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同志只能指派另一个军代表汪同志来办理这一案件。汪同志是一个年青的营级政工干部，是教导员。营教导员比师政委低两个层次的军队政工人员。负责营级部队官兵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军官。
他出身於小资产阶级。在解放战争中，当解放军同国民党激烈战争时，国民党大量部队被打跨，这些被打败了的军队，很大部分被共产党军队收编。因而人民解放军的队伍迅速扩展。由国民党的“国军”，转变成为共产党的“共军”
，需要大批政治工作人员，来教育新收编的残兵败将，以适应战争的需要，也改变两种不同军队转变时的思想动态。于是，在林彪的第四野战军中，办起了军政大学。
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办的抗日军政大学即当时的“抗大”，同解放战争中的军政大学，简称“军大”，其实性质都是一样，培养在部队中的军政人材。解放时的军大，主要接受来自新解放区的知识青年参军，并将他们培养成为部队中的干部。汪同志就是这样，在40年代后期，以一个青年的中学生参加军大，开始他的军旅生涯。
在和平环境中，他的提升比较快，军大毕业后，他是一名排级的干部。其后，抗美援朝时，他参加了抗美缓朝的志原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去了。两年的志原军战斗中，使他从排级升为副连，又从副连级提升为连级政治指导员。战争结束了，他回国之后又升为营的教导员。
汪同志是知识分子出身，对知识分子比较了解。然而，他更重要的一面，就是实是求是。这是他从政工干部开始时，就学习到这一优点。他认为政治干部，对待任何事物，最重要的是揸本质。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能将不是的事，硬说成是。他信服的是真理，而不会屈从于任何一个人之下，除非那个人是毛主席。
因此，来医院之后，在不少问题中，他对杨同志在某些问题的处理，很不以为然。所以与杨同志在很多时意见发生相左。凡是不同意的事，除非有理由可以说服他，否则，他不会同意。不过，最高级的不是他，决定权在杨政委手上。“下级服从上级”，在部队中是没有讨论余地的一条不可逾越的守则，所以虽然不同意，他也只能格守这一准则。
“材料指你包庇，纵容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入党内，并提升他们为领导层，对此，你有甚么话可以为你自已辩解的呢？”汪同志当他接受了对李青定的审查工作任务之后，他即时着手去找李青定问话。
“你也是搞政工的干部，当你看完我的资料，以及被指说我包庇的那些人的资料之后，你认不认为我是包庇纵容他们？或者，他们的入党，是我“拉”他们进来的？”李青定很平静地说。他知到这位汪同志不同杨同志。同他可以有话可说；但同那个姓杨的，只能是打官腔，或者硬碰硬。
“我今天所需要的，是你亲口讲的说话。当然，你的资料我已看过，并且看得很仔细。现在只想听听你是怎样讲的。”
“首先，统一战线政策是我党对其他党外人士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李青定开始谈他的观点，他是党在医院的最高领导。他不但在战争中获得了各种各样战斗英雄的奖励，而且由于他在和平时期，在祖国建设事业不同进展的环境中，不断的学习，不断地适应时代迅速发展的要求，而不是光“吃老本”，自以为“功臣”，躺在功臣椅上睡大觉。这点他做到了，因而自然有他的想法。“这项政策包括对民主党派人士，也包括对无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及宗教界人士。你认为如何？对不对？”李反问汪；
“对！”汪点点头，表示同意。
“对于这些人士，只要他们不反对我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毛主席、拥护人民政府，我们就应该肯定他们，就应该热情邦助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共同建设起我们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对于那些积极工作的，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我们还应当吸收他们加入我们的党。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毛主席曾说：我们要搞五湖四海，而不是孤家寡人。你认为这些教导对不对？”
