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宋军战事不利，赵伯琮又下令加征“剿饷”与“练饷”。
这里说明下，靖康之难后，南宋的国土面积比北宋少了一半，北宋全盛时期大约有二百五十四个州，南宋初年却只有一百多个州左右。国土少了意味着户口也变少了，税收也就更少了。
加之南宋初年时连年战争，南宋一年的税收不到一千万贯，按照北宋时期标准税收才200多万。而战争需要大量军费，为了应付庞大的军费，南宋对百姓加征了不少税，千方百计的榨取民脂民膏。
他们发明了总制钱、经制钱、月桩钱、折帛钱、版帐钱等等。这些赋税是为了养军队，不得已而采用的方法。照理战争一结束，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以后，这些赋税就应该废除了。事实上这些赋税一直到岳飞与浩成等大将之捣乱黄龙后也没有废除，原来临时加征的税，变成了正式征收的税。
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总经制钱、月桩钱、板帐钱、折帛钱这四种。
一、总经制钱
户部尚书吕颐浩、翰林学士叶梦就曾想了一个办法。北宋宋徽宗时期陈亨伯为筹集军费，曾经设立一个机构经制司。他把原来地方支配的钱划入国库。南宋初年也采用了陈亨伯的办法，由于这个机构叫经制司，这个税收就称之为“经制钱”。
经制钱的办法是提高南宋专卖产品价格，官吏的俸禄南宋要抽取1%税收，百姓卖田宅时、官府发凭证时候、公租房房租、都要比原来多收钱。
之后官员孟庾为筹措钱，又设置了总制司，“总制钱”因此得名。
总制钱又加收了耆长、户长雇佣钱，合同书朱墨钱，民户加收3分免役钱，进一步加重了百姓负担。
不要误以为总经制钱对百姓没什么影响，以为只是把地方财政收入纳入国家财政收入。这样做必然会引发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倒霉的自然是百姓。然而为了筹集军费，南宋统治者们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只能先解决眼前军费问题。总经制钱一年的税收就有一千多万贯，是南宋重要财政来源之一。
每当州县地方收不齐经总制钱时，他们就让百姓缴纳所谓“补亏钱”，做买卖的除了缴纳正常商税以为还要缴纳所谓“贴纳补助钱”。
国家用经总制钱搜刮钱财以后，过去富裕的州县，现在也变穷了。过去的中产之家如今只能勉强生存，过去底层百姓靠着耕田织布，自给自足还能生活，如今或者没办法当了盗贼或者只能饿死。
二、月桩钱
绍兴年间韩世忠曾驻军建康，宰相吕颐浩、朱胜非又创设了月桩钱，以临时供应军费。月桩钱是南宋要求地方每月必须上交国库的钱，有金额规定。其名目繁多，有酒税、纳醋钱、卖纸钱、赋税征收凭据钱、保正牌限钱、折价交纳牛皮筋角钱。诉讼输了的一方要缴纳罚款，赢了的一方要缴纳欢喜钱。月桩钱没有固定税名，地方官吏可以随意收取。百姓的负担进一步加重。
月桩钱收取不足时，地方官就巧立名目，让百姓缴纳铠甲钱、买盐钱等等。
三、板帐钱
板帐钱也属于额外征收的赋税，百姓缴纳皇粮时多收损耗钱，交布帛则多收靡费钱，如果有富人犯法，可以罚款。如果抓到盗贼缴获赃物不还给失主，加重商业税收，还有预收明年税款的情况出现。买卖田地，还要收取买家、卖家各种税费。
四、折帛钱
南宋初年，布帛价格暴涨到一匹10贯。为筹集钱款制作军衣，有士大夫想把这项开支转嫁到百姓身上。
建炎三年（1129年）两浙转运副使王琼建议：他所管理的两浙地区每年要收丝绸、布帛一百多万匹，可以让百姓每匹缴纳2贯折纳钱，南宋一年就多得300多万税收。
而后秦桧又增加为一匹布缴纳6贯。折帛钱一年的税收就达到1000万以上。
此后折帛钱缴纳标准逐年递增，百姓的负担也在逐年加重。从每匹三贯涨到了每匹八贯。
而且以两浙为例，北宋时期两浙的赋税为300多万贯，包括了茶、盐以及酒税等地方财政支出。到了赵构收复故土、麾下诸大将直捣黄龙后，两浙的赋税反而增加到了1200万，这还没有加上茶、盐、酒税，地方财政支出的开销。
赵构时期的赋税比北宋要高了4倍。
当然其中也不乏有明智的官员提出了取消战争时期的苛捐杂税，核查土地所有权，可是宋高宗、秦桧并没有那样做，他们想的是钱还是不够花，只不过为了维护统治，他们把手伸进了富人的腰包。
可是大多数富人又岂会心甘情愿地被宰割，无非就是变向向穷人、农民加重负担，说白了就是宋朝的赋税越来越重，农民辛苦劳作一年所得，根本不够缴纳赋税的钱。
尽管后来赵伯琮与赵伯圭两人在朝时，也曾下令大减赋税，但大宋的官僚体系已经烂到骨子里了，从上到下都想着贪钱，两人的减税政策也只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延缓了大宋王朝的统治。
反观浩成统治下的封地，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基础上施行了多种对农民，对百姓的极好政策，使得燕地最穷的农民生活过得犹如宋朝统治下富农的生活。
