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流传的段子很能说明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也是都市化过程中的问题。比如：“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起；读不起，选个学校三万起；住不起，二万多元一平米；老婆不是娶不起，没房没车谁嫁你？养不起，父母下岗儿下地；病不起，药费利润十倍起；活不起，一月辛劳一千几；死不起，火化下葬三万几。”再如：“教育：希望进去，绝望出来；房产：蜗居进去，房奴出来；演艺：玉女进去，小姐出来；信访：窦娥进去，疯子出来；官场：海瑞进去，和绅出来；煤窑：蹲着进去，躺着出来；大学：校花进去，残花出来；股市；杨百万进去，杨白劳出来。”“养不起、住不起、娶不起、病不起、死不起”以及越来越多的房奴、车奴、卡奴；越来越多的月光族、啃老族……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是一种绕不过去的现实。那些原来来到城市要雄心勃勃信心百倍奋斗的人们，逐渐丧失了原先的宏伟目标，他们异常疲惫，心酸写满了容颜。
然而，与以上所述相比，还有更严重的文化与精神问题，那就是城市人的孤独、寂寞、绝望、荒诞，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怀疑感、猜疑感、疏离感。这些被存在主义哲学家们研究和表述的内容曾经使我们觉得荒诞不经，难以理喻，我们以为这些都是弥漫在欧洲大陆的问题--而且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罪恶造成的社会问题。然而，现在我们能够强烈地感觉到上述所有的生活问题。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威廉·巴雷特说过：“克尔凯郭尔和尼采不只是思想家，他们是见证人，是替自己的时代承受它自己不承认是自身内伤痛苦的见证人。这两个人的哲学的中心不是概念或者概念体系，而是在为自我实现而搏斗的个人存在本身。”“对于这两位哲学家来说，思想甚至不是他们真正的研究题材--这本身对于西方哲学来说就是某种革命；他们的中心题目是选择把自己置于当代文明最严峻的问题面前接受考验的那个孤独的人，即个人独特的体验。”
不仅哲学如此，现代艺术包括文学也一再向我们表达了现时代人们的绝望与虚无，冷酷与隔膜。威廉·巴雷特说：“现代艺术家描绘的世界同存在主义哲学家思考的世界一样，在这个世界中，人是一个陌生者。”他还说到：“现代艺术中很大部分所涉及的不过是被破坏了的传统的人的形象。人被剥光了一切服饰；不仅如此，他还被剥皮，切成碎片……用雅斯贝尔斯的话说，现代派文学是关于’临界境况‘的文学。它向我们表明人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丧失了在日常生活境域中看来是那么坚固而又世俗的慰藉--只要对这种生活境域不加置疑地接受下来，这些慰藉看上去总是坚固而又世俗的。”卡夫卡、贝克特、萨特、加缪、福克纳，包括鲁迅都用他们的作品证实了这个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冷漠，表达了人的内心深处的虚无、绝望。
十年来，笔者无数次走在厦门的中山路（2006年1月开始改为步行街）上，有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与家人或朋友一起。厦门的中山路是极其热闹的地方，尤其是周末，真是熙熙攘攘，人头攒动。可是每次走在中山路上，都使我有种奇怪的感觉，我想这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2008年时每天的人流量达到10万人次），而他们却彼此不认识。当然，走在这么多人的中山路上感觉挺好，这也因为大家彼此不认识，所以自在悠然。可是，走在中山路上也常常使我想到人自身的问题，那就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到底是什么。个体的孤独感在这样熙熙攘攘的人流里是无法躲避的。
回到本文开头说到的小黄的故事，其实小黄遭遇的正是今天城市人的现状。城市是由陌生人组成的集体，大家彼此是陌生的，不相熟的，这与农村那种从小就相熟的社会不同。因此，在农村，即使不相熟的人互相提供帮助，也不会像小黄遇到的那个摔倒的老太太那样不领情。还是柏拉图说得好，城市最大的灾祸不是“派别纠纷”，而是“人心涣散”。城市看起来到处都是人，但彼此是隔膜的，陌生的；人与人之间隔着一堵墙，也即鲁迅说的“厚障壁”，有时候不免让人觉得冷漠，泄气。一个城市人在一栋楼里住了几十年，可能难得与邻居见一面，甚至根本不认识，打交道更是难于上青天。即便是大家同在一个单位上班，绝大多数“同仁”彼此之间也很难有深交，能够做一个彼此尊重的同事已经很幸运很奢侈。这在乡下人看来是很奇怪的。在乡镇和小县城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同事之间是很熟悉的，你随便走进一个同事的房间，也能够彼此友好相谈，甚至好茶相待，或者立刻就能喝上几杯，基本上很符合费孝通先生说的乡土社会的特点。这样的情景在城市的单位很难得见到，那些在农村住了十几年、几十年的人，突然到了这种都市，难免要不习惯了。