“我很同意你的讲法。也应当这样做，我们党要建设强大的新中国，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嘛！”汪同志很感兴趣地回答。
“对啊！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管他是基督徒、天主教、佛教、回教，或是其他宗教，只要他拥护我们党的一贯政策，我们就应敞开大门，热情地欢迎他们，我们共同建设一个美好的新中国。”李青定对于中国的建设充满了信心，也颇感自豪，越说越有劲。“建设新中国，不单是共产党的事，而是全国人民的事，全国各族人民的事。各族人民有各族人民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风俗习惯，你不可能单用你狭隘的观点，去限制别人的观点。只能是诱导，用诱导的方法，去解除一些迷信的意识，而不能用行政命令，去取消任何人的信仰，就算你认为是迷信的事情，也是这样。除非他利用迷信进行诈骗犯罪活动，又当别论。”
“统一战线政策应该应用于那些场合？就是文化领域、教育领域、艺术界、科学研究领域、少数民族、宗教界。我们医院正是这些领域中的一个。我们作为党的工作者，如果不切实按党的要求，执行好这一政策，怎样能发挥党在这些领域中的充分作用呢？我们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就要团结他们，信任他们。信任是很重要的！”李青定继续说。
“我们党在解放战争的四年多时间内，由抗日胜利时期的一百万左右的“小米加步枪”军队，战胜国民党的八百多万美式装备的军队，靠的是甚么？其中之一，也就是这个统一战线政策。到一九四九年，我军解放了全中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队增长至八百多万，而国民党军队锐减到不足一百万，部分逃跑到台湾去了。在这八百多万穿着解放军军衣的部队中，绝大部分是原国民党军人，包括国民党的各级高级将领。这点不单单从数量上，共产党与国民党互变；而且，从质量上也是互变。我们怎样能够使到在这个占有六、七百万原是国民党军人的解放军中，改娈他们原有的思想，改变他们的立场，改变他们的作风，是我军一个重大而又艰巨的工作。如果我们不用这个统一战线政策，怎么能够将这八百万军队统领好，而且转而将蒋介石赶到台湾去呢！在我们解放军的军队，也容许有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为甚么我们医院有那么三两个曾在国民党做过军医的医生，我们就不可以团结他们呢？”他理直气壮地说。
汪同志没有打断他的话。在他的部队内，不少是国民党起义的、或是解放过来的军人，他们在军队中一样受到信任，受到重用。为甚么在地方就不可以呢？
荒谬！
“叶主任是国民党军医，他勤勤恳恳地工作，是我们医院多年的先进工作者，你能找出他有那些不好的地方吗？没有，除了他曾在国民党做过军医之外，再也找不到他重大的错过；徐医生也是国民党军医，是的，他曾当过右派分子，但是，他也在这几年中接受改造，接受教育，你还要要求人家做些甚么呢？毛主席曾讲过，要容许别人犯错误，也容许别人改正错误，而不能一犯了错误，就一棍子将人打死，这是我党所不容许的。我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徐方方是我院外科的一个专家，他的外科手术是最好的。这样一个人，我们要教育他改正错误，也要教育他好好地为人民服务，使他那把外科刀子，能更有效地服务于人民，有何不好？外科另外一个右派分子陈以徽，他根本就不应当划为右派分子，可是当时搞错了，硬是拿毛主席的“95％是好人，坏人只占5％”，于是拿这5％作为指标，给他套上这顶帽子。为此，党委要迅速地纠正此一重大的错误，为他脱帽。而他，一个青年，可是，他却是外科除了徐方方之外，是一个进步最快，手术最好、由徐方方一手培养的一个好外科医生。他与内科何金水，儿科王瑞喜，放射科赵予容，同是我院不可多得的人材。”他歇了一下，缓一缓口气。
“另外一个，就是总务科长老傅，”他用另外一种较为轻松语调，继续说下去“他是傅作仪部下。傅作仪是起义的高级将领，使北京免遭战争的破坏，他立了大功。为甚么还要将“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帽子，加上这个当年只是傅作仪部下，一个仅仅是连长的老傅头上呢？他在医院工作时是努力去做，辛勤踏实地苦干。在这十多年，医院的基建从未停止过，医院的发展，有他一份功劳。
