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宁锐
微博，从09年底在中国出现，到现在的勃兴，催生了微博问政这一“政府--公众”间的新沟通渠道，成为草根网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新途径。本文试图通过“微博问政”的兴起，来解读微博问政对提升社会管理中的公众参与的积极影响，及在这一过程中所折射出的中国目前政府社会管理的不足。并对在社会管理创新与完善微博问政良性互动中扩大公众参与提供一些建议。
微博问政社会管理公众参与
微博，名“微”，力不微。这种新型网络媒体，从诞生到风靡全球，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在中国，微博用户数在2010年底到2011年6月的半年时间内，由6311万，增长到1.95亿，增长了208%，而微博用户每日发布的信息量已近2亿条［1］。140个字的简短手指运动，正以其“秒互动”的传播优势，开启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微信息”，蕴含着纷繁而又丰富、驳杂而又原生态的民意。
一、微博问政成为草根网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新途径
（一）简要介绍目前微博问政的总体形势
微博，即微博客（MicroBlog）的简称，是一个基于用户关系的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平台，用户可以通过WEB、WAP以及各种客户端组件个人社区，以140字左右的文字更新信息，并实现即时分享。最早也是最著名的微博是美国的twitter。
［2］2009年底，微博这一“自媒体”开始引入中国，到2011年呈井喷状发展，只用了短短两年时间。所谓“微博问政”，是指各级党委、政府以及领导干部通过微博与网民交流，进而收集民意、汇集民智，创新执政方式和提高执政能力的过程。
基于微博高效便捷的信息传播，及时公开的双向沟通等特性，微博的迅猛发展，广大网民在社会事务上的热心参与，使得个体网民的话语权得到放大，渗透到了社会中的方方面面。随着网民的问政信息通过微博实时化、碎片化、关系链式传播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微博问政俨然已成为当下最主流的问政渠道。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统计，截至2011年8月1日，仅腾讯微博中就有万余个党政机构和官员微博账户，其中副厅及以上级别的高级官员有266人，涵盖各个部门和地区。
［3］在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微博）发布的《腾讯政务微博地图》中，给全国颇为活跃的政务机构和公务人员的微博进行了排名。在十大政务机构微博排行榜中，公安部门的官方微博占据了“半壁江山”，其中江苏省公安厅官方微博“平安江苏”排在第9位。而同时发布的另一份《微博官民互动案例调研报告》中，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名列第二，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长章剑华（微博）在十大官员微博排行榜中排第十。大量政务微博的开通，使得微博这个载体有了更多服务社会、服务百姓的功能，在网民和政府间搭建起一个高效便捷、双向互动、随时随地无处不在的沟通平台，成为政府倾听民情、沟通民意、服务民生，提升社会管理水平的全新尝试。
（二）微博问政集中的几个问题
微博的出现，开启了“人人都能发声，人人都可能被关注”的时代。微博碎片式的信息，看似不起眼，但通过一键式的“转发+评论”的方式，在关注者手中不断被转发，其能量也在一次次的评论转发中不断集聚，最终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从郭美美到动车事件，再到高晓松醉驾案、药家鑫案，乃至近来的李双江之子无照驾车打人，一系列重大的公共舆论事件，最开始都在微博上首先被曝光，继而形成轰动全国、全民关注的特大舆论事件。而从普通网民提供信息，公安部门、媒体多方联动，解救乞讨儿童，引发的微博打拐潮，到在微博上平息抢盐风波，也反映出微博已经在发挥积极的问政作用。目前，微博上网民问政比较集中在社会民生问题，如食品安全、社会焦点问题等。
（三）网民参与问政形成的强大影响力
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发布的《中国社会舆情应对能力评估分析报告》中指出，微博作为传播新渠道，在舆论应对中体现出一定影响力，正在成为企业和个人发布信息的有效渠道。微博中碎片化的文本私语化强，民意表达更加自由与多元，打破了传统媒体对舆论的控制，成为一个人人可及的交往平台，用户可随时参与事件的关注与讨论，因此微博很容易成为舆论形成、发布、传播的热门领域。［4］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19日发布的《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85亿，较2010年底增加2770万人，增幅6.1%；2011年上半年，中国微博用户数量从6311万快速增长到1.95亿。如此众多的网友在微博上参与问政，使得微博成为公众与政府沟通的有力渠道，也成为政府服务社会的有效工具。公众通过微博关注弱势群体，开展公益行动，参与问政并取得良好效果的实例中，微博“打拐”一个不得不提的亮点。这场始于中国社科院学者于建嵘教授所发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号召网友随手将看到的乞讨儿童照片拍下，连同时间、地点等信息一并发布到微博上，以此帮助家长寻找丢失的孩子。在经过热心网友的不断转发参与后，吸引了传统媒体的跟进报道，网友们提供的零碎信息与公安、媒体等力量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打拐”力量，发起了一场“反对打拐”的人民战争。截至2月初，已有7000多张乞儿照片被上传，信息以几何裂变的方式增长着。同时，经公安部门成功解救的儿童有6人，有2人正在进行DNA 对比。
二、微博问政对提升社会管理中的公众参与的积极影响
（一）微博开辟了一个公民表达、参与和互动的新问政渠道
