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扩大革命组织，南洋同盟会通过各种渠道物色革命青年，吸收到基层组织中来，例如陈楚楠等人就曾介绍新加坡基督教长老会的闽籍牧师郑聘廷（惠安人）加入同盟会，而郑聘廷又利用传教布道的机会，广泛宣传革命思想，“尽量介绍其教会中有名誉的信徒，如李镜仁、庐礼朋等多人入党。于是吾党中往往多为教会中人。”［23］南洋的闽籍华侨除了在海外侨居地积极参加和支持同盟会外，也十分关心家乡的革命发展。新加坡、泗水、马尼拉等地的同盟会组织，都曾派人回到福建沿海城市，联络归侨，发展组织。1906年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的黄乃裳，曾经在厦门担任主盟人，福建同盟会负责人郑权就是由他主盟在厦门入会的。［24］泗水同盟会员王振邦（南安人）于1910年回到厦门，在挂着外籍招牌的万成客栈建立秘密据点，暗中进行宣传、联络，建立了同盟会组织，先后有30多名归侨入盟。［25］王振邦还设法通过关系，“联合厦门水口、禾里山、磐石各地炮台以及营盘防勇。”［26］，在驻厦清军中开展策反，扩大革命力量。新加坡华侨黄蕴珊回到厦门发展革命组织时，甚至到警察中开展活动，发展总巡官及分局巡长为同盟会员。［27］同安县归侨庄育才等人加入同盟会后，积极在灌口建立同盟会地方组织，并发动成立“公益社”、“农务分会”及“天然养生畜牧公司”，吸收200多人参加“革命军”，暗中进行军事训练，为武装起义作准备。缅甸归侨陈仲赫、陈育才和印尼日里归侨李增辉，协助灌口同盟会，以立宪派在同安设立的“自治研究所”为掩护，成立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同安青年自治会”，发展革命力量。［28］泉州的同盟会组织也是在南洋的同盟会员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泗水同盟会员蒋以麟（泉州人）曾于1908年、1910年两次回国考察革命形势，1911年4月又受同盟会委派，秘密携带枪支回国，在泉州地区发展革命组织。他与当地的革命党人以及从南洋各地归国的华侨吴文楚、杨光练、庄汉民、盛九昌等人陆续取得联系，共同开展秘密工作，争取一般群众，于辛亥年九月初成立了泉州同盟会，设机关于泉州小开元寺西隅学堂，蒋以麟被举为会长。值得指出的是，闽籍华侨以饱满的革命热情相率加入同盟会组织，曾出现不少动人的事迹。例如泗水华侨蒋报策之子蒋以麟、蒋报科之子蒋德卿又都是同盟会组织的骨干分子。1911年，他们四人同时回国，在厦门、泉州一带从事革命活动，“为了辛亥革命，毁家输将，兄弟子姪，同为革命健将”［29］，一时传为佳话。
三、宣传革命思想的舆论先锋
任何革命的发生，总要先造成革命舆论。在传播革命思想，揭露保皇派，启发侨胞的革命觉悟方面，闽籍华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07年7月，上海发生了“苏报案”，清政府向英租界要求引渡宣传革命思想的章炳麟、邹容两人归案，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海外华侨为此也同清政府进行了坚决斗争。陈楚楠、张永福等声援《苏报》主笔，用小桃源俱乐部名义致电驻上海英领事，“请援保护国事犯条例，勿引渡章邹于清廷，以重人权”。［30］由于革命派的斗争，挫败了清政府引渡的阴谋。1903年以前，以康、梁为首的保皇派在海外华侨社会中十分活跃，他们的保皇主张阻碍了革命思想的传播。为了启发侨众的革命思想，陈楚楠等人自筹资金印刷革命书刊报纸。他们曾翻印邹容的名著《革命军》，改名《图存篇》，印刷一万册散发南洋各地，甚至带回国内广事宣传。1904年，陈楚楠、张永福出资5万元创办《图南日报》，这是南洋地区进行革命宣传的第一个言论机关。该报行销南洋英荷两属各埠，销售达2000余份。“由是革命思潮始渐传播于南洋群岛”［31］，在华侨中产生了较大影响。