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交警而言，大大降低了执法成本。福安市处理交通事故的警力仅11人，原有模式下要承担接出警、现场勘察、调查取证、责任认定、调解、催讨理赔等一系列工作，长期处于超负荷运作之中；交警调查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身份极为尴尬，容易引起当事人的质疑，影响交警调解成功率；此外，交警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没有强制约束力，当事人反悔的情况也较常见，这也严重制约了事故赔偿工作的开展。本项目开展后，交通巡回法庭与交警联手制作交警调解移交表格，法庭根据当事人申请，对已经达成的行政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实现了交警调解与司法调解的无缝衔接，不仅解决了他们长期以来“以调代查”的非正常工作模式，将有限警力从繁重调解事务中解脱出来，抓实交通事故的调查取证，保障了案件更加公正、公平地处理，和谐警民关系。截至目前，法庭已审结510件司法确认案件，均是当日立案，耗时最短的案件仅用15分钟就完成了从立案到送达调解书整套手续［3］。
对保险机构而言，他们则告别了以往当事人理赔漫天要价、无理纠缠的困扰，保护了合法权益。当事双方怀揣理赔“明白账”，调解更加顺利，从而也提高了理赔兑现效率。
对法院而言，设立交通巡回法庭后，许多案件在诉前即调解成功，并当即执行完毕，进入诉讼程序的交通事故赔偿纠纷案件数量随之大幅下降，大大减轻了法院的交通事故案例审理、执行的压力，节约了司法成本。
为此，由于机制设计巧妙，促进各部门环环相扣、及时高效彻底地处理交通事故，实行“关口前移、各方共赢”，对于交警部门、人民法院、保险公司而言均达到降低成本、减少部门压力和工作量的效果；而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尽早彻底解决矛盾隐患，有利于整个社会稳定。高效、便捷，这是众多当事人对该多元调处中心的评价。2010年8月，福建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徐谦在视察该中心后，对该中心在模式创新、便民利民等方面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2011年3月，中共宁德市委陈荣凯书记充分肯定了该中心的工作。人民网、凤凰网、中国法院网、宁德网、福建日报、闽东日报、福建电视台等各类媒体都对该中心的有效运行及取得的良好社会效果进行了充分、肯定的报道。
四、探讨与评论
（一）本项目的实施实现了交通事故调处机制多方面的创新
其一，整合多种社会资源，巧解交通事故“千千结”。传统的制度设计对交通事故的处理存在两方面的缺陷，其一是只重视公共权力的运作而忽视民间力量的发挥；其二，按照不同法律关系设计相对独立的解决机制，导致各自为政、事故处理周期长、效率低等问题。本项目恰好有效解决上述问题，促进民间力量（人民调解）与公权力（行政、司法权力）有效结合；行政权力（交警调解）与司法权力（法院调解、审理、执行）有效结合。与此同时，通过合理的机制构建交通事故相关的各种机构之间相互衔接的“快车道”，有效整合了各种社会资源，达到巧解交通事故“千千结”的良好社会效果。
其二，关口前移，进行流程再造，提高交通事故调处效率。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的传统模式为“串联”模式：交警处理-保险理赔-法院起诉-上诉-申请强制执行。这种“串联”模式带来的后果是交通事故处理的“战线”拉得很长，随着时间拖延，一方面导致当事人事故处理的经济、时间成本扩大；另一方面，面对焦虑情绪不断加剧的当事人，理性理赔、有效司法调解变得越来越困难。而新的模式改为“并联”模式，关口前移，变“事后理赔”为“同步直赔”，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同步跟进，在交通事故发生初期当事人还较为理性的情况下通过多元调解，力图使双方握手言和并同步完成执行事项，快速、高效、彻底解决纠纷，极大提高事故处理效率。
随着“汽车时代”的到来，因交通事故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不断上升是目前中国各地普遍的现象。此项目能有效克服传统模式的缺陷，能够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及时、高效、彻底解决纠纷；且该项目与我国目前的整体法律制度体系相兼容，与中央近年来提出建设“公共服务型政政府”、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和完善矛盾调处机制等精神相吻合，具有推广的可能性及必要性。