可是，这就是我们冷漠的理由吗？这就是我们隔膜的理由吗？肯定不是。因为人与人是需要交流是，人与人是需要彼此相爱的，只有彼此真实交流、真实相爱才是人内心真正的渴望，也是幸福的源泉。
都市化进程中的文化与精神发展对策
刘士林教授说，如果说，都市化进程导致的城市环境恶化、城市问题大量涌现、城市危机不断加重，是城市人气削减、人心思散直至城市可能走向衰落的客观原因，那么，城市文化的衰落、城市形象的扭曲、城市生活方式的不和谐与精神生态的严重污染，则是人们对城市产生怀疑、不满、厌恶甚至怨恨的内在根源。在中国都市化进程中暴露出的城市文化病，在这个意义上正日益严重地威胁着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是急需加以研究并通过制度建设加以疏导和化解的重大问题。他认为，现代城市社会的解体与危机，根源就在于文化灵魂的隐匿；要拯救当今正在沉溺的城市精神，首先要拯救的是城市文化。刘士林教授对城市文化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不悲观，他认为有两点值得期待的：一是人们开始关注生活质量的问题，二是一些城市已经开始出现了新的文化觉悟，比如北京在2005年提出建设宜居城市质量目标、上海在2007年提出建设文化大都市战略。
刘士林教授的乐观显得有点底气不足，这从他这篇文章草草结尾可以看得出来。然而，这又是极其无奈的事情，因为要提出恰切的关于都市化进程中的文化与精神发展对策，这实在一件艰难的事情；也可能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说危险，是因为这个问题实在太艰巨了，它关系到都市中每一个个体，要从整体上提高每一个个体的文化与精神，真是谈何容易，就算有方法，也并非短期内可以做到的。所以，真要提出什么对策，不免有些形而上的味道，也许还有乌托邦的嫌疑。
在我看来，要解决都市化进程中的文化与精神问题，根本上还是要把重心集中到“人”身上，重新确立都市中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具体说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首先，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使国民心灵得到解放。这是制度建设层面要考虑的问题。如果国民心灵得不到解放，一切都无从谈起。因为一个人心里怎样思想，他的行为就怎样。没有健全的心灵，就一定不会有正常的行为。心灵的枷锁一旦被加在个体身上，就不会有好的行为。好在经过建国60余年的努力，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相信今后会朝更加健全的方向迈进。
第二，提高国民的购买力，下大力气解决国民的实际生活问题。这是经济方面要解决的问题。简单说就是要买得起房，看得起病，上得起学；要做到幼有所养，老有所依；要尽可能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等等。
第三，要提高全体国民教育文化素质，这是对每一个个体都是极为重要的方面。只有每一个个体的文化素养提高了，才有可能健全每个个体的文化与精神。这与每一个个体息息相关。要提高全体国民的教育文化素质，就必须不断改进教育体制与教育方法。教育不仅要教给学生知识和技能，更要教给他们做人的道理，提高受教育者的人文素养。由于一个人的思想与性格形成的关键期在未成年时期，因而必须要从小训练。而这就首先需要有心灵健全的父母，需要大力提高幼儿教师和中小学教师的教书育人的素质。一般而言，一个人的心灵在未成年时期得到健康的教导，一定会在成年时得到更好的发展。但是，这实在是一件极其艰难的系统工程，没有几十年上百年的努力不能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界实在是任重而道远。