1905年，华侨冯夏威为抗衡美国禁止华工人入境、排斥华工的罪行，自杀于上海美国领事馆前。《图南日报》发起了追悼冯夏威的大会，到会的华侨达数千人。革命党人登台演说，广大侨胞情绪激昂。这次集会有力推动了南洋华侨抵制美货运动的开展，提高了华侨的爱国主义觉悟。《图南日报》受到孙中山的极大关注，他经常通过战友尤列了解情况，并且利用路过新加坡的机会，亲自与陈楚楠、张永福等人联络。1905年，《图南日报》刊印了宣传推翻清廷、预言革命必胜的月份牌，上书“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图开新世界，书檄布东南”，以及“忍令上国衣冠论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等震撼人心的字句，很受华侨欢迎，孙中山也很欣赏，特邮寄20美元购买20份作纪念。《图南日报》因经费困难等原因停刊后，陈楚楠等人又于1907年在新加坡创办了《中兴日报》，与康、梁等保皇党人所控制的报纸大开笔战，成为这一时期南洋华侨进行革命宣传的主要阵地。孙中山先生也常用“南洋小学生”笔名撰文刊登于该报，痛斥种种攻击革命的谬论。《中兴日报》最高销售量曾达到4000余份，“各埠侨众直接受到其感化，实非浅鲜”。［32］该报在启发华侨革命觉悟方面起过不小的作用。此外，1908年时，闽侨庄银安、徐赞周等在仰光创办了宣传革命的《光华报》，“大倡革命排满，尤抨击康、梁，不遗余力”。［33］1910年，清政府勾结英国殖民政府迫害《光华报》，于是庄银安避难到槟榔屿，在当地同盟会员、闽籍华侨陈新政等人支持下重组《光华报》。该报继续出版发行后，也成为当时颇具影响的革命派报纸，其“崇论宏议，与新加坡之《中兴日报》后先辉映”。
除了办报纸外，各地华侨还利用书报社等形式传播革命思想，联络革命党人，许多书报社本身就是同盟会机关所在。南洋各地的书报社可溯源于华人牧师郑聘廷于1903年创办的“星洲书报社”，革命派陈楚楠、张永福等人都曾利用书报社宣传民族主义与革命思想。1905年孙中山到新加坡时，肯定这种书报社可对革命作更大贡献，郑牧师后来也加入了同盟会，于是南洋各地革命派争相效仿，纷纷设立书报社。据统计，在武昌起义爆发以前，新加坡、马来亚地区和荷属东印度地区各有50多家华侨书报社，［35］对于向一般侨众宣传革命道理起了重要作用。例如星洲书报社，郑牧师等人“利用该社为宣传革命之园地，陈列国内外报章暨革命群书，琳琅满目，任人阅览，以开通明智，唤醒同胞”。［36］该书报社还定期组织演讲会，请当时活跃于南洋一带的著名同盟会员胡汉民、黄乃裳等人到会演说，“以种族观念革命主义，灌输侨众，慷慨激昂，闻者感动，冠盖往来，一时称盛”。［37］民国建立以来，1912年3月1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特地为该书报社颁发优等旌义状，以资表彰。［38］福建同盟会员还积极地回国回乡进行革命宣传发动。黄乃裳六十高龄时，不畏清廷的查禁，自告奋勇把5000本《图存篇》带回广东潮州及福建厦门、福州等地散发，足迹遍及潮州、漳州两府的10多个县，对开启闽粤社会的革命风气起了推动作用。新加坡同盟会的组织者之一张永福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黄君自是等到潮州与许雪秋、林受之两兄弟认识，送以《图存篇》引以革命宗旨，又因许而联及黄冈诸友，于是漫及潮中报界学界……革命宗旨全潮几为布满，黄冈起义君为之先河，启导之功，至大至宏，信不可没也”。［39］黄乃裳从潮州回到福州养病期间，利用同窗、故旧、师生等各种关系进行宣传和动员。他“家住省垣，闽中闻人萨镇冰、黄培松均为同寅，绅衿则故交，青年多门下士，故随时随地皆可自由散播革命种子，将所携之《图存篇》各密赠至罄，闽中有志之士相借传观，或手持一书以熟诵，弥漫全闽，人心一变”。［40］1911年“三·二九”起义之前，黄乃裳动员他最信任的学生们赴粤参加举事，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20位闽籍烈士中有半数是他的学生，例如著名革命烈士方声洞、黄忠炳、卓秋源等人。