（二）本项目有效诠释了“服务型政府”、“无缝隙政府”等先进理念
传统模式对社会管理强调运用公权力对社会矛盾进行自上而下的控制，从管制机关如何有效行政管制权力出发（即从“机关本位”出发）构建社会矛盾处理制度，其处理社会矛盾的主要手段是以强制力为后盾的管制。而近年来不断爆发的群体性事件充分说明面对日益复杂，具有综合性和敏感性等特点的社会矛盾，以及群众民主、法律意识的增强，传统“治标不治本”的模式难以有效排解社会纠纷；此外，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要求政府提高管理效能和服务水平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此情境下，本项目充分意识到并力图克服传统模式的局限性，其设计的运作模式有效诠释了“服务型政府”、“无缝隙组织”等先进理念：
首先，充分体现“服务型政府”的理念。正如学者刘熙瑞所指出的“服务型政府，应该是指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众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公众服务为宗旨并承担服务责任的政府”
［4］，一方面，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前提是以“公民本位、社会本位”代替传统的“机关本位”作为指导理念，本项目从如何有利于公民及时、高效解决道路交通纠纷为出发点构建“多元化调解，一站式服务”矛盾调处机制，大大减少了当事人处理交通事故的时间、经济、精力成本；另一方面，本项目实施的与法律援助联动、配套社会救助机制、编制和发放《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诉讼指导手册》等减少管制增加服务的措施也充分体现“服务型政府”的理念。
其次，充分体现通过“流程再造”来“无缝隙政府”的理念。流程再造（BPR）是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企业界兴起的一种全新的风靡世界的管理技术，“流程再造通过全新设计或对现存流程的’系统化改造设计‘而获得理想的流程”［5］18，就其理论基础和所要解决的问题而言，与公共部门所要完成的转变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因而“流程再造”概念被引入公共管理领域。传统的社会矛盾处理模式充分体现了传统官僚体制的弊端：部门分工僵化、非人性化、各自为政、本位主义、低效率、忽视“顾客”需求等，这种以隔离为特征的高度分散的组织已无法满足解决现代具有复杂性、综合性、敏感性等特征的社会矛盾的需求，为此，“再造，它提供了我们公共机构迫切需要的东西：一种面向未来的公共机构自我改革模式”。本项目通过有效的流程再造，重新设计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作业过程，在行政部门、司法部门、民间调解机构、保险理赔机构及法律援助机构之间架起“快速、无障碍通道”，以“跨职能团队（cross-functional teams）代替目前公务员仅在一个职能领域内服务的孤立组织”，以“一种整体而不是各自为政的方式提供服务”
［6］3，本项目的操作模式是对通过“流程再造”而构建“顾客导向”的“无缝隙政府”的先进理念的有效践行。
此外，本项目的实施彰显“和为贵”的人文本质，营造了和谐协调的社会人际关系，铸造惠及百姓的“平安品牌”，有利于提升福安的区域发展综合竞争力。
（三）促进本项目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从全国范围内的比较上看，目前全国各地一些地方较早进行交通巡回法庭的探索（如天津市武清区法院），一些省份在推行交通巡回法庭的建设（如四川省），但这些探索重点在于法院与交警的配合；福建省全省在2010年底开始全面推行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多元调解的工作机制的建设。相对于外省的探索，本项目的运行更强调除了法院、交警部门外，还包括保险公司、人民调解委员会、法律援助中心及社会救助基金机构等的“无缝隙衔接”，构建全方位的事故处理网络；相对于省内其他地方的探索，由于本项目开展得较早，目前制度更为全面成熟、运行更规范。但不可否认，本项目的运行在操作层面仍然存在一些困难，主要体现在：
其一，作为本中心核心的交通巡回法庭是由原来福安市人民法院民一庭分离出来的，作为交通巡回法庭办案法官必须兼顾两边，由于编制有限且案件众多，导致交通巡回法庭处于超负荷运行中。
其二，目前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承保保险公司，福安本地保险公司已经逐渐理解、适应此种“同步直赔”的运作模式，但部分外地保险公司由于距离远及对此种模式持怀疑态度，未能很好按本中心模式进行运作。