第四，要吸收或扬弃传统文化。我们说过，文化是有惰性的，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文化的惰性也并非全是缺点。我们中华文化能够历经沧桑而流传至今，靠的也许正是这种文化的惰性。正如乌格朋说的，文化的惰性就是文化的保存。但是，文化的保存并不是把传统文化照单全收，而是需要眼光去选择。对于中华文化来说，在先秦时期，我们的文化是很多元的，诸子百家的兴起和发展就是明证；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后，文化的发展才渐趋一家，但尽管如此，文化的发展实际上也不可能真正做到儒家一家独尊，即便是在封建专制的时代，文化的多元性也仍然在艰难中成长。在全球化发展日益深入的今天，多元化的文化选择是保持传统文化得到更新和发展的前提，只有“新文化的加增”，才能使旧文化得到合理的继承和发展。一味地发展新文化而忽略传统文化的继承，最终必定使得新文化成为无根基状态，而无根基状态的文化是绝对不可能得到长远发展的，这正如无根的草木必定不能存活一样。
第五，要发挥城市社区的作用，使每一个个体借助社区这种基层组织得到温暖。随着都市化的大力推进，今天的城市社区与都市化大潮未来临时的城市社区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原先的社区尽管也具有城市特征，但社区居民毕竟相对稳定，老邻居还能联系联系，拉拉家常。现在在城市尤其是老市区还能够看到一些上了年纪大的老人坐在一起打打牌喝喝茶，就是因为他们多年甚至是若干代在一起居住的结果。实际上，这种城市社区与乡土社区有些相似。但是，在都市化进程急剧推进的现时代，城市社区变得更加复杂，尤其是现在的社区居民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居民之间即使在同一个社区也已经极其陌生，因而彼此之间的隔膜就深了。因为社区居民之间缺乏应有的交流，导致社区的功能得不到正常发挥。社会学上称之为“社区的衰落”。社区衰落的原因当然不只都市化一种，但都市化的确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要使城市人找回温暖温馨的家园感，城市社区必须要想方设法发挥其应有的功能，这种功能的发挥必须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现在的城市社区总的来看在推进都市化浪潮中的文化与精神方面的作用还很不够，需要大力改进，使城市居民首先在社区过得舒心过得幸福。的确，要使一个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城市人彼此熟悉那是绝对不现实的；但是，社区是城市--无论城市大小--的基层组织，它应该也有这个职责通过有效的运行来增进社区居民之间的联系，从而发展出良性的社区文化与精神。
总之，都市化进程中的文化与精神问题很多，要彻底革新，并非短期可以奏效，需要各级政府、全体国民各方面的配合；而要义则在于以个体为核心，长期努力，必然会得到逐步的改进，造就每一个国民单纯、善良、正直、真诚、公平、正义等纯良的美德，最后达到城市文化与精神真正的和谐发展和全面发展。
注释：
［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2］《城市的起源与发展》云中雪，地理教师网
http：//www.dljs.net/showart.asp？art_id=7508）
［3］黄发玉：《纽约文化探微·序言》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5-6
［4］黄发玉：《纽约文化探微·序言》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5］黄发玉：《纽约文化探微·序言》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6]《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12月8日
[7]杨伟鲁：《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必须重视的几个现实问题》，《经济纵横》2011年第四期
［8］刘士林《中国城市发展的深层问题与文化自觉》，《文汇报》2011年8月8日
［9］乌格朋：《社会变迁》，《费孝通译文集》（上），群言出版社2002年版，第39页
[10]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3、12页
［11］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9页
［12］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61页
［13］刘士林《中国城市发展的深层问题与文化自觉》，《文汇报》2011年8月8日
（作者单位：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