还有一些普通的华侨同盟会员回到家乡，直接深入到城乡基层群众中去发动革命。他们“有的是由当地同盟会组织派来的，有的是自告奋勇而来的”。新加坡同盟会员施明于1907年回到厦门，“因病住在鼓浪屿救世医院，结识医生，利用外国医院掩护进行活动，”［41］暗中宣传革命，发展王兆培等革命青年加入同盟会。王兆培后于1910年赴台湾入台北医学校学习，同时积极发展会员，为中国同盟会台湾分会的成立起过重要作用。［42］“漳州辛亥革命思潮，是从在海外工作和留日归国的青年传播的，同盟会的也是由他们推进的。”［43］1909年，菲律宾华侨庄玉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回国，将在上海筹组华侨联合会，返经漳州时，与其妻共同筹资创办技术专修学校，另一革命青年郑无涯在他的影响下，创办了普及阅书报社和普及业余夜校，“作为宣传革命和教育青年的机构。”［44］在泉州、晋江一带从事革命宣传活动的盛九昌（南安人），1906年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是有名的牙医和摄影师。盛九昌认为革命应从家乡搞起，于是束装回国，以补牙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他随身背带补齿、照相工具，走访安海、石狮、永宁、深沪等镇，遍及泉州南门外的大小村落，表面上是招揽生意，实际上是挨家挨户地进行革命宣传。他“随机应变，见缝插针，讲述满清王朝的黑暗历史，祸国罪行，兼及社会上的恶风陋习，如缠足、留辫、赌博等等，深入群众，启发民智，传播同盟会的革命思想”。［45］此外，厦门归侨仿效南洋华侨创办了阅书报社，购买新书刊，向各界人士传播革命思想，同时还设立“中华理发店”，免费为人们剪除发辫，并且散发传单，用这种方式宣传反清思想，扩大革命影响。［46］
四、慷慨捐款助饷的重要贡献
从经济上支持辛亥革命斗争，是海外华侨的主要贡献之一。孙中山从创办兴中会开始，发动历次武装起义和进行各项革命活动的经费几乎全部来自华侨。孙中山评价革命过程中各阶层所起的作用时说：“慷慨助饷，多为华侨；热心宣传，多为学界；冲锋破敌，则在新军和会党。”［47］福建籍华侨在“慷慨助饷”方面的表现十分突出。1907～1908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曾经在粤、桂、滇三省连续发动多次武装起义，如1907年4月潮州黄冈之役、7月钦州防城之役、9月惠州汕尾之役、10月广西镇南关之役、1908年2月钦州马笃山之役、3月云南河口之役等。每次起义，孙中山均令陈楚楠等筹款接济，“楚楠恒踊跃输将，惟恐不力”。［48］1908年云南河口起义失败后，大部分起义军将士退入越南境内，后又被转送到新加坡安置，孙中山“乃令楚楠等设法收容，各给相当工作，使免冻馁。楚楠于是开设中兴公司于蔡厝港，以安插彼等，且介绍槟榔屿、吉隆坡、吡叻（霹雳）、文岛各埠工厂、矿场、农场，使各得所，而众心始安”。［49］陈楚楠由于长期捐款革命事业，花费了巨额款项，以致发生了兄弟之间的分产案件。庄银安也像陈楚楠一样，不遗余力地从经济上支持各次武装起义，“当时同盟会军事计划，欲以云南为根据地。同志之由缅甸、越南潜入者，每就先生擘划一切”。［50］1908～1911年这四年间，同盟会先后多次派员到缅甸华侨中筹款，也是庄银安等人“每次均以数千元助之”。［51］1911年“三·二九”起义用款最多。为了购买武器弹药，革命党人分头到各侨居地向华侨募款，槟榔屿华侨陈新政（厦门禾山人）“即其中呼号奔走最力者之一”。［52］怡保同盟会主要领导人物郑螺生、李源水带头各捐叻币1000元，甚至变卖股票以充革命军饷。这次起义，南洋和美洲华侨共筹款187000元，［53］仅马来亚华侨就合计捐款47600多余元。［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