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革命性。辛亥革命前夕永定籍华侨革命群体吸纳了为数不少革命意志坚定的知识分子。如胡子春密友的王绍经是有科举功名的大知识分子，”生于咸丰二年（1852）壬子五月初五日未时，……廿三年丁酉科应顺天乡试主考孙裕徐溥取中二百六拾一名举人。戊戍考取会典馆謄录候选知县。“［11］王绍经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曾应邀在湖南著名的维新派官员江标麾下任职，”苏之江公建霞督学湖南，闻先生品学，甚器重之。以蒲轮延致幕府，襄校试卷，所得皆知名1士。湘人咸颂江公之鑑衡审，而不知先生襄校之大有功焉“［11］。维新运动的挫折使他认识到清政府的腐朽本质，认识到这样的政府是不可能有希望的，他反清的态度是坚决的。又如江董琴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毕业于漳州简易师范。他也是坚定的反清战士，他就因参加反清革命事泄，只身逃往南洋，在槟榔屿华侨殷商、同盟会负责人吴世荣处工作；次年，由吴世荣介绍加入同盟会，负责具体会务；期间，得识孙中山和其他革命党人。［7］997再如陈雪梅（又名陈锡梅）早年留学日本，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前往缅甸仰光，加入同盟会；次年在缅甸中部小城--木各具（在曼德勒下游）任育英学校教员，以此为基础设同盟会。［12］陈雪梅由于留学日本的缘故，谙熟资本主义制度，反对满清封建专制制度。这些知识分子有鲜明的政治觉悟，他们的革命思想代表了那个时代的进步潮流。这些知识分子成为革命群体的中坚。也由于这些知识分子的加入，保证了这一群体的革命性质和革命方向。而且他们有知识、文化和见解，通过他们广泛的宣传，大造声势，唤醒了更多包括汀州客籍华侨在内的南洋华侨参加反清斗争，从而进一步壮大了革命力量。如江董琴就为南洋同盟会力量的壮大作出了贡献，”在会长吴世荣的领导下，为发展马来亚同盟会会员而积极奔走“［13］。大量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工作，并且得到锻炼，也为未来后辛亥革命时代培养了一批治国理政的骨干力量。
二是阶级性。这些华侨革命者明显地具有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特点。革命群体革命活动的开展有赖于倾向革命或直接参加革命又都从事实业经营同志的支持，从事实业同志支持革命，也是希望祖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扫清障碍。这在当时也不失进步意义的。如实业巨子胡子春，及其身边重要随员又兼挚友的王绍经积极支持孙中山的反清路线。1907年之后，王绍经受胡子春之托，”屡次以巨资资助孙中山“［7］989。以商人身份支持革命的，远不止胡子春一人。如缅甸瓦城的胡迪人加入同盟会时在该地经商有一定的年头。”胡君迪人，闽之永定人也。自少南来缅甸，居瓦城经商，历二十余年“［10］989，已有一定的事业基础，同盟会在瓦城革命活动的顺利开展离不开胡迪人的鼎力支持。永定籍商人阶层直接参加或支持反清斗争，以慷慨无私的资助，有力保证了同盟会在南洋及内陆的革命活动的开展。
三是具有一定的战斗力。同盟会重视军事斗争。1910年11月，孙中山在马来西亚槟城主持的庇能会议，会议商讨的内容就包括如何组织行动队的必要事项。［5］194。组织行动队，进行军事斗争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常用的斗争方法。南洋永定籍华侨革命群体中的成员毫无疑问是接受了这方面必要的军事训练。如1911年11月光复永定县城时，胡建扬即在下洋组织了主要由华侨、侨眷组成的四十人的敢死队。可见，南洋永定籍华侨革命群体也是有一定战斗力的，是南洋华侨反清革命队伍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洋永定籍华侨革命群体所具有的这些特点表明，该群体是20世纪初的进步团体，这样一个革命群体是能够在革命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的。
三、南洋永定籍华侨群体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性贡献
