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友华
1911年10月23日成功举行的九江起义，在辛亥革命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孙中山评价说：“武昌起义，九江最早响应，鼎力支援，使革命得以顺利发展。如此之功，吾人佩甚。”［1］然而，学术界对此关注不够，目前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还查无此类论文。九江起义为何能够成功？它在辛亥革命中究竟发挥什么作用？林森对此作出什么贡献？这些问题委实值得探讨。
一、林森创办阅书报社，宣传革命，赢得民心
九江位于长江中下游，上控武汉、重庆，下扼南京、上海，中联江西省内各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辛亥革命前，清政府在九江布有重兵。沿江设有马当、湖口、田家镇、金鸡坡及岳师门守备炮台。城区周围驻有陆军江西第27混成协第53标（相当于团）三个营和庄守忠所率第55标的第二营，以及常备军、巡警等武装3000余人，几乎是江西兵力的一半。”［2］革命党人也把九江作为重点经略之地。20世纪初，九江革命党人蔡公时等就在九江以讲学、办阅书报社等形式进行革命活动。1909年，林森从上海调往九江海关工作后，随即“密组九江同盟会支会”，并“任支会主盟人”，［3］担负起领导九江革命的重任。
林森到九江后不久，就租赁轮船码头附近的民房，设立浔阳阅书报社，明为普及文化知识的社团，实为联络革命志士的组织和宣传革命的机构。他自任社长，吴铁城任副社长，俞根仙、邱于寄等为干事，社员中有商人、教师、缙绅、新军军官、洋行职员等各阶层人士。
林森用自己的薪金和各同志的资助款，购置各种书报供群众阅览。由于有新军军官掩护，宣传革命的书报都大胆地陈列社中。他还注意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方式，如胭脂山菊花大会、甘棠湖赛船大会等，扩大浔阳阅书报社的影响。为筹措救济慈善事业的经费，林森还亲自编写《浔阳江头》话剧在九江公演。［4］浔阳阅报书社还大力开展提倡禁烟、鼓励天足、讲究卫生等社会改良工作，一方面为社会服务、宣传新知识、开启民智；另一方面吸纳大批社会各界的有为人士，特别是新军中的官兵，为革命储备人才、奠定基础。
浔阳阅书报社还办了一件仗义执言为民雪冤的实事，极大推动了革命宣传工作。湖口乡民余程发经过九江英租界时，只因误触警律，竟被印度巡捕用棍打死。英国领事为掩盖这命案，急令给死者家属两百元钱，将死者收棺埋在西门外了事。
林森得知这个消息，决心教训一下素来作威作福、欺压中国百姓的洋人，为同胞争一口气。他接受过西学的熏陶，了解西方的法律。于是，他密嘱邱于寄找到死者家属，告知一条人命并不是两百块钱所能了结的，应该拒收这恤金，要求依法惩凶，浔阳阅书报社愿意负责帮助他申冤。死者家属同意，便去德安县衙告状，请求验尸。当时县令是福建人高彤，亲自带人前往检验，填写受伤情况备案。林森认为，这是涉外法律案件，应再找西医检验，对外才有效力，还必须发动民众作为后援，并通知各级官厅主持正义。商会方面也积极配合，愿意提供经费方面的支持。后来林森的同乡好友陈子范找到一位美国医生，把他秘密接来安顿在教会学校，并派邱于寄去陪伴，以防英国人同他接触做手脚。经过周密部署，美国医生对尸体进行了认真检验，断定确是因伤毙命，并在检验结果上签字。邱于寄还对尸体进行拍照。随后林森又派邱于寄到上海聘请美国礼明律师，准备起诉。为了防止死者家属及其证人开庭时慌张怯场，浔阳阅报书社还专门组织他们进行了长达一个多月的演练，林森与吴铁城每次必到。开庭结果，英国领事裁判法庭认为证据不足，将此案撤销。但是由于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在涉外案件上我国没有裁判权。林森虽然十分愤慨，但仍不露声色，勉励同人继续斗争到底。后来林森通过教会同志帮助，另请律师，直接向伦敦法院上诉，由于证据确凿、部署周密，终于获得胜诉。凶手印度巡捕码士被判刑一年，英国领事被降级调离。