医院接收时仅有200多张病床，发展到今天，拥有500床位，整个建筑面积比接收时大了何止一倍，这个“国民党残渣余孽”有那一点不好？”
“有关张院长、王院长、吴主任，他们是教徒，但教徒又怎样！”李青定生气了，他来阳关之后，这几个人他非常了解，他们每逢星期日必定捧着圣经到教堂去。
“讲句真心说话，在我们党内，有些人不及这两个老太婆。她们不为名，不为利，克勤克俭地工作，我敬重她们，我不会因为他们是教徒而歧视他们，排斥她们，而且，还以她们作为榜样，来教导我的下属，向她们学习。以张院长为例，一个在加拿大出生、成长、接受加拿大完整教育，有极好的前途，却回到中国来，一生努力，为了医治广大农村的贫民。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八年抗战中，仍坚持为人民。这种精神，我们多少同志，也未必能学得到。她是一生如此，不是一时一事，至死不俞。这是毛主席号召我们学习白求恩大夫的典型，是摆在我们面前活生生的例子。王院长也是，她求甚么？没有，除了工作，看病，别无所求，完全没有任何争权夺利的分毫意识。吴主任也是如此。
这样的教徒，有何不好？我们要争取他们为我们作更多工作，做得更好，这是我们党的工作者最起码的工作。为甚么硬说我在“包庇”他们呢？”
“争取他们入党，是党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工作。然而具体工作，是由支部去做。提名、介绍人、动员等等，都由外、妇科支部去做，由各委员负责。具体地说，是由程才、黄学长他们那一夥人做。那么他们又算不算是“网罗”“包庇”“纵容”的罪名呢？虽然，我是党委书记，如果是的话，我有责任负起来，但他们当时的主动性是很强的，生怕党委会说他们不够积极。可今天他们却反过来咬我一大口，是何道理？有功，他们会去领，有责任往别人身上推，笑话！如果你要查，先从他们入手，他们也得入牛栏！”李青定毫不客气地指出黄学长等人应负的责任。
“至于说何金水。我不知你来了这么些日子，你有无详细地看过他的材料？”
李青定问。
“略略看过一下。”汪答。
“你有甚么发现？”
汪欲言又止，他在这个时候，不便对重点审查者发表任何个人意见。
“你不便讲吧？”李青定说；“我代你讲。何金水在阳关医院工作十三年了，一句话，假如阳关医院能有多几个像他这样的职工、这样的医生，这是阳关医院的福气，是这一带贫下中农的福气。如果中国的医生，都像他那样勤勤恳恳，努力钻研，任劳任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会大大地加快。他只是出身于一个他自已不能选择的家庭。这又何妨？我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他出身于一个非无产阶级的家庭，可是他选择了走革命的道路，我们有甚么理由来拒绝他，来排斥他！他的历史清楚，完完全全是一个学生参加革命工作。54年以前，一直是一个学生，54年以后，参加了医院的工作。
这么清白的历史，任何人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你们有甚么理由来说他是“反革命”之类的人？对于何金水，我是本着党的政策：团结，教育，改造。如果是你，又如何呢？”
汪同志无出声，略微点点头。
“还有，1950年时，何金水一家举家外逃，他本人留下。这是他们给与他的定论是留下来的“潜伏特务”“定时炸弹”。证据呢？其实，这问题对他内部审查已经十多年了，一点结果也无。他，还是一个清清白白的学生出身。既然查过他没有任何证据，来说明他是特务的话，我们就应还他的清白，为甚么老是缠着不放？我们对任何事情，任何问题，都要用辩证观点去看问题，用辩证唯物、辩证史观来对待问题，分析任何问题。这些都不能脱离历史环境，否则我们将会犯错。”老李的说话是中肯的，也很坚定。
“何金水没有随他全家外逃，这正是当时青年人的一股爱国热情，”他再用历史发展环境，来说明一个人的思想动态“那时，大量在学校中的年青学生，投入到参加革命的如火如荼行列去。这些青年，就是我们今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量干部。你，不也是在那种环境下参军、参加革命行列的吗？”李青定了解眼前这个解放军干部的一些情况，问他；
“对，正是如此，那时光我们学校，超过半数学生参军、参干，大量人投身于军政大学。那时的年青人单纯，有理想，热血沸腾，但也易冲动。”汪回忆地说。