其三，交通事故处理中的事故救助机制的具体操作规则不清晰，尚待进一步完善。
上述运行中存在的困难一方面是由于毕竟本项目涉及多个部门，运行时间也才一年多，而操作规则的完善需要运行较长一段时间，在实践中及时发现影响机制衔接及其他影响运行效率的症结所在，通过持续不断的协商、探讨，制定、改进、细化操作规则，不断完善运行流程，随着磨合时间的延长，相关实施规则将日益完善；另一方面，本项目的运行从本质上属于具体操作机制层面的变革，而“一个层次的行动规则的变更，是在较之更高层次上的一套’固定‘规则中发生的”，“操作规则通常比集体选择规则容易改变，而集体选择规则又比宪法选择规则容易改变”
［7］84-86，该层面的变革受到更高层次的规则（“集体选择规则”，也即基本制度）的制约。作为本项目而言，所面临的上一层次的基本制度环境也在朝着有利于本项目良性发展的方向改善（如前述相关政策法规的出台），相关在本层次改革无法解决的问题（如交通巡回法庭及相关法官机构设置、编制问题等）随着上一层次基本制度的改革也必将得到解决。当然，复杂制度的改变毕竟需要一个较漫长的过程，这些问题的解决所需要的时间可能要更长些。
此外，相对于前述操作方面的困难的单纯性，事关本项目能否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方向性问题显得更为复杂而重要，需要对以下问题有清醒认识，以防止本项目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沼，和摆脱如当前许多“运动式变革”一样的短命的“宿命”：
其一，本项目作为一种整合各种社会资源的联动工作机制，其运行依赖于国家公权力对各种调解制度的推进。而作为国家公权力行使者的各个调解联动工作机制所涉及的部门在介入到调解过程的时候，可能会将国家公权力带入到调解进程中去，可能将对调解的自愿性与第三方的中立性造成影响，而这样的一种影响对调解过程与结果不利的。因而要防止为了达到一定“调解率”而贸然动用公权力强行施压影响的背离本项目宗旨“异化”现象的发生。
其二，应当清醒意识到，一项机制创新能否成功并可持续的发展，核心是该机制能否有效提高社会整体资源配置效率，是否能促使各方“收益大于成本”而“合力”维持、推进此项制度的运行，政府领导机关的重视充其量仅起到前期的助推作用而不能作为持久动力。本项目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是不断完善协作机制，能及时、高效、彻底调处事故，切实有效减少随着时间拖延而产生的社会总体事故处理成本，及当事人因为焦虑情绪而附加出现的“维稳”成本（如意气用事的持续诉讼、上访等），本项目才具有旺盛生命力和高的社会价值。
此外，建立道路交通事故多元调处机制，一方面要强调“多元调解”，另一方面应当依法赋予并保障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从法律上保护当事人对程序或实体上权益的处分，既是妥善解决纠纷、节约社会资源的需要，也是体现国家尊重公民的基本自由以及完善相关制度保障机制的需要。
注释：
［1］郭雅明.福安交通巡回法庭巧解千千结[EB/OL].（2011-05-06）.http：//www.ndnews.cn/xwpd/zbxw/fazx/fayw/201012/143382_3.html.
［2］朱欢颜、孙丽晶.福安交警巧解交通事故千千结，推行道路交通事故赔偿调处一体化[EB/OL].（2010-12-28）.http：//www.ndnews.cn/xwpd/zbxw/fazx/fayw/201012/143382_3.html.
［3］林栎.五项承诺为百姓法庭巧解千千结--福建省福安市法院交通巡回法庭办案侧记[EB/OL].（2011-04-01）.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1-04/01/content_25243.htm.
［4］刘熙瑞.服务型政府：本质及其理论基础［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4（5）.
［5］J？佩帕德、P？罗兰.业务流程再造［M］.中信出版社，2003.
[6]拉塞尔？M？林登.无缝隙政府：公共部门再造指南［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7]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M］.上海三联书店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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