在清政府丧权辱国的年代，中国的老百姓冤死的不知道有多少。但能够通过正当的法律手段，甚至直接上诉到伦敦法院并最终获得雪冤的，极为罕见。“全案始末，林（森）、吴（铁城）两先生均有存底，不下数百万言，高至盈尺。”费力如此、心细如此，加上林森对西方法律的了解和战略战术的恰当应用，才有如此结果。余程发案件发生后，“舆论激昂，遍及长江上下游，对英争相抵制，太古、怡和两大公司轮船无人乘搭，无货交运。浔阳阅报书社因此名驰海内”。林森“所以能唤起人心，倾向革命，此事亦一大原因也。”［5］
二、精心筹划，多方策应，起义一举成功
鉴于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已经引起天怨人怒，革命形势日趋成熟，林森与吴铁城商议：“我已决定，救国要从根本着手。根本着手就是要推翻旧的腐败政治。”［6］于是，他们极力推进起义的筹备工作。
林森决定开办商团，作军事准备以便及时策应长江流域的革命活动。九江是长江中下游重要的物资集散中心，商贾云集之地。但在辛亥革命前社会动荡不安的岁月，九江商户经常受到土匪的骚扰、勒索，不胜其烦，不堪其苦。官府对此也无可奈何，头疼不已。由于浔阳阅书报社在余程发案件中为民申冤，声名鹊起，那些身受土匪之害而投诉无门的商家也纷纷求助于浔阳阅书报社。林森就乘机以缉私和自卫为名，组织商团，得到江西巡抚衙门的批准。林森组建商团时举办一个军事训练班，笼络驻扎九江的新军军官当教练，林森与吴铁城等人亲自身着戎装参加训练了六个月。于是，九江同盟会支会不但拥有有浔阳阅书报社，还掌握一支商团武装队伍，文武兼备，为日后的起义打下了扎实基础。
林森虽然人在九江，但他的眼界及活动范围绝不局限于九江。早在1903年春，林森就在上海创建了福建学生会，担任会长，积极从事革命活动。
对黄花岗起义，林森及其福建学生会成员作出了特殊贡献。1911年春，时任同盟会第14支部长的林文准备率部参加广州起义，但缺乏经费。林森得知后通过福建学生会员、台湾的林薇阁募捐了3000元。于是林文、林觉民等就依靠这笔经费“作旅费和购械之用”［7］，而奔赴广州参加起义。广州起义失败，林文、林觉民、刘元栋等19位福州籍革命志士壮烈牺牲（他们大部分是福建学生会会员），林斯琛、严汉民脱险生还后，誓为同志复仇。“林斯琛赴沪联络同志，并至长江各省，以迄汉口，与各省志士谋起义。”严汉民“则直抵西蜀，与方声涛谋反正”［8］。方声涛后来与林森、陈子范等筹商黄花岗起义的善后工作，并预定“光复福建策划，交在闽同志郑祖荫、黄展云、林斯琛、刘通、黄光弼等次第推行”［9］。林斯琛、彭寿松等往长江联络先后回闽后，即加紧策划福建的光复。
随着革命时期的成熟，许多革命党人纷纷潜入长江中下游，准备起事。林森“先期布置，使各地同志联络供应互通声气。上海则有史家麟，镇江林述庆、郑权、蔡人奇，汉口林薇孙，宜昌江屏藩，重庆赵文朗，成都方声涛、严汉民”。林森“自在九江领导同志，密结海陆军”［10］。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随后，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正式成立，宣布废除清朝年号，改为中华民国，推黎元洪为都督，并通电全国宣告武汉三镇已经光复，请各地同时相应。
得知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林森激动万分。但是，九江的人们由于不明真相而人心惶惶。官方报纸报道说是武昌土匪起事，日内即可平复。林森清醒地意识到应扩大宣传，尽快让群众明白事实真相。于是，他把武昌寄来报道起义真相的报纸贴在浔阳阅报书社报社门口，并将报纸上刊登的革命起义反满复汉、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国家，以及受到民众拥戴的要点部分用红笔密圈，特别醒目，吸引了很多行人的目光。时江西巡抚冯汝骙派赴援鄂之师陆续开抵九江，候轮上驶武昌，下级军官及士兵等经过门前时，亦无不驻足而观。林森见此马上派人准备凳子、茶碗、毛巾以及茶水热情招待那些官兵，并把武昌起义的意义相告。那些军人回队后把所见所闻迅速传开，因此军心动摇，官兵不愿登轮赴汉。冯汝骙被迫将已开拔的增援部队撤回南昌，后来冯因此而自杀。［11］处在危机中的武昌方面的压力则明显缓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