得益于南洋永定籍华侨革命群体进步性的特点，辛亥革命期间，南洋永定籍华侨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其一是对永定县及汀州全境光复的贡献。福建光复功臣的黄乃裳在其《致陈楚楠、张永福函》中曾言道：“（直至1911年10月16日）至闽中九府二州五十八县，日来次第函电交驰，欢迎者，庆祝者，归顺者，靡所不有。”［14］59。但是事实上，1911年10月16日前，福建远离政治中心的汀州客家县域还较为沉寂，尚未得到光复。其中就包括汀州府属的长汀、宁化、上杭、武平、连城、永定等主要客家县。推动汀州客家县的光复事业、打响汀州客家县独立第一枪的正是南洋华侨胡建扬，“清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爆发，本区籍华侨胡建扬受南洋同盟会的派遣，回国组织光复斗争。同年11月13日，胡建扬被推举为‘永（定）（上）杭光复军’司令，率数十名以华侨、侨眷为主的光复军，于11月14日光复永定县，建立闽西第一个军政府，成为闽西辛亥革命的揭幕人”［15］。当时，胡建扬受同盟会的指派先参与光复了广东的潮汕和大埔一带，进而为了巩固韩江流域的革命成果，又挥师向紧邻大埔地处汀江下游的永定进发，“清宣统三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南洋同盟会派胡建扬回国参加革命。他联络永定劝学所所长苏寅亮及一些广东潮州、大埔的革命党人，商讨了光复闽西事宜。10月末，他抵汕头，即与当地同盟会取得联系，投入革命工作。11月10日，潮汕光复，他又与汀州、粤东的客籍革命志士一起，于13日光复了广东大埔县，并组成光复联军，向仍在清朝统治下的汀江流域各县挺进。汀州、粤东革命党人光复大埔后，便向永定下洋挺进。11月13日，汀州辛亥革命揭开了序幕。当日下午，光复联军下洋中川，当晚永定光复军成立，建扬被推举为司令。他以司令名义动员下洋青年（主要为华侨和侨属）参加光复队伍。14日，他率光复军四十余人作前锋，装备了从南洋运回的毛瑟枪、金山炮和自制的土炮、炸弹等，从中川出发，直奔永定县城；下午抵达，即与学校机关同情革命的人士联络，然后到县衙与知县金秉琮谈判和平光复永定。金秉琮迫于福建已宣布独立的大势和革命军民的压境，只得同意，并将县属武装--巡防队的枪支弹药悉数移交，永定宣告和平光复。11月15日，永定各界群众隆重举行光复大会，建扬作为光复司令，接收县巡防队的枪械、弹药，并宣布永定第一个革命军政府--永定县革命军事总部成立，从此结束了清廷在永定县的封建统治”。［3］永定县革命军政府是汀州第一个军政府，是汀州辛亥革命取得的第一个成果。永定光复过程中不仅冲锋陷阵的是华侨，连装备的武器也有部分是华侨支持的。辛亥革命爆发前，永定地方不靖。当时，胡子春、王绍经借口维护地方治安的需要，购回了一些武器装备，“辛亥革命时先生远在南洋，虑贼蜂起，糜烂梓桑，与胡君子春商议募金购枪回永，倡立保安会，全邑赖以乂安”［11］。这批武器由王绍经亲自护送回国，期间，还得到了林上楠的协助，实际这批武器部分用于武装胡建扬组织的敢死队，“光复永定的下洋胡建扬民军所装备的武器，就有其中的一部分”［7］988。由华侨在永定所组织的劝学所在永定光复过程中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与胡建扬的敢死队里应外合。胡子春资助留学日本的同盟会会员林上楠学成后回到永定，任县劝学所教导。林上楠以此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辛亥革命爆发后，护送武器回到永定的王绍经以县劝学所为阵地，开展革命宣传，争取更多群众的支持，“绍经对永定光复还作了一个重要的贡献，即福建一宣布独立，他就到县城文教界努力扩大革命影响，争取到许多人士同情或参加革命。不久胡建杨率民军来县城，他马上组织这批人起来策应，使和平光复永定得以顺利成功”［7］988。此为辛亥革命期间南洋永定籍华侨为永定光复作出的又一贡献。永定光复对整个汀州的革命事业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且永定光复之后，胡建扬又联合其他革命力量继续扩大战果。“（1911年）11月19日，济南人李宗尧率革命军从大埔经峰市，击破清军防守，也来到永定县城，同时押来擒获的清军头目殷哨官。3天后，殷哨官被处决，民心大为振奋。（11月）23日，建扬所率光复军，经入城后扩大，参加李宗尧的革命军，开赴上杭、长汀，为闽西光复大业继续战斗。”［3］可见，胡建扬及其所率领的民军对永定的光复和汀州全境的光复都作出了贡献。胡建扬确实是光复永定的领导者，光复闽西的第一人。［16］
其二是为巩固孙中山辛亥革命政权的贡献。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成功。武昌起义推动了全国规模革命高潮的兴起。当然，无论是全国各地光复起义的善后工作，还是孙中山在南京建立的革命政权以及各地拥护孙中山的革命政权的巩固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南洋永定籍华侨急革命之所急，给予了新生革命政权巨大的资金支持。如胡子春，“辛亥鼎革，奔走最力，协助民党饷款甚巨，功成不居”［1］。胡迪人则广泛发动华侨，募集资金，汇回国内，以支持革命，“至武汉起义捷电飞到，则尽力筹饷接济。其服务革命工作，洵可钦哉！”［10］由此可见，在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永定籍南洋华侨都给予了鼎力的支持。当然，像胡子春、胡迪人那样的爱国华侨还有很多。孙中山先生的“华侨为革命之母”一说确实千真万确。