现在赵伯琮为了打仗，又错误地选择开征了剿饷与练饷。（这里参考了历史上明朝末期的三饷加派）
剿饷即为镇压燕军所用的军饷，以及为筹措这种军饷加派的赋银，统称为剿饷，练饷即为镇压燕军，而练兵用的军饷。
宋朝是有钱，甚至整个北宋中后期，宋朝的财政收入都保持在“上亿”的规模上，但问题是宋朝收的钱多，花的钱也多，这都是全靠宋朝对平民老百姓的盘剥，甚至“重率暴敛，日甚一日”。
宋朝城市繁华的背后，更是占宋朝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农民们，那说不尽的血泪：不但要承受巨额赋税差役，土地也常不得不典卖。发展到南宋年间，土地兼并更到了白热化，北宋自耕农平均占地尚有50亩，南宋自耕农只有10亩，十居六七”的土地都被地主兼并。
所以北宋前中的皇帝尽可能改革各种制度，加之北宋的皇帝大多数还能将国家的稳定程度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所以这个问题还不大。
赵伯琮也是没办法，朝廷花钱的地方实再是太多了，虽然自己第一次登基的时候，所接管的北宋是拥有燕云十六州以及辽东地区。但是之前燕云十六州大部分地区在燕王袁浩成手里，燕王只需按部就班，交一定的税额即可，朝廷也不敢强收太多，免得激起兵变，而今燕王已反。
辽东地区也才刚刚开始被北宋，指望不上。倒霉的是后面陕西一地也给西凉国给占了，可以说宋朝黄河以北真正意义上能收到的钱并不多。
至于赵伯琮内部，由于官员的数量急剧猛增，比如北宋的官员数量，宋真宗年间时才九千多人，宋仁宗年间就接近了“一万八”大关。
到了赵伯琮第一次即位后，官员的数量只增不减，文武官员竟已经多达四万多人，这么多官要养，还要养得好，花钱当然海了去。
而用在军事的费用，大宋每年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都几乎用来养兵。强兵这事儿，倒真是不惜血本。
可是问题是质量太水了，就以基本的武器制造来说，以欧阳修的话说，北宋各地军队的兵器，简直“精好堪用之器，十无一二”。宋仁宗自己更承认，就算北宋京城作坊里的兵器，也是“多不精利”。所谓装备精良的“百万禁军”，手里拿的都是废铜烂铁。
就连士兵，也是十分水，早在宋初时，北宋散文家兼名臣王禹偁，就生动形容了宋军的战斗力：享受高薪水的禁军，战斗力还不如边境当地的民团。能打仗的兵没几个钱，废物兵却享尽优待。
宋仁宗年间名臣田况，曾描绘过大宋“精锐”的作战水平：能骑马走两步的就是精兵，且“挽弓不过五六斗”，简直是没法看。
也就是几个著名将领以募兵制统率的军队，尚可堪称精锐，如杨业统领的杨家军，呼延赞统领的呼家军，狄青统领的狄家军等等。
要说起当时最稀缺的战略资源：战马，那更是一把辛酸泪。都说北宋丢了燕云十六州，以至于战马稀缺，其实北宋对于养马这事儿，之前也说到过，虽然也一直玩命花钱，从繁殖培育到引进马种，都是毫不含糊，结果由于各个机构人浮于事，一匹匹战马看着膘肥体壮，其实全是废物草包，一旦上战场就是“未战而冻死者十八九”。也就是说，从养兵到造装备甚至养马，大宋样样不少花钱，数量庞大，质量就不敢恭维，到头来都是白花钱。
尤其是在耻辱的“靖康之耻”前后，宋朝更把“钱花不对地方”演绎到了极致。由于宋军吃空额成风，毗邻宋金边境一线“诡名冒籍者无所不有”，全都是冒名顶替的“冒牌兵”。诸如定州这样的战略要地，连这个程序都省了，账面上驻扎了十万大军，其实连两三万都不到，一打就稀里哗啦。
至于认真打仗的好部队?在这场国难里，更是处处被刁难。
种师道率领的西北军奉命救援太原，竟然连粮草军备都没备足，打起仗没多久，弩箭竟都打光了。驻守要地平阳府的宋军，冬天里竟然还打着赤膊，连衣物都没有，领的军饷是铁钱，吃的军粮是豌豆，气的这些本想保家卫国的战士，一怒一哄而散。把这战略要地白白丢给了金人。
到了“更穷”的南宋，南宋的“军器所”规模，只有北宋的三分之一，铁器等原材料更是稀缺，大宋的“强兵”，状况更是可以想……
本身钱就不富裕，咬紧牙关养兵，钱花的全是歪地方。这样的大宋朝，可不就是“积贫积弱”的虚胖?
幸而赵构采取了战时放任，平时严管的原则，使岳飞、韩世忠等大将的人马采用了募兵制，稳住了江山。
但此时的大宋风雨飘摇，犹如一颗即将倒下的参天大树，赵伯琮虽犹如明朝崇祯帝般想力挽狂澜，但他犯了建文帝朱允炆和朱由检两人身上的共同缺点，就是“过于急躁”，他想先削藩，然后全面实行他的方略，可惜终究是事与愿违。
反观浩成的燕军，从江东建军后，浩成在吸取历史上戚继光、秦朝军制和岳家军的特点。不但训练严格，军纪严明，而且在军饷财力这块，前期多得祝家私人财团的大力支持，后期有了封地后，又大力实行商业、激励生产的政策，保证了其军队的装备、马匹的质量。
浩成为了激励属下官兵，也参考了曽国藩治湘军的规定，所以当年袁家军北伐，每收复一座被金兵占领的城池，所到之处凡是漂亮的异族妹子，只要不是汉人百姓，人人皆可按军功抢女人和掠夺他们的财物，因为在军队没有明确的信仰之前，只能靠将官的个人魅力，有钱就有战斗力，有钱就可以打胜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