公众参与自由表达意见，参与问政的传统渠道有限，且障碍很多。近代民主国家以代议制民主取代了传统的大众参与式民主，密尔认为“既然在面积和人口超过一个小市镇的社会里除公共事务的某些极次要的部分外所有的人亲自参加公共事务是不可能的，从而就可得出结论说，一个完善政府的理想类型一定是代议制政府了”［5］。在我国则表现为公众通过人大和政协来参政议政。密尔认为，“假如现代国家能够建立一种所有人都能亲自参与的政府，那他一定比代议制政府更为理想，代议制政府至多是一种次优的选择。因而对代议制民主的批评从来没有间断过，主要认为它是一种初级的民主，是一种因直接民主一时不具备实现条件而采取的不得已的凑合的权宜之计，它不能也不可能体现人民主权的实质。代议制民主的内涵是人民通过他们自己选举出来的代表制定代表民众利益的法律，然后通过法律实施管理。这种制度最明显的缺点就是民众只有选举代表的权利，而对涉及他们切身利益的重大事务却不能直接参与决策，这种间接有限的民主治理形式必然会导致某些民众的权利得不到保障
［6］，而”不管是谁只要有人被排除在自由以外，被排除者的利益也就得不到其余的人所得到的保证，并且他们在为他们自己以及社会的福祉发挥能力方面所具有的活动余地和所得到的鼓励就比未排除在外要少了。“
公众参与问政的传统渠道受地域、成本等因素影响，公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热情不高，网络的出现，特别是有了微博这一崭新的网络媒体后为改变这一现状提供了可能。
在微博上，只要你注册就能发言，评论，转发别人的微博。尼葛洛庞帝说：“后信息时代的根本特征是真正的个人化，大众传媒将重新定义为发送和接受个人系统。”不论你是政治家还是普通公众，微博140字的文字限制，给所有人的观点表达提供了公平性。微博这一打破常规渠道的出现，使得公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成本降低，网络双向直接沟通的特点使得参与过程公开透明，刺激了公众参与问政的热情，促进了参与问政的自主性和自觉性。
（二）搭建起“政府--公民”互动沟通渠道，有效保障公民对社会事务管理的参与权，提升了民众政治参与的能力
首先，微博的出现，搭建起“政府-公民”互动沟通渠道。大量政务微博和政府官员微博的开通，在进行科学决策的过程中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让公众与政府、官员间建立了直接的双向沟通，排除了传统问政渠道中的信息传递失真问题，能够更为直接有效的直接表达自身观点。
其次，以往代议制民主的缺点，如民众只有选举代表的权力，但对涉及他们自身重大利益的事务没有参与讨论决策的权力，这种通过代表行使参政的间接方式，不能保障普通民众对社会管理的参与权。网络问政的出现为民众参与社会管理提供了技术支撑和现实基础。托夫勒夫妇在他们的著作《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第三次浪潮的政治》中认为，公民可以借助网络就公共问题直接向政府发表意见或投票表决，“半直接民主”和“直接民主”将代替工业时代的代议制“间接民主”。而微博实时交流广播、文本碎片化、无限裂变和“自媒体”的特性，决定了信息的传播发布更为迅速、资讯量更大、传播力度更强。要真正让公众的参与权得到保障，必须先提供一个便捷、双向的“政府--公民”间的沟通渠道。而微博问政的出现为民众的政治表达提供了最直接、最及时，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政治参与渠道，在微博中，公众可以自由表达，延伸了公众的话语权，能够真正表达自己的立场观点，从而使公众参与权得到有力保障。
最后，传统的问政渠道由于公众参与的局限性、高成本，大部分民众无法直接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缺乏公众参与的普遍性，公民参政议政兴趣不高，热情不够，对社会公共事务不关心，冷漠。微博问政形式的出现为公众参与社会事务管理提供了一个同政府对话的平台，不同利益诉求的民众聚集在微博中，对政府的政策制定、社会公共问题表达自己的观点见解。哈耶克认为的“如果一个社会不仅准许普遍参与而且鼓励持续、有力、有效并了解情况的参与，而事实上实现了这种参与并把决定权留给参与者，这种社会的民主就是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民主”。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微博问政契合了“广场政治”的某些要素，培养了公众自主性、主动性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在这一过程中，民众增强了政治参与的能力。
（三）在微博问政的“官民互动”培养公众积极参与社会管理的现代公民精神
“托夫勒夫妇在他们的著作《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第三次浪潮的政治》中认为，公民可以借助网络就公共问题直接向政府发表意见或投票表决，“半直接民主”和“直接民主”将代替工业时代的代议制“间接民主”
［6］。
微博作为新兴的媒体，在虚拟空间中搭建起公共意见流通的平台，自由表达、自由参与、自由讨论，为公众更好地发表观点、为公共权力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正在成为公民实行公共实践的工具，促进了公民社会的构建。微博“打拐”行动便推进和见证了公民意识的成长，让人们深刻感受到政府和公民是维护社会的共同使者。于建嵘本人也称“这是我们利用网络参与国家制度建设的一次尝试”
［4］。其特有的碎片化、裂变式、实时广播的微博机制，开启了一个“人人都是新闻发布者”的时代，以“自媒体”的形式吸引众多有着现代公民精神的公众在这一平台上对当下社会热点问题、时事政治发表自己的言论，经由他人不断转发评论的形式积聚力量，最终形成不容小觑的舆论力量。在公众微博问政的过程中，培养了公民对参与社会管理的兴趣的热情，增强了公众的民主意识，塑造了积极的公民精神。
（四）敦促政府不断与时俱进，转变社会管理理念
微博问政搭建了“政府--公众”间对话平台，构建了一个直接、双向、公开、透明的互动沟通模式。在这一打破传统的沟通渠道中，以往公众问政的模式得到颠覆，公众可以在微博上和各地政府机构开设的政务微博及政府官员的直接沟通，平等对话。微博问政的出现给政府创新执政方式带来了挑战，正在考验政府的执政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