其三是后辛亥革命时代为延续、保护和巩固辛亥革命直接、间接成果所作的贡献。辛亥革命后，辛亥革命的成果虽然被袁世凯窃取，但民主共和的观念已深入人心，这是谁也动摇不了的，许多辛亥革命的直接成果、间接成果保留了下来。辛亥革命后，有个别永定籍华侨去向不明。如胡建扬，“闽西全部光复后，建扬重返南洋，不知所终”［7］892。但另有许多永定籍南洋华侨留了下来，他们为民国工作，为民国地方上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不遗余力。如林上楠，“民国二年（1913）至九年，先后任福建省议会议员，永定县教育局长、广西都安县知事。民国十年起，居香港、广州，主要供职于工商界，间或在学校执教国文，均颇著声望”［7］993；王绍经，“（辛亥改革后）任县立中学校长，学风为之丕变。晚岁，应粤东江、老龙闽商之聘，任闽馆主席数年。该馆为其父友鹤孝廉所创建，父作子述，商务愈臻繁荣。遇同乡回籍缺资者，必量予佽助。岁歉，则募款回乡，平粜赈饥”［1］。有的忠实追随孙中山先生，坚定不移的捍卫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成为了国民党左派的骨干成员，典型即是江董琴。江董琴在筹建国民党福建党组织、领导国民革命军东征等方面多有建树，还积极协助邓寅达筹建“中华革命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7］综上所述，辛亥革命前，南洋永定籍华侨因认识的角度不同等原因，对革命的态度一度不尽相同。有的永定籍华侨较早就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而有的则持反对态度。1907年之后，胡子春的态度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不同态度的两派永定籍南洋华侨回归到支持孙中山反清统一的思想道路上来，为孙中山革命思想在南洋的传播进一步打开了局面，也为日后的辛亥革命积蓄了更多的革命力量。南洋永定籍华侨加入同盟会也日渐踊跃，实际形成了永定籍华侨革命群体。这一革命群体代表了那个时代的革命要求，对永定县和汀州全境的光复，为巩固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建立的革命政权，为后辛亥革命时代延续、保护和巩固辛亥革命直接、间接成果均作出了历史性的巨大贡献，在辛亥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注：
［1］徐元龙主修，张超南总纂：民国《永定县志》，卷廿三《侨外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专辑（36）》，上海：上海书店，2000年。
［2］颜清湟著，李恩涵译：《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
［3］《永定胡氏族谱》编修委员会：《永定胡氏族谱》，2011年编，《人物传》。
［4］永定《永同胡氏族谱》，民国二十四年修，卷二《文献传》。
［5］黄贤强：《跨域史学：近代中国与南洋华人研究的新视野》，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
［6］政协永定县委员会：《永定名人故居》，2009年12月。
［7］永定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永定县志》，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8］北马永定同乡会：《北马永定同乡会新会所开幕暨42周年会庆·青年团9周年志庆特刊》，1992年。
［9］路文彩：《辛亥革命与华侨资产阶级》，《学习与研究》1981年第4期。
［10］［12］陈文红、邹文清、胡赛标：《为辛亥革命作贡献的永定籍缅甸华侨》（网络稿），见“胡赛标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hsbhsb/。
［11］《永定富岭王氏族谱》，民国三十三年编修，《寿文》页十二。
［13］《永定县侨胞对家乡的贡献》（网络稿），“百家企业文化网”，http：//www.cnbjqywh.com/。
［14］《黄乃裳》编委会：《黄乃裳》，2004年5月。
［15］龙岩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龙岩地区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卷二十九《华侨》。
［16］胡以桉主编：《中川史志》，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0年。
（作者单位：龙岩市委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