，保障社会安定，做到十年内收入增长一倍。”“如果经济扩大发展失败了，毫无疑问，一切应由总裁、首相负责。”这一信心满满讲话，博得了舆论的好评。
1960年12月27日，《1961-1970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内阁会议上正式通过。这份长达八万言的报告，全面阐述了计划的方针、总目标和年度分目标、政府在实现计划中的作用及采取的手段、私人经济的地位、产业结构的分布与调整、十年后国民生活的展望等问题。政府大张旗鼓地宣传了这一计划，用提高生产、多产多销、增加企业利润、实现工资翻番等浅显而有魅力的道理，唤起国民努力生产、改善生活的欲望。
在推行“倍增计划”时，根据自由竞争和“经济合理性”原则，池田政府缩小了政府对私人经济的保护和限制范围，同时加强了公共事业（文化、教育，公共交通服务设施，社会福利保障事业等）投资，通过改变国家公共投资的规模和方向，影响私人投资的方向和速度，用不增税、自然增收的部分税金用于减税等方法，为私人资本的发展创造条件。1961年度的“超大型财政预算”，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制订的。池田政府还通过金融政策的杠杆作用，控制景气变动。1961年9月，为防止景气过热，政府采取了降低出口担保率、提高利率和存款准备率等措施，限制放款和投资，保证了国际收支平衡，没有出现以往的景气过热时外汇储备急剧减少的状况。
“收入倍增计划”是成功的。在计划期的十年中，国民经济的发展远远超出预定指标，实际完成情况是，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6%，十年内增长了4.16倍。国民收入年均增长11.5%，十年内增长了4.10倍，实现了十年翻两番。人均收入原计划年增长6.9%，十年内增长2.73倍。实际完成情况是，年均增长率10.4%，十年内增长3.62倍。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就业问题得到充分解决，池田执政期间，人口稠密、领土狭小、资源贫乏的日本，已出现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局面。
经济增长要求不断扩大海外资源和产品销售市场。为此，池田政府开展了积极的“经济外交”。1961年6月，池田出访美国和加拿大。在美国与新任总统肯尼迪会谈后，成立了日美经济委员会，把日美经济合作关系向前推进一步。同年11月，池田历访巴基斯坦、印度、缅甸、泰国四国，就扩大贸易和资本输出问题达成了若干协议。1962年11月，池田作为战后第一位访问欧洲的日本首相，历访联邦德国、法国、英国、比利时、意大利、荷兰等国，就日欧贸易达成原则性谅解。在这次访问中，法国总统戴高乐风趣地称池田是“半导体推销员”。1963年9月，池田出访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旨在扩大日本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往来。就在这次访问中，池田提出了建立亚洲经济共同体设想。
池田执政时期，岸信介政府时中断的中日贸易关系有所恢复和发展。1960年10月和1962年9月，自民党有识之士高崎达之助和松村谦三相继访华。1962年11月，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廖承志与来华访问的高崎达之助签署了贸易协定备忘录（简称“廖高贸易”）。1964年，中日两国分别设立“高崎事务所驻北京联络事务所”和“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两国贸易重开。
池田对中日开展贸易态度是积极的，但不想通过“渐进的积累方式”推进中日关系正常化，而是从“政治是政治，经济是经济，两者截然分开与中国交往”的“政经分离”原则出发，扩大日本在中国的市场。池田的对华政策有一条底线，那就是必须以维护日、美、台合作“友好”关系为前提，非此不能跨跃雷池一步。
谈到池田，大平正芳有如下饶有兴味的记述：“池田每天早晨沐浴净身后，必双手合十，祈祷天地神明。召开内阁会议及其他重要会议前，必独自默默祈祷。”池田是否笃信神明不得而知，但其政绩还是应在日本内阁史上留下一笔。
1964年10月25日，池田患喉癌辞掉现职。次年8月13日，癌细胞扩散后病情恶化，终年6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